7月30日，悶熱的日子。即便坐在屋裡一動不動，那汗還是不住地從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雲四湧，涼風驟襲，彷彿一場雷雨要從天而降。然而，俄頃風定雲滯，一點雨也未落下來，顯得益發熱不可耐。
這些天，薛文淑上樓、下樓，常見到餐廳裡坐滿了人。餐廳的上半截為木條網格，上、下樓梯時總能看到餐廳裡的情形。只是李書城關照過不要管漢俊的事，所以她從不過問。
夜幕降臨之後，餐廳裡又聚集了許多人。
馬林來了。尼柯爾斯基也來了。
只是周佛海沒有來，據說他肚子忽地大痛大瀉，出不了門，只好獨自躺在博文女校樓上的紅漆地板上。
8時多，代表們剛在那張大餐桌四周坐定，馬林正準備講話。這時，從那扇虛掩的後門，忽地進來一個而孔陌生、穿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闖人餐廳，朝屋裡環視了一周。
李漢俊發現這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
「我找社聯的王主席。」那人隨口答道。
「這兒哪有社聯的？哪有什麼王主席？」李漢俊頗為詫異。
「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一邊哈了哈腰，一邊匆匆朝後退出。
馬林的雙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剛才是怎麼回事，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覆。
砰的一聲，馬林用手掌猛擊大餐桌，當機立斷：「一定是包打聽！我建立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
代表們一聽，馬上站了起來，李漢俊領著大家分別從前門走出李公館。平日，李公館的前門是緊閉的，這時悄然打開……
那個突然闖人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誰？這曾是一個歷史之謎。
筆者在寫作本書時，偶然從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中叔皇那裡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於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訪。
薛耕莘先生在介紹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時，談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憶了這樁重要史實……
1921年7月30日晚，那個闖進李公館的穿灰布長衫的中國偵探究竟是誰？幾十年來從未知曉。據薛耕莘先生告知，那不速之客叫程子卿，當時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長。
程子卿是江蘇鎮江人，生於1885年，米店學徒出身，讀過三年私塾。程子卿不會講法語，但臂力過人。他與黃金榮結拜兄弟，進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做巡捕，後升為探長。從薛耕莘先生出示他當年穿警服時與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身體相當壯實。
薛耕莘先生說，程子卿在三十年代末曾與他談及前往李公館偵查中國共產黨「一大」之事（當時只知一個外國「赤色分子」在那裡召集會議，不知是中國共產黨「一大」）。薛耕莘有個習慣，常把重要見聞記於自己的筆記本。當時，他曾記錄了程子卿的談話內容。解放後，薛耕莘被捕入獄，他的筆記本被收繳。倘從檔案部門尋覓，當可查到那個筆記本，查到當年他筆錄的原文。現在他雖已不能回憶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說首先闖入李公館這一事，他記得很清楚。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間，也做過一些有益的事。這樣，解放後經宋慶齡說明有關情況，程子卿未曾入獄。他於1956年病逝於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後，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緊急疏散，唯有李漢俊和陳公博留在那裡沒有走。李漢俊帶著陳公博上了樓，坐在他的書房裡。
本書作者於1990年8月9日拜訪薛耕莘先生。薛先生當時已經八十有六。他是混血兒，父親中國人，母親英國人。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法租界程子卿的警察證件上寫著職務是「偵探督察長」
程子卿（中）陳公博不走，據他在《寒風集》中自云：「我本來性格是硬繃繃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為難，到了現在有些警報又張皇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著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為人如何，為什麼國燾和他有這樣的惡感。……」
李漢俊是那裡的主人，他自然不會走。他和陳公博在樓上書房裡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馬林神經過敏，還是真的有包打聽在作祟。
此後的情景，唯有在場的李漢俊和陳公博親歷。李漢俊死得早，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陳公博倒是寫過兩篇回憶文章。
陳公博寫的第一篇回憶文章，便是李俊臣所發現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發生這一事件後十來天內寫的。除了因在《新青年》雜誌上公開發表而不得不採取一些隱語之外，所憶事實當是準確的：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那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國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他們更把我和我朋友隔開，施行他偵查的職務。那個法偵探首先問我懂英語不懂？我說略懂。他問我從那（哪）裡來？我說是由廣州來。他問我懂北京話不懂？我說了懂。那個偵探更問我在什麼時候來中國？他的發問，我知道這位先生是神經過敏，有點誤會，我於是老實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並且是廣州人，這次攜眷來游西湖，路經上海，少不免要邀游幾日，並且問他為什麼要來搜查，這樣嚴重的搜查。那個偵探才告訴我，他實在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裡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籍（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他搜查之後，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其餘以下的話，都是用訓戒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走了，然後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別。自此之後便有一兩個人在我背後跟蹤……
大約這一事件給陳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後，他在美國寫《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時，也提及此事：
在大會的第一周週末，許多議案尚在考慮和討論中，這時法國警察突然出現了。在大會召開之前，外國租界就已收到了許多報告，說東方的共產黨人將在上海開會，其中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鮮人，俄國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別是法租界。或許是因為有密探發出警告，偵探和警察就包圍了召開會議的建築物，所幸十個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險，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個小時，但並未獲得證據，警察這才退走。……
後來，陳公博在他1944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收於《寒風集》中），非常詳盡描述這一事件。不過。內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補充了一個重要的情節：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簿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為一張無關重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密探們仔仔細細搜查李公館，陳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煙。他，竟把整整一聽長城牌四十八支煙卷全部吸光！
幸虧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經驗。他的當機立斷，避免了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的一場大劫。
據現今仍健在的薛文淑回憶：
記得有一天，我回到家裡，一進門就發現天井裡有些燒剩的紙灰。廚師老廖告訴我，有法國巡捕來搜查過二先生（指李漢俊）的房間，並說沒有抓人。這時漢俊已不在家。我上樓到他房間看了一下，除了書架上的書比較凌亂以外，沒有別的跡象。其他房間據老廖說連進都沒有進去。因為書城曾對我說過不要管漢俊的事，所以漢俊回來後我沒有問，他也沒有提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