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淒風冷雨病歿江津

陳獨秀和馬林一樣，都是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元勳。他後來的道路，竟然也和馬林頗為相似……

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倘若以「屆」計算的話，陳獨秀主持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屆」數多於毛澤東：從中共「一大」直至中國共產黨「五大」，陳獨秀都是中國共產黨第一號人物（有時稱「中央局書記」，有時稱「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或「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共五屆；毛澤東則從中國共產黨「七大」至中國共產黨「十大」，任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共四屆。當然，按時間計算，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時間比陳獨秀長得多。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是1921年至1927年，共六年；毛澤東則從1935年至1976年，共四十一年。

筆者曾多次訪問過年已九旬的陳獨秀老朋友鄭超麟，他曾這麼勾畫過陳獨秀的形象：

講一口安慶話。雖然在外多年，安慶口音幾乎沒變。

怎麼想就怎麼說。有時會罵人，罵得沒有道理。

習慣動作是用手拍腦門。特別高興或者格外苦惱的時候，便拍腦門——前額。

中等個子。樣子不算漂亮，但也說不上難看。不大講究衣著，但很乾淨。長袍、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難得穿西裝——除非在重要的場合。倘若他穿戴非常整齊，這往往表明有女人在照料他的生活。

煙癮很重。不過，他不抽紙煙，而是抽雪茄——往往抽不起高檔的雪茄，只是抽普通的雪茄。

文章寫得很快。有學問。口才並不很好……

陳獨秀最初對於「馬林戰略」是堅決反對的，以至向共產國際「告狀」。後來他被馬林說服之後，與國民黨攜手。然而，他只講合作，不講鬥爭，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1927年，成為他的一生的浮沉分界線。

就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一周前——4月5日，陳獨秀與汪精衛所發表的《汪陳聯合宣言》，還在那裡口口聲聲說「事事協商，開誠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中國共產黨陡然陷入逆境之中。一大批中國共產黨黨員慘遭殺害，內中有中國共產黨主將李大釗、趙世炎、張太雷以及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李漢俊。

在1927年4月下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五大」上，陳獨秀受到黨內尖銳的批判，他的領袖地位動搖了——雖然大會仍選他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到了7月下旬，形勢變得益發危急，就連武漢汪精衛的國民政府也實行「分共」，大批逮捕和屠殺中國共產黨黨員。

在這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8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秘密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這次會議，推選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等組成中國共產黨臨時政治局。這樣，瞿秋白取代了陳獨秀，主持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

從此，陳獨秀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崗位。這時，他四十八歲。

此後，他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共產國際的分歧越來越大。1928年7月，中國共產黨「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共產國際直接邀請陳獨秀出席，他拒不出席。

此後，他越走越遠。以他為首，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反對派，人稱「陳獨秀派」。他的觀點與托洛茨基（自1988年以來，蘇共正在重新處理和評價托洛茨基問題）不謀而合，他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觀點。他組織了反對派小集團。

此後，在1929年9月26日和彭述之聯名致信中國共產黨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經預見到你們不正確的政治路線之發展和你們真正的政治面目。……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於是，同年11月1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從此這位「中國共產黨開山書記」被開除了中國共產黨黨籍。

此後，陳獨秀組織了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不久，在1931年5月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中央總書記。

1932年10月15日，蔣介石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陳獨秀——儘管他是「反對派」的總書記，但在蔣介石看來，仍屬「危害民國分子」。

1933年4月陳獨秀受到了國民黨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公審。當審判長問他「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陳獨秀慷慨陳詞，提出三條理由：

（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

（二）中國人民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只知道集中金錢，存放於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引者註：即朝鮮）亡國時之現象。

（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抗戰，只是長期抵抗四個字，始終還是不抵抗。

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原則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1]

他的老朋友章士釗，擔任他的義務辯護律師。

1933年6月30日，國民黨政府最高法院終審判決，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八年。

在獄中，陳獨秀有兩個大書架，放著經、史、子、集，他埋頭於鑽研《說文》。1937年「七七」事變後，經胡適和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保釋，陳獨秀得以出獄。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中，回憶了一段重要史實：

陳出獄後，暫住在他友人家中。他說，董老（引者註：即董必武）銜中國共產黨中央之命，曾去訪問他一次，多年未晤，談得很長。董老勸他，應以國家民族為重，拋棄固執和偏見，寫一個書面檢討，回黨工作。他說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遵命。……

出獄後，陳獨秀離開南京，在武昌雙柏巷租了三間平房暫居。他的老朋友、當年北京大學教授王星拱，此時是武漢大學校長，有意聘他在武漢大學任教。他以「我所學亦無以教人」為理由謝絕了，在1938年7月由武漢入川，來到重慶。重慶是個繁華熱鬧的所在，已是貧病交加的他，在那裡只住了一個月便深感不適。於是，帶著老母（繼母謝氏）和第四次結合的妻子潘蘭珍（在高曉嵐、高君曼之後，陳獨秀還曾與施芝英同居多年），避居於離重慶一百八十里水路的小小的江津縣城。

在江津，陳獨秀的母親去世，他「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生活困苦的他，身體日衰。1942年5月13日，老友包惠僧前去看他，使他十分喜悅。但當夜發病，醫治無效，於5月27日病逝，終年六十四歲。

1945年，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一文中，對陳獨秀曲折多變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評價：

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後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2]

另外，毛澤東在1942年3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學習組關於《如何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講話中，也談及陳獨秀：

在五四運動裡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3]

陳獨秀去世之後，安葬在江津縣大西門外鼎山。

1947年，陳獨秀三子陳松年遵其遺囑，把陳獨秀的棺木從四川江津遷回故鄉安徽安慶市，安葬在北郊十里鄉林業村，與元配高曉嵐合葬。通往墓地的，原是一條狹窄的泥路。1989年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前夕，那裡修建了一條七米寬的柏油馬路，便於汽車直達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