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死於20世紀50年代。
1966年8月，火爐般的武漢，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幾萬人大會的「聲討」、「批鬥」之後，血壓降到90/50，高燒持續不退，大小便失禁，終於在1966年8月24日走到人生的終點，終年七十六歲。
「李三」是在他病危時不得不被送進醫院的化名，意即「李達三家村」！
那時，自從姚文元挖出個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鄧拓、吳哈、廖沫沙之後，全國各地紛紛挖「三家村」。在武漢大學，挖出了由武漢大學校長李達、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組成的「三家村黑幫」，又稱「李達三家村」。李達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李達是建黨元老之一。中國共產黨「一大」，便是由李達和李漢俊這「二李」負責籌備召開的，而且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宣傳主任。中國共產黨「二大」是在他家中召開的……
李達在中國共產黨「二大」上，便聲言不再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主任。他與陳獨秀不和。然而，他與毛澤東甚為默契。中國共產黨「二大」前夕，他應毛澤東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學講授馬列主義。中共「二大」之後，他乾脆和妻子王會悟帶著出生不久的女兒回到湖南，與毛澤東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達擔任了湖南自修大學校長。
1923年秋，李達正式脫離了中國共產黨。據李達自述，原因有三：
一、當時黨內的人多注重實際，不注重研究，並有「要求馬克思那樣的實行家，不要求馬克思那樣的理論家」的警局。李達自認為對革命實際工作不夠積極，但為革命做理論研究與傳播，即是對黨的貢獻。
二、對中國共產黨「三大」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求建立各民主階級統一戰線的方針「想不通」，「不願意做國民黨員」。
三、不堪忍受陳獨秀的家長製作風。
李達脫離中國共產黨，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過，他脫離中國共產黨的原因，與陳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1927年9月3日，漢口《國民日報》曾刊載湖南李達聲明「鄙人脫離共產黨已有四年」。因此，李達脫離中國共產黨的時間，確實在1923年秋。
李達是學者型人物。他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在湖南大學擔任教授，主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1926年6月，他的哲學專著《現代社會學》出版。
1926年北伐軍攻克武漢，應鄧演達之邀，李達出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代理政治總教官、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
1927年3月，李達又受毛澤東之聘，在毛澤東主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
雖然李達已脫離中國共產黨，但是1928年的《湖南清鄉總報告》仍稱李達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學教授，著有《現代社會學》，宣傳赤化甚力」。
此後，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廣西等地的大學裡任教，仍教唯物主義哲學。
1930年夏，李達在上海參加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
他埋頭於著述，寫出三部重要理論著作，即《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經濟學大綱》、《社會學大綱》。這三本書，毛澤東都仔細讀過，其中《社會學大綱》讀了十遍！
他在著書、教書中，度過那漫長、孤寂、艱辛的歲月。他稱這些日子中，他在「守寡」。
1948年初，李達忽地收到中國共產黨華南局轉交的一封毛澤東的信，使他歡呼雀躍。那是一封用暗語寫成的非常巧妙的信：
吾兄系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1]
這「本公司」，顯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稱。毛澤東仍記掛著這位「本公司發起人」。
李達於1949年4月16日深夜離開長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達天津，終於在5月14日到達北平。毛澤東派人在車站迎候他的光臨。
5月18日，毛澤東在香山家中與李達長談。他仍稱李達為「鶴鳴兄」。
經劉少奇介紹，毛澤東、李維漢、張慶學等作為歷史證明人，李達於1949年12月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結束了「守寡」的日子。
李達仍希望從事教育工作。這樣，他先是被任命為湖南大學校長，後來調往武漢大學任校長。
李達寫出了《〈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兩書，宣傳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那位「理論權威」康生，深知李達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1958年，康生來到武漢大學時，拉著李達的手，甜蜜蜜地說：「李達同志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的學生。」
可是，在「文革」大幕拉開之後，1966年7月28日康生卻在高等教育部接見群眾，宣稱：「現在清楚了，李達開除了黨籍，他是叛徒，對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們有那麼一幫……」
林彪也點了李達的名。
於是，李達變成了「李三」，在七斗八斗中被摧殘而死。
1980年，中國共產黨為李達平反昭雪。
[1]王元慎：《此身莫向溝中殞——李達與毛澤東》，《中華英烈》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