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棲梧老人」原來是包惠僧

1957年7月1日出版的《新觀察》雜誌，刊載了署名「棲梧老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一文，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這篇文章是以當事者親歷的筆調，記述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顯然，作者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外國的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們當即把此文看做是研究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新文獻。他們在寫作論文時，引述了這篇文獻，並注意到以「棲梧老人」名義發表的其他著作。

道夫·賓在他的《對〈有關斯內夫利特戰略的中文資料〉一文的答覆》[1]中指出；「讓我們首先來談這個棲梧老人。1957年他寫了四篇文章和一本書，從互相參照這些材料的內容來看，作者無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縱教授和W·郭兩人都證明了這一點。」

這三位海外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的分析、判斷，完全正確：「棲梧老人」，正是當年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筆名「棲梧老人」發表回憶文章，是因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1949年11月從澳門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學習以外，甚麼事也不敢做。謝覺哉部長常鼓勵我寫點『社會觀感』、『人口問題』之類的文章，其他領導同志也鼓勵我寫有關革命歷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寫。……」

他，新聞記者出身，寫文章原是看家本領。他如此「不敢寫」，是有著他的重重顧慮……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的最初幾年，他的表現是不錯的。他先是在上海參加編輯《勞動週刊》。自1922年起，他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

1924年，他奉中國共產黨之命加入國民黨，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校長蔣介石共事。

此後，歷任黃埔軍校高級政治訓練班主任、黃博軍校教導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1927年1月，出任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包惠僧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他在《包惠僧回憶錄》中，是這樣自述脫黨的經過的（寫於1966年4月11日）：

我約在（1927年）7月20日前後，奉共產黨中央軍委周恩來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並準備接江西省軍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來同志後到，他告訴我：「不必在江西作長久之打算，要隨軍南征。」派我任《前敵日報》主編。《前敵日報》沒來得及成立，南昌宣佈起義。事有湊巧，我又病了，周恩來同志叫我在南昌暫時潛伏，如趕不上隊伍，即到武昌去找組織。他給我寫了介紹信，我在南昌一個表親家裡住了一個多月，才化裝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鄉黃風。當時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鄉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沒有找到組織。武漢也呆不下去，即帶著妻子逃到江蘇高郵（妻家）暫行避難。在高郵住了兩個多月，風聲不好，才逃往上海。我會見了李達（他此時已脫黨多年）、施存統、馬哲民等。上海的情況很混亂，我遂和這些人一起走了失敗主義的道路，消極脫黨。

自從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包惠僧先是在上海賣文為生，辦《現代中國》雜誌，混了三年半。

1931年，借助於他與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有過共事關係，當上蔣介石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參議。「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任命包惠僧為軍委秘書，兼任中央軍校政治教官。

1936年，包惠僧由武官轉為文官，任內政部參事。他在陳獨秀臨死前，去江津看望，那時便在國民黨政府內務部做事。1944年起，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1947年改任內政部人口局局長。

1948年，蔣介石政府風雨飄搖，從南京撤往廣州，包惠僧申請遺散，帶著家眷到了澳門。

包惠僧面臨著抉擇：去台灣？去北平？還是留在澳門？

他終於下了決心，回到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朋友中去。

他給北平打了電報，表明自己的態度。

如他在回憶錄中所寫：

約一個星期，接到中國共產黨復電，叫我回來。我於1949年11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引者註：即董必武）請我吃飯。他對我說：「你回來是黨中央作出的決定。」同年12月25日，周總理請我到中南海吃飯。他同我見面之後，對我還是以老朋友相待，我們作了長談。

周總理給我的禮遇和溫暖，我幾乎感激得流出淚來。1950年，我在「革大」（引者注，即「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簡稱，當時設在北京頤和園附近）政治研究院學習一年，12月初畢業後即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

據包惠僧夫人謝縉雲回憶（筆者在1990年6月22日訪問了謝縉雲），包惠僧1949年住在澳門柯高馬路88號樓上。他在9月上旬，給周恩來發去電報，原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總理恩來兄鑒：兄等以廿餘年之艱苦奮鬥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爭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弔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頸，曷勝欽遲，一有便船，當來晤教。弟包惠僧叩。

抵京後，董必武見了包惠僧，埋怨他道：「你那時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產黨的朋友了？！」

據雲，那是包惠僧膽小，做了國民黨的官，生怕特務耳目眾多，不敢再與共產黨老朋友來往，故董必武出此言。

不過，周恩來在重慶，曾去國民黨政府的內務部，會見部長張厲生。那天，周恩來走出張厲生的辦公室，見到包惠僧，向他表示過歡迎他歸來之意。所以，後來他到了澳門，終於下定了決心給周恩來發去電報。

回到北京，周恩來見到包惠僧，作了長談後說道：「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你對黨要有個交代。」

這樣，周恩來安排包惠僧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

在「革大」，包惠僧開始清理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在學習中十分積極。有一回，學生們去種樹，他這個「老學生」也參加了。在勞動中他暈倒，被抬到校醫務室檢查，查出心臟病，醫生勸他回家休息。包惠僧說：「我回家，就不能完成周總理交給我的學習任務。」他在學校宿舍裡養病、學習，一直堅持到畢業。

筆者見到了包惠僧的畢業證書：

畢業證書研字第0042號

學生包惠僧現年五十七歲，系湖北省黃岡縣人。在本校政治研究院第2期第4班修業期滿，准予畢業。此證。

校長劉瀾濤

教育長侯維煜

1950年12月

謝縉雲還拿出另兩份證書，給筆者看。

其一：

1952年8月20日內務部第二十二次會議任命包惠僧為本部參事。謝覺哉部長

就這樣，包惠僧從國民黨政府內務部局長，經過思想改造，轉為共產黨政府內務部參事。

其二：

任命包惠僧為國務院參事。總理周恩來

1957年4月29日

在成為國務院參事之後，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從「不敢寫」到開始寫回憶文章。他的筆名「棲梧老人」，出現在《新觀察》上。

筆者問謝縉雲，「棲梧」兩字的含意是什麼？她答道：「包先生從澳門回到祖國大陸，覺得新中國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飛來棲息其間的一隻小鳥。這筆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筆者又問及「惠僧」兩字的來歷，謝給雲說出了鮮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晦生。跟董必武初識之後，董必武給他寫信，寫成了『包惠僧』。後來，他乾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現在流傳於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1957年，包惠僧曾在國務院黨外人士鳴放座談會上，說過一些話。反右派之後，他沉默了一段時間。

他晚年的主要貢獻，是為後人寫下了近百萬字的回憶錄。他當過記者，又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一大」，而且參與中國共產黨1927年7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動，因此他的回憶錄富有史料價值。尤其是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他和張國燾兩人是留下回憶文字最多的。雖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憶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而且又明顯地迴避了某些問題，但他畢竟還是盡力做好這項工作——這是毛澤東關照中宣部讓他做的工作。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衝擊。國務院參事室人員複雜，各種來歷者都有，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一個拄枴杖的參事，甚至用枴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掃「四舊」的風聲正緊。在極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是生非，叫子女把陳獨秀寫給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封面上題《陳仲甫先生遺墨》，還特地寫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這些信化成了灰燼，再也無法重新得到了……

他在病中熬過了那苦難的十年，心臟病不時發作。

1971年，大夫發現他的肚臍附近有個瘤，診斷為「腹主動脈瘤」。雖然大夫建議作切除手術，但他和家屬考慮到他年事已高，身體衰弱，未動手術。

1979年7月2日，八十五歲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後說腰痛，叫家屬到北大醫院去拿了點藥。下午，他在家看文件。那時，全國政協開會，發了許多文件。

吃過晚飯後，他看電視。那天播映的是電視劇《伽利略傳》。他覺得很枯燥，看不下去。於是，邀老鄰居三人，在客廳打撲克。打到9點多，他忽然把撲克牌一甩，說腹部不舒服。他朝臥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再也沒有起來。

他臉色煞白。那是因為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

家屬一連打了八次電話，大夫終於趕來。做工人呼吸，無效。夜10時40分，包惠僧離世。

在他去世之後，他所留下的大量回憶錄手稿，由人民出版社編輯、整理，夫人謝縉雲協助，於1983年出版，全書三十二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