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取代了陳獨秀

中國在大動盪,中共在大動盪,中共領導層也在大動盪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頻繁地改選、換動著:5月9口中共「五大」閉幕時選過一回,選出政治局委員七人,常委三人;才兩個來月後的7月12日,又一次換班、改組,確定新的五常委;這一次,還不到一個月,就再一次換班、改組。

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羅明納茲在八七會議上是這麼說的:

此會為「緊急討論會」。此會雖無權改組中央,但有權可以選舉臨時中央局羅明納茲帶來莫斯科新的指令,讓為前任中共領袖陳獨秀犯右傾錯誤,在於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因此必須加強中共領導層的工人成分。

羅明納茲指出:

我們可以說上海工人領袖的意識比中央的意識高百倍,他們的理論比中央的理論正確得多。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無論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來領導正確。

羅明納茲的意見,受到許多中共代表的贊同。

鄧中夏指出:

我們黨的書生氣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猶豫動搖,發生機會主義了。產業工人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工作說了好幾年,但來賓行,大家總以為工人的政治觀點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識分子那樣開口敷萬言。但我們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識比中央要高百倍。

羅亦農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說:要將群眾意識作為黨的指導和要吸收工人采作指導,這是很對的。

任弼時說得更直截了當:

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並須吸引下級作實際工作的工人同志來作領導。老頭子可去莫。

任弼時所說的「老頭子」,指的是陳獨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

這樣,工人出身的工人領袖們,一下子備受重視,被別人中共新領導班子候選名單。

內中有:42歲的蘇兆征,他是廣東香山縣湛澳島(今屬珠海市)人,從小在海輪上做工,道地的海員工人出身。1921年1月,他領導了香港海員大罷工。3月,創立中華海員聯合總會。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在中共「五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另一名受到青睞的是二十三歲的顧順章,江蘇寶山(今屬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事務員,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學德國,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擔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在中共「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

還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七歲的向忠發,湖北漢川人。論出身,此人「根子正」,「標準」的工人。他青年時期先在漢陽兵工廠當工人,後來做過水手、碼頭工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派到湖北省工會工作,擔任漢冶萍總工會副委員長。此後歷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他當選過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並在中共「五大」上二當選中央委員。

於是,羅明納茲拿出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他念道:

「提議政治局委員七人,候補七人」,「正式委員七人——張國燾、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任弼時、羅亦農、鄧中夏」;「候補委員七人——李立三、周恩來、彭湃、張太雷、顧順章、向忠發、蔡和森。」隨後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著名單。

經過投票選舉,產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員名單,跟瞿秋白預擬的人選頗多差別。

根據會泌記錄,最後的名單連同得票數如下:

正式委員——蘇兆征(二十票)、向忠發(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羅亦農(十八票),顧順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淳維漢(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時(十四票);

候補委員——鄧中夏(十三票)、周恩來(十二票)、毛澤東(十二票),彭公達(十一票)、張太雷(十一票)、張國燾(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數頗為耐人尋味。由於共產國際全權代表強調了工人成分,蘇兆征、向忠發一下子得了全票(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沒有參加投票,所以實際參加選舉的是二十人),超過了瞿秋白。

7月12日產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來、張太雷、張國燾、李屯三,票數居末,全成了候補委員!

毛澤東得票數與周恩來相同,並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數,中央的新領袖當是蘇兆征或向忠發。

對此,羅明納茲作了如下說明:

至於指導(即領導——引者注)成分問題,大家的要求是選出工人來做領導。但有一困難,此會無權改選中央(指總書記——引者注)。還有一層,選出此等人還須得從事調查一下是否他能執行此新政策。

這樣,在8月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確定了三常委為中共新領袖。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名義上三人都是常委,實際上以瞿秋白為首。

從5月9日中共「五大」閉幕式到8月9日,正好三個月。從三個月來常委名單的三變,足見中共領導核心的大變動:

5月9日,三常委,即陳獨香、李維漢、張國燾;

7月12日,五常委即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7月21日增加瞿秋白);

8月9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

在三變中唯一不變的是李維漢,一直擔任常委。

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路線,並載入了史冊,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言:「1927年8月7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

如今,召開八七會議的那幢房子設立為紀念館,坐落在漢口鄱陽街一三九號(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號)。那是根據李維漢、鄧小平、陸定一認定後確證的。不過,1983年鄭超麟應邀去武漢,卻認定鄱陽街的一二三號是原會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號模樣很像。鄭超麟的記憶力向來是很不錯的。只是他的意見未被接受。

在八七會議的記錄中,任弼時曾說過一句話:「老頭子可去莫。」

「老頭子」陳獨秀後來沒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鄭超麟等組織了黨內反對派,於1931年5月任中國托派組織的總書記。此後他被中國共產黨開除了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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