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成為中央蘇區最高首長

上海,寒風吹過人行道上的落盡樹葉的法國梧桐。夜幕下,行人無幾。

在離上海北站不遠的海寧路和山西路交叉口一家小店,先是出來一個小伙子,稍過片刻又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他穿對襟監嗶嘰中式短上衣,一條藍嗶嘰中式褲子,手中拎著一隻小皮箱。兩人跳上兩輛黃包車,消失在濃重的夜色中。小店樓上,一個婦女輕輕撩起窗簾的一角,目送著兩輛黃包車。

那個婦女,便是鄧穎超。「三十多歲的男子」,則是周恩來。

那是1931年12月上句。兩輛黃包車直奔十六鋪碼頭。護送周恩來的小伙子叫黃平,在十六鋪陪周恩來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輪船,來到統艙裡找到一位「小廣東」。黃平跟地下交通員「小廣東」打了招呼,把周恩來交給他,便匆匆下船了。

這是一艘駛往廣東汕頭的輪船,船上來來去去的,很多是廣東工人。周恩來混雜在他們中間。船往南行駛了幾天,才算到達汕頭。

下了船,周恩來搖身一變,成了個畫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員前來護送他。一路乘車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鎖線,由閩西進入贛南,終於在這年年底來到紅都瑞金。

三十三歲的周恩來的到來,也就使項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自然消失,因為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來便被任命為書記。只是他當時在上海忙於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蘇區到任。周恩來是繼項英和任弼時「三人團」之後,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蘇區的領導人物,比起項英,比起任弼時,周恩來的政治經驗更豐富,也更成熟。周恩來的到來,理所當然成為中共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

雖說那時毛澤東在一個多月前的贛南會議上剛剛挨過「批判」,周恩來不顧忌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澤東,跟他作了長談。這時的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上級」,但他對毛澤東一直是尊重的。

周恩來走馬上任後抓的頭一件事,便是糾正中央蘇區的肅反擴大化。他在由廣東進入閩西時,見到一位紅軍團長,問起關於「AB團」的事。那位團長答道,大約有「六千AB團」。這使周恩來大為震驚……

「富田事變」經項英冷處理,本已安然過去。可是,項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責,那個李韶九就神氣活現起來,成丁「富田事變」中反「AB團」的「英雄」。於是,在1931年4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為蘇區政治保衛局江西分局局長,掌握了肅反領導權。

李韶九一上台,緊鑼密鼓肅「AB團」,掀起肅「AB團」的「高潮」。內中的重點,當然是發動「富田事變」的紅二十軍。從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長,全軍七百多名幹部,都被列為「AB團分子」加以審查。一時間,「AB團分子」簡直滿天飛!濫施肉刑搞逼供信,亂供亂信,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團分子」,弄到無人再敢當地方幹部的地步!

在閩西根據地,這時翻新花樣,肅起「社會民主黨」來了!

怎麼忽然會冒出「社會民主黨」呢?

事出有因。那是因為自1929年以來,共產國際發出了加緊反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指示。共產國際是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的情況而言。

事有湊巧。1931年初,紅十二軍在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的大會時,有人領呼口號:「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領呼口號的人,名叫林海汀、吳拙哉。他們喊錯口號,是在於他們連「第二國際」、「第三國際」都弄不明白,在稀里糊塗中喊錯口號。

這下子,林海汀、吳拙哉被當成了「社會民主黨」,加以嚴刑審訊。在遭到毒打之後,他們只得按照審訊者的「提示」,亂供一氣。林海汀「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黨閩西特委宣傳部長」。既然有「宣傳部長」,當然有「特委書記」。又是一番嚴刑逼供,傅柏翠被說成是「閩西社會民主黨特委書記」。

傅柏翠在1928年領導過閩西蛟洋暴動,因與中共閩西特委產生矛盾,在1930年12月被開除黨籍。這下子,又成了「閩西社會民主黨特委書記」。於是,「順籐摸瓜」,逼出「閩西社會民主黨」的「特委委員」們,逼出各級組織成員們,逼出一個個「社會民主黨黨員」。純屬審查者們子虛烏有的想像,卻在棍子、皮鞭下,變成煞有介事的「第三黨」!李韶九越「肅」膽子越大,甚至想把陳毅也打成「AB團分子」!

總前委曾下達「任務」,要陳毅在二十二軍中「打出」五百名「AB團分子」,而這支部隊總共只有三千人!

陳毅無法完成「任務」,被說成是包庇「AB團」,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團分子」!

於是,陳毅被召去開會。

陳毅自忖凶多吉少。臨行前,對他當時的妻子、二十歲的蕭菊英說:「等到下午6點鐘,你就快走。回你家鄉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事,我會派人把你找回來……」

陳毅走了。馬拉松式的會議,一直開到晚上8點。

當陳毅回到家中,已不見蕭菊英。四處尋找,在一口井裡找到她的屍體——她以為陳毅成了「AB團分子」,跳井自殺了!

閩西肅「社會民主黨」之風,也刮到瑞金來。從1931年5月起,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李添富以為瑞金也有「社會民主黨委」,把原縣委書記鄧希平、縣蘇維埃主席蕭連彬抓起來殺害,縣蘇維埃、縣工會百分之八十的幹部被打成「社會民主黨」!

周恩來一到中央蘇區,便對肅反擴大化來了個急剎車。他到任沒幾天,1932年1月7日,他就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專門研究解決此問題。會議作出了《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

這一決議案,一開頭便寫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檢查了過去蘇區肅反工作以後,完全同意周恩來同志的報告……

決議案指出:

過去對AB團及一切反革命派認識不正確,將AB擴大化了,以為一切地主殘餘富農分子都可以當AB團看待,以為一切從異己階級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團,把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犯錯誤的黨員與群眾都與AB團問題聯繫起來,甚至發展到連工農群眾都不能信任了;於是覺得AB團是肅清不了的。有了這認識上的錯誤,更產生極嚴重的對AB團鬥爭的方法上的錯誤,把反AB團的鬥爭簡單化,縮小到「打AB團」的捕獲、審問、處理的範圍內,而忽視積極的去鞏固革命勢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團的思想鬥爭與教育工作,結果便發展到肅反為一切工作中心的極危險的觀點。在打AB團中更專憑犯人口供,倚靠內刑,以致造成肅反工作的唯心論……

決議案規定,「蘇區各級黨部必須在接到後立即討論和執行」。

那個引起極大民憤的李韶九,在1932年2月底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後來,終於被處決。二十多年後,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談及往事,對於中央蘇區肅AB團,說了這樣一句話:「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

《紅色三步曲2:歷史選擇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