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從上海來到瑞金

寧都會議的情況,傳到了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共產國際派往上海的軍事顧問李德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中,這樣寫及當時中共臨時中央對於毛澤東失去軍權的態度:

他雖然還是臨時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應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引者注),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響和迄今為止的權力。他是從領導崗位上被排除的,還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樣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時機「捲土重來」呢,我們在上海是無從確定的,估計兩者兼而有之。無論如何,他在軍事委員會中的職位由項英接替,在中央紅軍前敵指揮部的職位由周恩來接替了。

當時,彭德懷的心態,也頗有代表性。他在回憶錄中所述及的,代表著一大批紅軍指戰員的思想:

我沒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確意見,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數人的意見……

當時我為什麼同意中央局意見,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見?也還是前面所敘對攻佔贛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四中全會(王明路線)實際是立三路線的繼續。當時四中全會的中央,把它稱為國際路線,布爾什維克化的。至於它同樣是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是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的,也即是依靠紅軍打天下的單純軍事路線,我當時完全沒有這樣去想。一個共產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麼,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

當毛澤東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樓裡休養的日子裡,上海日益吃緊。1932年11月,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行動區正式成立,中央特派員史濟美(化名「馬紹武」)坐鎮上海,以偵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為行動目標。設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的行動日見艱難。中統局上海行動區逐日向南京遞送《每日情報》,報告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的一舉一動。就連魯迅也受到中統特務的嚴密監視。一個名叫劉翰夢(又名劉漢生,化名高爾夢)的特務經常出入內山書店,收集魯迅行動情報以及與魯迅交往的人員的動向……

中共臨時中央機關規定了嚴格的聯絡暗號。白天,只有陽台上放著一盆作為暗號的紅色的花,夜晚那間亮著燈光的房間的窗簾拉開一角洩出亮光,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進入聯繫。

顧順章的被捕和叛變,向忠發的被捕、叛變、處死,極大地震動著中共臨時中央。

另外,王明去了蘇聯,周恩來、張國燾、項英、任弼時去了蘇區,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成了空架子,經常在那裡值班的只有博古和張聞天。

後來博古從上海消失了,張聞天、陳雲也從上海消失了。

1933年初,張聞天首先出現在紅都瑞金。不幾日,博古、陳雲也到達那裡。他們是沿著周恩來進入蘇區走過的秘密通道,由上海來到瑞金的。

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負總責。隨著他進入蘇區,中共臨時中央也就遷入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機構,由康生負責。

中共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最初,兩者並存了一段時間,有時下達的文件聯名署「中共中央 中共蘇區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字樣消失。二十六歲的博古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

博古的到來,使中共中央代表團——「三人團」同樣失去存在的意義。任弼時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隨之消失。任弼時不久被調離瑞金。一本關於任弼時的傳記,這樣寫及任弼時遭貶的經過:

他參加組織召開的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和1932年8月(應為10月——引者注)寧都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意見,排斥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做法,事後,他就認識到是不對的。對於臨時中央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直接搞的這一系列「左」的東西,更是有看法。他正是被臨時中央認為貫徹極「左」路線不力,而被免去中央局組織部長職務,派到湘贛區作省委書記。

瑞金縣城西面五公里處的沙洲壩熱鬧起來。那裡的下肖村一幢楊姓私宅,土木結構,紅漆描金,古畫裝飾,被博古看中,作為中共臨時中央的機關所在地。這幢房子建於1879年,佔地一千一百多平方米。

那幢房子附近的另一座楊姓私宅,成為「少共中央局」(亦即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的機關所在地。那幢房子也是土木結構,建於清朝乾隆年間,佔地六百多平方米,少共中央局書記凱豐(即何克全)、秘書長胡耀邦、兒童局書記陳丕顯、少年先鋒隊總隊部總隊長張愛萍在這座屋子裡辦公,擔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長的陸定一、組織部長王盛榮,也住在那裡。這些當年尚屬「小字輩」的人物,後來都成為中共的重要領導人。

博古的到來,再也不必借助無線電報機「遙控」,他開始在中央蘇區全面推行王明「左」傾路線,進一步批判毛澤東。

《紅色三步曲2:歷史選擇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