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都瑞金在大興土木

就在「中華共和國」首都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正召開重要會議——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自從1931年1月7日花了一天時間在上海匆匆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已經整整三年沒有開過中共中央全會了。

會議在瑞金沙洲壩老茶亭的「中央大禮堂」舉行。

那時的老茶亭,大興土木,坐落在那裡的「中央大禮堂」,簡直成了瑞金的「人民大會堂」。

「中央大禮堂」是1933年8月動工修建的。據說,半邊由來自福建的紅軍建造,半邊由來自江西的紅軍建造,雙方開展勞動競賽,你追我趕,才三個多月工夫就落成了。這座大禮堂系土木結構,八角形,看上去像頂紅軍八角帽,頗為別緻。禮堂裡開了好多窗,裝上玻璃,相當明亮,在山溝溝裡算是很不錯的「現代化」建築了。禮堂分兩層,一排排長條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稱「大」禮堂。

那時,瑞金葉坪也在大興土木,那裡的一大片空地,原是「提燈遊行」後舉行聯歡會的地方,如今修整成了一個廣場——瑞金的「天安門廣場」!

1933年冬,廣場上一片熱鬧景象,一群新的建築物正在施工。

廣場上最為忙碌的人物是錢壯飛。錢壯飛跟潘漢年一樣,也是一位充滿神秘色彩而又精明強幹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是浙江吳興縣人。1914年,十九歲的他人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學習。1926年,當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醫生職業便成了他從事地下工作的很好的掩護。1929年,他根據上級的指示,跟李克農一起打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局的前身),他居然成為中統特務頭目徐恩曾的機要秘書,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報。1931年4月,當顧順章被捕、叛變之際,從武漢發給南京徐恩曾的絕密電報落在錢壯飛手中。他跳上駛往上海的列車,通知周恩來、瞿秋白立即轉移,而他自己也通過秘密交通線,安然無恙地進入中央蘇區。在瑞金,他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二局副局長。錢壯飛在1935年3月長征途經貴州息烽時戰死。

此時,這位醫學學校的畢業生,居然改操新業,變成了一名建築設計師。葉坪廣場上的一群新建築物的藍圖,全都出自這位設計師之手,而工程指揮則為粱柏台。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廣場上高達十三米的「紅軍烈士紀念塔」,相當於後來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紅軍烈士紀念塔的造型頗為別緻,塔座呈五角星形,塔身卻是炮彈形,遠遠望去,像一枚正在射向藍天的火箭:正面,刻著「紅軍烈士紀念塔」七個大字。構思的巧妙,不亞於梁啟超之子、著名建築師梁思成設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此外,廣場上還建起了磚木結構的紅軍檢閱台,紅軍烈士紀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公略亭紀念的是1931年9月15日沙場捐軀的名將黃公略。博生堡呈碉堡形,紀念的是寧都起義領袖趙博生,他於1933年1月8日戰死於江西南城黃獅渡。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在紅都瑞金如此大興土木,其實透露了中共臨時中央的意圖:要在瑞金長期「扎」下去!

在沙洲壩嶄新的「中央大禮堂」舉行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除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之外,還有各省委的代表。會議聽取了三個報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陳雲的《國民黨區城中的工人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張聞天的《中華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是王明「左」傾路線達到頂峰的會議。會議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王明「左」傾路線,強調:「只有進行一個堅決的鬥爭,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黨才能夠發展佈爾什維克的路線。」所謂「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潛台詞,便是反對毛澤東。

會議重新選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三人,毛澤東居末位。當時的排名次序為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王稼祥、張國燾、朱德、任弼時、顧作霖、康生、毛澤東。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四人,即劉少奇、關向應、鄧發、凱豐。

中共中央設立了中央書記處,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博古為負總責。李雲龍在1987年第五期《中央檔案館叢刊》上發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何時設立的》一文,指出只有博、張、周在中共「七大」所填的簡歷表上寫有六屆五中全會上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筆者向遵義會議紀念館副館長費侃如請教,據告,項英是不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尚待進一步查證。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四位書記,即政治局常委。

另外,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董必武為書記。

自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後,中共中央不再稱「中共臨時中央」。中共蘇區中央局至此亦正式撤銷。

李德作為列席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在會上作了關於實行「短促突擊」的軍事建議。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1934年1月18日結束。四天後——1月22日,那「中央大禮堂」裡人聲鼎沸,上千人蜂擁而入。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簡稱「二蘇大會」)在那裡開幕。出席會議的有正式代表693人,候補代表83人,還有眾多的人參加旁聽。

開幕那天清早6時,沙洲壩忽地響起幾聲沉悶的炮聲,居民們卻沒有一個人驚慌失措。因為早就貼了佈告,說明那是為了慶賀「二蘇大會」而放的禮炮——雖說只是幾門土炮而已。

沙洲壩鵝公崠腳下的一片空地,成了臨時的閱兵場。臨時搭建的檢閱台上,站著博古、周恩來、項英、朱德、毛澤東等。閱兵式上最神氣的是紅軍大學的學員,穿著嶄新的斜紋緊袖「列寧裝」和馬褲,八個人一排,在校長兼政委何長工的帶領下,齊刷刷地走過檢閱台。這時,何長工一聲嘹亮的「向右看」,學員們的頭全都向右扭去,目光投向檢閱台上的首長們。直至此時,博古才發覺檢閱台建造時選錯了地方,不應「向右看」,應該「向左看」才對!

彭楊步兵學校的學員們也很威武,頭上戴著清一色的鋼盔,在晨光中閃閃發亮。那些鋼盔,全是從國民黨部隊那裡繳獲的。

閱兵式進行到吃早飯時就結束了,避開了國民黨飛機的「鐵蛋」。

「中央大禮堂」大門口正上方,貼上了一排黃色大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那字是黃亞光寫的。黃亞光是在台灣讀書畢業後,來到廈門,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寫得一手好字,為毛澤東刻印過文件。此時他在文書科工作,佈置會場就由他負責。

大禮堂內掛起了十來盞汽燈,顯得頗有氣派。主席台上貼著馬克思、列寧黑色石印象和鐮刀斧頭旗。台上放了幾張小學生的課桌,算是講台。每位代表都領到兩本油印的小冊子,是用當地毛邊紙印的,封面上畫著五角星和鐮刀斧頭。那是毛澤東的新著《鄉蘇工作的模範(一)——長岡鄉》和《鄉蘇工作的模範(二)——才溪鄉》,是由文書科丁良相刻蠟紙,賀子珍也幫助刻印了一些。所謂「鄉蘇」,即鄉蘇維埃。長岡鄉是江西省興國縣的一個鄉,才溪鄉是福建省上杭縣的一個鄉,毛澤東把這兩個鄉樹為「模範鄉」。毛澤東曾到這兩個鄉,擺開八仙桌,請來各色人等,一邊用粗飯碗喝茶水,一邊口問手記,作調查研究,寫出這兩份調查報告。

「二蘇大會」上,毛澤東先是作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報告。報告中關於經濟政策的部分,即現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幾天後,毛澤東又在大會上作結論報告,即現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徽、國旗、軍旗的設計稿。那國徽呈球形,上面交叉著鐮刀與錘子,右為谷穗,左為麥穗。上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再上面則寫「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國旗則是紅色底子,加國徽於其上。

會議開了十多天,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而原先由毛澤東兼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則由張聞天擔任。這樣,也就是以毛澤東為國家主席、張聞天為政府總理。博古讓張聞天擔任總理,使毛澤東真正成了「加裡寧」!

在任命各人民委員(即部長)時,教育人民委員引起了眾人矚目。第一屆的教育人民委員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沒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為副職。毛澤東告訴人民委員們:瞿秋白不日到達瑞金!

在宣佈這一任命兩天之後的1934年2月5日,臉色蒼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襖,出現在瑞金沙洲壩。他那般倦怠,不僅僅因為他在1934年1月7日奉命離開上海,經過漫長、艱辛的跋涉,才到達紅都,而且還因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擊,使他的心境愴然!

自從三年前的六屆四中全會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地位之後,瞿秋白轉到了文化戰線,成為魯迅的摯友和知己。瞿秋白曾四度避難於魯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鋒利的筆,寫下了大量的新著。魯迅寫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聯句,表達他對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擊,是在1933年9月22日。那天,中共臨時中央作出了《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狄康,亦即瞿秋白。

決定指出:「根據狄康同志最近在《鬥爭》上所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央認為狄康同志實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決定指出:「在客觀上,他是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

決定還指出:「中央認為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對他進行「最無情的鬥爭」。

剛到瑞金,肺病就糾纏著這位憂鬱、苦悶的「才子型」紅色領袖。三天兩頭髮著高燒,而他每天只能吃到一錢鹽!他正承受著政治和病魔的雙重折磨……

《紅色三步曲2:歷史選擇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