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查清歷史的「黑角」

歷史記錄了紅軍長征的時刻表。自從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毛澤東的戰略意圖第一次戰勝了博古、李德之後,紅軍如同長了「飛毛腿」,前進的速度是驚人的:

12月15日,攻佔黎平。

12月30日,進入烏江南岸猴場。

1月3日,飛渡烏江。

1月7日凌晨,攻下遵義。

這下子,把蔣介石的幾十萬「追剿」部隊,遠遠地甩在烏江以南、以東。唯一進展較快的薛岳的中央軍,忙著搶佔貴陽去了。駐守黔北的黔軍,不是紅軍的對手,一觸即潰,聞風喪膽。

這樣,紅軍進入遵義之後,終於有了喘一口氣的機會。

本來,在黎平會議上,就已經決定「相機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個機會終於到來了。在遵義,有了半個多月相對安定的日子,這為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機會。

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極為重要的會議,然而遵義會議卻「被史家稱作『黑角』」。

遵義會議成為歷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為有著許多難解之謎。這些謎的產生,是由於會議所留下的原始文獻太少了。慢慢地、細細地考證,這一「黑角」才終於日漸變得清晰起來。

遵義會議召開的日期,便曾是一個令歷史學家困惑頗久的謎。

在1980年以前出版的種種史著上,均稱「遵義會議從1935年1月6日至8日,開了三天」。李德的《中國紀事》中也說,遵義會議於「1935年1月7日至8日」舉行。

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一日期成了問號。因為不論從紅軍司令部的多封電報,還是國民黨部隊的多封電報中,都可查明遵義是在1935年1月7日凌晨被紅軍攻克的,那麼,遵義會議怎麼可能於1月6日至8日在遵義召開呢?

於是,歷史學家倒過來追究「1月6日至8日召開」的依據。

原來,遵義會議在當時唯一傳世的文獻,是會議通過的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份決議收入中國人民大學1957年出版的《中國革命史參考資料》第3卷。決議上標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通過之日,亦即會議結束之日,與會者記得開三天,也就是「1月6日至8日」。李德記得開兩天,也就成了「1月7日至8日」。

再查下去,那本《中國革命史參考資料》所依據的,是1948年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上冊,內中全文收入了遵義會議決議。

再查下去,查到遵義會議決議油印本,上面蓋著「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字樣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1935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是1937年創辦的。這個油印本的出版時間,離遵義會議作出決議的時間不久,是很珍貴的歷史檔案。

再往下查,查不下去了——因為查不到遵義會議決議的手稿。

歷史學家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刻印蠟紙者的小小的筆誤,給歷史學家們開了不小的玩笑,造成1980年前對於遵義會議召開日期的錯誤推定!

那麼,遵義會議究竟是什麼時候召開的呢?

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一份署名「恩來」的電報手稿,一下子解開了這個歷史之謎:

卓然、少奇:

15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14日趕來遵義城。

恩來24時

「卓然、少奇」,即李卓然、劉少奇。文末「24時」,據電文內容可推定為「1月13日24時」。這一份簡短的電報,表明遵義會議是1月15日召開的!

真是「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尤其是人們對於日期之類數字的記憶最易模糊。儘管遵義會議的出席者還有多人健在,但誰都記不清確切的日期。誠如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多年來一直定為「1921年7月1日」,經過反覆考證才確定為「1921年7月23日」。周恩來電報的發現,定下了遵義會議的準確的時間坐標。

至於油印本上為什麼寫作「1月8日」,有人作出解釋:一定是起草者的字跡太潦草,而且是用阿拉伯數字簽署日期,「17」寫成像漢字中的「八」字,造成了蠟紙刻印者的筆誤。

當然,這種解釋只是解釋而已。反正那油印本上的日期,肯定是印錯了!

遵義會議的會址一度弄錯,終於查清;召開日期也曾陷入迷誤,也終於弄明。然而,還有許多問題,處於歷史的「黑角」之中:

哪些人出席了遵義會議?出席者在當時的身份是什麼?

會議開了幾天?

會議是按什麼程序開的?出席者的發言內容是什麼?

決議是怎樣產生的?誰執筆?是在遵義會議上當場通過的嗎?為什麼決議收入1949年版《毛澤東選集》?起草者會不會是毛澤東?

歷史學家在探索著,一次次走訪健在的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出席者們的回憶,固然為解開歷史之謎提供了許多線索;但是,原始文獻的發掘,依然是歷史學家所十分關注的。

令人遺憾的是,那麼多年,關於遵義會議的原始文獻,只找到一份決議油印本。

一次重大的進展,發生在1982年——距遵義會議四十七年之後。

那是位於北京遠郊的中央檔案館,有一批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運回的檔案,內中有一份重要手稿。

這份手稿是用藍黑墨水在「拍紙簿」上寫成的,豎行,共八頁。

手稿開頭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這表明,這是關於遵義會議的一份原始文獻。可是,只有「(乙)」,卻沒有「(甲)」!手稿的右側下方,寫著的阿拉伯數字頁碼,倒是從「1」開始,末頁為「8」。

這份手稿,透露了許多前所未聞的重要史實。雖然早在50年代,中央檔案館已經注意到這份手稿,但由於手稿無署名,有「(乙)」無「(甲)」不完整,未敢公佈這一手稿(本書作者在遵義會議紀念館檔案室查到中央檔案部1959年5月28日致該館的信,內中已引用這份手稿中的一些內容)。

這是誰寫的?是一份什麼樣的文件?中央檔案館在1982年決定送遵義會議健在的出席者們審看。

鄧小平看了,楊尚昆看了,認不出是准的筆跡。

伍修權作為李德的翻譯,出席了遵義會議,他的記性不錯,那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權看了,也認不出是誰的字。

陳雲也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當時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

接到這一手稿的是陳雲秘書朱佳木。本書作者採訪了朱佳木,他回憶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給了陳雲同志。

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叫我。我進了他的辦公室。他說:「這是我寫的!」

他的話,使我又驚又喜。

他的夫人於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說這是陳雲同志寫的字。

據陳雲同志說,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不久,他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時寫的傳達提綱……(本書作者1991年7月9日在北京採訪朱佳木)

由於陳雲確認這份手稿是他寫的,這份關於遵義會議的重要原始文獻的來歷便得以查清。

胡喬木對這份手稿進行考證,認為這份手稿形成於遵義會議後不久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行軍途中,因此寫作時間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這一段時間內。陳雲看了胡喬木就這一問題寫給他的信說:「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但我同意你們考證的時間。」

陳雲手稿提及許多前所未知的關鍵性史實。這份手稿的確認,使有關遵義會議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陳雲手稿先在內部發行的《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上發表,接著,又在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那一天,正值遵義會議五十週年紀念日。

陳雲手稿中指出:遵義會議「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這表明決議的起草者是張聞天,而且決議不是在會上通過的,卻是在會後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審查通過。

此後,1983年,殷子賢和史紀辛在中央檔案館發現遵義會議決議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寫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雲南威信縣(扎西)開會,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二月十六日印」,這表明,最初發現的那個油印本,是後來在陝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誤寫成「一月」——少了一橫(也可能是那一橫刻得太輕,沒有印下來),給歷史學家們帶來多大的誤會和麻煩!那種關於把「17」誤寫成「八」的解釋,也就「告吹」了!

陳雲的手稿中寫及:遵義會議「經過三天,完成了自己的決議」。既然依據周恩來的電報,確定會議在1935年1月15日,「經過三天」,也就在1月17日結束。這樣,遵義會議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

《紅色三步曲2:歷史選擇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