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編選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對於毛澤東的宣傳在逐漸升溫:

1942年的「七一」,《晉察冀日報》發表號召「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的社論。

1943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並加以論述。

1944年的「七一」,紅緞子封面上燙著五個金色大字的《毛澤東選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載體。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學習毛澤東思想呼聲日益強烈之際,毛澤東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們注目。

最初,毛澤東的著作零零散散地發表在報紙、雜誌上,或者作為黨內文件印行,或者單篇印成小冊子。

最為「豪華」的,要算是遵義會議之後,共產國際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用紅綢封面精印。

在延安,印行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單行本。

毛澤東的最初的選集是延安印行的《毛澤東救國言論選》,當然那只是收入毛澤東一小部分著作。1942年出過《毛澤東言論選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論新階段》、《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五篇著作。

鄧拓自從1942年「七一」發表了那篇關於「毛澤東主義」的社論之後,就立下宏願,即為毛澤東編一本比較完整的選集。

1944年初,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聶榮臻和副書記程子華、劉瀾濤決定委託鄧拓編選,由《晉察冀日報》出版《毛澤東選集》。經向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王稼祥)請示,獲得了同意。

這樣,鄧拓就著手編選中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挑起這一重任的鄧拓,那時三十二歲。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鄧子健。1929年,他人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曾兩度被捕。

1937年春,鄧子健終於出獄。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西方有巨人,吾將往從之。」於是他前往中國西部,尋覓「巨人」,進入了晉察冀紅色區域。從此,他將「開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鄧拓。

鄧拓有著倚馬可待的文才。他進入紅區,負責主持《抗敵報》。此報在1940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改為《晉察冀日報》,鄧拓便成為社長兼總編(後來張春橋成為副總編)。報社社長駐河北阜平城南莊附近馬蘭村,後來鄧拓取諧音「馬南村」為筆名,為《北京晚報》寫專欄文章《燕山夜話》。

鄧拓曾寫過一首詩《勖報社諸同志》,記述當年辦《晉察冀日報》的勃勃雄風:

筆陣開邊塞,

長年鉤剪風。

啟明星在望,

抗敵氣如虹。

發奮揮毛劍,

奔騰起萬雄。

文旗隨戰鼓,

浩蕩入關東。

鄧拓敬仰「巨人」毛澤東,悉心收集毛澤東散見於各報刊的著作。正因為這樣,當他受命編選《毛澤東選集》,很快就選出了毛澤東的二十九篇文章,約五十萬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關於國家與革命的論著;第二卷十一篇,關於統一戰線的論著;第三卷三篇,關於戰爭與軍事的論著;第四卷三篇,關於財政經濟的論著;第五卷七篇,關於黨的建設的論著,在當時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晉察冀日報》印刷廠精心排印出了《毛澤東選集》。鄧拓親自擔任校對。

此書第一版印平裝本四千冊。另外,還印了一百冊精裝本,用紅緞或藍緞作封面,燙上金字,頗有氣派。

《毛澤東選集》的首頁,用銅版精印毛澤東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

鄧拓為《毛澤東選集》寫了《編者的話》:

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要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全黨同志必須徹底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

一切幹部,一切黨員虛心和細心地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學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這是異常迫切的任務。

《毛澤東選集》在1944年5月定稿付排,「七一」時就出書了。

《毛澤東選集》第一版四千冊不脛而走,不斷重印。

1947年3月,中共晉察冀中央局主編新版《毛澤東選集》,共六卷,六十餘萬言,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發行。前面曾提及的收入遵義會議決議的《毛澤東選集》,則是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在1948年出版的另一種版本。

《毛澤東選集》的出版,使人們對於毛澤東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統的認識。這樣,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又進了一步。此時,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最主要的宣傳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鄧拓,而是劉少奇。

《紅色三步曲2:歷史選擇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