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1996年，J.M.庫切的名字就曾與諾貝爾獎聯繫起來，但這一年的諾貝爾獎頒給了波蘭的維斯瓦娃·辛波絲卡。12000年，人們再次就獲獎者進行了猜測：特立尼達出生的V.S.奈保爾、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比利時的雨果·克勞斯或者是庫切。不過，最後獲獎的是華裔作家高行健。2001年，瑞典文學院的院長安東尼·弗萊捨爾（Anthony Fleischer）親自提名庫切，但最終獲獎者是奈保爾。2002年，弗萊捨爾再度推薦了庫切。
庫切在接受採訪時說，在被提名諾貝爾獎的這些年裡，他對任何與獎項相關的動靜都不是很感興趣。曾有人告訴他，任何一個作家協會和組織、任何一所大學裡的講席教授都有權為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他後來才知道，有些作家目光牢牢鎖定諾貝爾文學獎，請有影響力的人來支持他們當選，並通過翻譯和其他手段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培養了一定的聲譽。他在採訪中說，他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作家被提名，但如果真的是數以百計，他也毫不驚訝。他覺得也沒有人為他獲獎而做過宣傳。2
2003年9月，約翰和多蘿西前往美國，在芝加哥大學履行為期三個月的年度授課職責，他將和喬納森·李爾一起就「偉大的著作」開一門課，而多蘿西將在英語系授課。庫切已在芝加哥大學擔任多年客座教授，2003年7月，他晉陞為「傑出貢獻教授」。10月1日星期三的晚上，約翰和多蘿西與李爾和他的妻子共進晚餐，隨意地談天，度過了一個輕鬆愉快的夜晚。3週四早上，李爾正要出門去學校，他的妻子叫他接電話。電話來自瑞典，對方說庫切獲得了200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並詢問庫切的電話號碼，希望能親自向他傳達這一消息。李爾知道，庫切當時用的是別人的手機，不希望號碼被公開，但他聽到消息非常高興，沒有多想就把號碼說了出來。
得獎的消息公佈後的幾個小時內，來自全球各個角落的記者們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向庫切發起猛攻，都想聽他說一說得獎的意義，並要求安排拍照；電視網絡和廣播電台也想採訪他。所有這些請求都被庫切拒絕或忽略了。10月3日，他在阿德萊德寫信給友人黛安娜·施韋特（Dianna Schwerdt）：「我現在日子不好過，一方面是失眠，另一方面是那些粗魯的記者。」部分採訪請求被發送到了芝加哥大學的宣傳部長那裡，由他轉達給李爾。這迫使庫切在大學的網站上發表聲明：
今天上午6點，我接到斯德哥爾摩的電話，獲知了這一消息。消息對我來說很突然，我甚至不知道諾貝爾獎得主要公佈了。非常高興諾貝爾獎在秋季揭曉，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在芝加哥大學度過。芝加哥大學，特別是社會思想委員會，在過去的七年裡一直是我的精神家園。委員會的前輩索爾·貝婁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獎。今年我和同事們共同教授兩門課程，一是和哲學家喬納森·李爾一起講授柏拉圖，一是和詩人馬克·斯特蘭德（Mark Strand.）一起講授惠特曼。我當然會繼續我自己的工作。我正在創作新的小說，還有一本荷蘭詩歌譯著也即將交稿。
顯然，庫切對不間斷的電話感到束手無策，他問朋友：「請問你願意幫我處理這個問題嗎？」李爾樂意幫忙，於是所有電話都呼叫轉移到了他那裡。10月6日下午，當庫切和李爾出現在柏拉圖課上時，迎接他們的是一大群記者，想要拍照並進行採訪。學生們不得不進行干預，迫使記者們離開，以便繼續上課。庫切被這一切逗樂了，很欣賞同學們的這種精神。4
繼1991年納丁·戈迪默獲獎之後，庫切成了南非的第二位諾貝爾獎得主，在非洲則是第四位，另外兩位是尼日利亞的沃萊·索因卡（1986年）和埃及的納吉布·馬哈富茲（1988年）。霍拉斯·恩達爾（Horace Engdal）在宣佈庫切獲得2003年諾貝爾獎時說，當年的選擇十分容易：
我們都確信他在文學方面所做貢獻的持久價值。我不是指書的數量，而是種類，以及非常高的水準。我認為，作為一名作家，他將繼續被人討論和分析，我們認為應該將他納入我們的文學遺產。
瑞典文學院在正式報告中說，庫切「描繪了無數偽裝之下的……局外人令人驚訝的參與」。他的小說具有以下特色：
庫切的小說以結構精緻、對話雋永、思辨深邃為特色。然而，他是一個有道德原則的懷疑論者，對當下西方文明中淺薄的道德感和殘酷的理性主義給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誠實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礎，使自己遠離俗麗而無價值的戲劇化的解悟和懺悔。
他們總結說：
庫切的作品是豐富多彩的文學財富。這裡沒有兩部作品採用了相同的創作手法。然而，他以眾多作品呈示了一個反覆建構的模式：盤旋下降的命運是其人物拯救靈魂之必要途徑。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擊、沉淪落魄乃至被剝奪了外在的尊嚴之後，總是能夠奇跡般地獲得重新站起來的力量。
作為對記者的警告，同時也是保護庫切隱私的預防措施，芝加哥大學的宣傳部長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作家本人不會接受採訪，但他安排了一些同事就此事發表看法。英語系教授韋恩·C.布斯在聲明中說：
我幾乎讀過庫切的每一部作品，可以誠實地說，如果我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成員，他前兩年就該得獎了。這樣的強烈感覺來自他設身處地地將自己想像成這麼多不同的角色。5
社會思想委員會的約翰·U.耐夫傑出貢獻教授喬納森·李爾說：
約翰·庫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位偉大作家，同時也是世界上偉大的教師中的一員。在典範和見證的傳統下，他教導我們怎樣閱讀一本偉大的書。他教我更清晰地認識人類靈魂，他課內外的言論都是我畢生難忘的回憶，一直在我耳邊不斷迴響。
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庫切曾在20世紀60年代學習並獲得博士學位的地方，校園中心22層的高塔，為慶祝庫切獲得諾貝爾獎而燈火通明，這一景觀通常只有在學校取得重大體育勝利時才會出現。6賀電從四面八方湧來，來自朋友、同事、出版商、代理人和以前的學生；阿德萊德大學和開普敦大學的校長也送來美好的祝福，對他與各自機構的聯繫表示高興。
曾經的同學、終身的好友尼克·斯泰撒基斯從他居住多年的瑞士寫信給庫切說：「如果你仍與凡夫俗子交往，我這會為你備著一盆豆子和一（兩）張床。」1991年的諾貝爾獎得主納丁·戈迪默說：「我很高興，他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一個偉大的作家。我覺得這非常棒，我是第一個，現在他是第二個。這對南非來說太棒了。」羅德斯大學的英語教授馬爾文·范維克·史密斯（Malvern van Wyk Smith）在賀信中說，《東部省先驅報》在頭版向多蘿西致敬，用大字稱她為「庫切背後的推動者」。詩人布萊頓·布萊頓巴赫發給庫切的郵件在主題欄寫著「Heppie heppie！」「快樂快樂」的俚語變體，通常用於聖誕節和新年），正文用阿非利堪斯語寫著：「最衷心地祝賀你獲得大獎！我們為你感到高興和驕傲。你得獎實至名歸。祝未來的風雨裡一切都好。」安德烈·布林克大感驚喜：我仍然沉浸在這個好消息中，說不出什麼有創見的話。你是我們的驕傲。現在我無法想像世界上還有別的人比你更值得獲獎。」歷史學家赫爾曼·吉利歐米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約翰，好樣的！……聽說你得獎的消息可把我樂壞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正在進行范維克·洛主題旅行，穿過荒蕪的博克威爾德山。這片土地和人民的求生意志有一種宏偉的荒涼感，讓我想起了你和你的作品。你能夠獲獎，對這片廣袤而悲愴的土地上艱難求存的人們有著巨大的意義。」在稍後的一封電子郵件裡，吉利歐米寫道：「南非白人媒體稱你為南非白人。是真的嗎？」庫切回答說：「關於群體認同我總是說：你不能只是挑選和選擇，你也得被挑選和被選擇。如果他們想要我，他們可以把我算作他們的一員。」吉利奧米回復說：「我們確實想把你算進來。你只需要決定自己屬於哪個群體：混血南非白人（阿索爾·富加德），一個普通的南非白人或者是一個純粹的南非白人。我自己屬於除此以外的南非白人。」庫切的回應是：也許是一個充滿懷疑的南非白人。」
庫切的密友之中唯有前學生、同事傑弗裡·哈里斯奈普的評論語帶告誡，他在2003年12月的《文字新聞》上發表文章表示慶賀，但也提出接受諾貝爾獎是否明智，鑒於這位瑞典大富翁憑借炸藥獲得了財富。喬迪·德萊弗簡要回應道：「如果戴斯蒙德·圖圖大主教可以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我認為在道德方面可以冒冒險！」
文學獎公佈前夕，約翰內斯堡《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品味生活》（Lifestyle）副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朱塔出版社的科林·鮑爾（Colin Bower）。他認為庫切的風格呆板而毫無生氣，他筆下的人物不過是在玩弄文字；他的小說沒能表現真實的情感和經驗。「庫切是個騙子。」一篇佔據了整個版面的文章以這樣的挑釁開端，而後文沒有出現任何證據支持。在諸多抱怨中，他指出庫切的藝術視野空洞無物。他寫道：「我試圖在庫切的作品中找到證明他文學技藝的證據，能配得上那一（兩）個布克獎的技藝，但我一無所獲。事實上，恰恰相反：他的寫作脫離生活……這使具體描繪的內容令人反感。」7
這篇冒失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強烈的反響。2003年10月5日，亨克·羅素（Henk Rossouw）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中寫道：「科林·鮑爾的文章就像養老院用的茶：加了大量的奶和糖精，茶味很淡。關於J.M.庫切的批評值得放上《品味生活》的版面，但應該寫得具有權威性和把握。」2003年10月19日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的一系列回應中，有一封信來自G.W.貝爾斯托（G.W.Bairstow），顯然他曾和庫切是同學：
科林·鮑爾是一個白癡。報紙上竟然能發表你這樣的文章真是讓我大開眼界。約翰·麥克斯韋爾·庫切現在已經贏得了諾貝爾獎。
那些布克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想必遠比鮑爾更有資格做出評論吧？
約翰·M.庫切總是十分優秀。從小，他在每門課程中的表現都堪稱神童。我們這些同學那時候就知道這一點，也接受現在仍是如此的事實。他還是一個很好的運動員，也一直是一個紳士。
他十幾歲時就不喜歡出風頭，只憑這一點他有什麼值得詬病，尤其是出自一個無名小卒之口？
安德烈·布林克2003年10月5日在《報告》中向庫切致敬道：
一周前《星期日泰晤士報》掐准了時間發表了一篇史上最凶狠、固執的攻擊性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還是一名出版商，一個叫科林·鮑爾的人，這使人感到更加不快。但如今，瑞典文學院一下子就使這篇深度近視的討厭文章暴露了。
雖然對鮑爾的文章有這樣激烈的回應，庫切的成就公佈後，南非人並沒有載歌載舞走上街頭。法國報紙《世界報》評論這一事件說，庫切作為一個小說家，在祖國很少有人閱讀並理解他的作品。克裡斯托弗·霍普評論說：
困惑和嘲諷背後是這樣的感覺：通過給那些批評本國的作家授獎，「他們」（新南非話語中的「西方」和「北方」，與過去南非話語所指的「外面的世界」大概是一個意思）正在聯合反對「我們」。受到攻擊的不是庫切的寫作，而是他對生活、解放以及新南非的態度。他是一個具有煽動性、觸及理性的小說家，迷戀孤獨、自由和負罪感的問題。這在政治上令人擔憂，而且不太南非。一位評論員寫道，庫切是「西方」的作家，只是碰巧生活在非洲，是為「西方」寫作的「白人」作家。
霍普的評論或許是以非國大對《恥》的回應為基礎的，那一次的回應不僅是最近的記憶，也讓他清楚地回想起20世紀60年代種族隔離政權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黑人作家的激烈反應，還提到了針對「60年代人」的激烈運動，這些「60年代人」敢於觸犯南非白人統治集團的禁忌。
總統塔博·姆貝基曾在1999年將庫切詆毀為一名種族主義者，現在卻準備祝賀他獲獎，認為這是南非和整個非洲大陸的勝利。貝奇·庫瑪婁（Bheki Khumalo）代表總統在聲明中說：「我們脫帽向最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致敬，和他一起沉浸在這項至高榮譽放射出的榮光中。」這並不意味著ANC準備宣佈收回其先前對庫切的譴責，這也是民主聯盟的要求。據非國大發言人斯穆茨·古尼亞馬透露，非國大堅決服從人權委員會的決定，並且認為將庫切稱為種族主義者和祝賀其獲獎之間不存在衝突。
繼姆貝基的頌歌之後，庫切收到的另一份意料之外的祝賀來自南非共產黨。這份聲明這樣說道：「和南非以及文學界共同祝賀約翰·麥克斯韋爾·庫切獲得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南非共產黨向庫切致敬，因為他對社會不公一貫的且精闢的分析和批判。」
一些重要文章都提到了庫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最精闢的評論來自2003年10月3日到9日的那期《郵衛報》（Mail & Guardian）：
自1969年塞繆爾·貝克特（庫切關鍵性的影響之一）得獎之後，諾貝爾獎第一次授予這樣一位作者：與任何事業都毫無聯繫，對救贖的可能性如此悲觀，對人類的進步和道德行動的能力如此懷疑。20世紀80年代的南非，似乎整個國家都陷入了壓迫者和解放者之間的可怕戰爭中，庫切拒絕讓他的主角邁克爾·K加入到自由戰士中。不同於納丁·戈迪默筆下的人物：無論遭受過何種失敗，他們通常選擇加入解放部隊（雖然都會經歷內心深處的鬥爭），邁克爾·K選擇照看他的蔬菜。《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這樣的小說彷彿發生在戈迪默作品中懷疑的裂縫裡，她選擇彌補這一裂縫，而庫切的作品裡裂縫仍然存在，甚至擴大。就這一點他飽受抨擊。
同樣，庫切最著名的小說《恥》是他第一部明確以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為背景的小說，並不是一本充滿希望和安慰的書。通過其敘事框架，它似乎認為對南非建立新政治制度和新倫理空間的承諾沒有實現。它引起了非國大一些不夠世故的讀者困惑的怒喊。
但庫切無情地解構了我們的自我妄想，包括我們對擁有知識和技能的偽飾，通過換位思考重新發現了我們人類的基礎。出於這個原因，同時也因為他的寫作具有如此冰冷的美感，他獲諾獎一事應在南非廣泛慶祝。
可惜他現在是一個澳大利亞人。我們仍然需要他清澈的目光。
諾貝爾獎公佈的幾小時內，庫切的書在斯德哥爾摩阿卡德米布克汗頓書店銷售一空，倫敦和紐約的大型書店也明顯出現了相同的趨勢。根據《報告》的一份報告，庫切如今正處於聚光燈下，他的書在南非書店裡賣得非常好。蘭登書屋的一位發言人說，自諾貝爾獎公佈後，對他的書的需求增加了一倍。
二
庫切非常注重個人隱私，兩次獲得布克獎時均未出席頒獎典禮，對於他是否將前往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獎，人們議論紛紛。《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在庫切獲獎時已經出版，小說的主人公說：「我應該要求他們別搞什麼典禮，用信封裝著把支票寄過來就行了。」
然而，不用擔心。庫切於2003年11月在紐約林肯中心公開朗讀了自己的作品。人們為了搶票大打出手，還有票販子在公共圖書館外出售黃牛票。之後，他和多蘿西離開美國前去參加頒獎典禮。
仍在芝加哥時，庫切收到瑞典外交部的英格麗特·維特奎斯特（Ingrid Wetterqvist）寫來的一封信。她告訴庫切，諾貝爾基金會指派她協助處理他們訪問瑞典期間的一切事宜，讓一切變得盡可能的容易，並確保各項活動順利進行。她在信中列出了諾貝爾獎得主需盡的責任，並提到了其他可選的活動。她寫道：「這一獎項將帶來諸多利益，而且我知道一定已經有大量利益相關的個人和組織直接聯繫過您。我也理解您不想被各方面打擾。為您過濾訪客是我的職責之一，另一個是代表您進行協調和回應。」想到那些很有可能以他為主題的新聞報道，他請她幫忙攔住記者們。他只接受一次採訪，但機會將留給他所熟悉和信任的大衛·阿特維爾。訪問中出現的唯一問題是庫切最初想保留獲獎演說的版權。後來問題得到圓滿解決，他同意將演講盡可能地廣泛傳播，但他將保留在未來的小說中使用該獲獎演說的權利。
約翰和多蘿西到達時，斯德哥爾摩天寒地凍，迎來了當年的第一場暴風雪。他們被安置在市中心雄偉的大飯店內。12月7日週日晚上，客人們聚集在大廳裡，在閃閃發光的水晶吊燈下聆聽庫切的諾貝爾獎致辭。瑞典文學院的專職秘書霍拉斯·恩達爾向大家介紹了庫切，沒有提到他傑出的職業生涯，只是說獲獎者接下來將就作家作為一個人的渺小來發表演說。
灰白色的頭髮和鬍鬚修剪得整整齊齊，身著暗灰色西裝和白色襯衫，打著領帶，庫切站到了演講台上，小心地摘下眼鏡，不慌不忙地換上老花鏡，這一舉動他將在接下來的諾貝爾周中重複幾次。彷彿暫時忘卻了身邊的世界，而專注於眼前的文字，他用低沉的聲音開始讀稿，但明顯帶著權威性。他講述了9歲的自己曾在想像中遭遇船難後的魯濱遜和他的僕人星期五，他對封面上的名字丹尼爾·笛福感到萬分困惑。他查閱了《少兒百科全書》，並認為笛福一定是魯濱遜的筆名。接著以《他和他的僕人》為題，他發表了演講。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講述了魯濱遜起初在妻子的喋喋不休中工作，之後成了鰥夫，住在布里斯托海濱的一間房間裡，只有一把褪了色的傘和一隻死鸚鵡為伴。他接收關於鴨子以及瘟疫折磨下的倫敦的死亡事件的報告，報告的作者是一個步伐輕快敏捷的年輕人，看起來很可能就是笛福，11年來一直擔任秘密特工和政治記者。這樣，庫切切換了魯濱遜和笛福的角色，但是這個人也可能是星期五。就故事的所有權、敘述的複雜性以及寓言解釋的相對性，問題就此產生。最終，人們發現庫切的演講並不局限於虛構人物。就像《男孩》和《青春》那樣，第三人稱的敘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他自己的經歷。
12月8日星期一，下午，庫切在斯德哥爾摩阿卡德米布克汗頓書店簽名售書。簽名開始前一個小時，等待的隊伍就從書店排到了街上。庫切在簽名時總是沉默，最多對讚美和恭維說一聲「謝謝」。幾個小時後，他出現在皇家劇院，朗讀《男孩》中的三個段落：段落講述了他童子軍的經歷，以及他如何出於對羅馬人的喜愛而在伍斯特宣稱自己信仰羅馬天主教。絕大多數觀眾是瑞典人，他們報以熱情的笑聲和掌聲，與原計劃相比，庫切不得不在舞台上停留更長時間。
12月9日星期二，南非大使館為庫切舉辦了一次正式午宴。記者們驚訝地聽到大使說，她曾與庫切進行過一次愉快的交談。她說，他是一個謙遜、樸實的人，願意耐心地回答問題。出席午宴的還有瑞典文化事務部長、瑞典文學院的代表以及外交使團的成員。庫切在這頓飯中表現出的熱誠與他面對記者的反應形成強烈的對比，記者們沒能從他那裡挖出一個字。只有路透社記者設法引出了僅僅四個字：「我不確定。」
12月10日星期三，剛過4點，諾貝爾獎得主們在音樂廳的舞台上接受家人、朋友以及崇拜者的祝賀。舞台飾以6000朵紅黃紫三種顏色的花朵，花朵來自意大利村莊聖雷莫，在那裡，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走過了人生的最後幾年。和其他獲獎者一樣，庫切身著燕尾服，從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過諾貝爾獎章。頒獎結束後，斯德哥爾摩愛樂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第八交響曲》的第三樂章。接下來的活動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舉行，廳前的500支火炬將1300名賓客從冰冷的黑暗中引入大廳。藍廳內的桌子上擺滿了餐具和玻璃杯，接下來的皇家晚宴由當年瑞典年度廚藝大賽的冠軍呈現。庫切回到阿德萊德後，麗莎·卡麥克Lisa Garmack）問他瑞典人有沒有為他準備優質的素食，並告訴他說，1978年的諾貝爾獎得主艾薩克·辛格在用餐時等了半個小時，不得不離開餐桌，最後人們發現他在廚房裡喝茶。庫切向她保證，訪問期間兩次宴會上的飯菜都非常好。「文學院的廚師炮製了一頓有14道菜的中式素食大餐。最後，我們在離大飯店不遠的地方找到一家很好的素食餐廳。因此，對於食物，我們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一個星期後，人們都習慣了他的沉默，他卻發表了一段在所有獲獎者中最為個人化的飯後演講，使客人們都大為驚訝：
陛下、各位殿下，女士們、先生們；尊敬的各位來賓，朋友們：
前幾天，正當我們在談論完全不同的東西時，我的伴侶多蘿西突然說了下面這段話：「另一方面，」她說，「另一方面，你的母親將會多麼自豪！真可惜她已經不在人世！你的父親也是！他們會為你感到多麼自豪！」
「甚至比我的兒子是博士還要自豪？」我說，「甚至比我的兒子是教授還要自豪？」
「還要自豪。」
「如果我的母親還在世，」我說，「她將是99歲半。她或許患有老年癡呆症。她並不會知道身邊發生了什麼事。」
但顯然我沒有領會她的意思。多蘿西是對的。我的母親將會一直充滿自豪。我的兒子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不管怎樣，如果不是為了我們的母親，我們為什麼要做那些能使我們獲得諾貝爾獎的事情呢？
「媽媽，媽媽，我得了一個獎。」
「太棒了，親愛的。趕快趁熱把胡蘿蔔吃了。」
為什麼當我們可以跑回家，帶著足以彌補過去給他們帶來的所有麻煩的獎項的時候，媽媽們已經99歲長眠在地下？
致敬阿爾弗雷德·諾貝爾，他已經在地下長眠了107年；致敬基金會，這樣忠實地管理他的遺囑並為我們創造了這個美好的夜晚，我對你們表示衷心的感謝。致敬我的父母，你們不能出現在這裡，我很難過。
謝謝。
庫切接受了大衛·阿特維爾的採訪，發表在瑞典《今日新聞》上。當被問及在個人和更廣泛的層面上如何看待這一獎項的意義，庫切回答說：「從概念上來講，文學獎屬於這樣的時光，作家仍能憑借他的職業被視為智者，雖然不屬於任何機構卻能就我們的時代和道德生活提供權威的言論。（順便說一句，我總是感到很奇怪，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沒有設立一個哲學獎，另外他設立了一個物理學獎而不是數學獎，更不要說音樂獎了，畢竟和基於特定語言的文學相比，音樂更具有普遍性。）將作家視作智者的想法如今已不復存在。否則，扮演那樣一個角色我一定會感到很不自在。」
就2003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在未來會遭遇什麼的問題，庫切回答說，這使他想起自己越來越不願意在會議上發表論文或是扮演公眾角色：「我已經收到許多前往世界各地講話的邀請。我一直把它視作文學聲譽的一個奇怪方面：你證明了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創作故事的能力，然後人們嚷嚷著要你發表演講，告訴他們你對世界的看法。」當阿特維爾問他如何看待自己和南非的關係，正如他的作品中表現的那樣，庫切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對自己創作的複雜歷史位置的認識：「從表面上看，作為一個歷史標本，我代表了16世紀到20世紀中葉基督教時代歐洲的大規模擴張運動，在美洲和大洋洲，這一運動或多或少地實現了征服並設立殖民地的目標，但在亞洲這一運動完全失敗了，在非洲則是幾乎完全失敗。我說自己能代表這項運動，是因為我的思維模式顯然是歐式的，而不是非洲的。」
最後，被問及根據雨果·馮·霍夫曼斯塔爾的文本改寫的《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最後一章的作用時，庫切重申了從《幽暗之地》開始他就一直堅持的一個原則：「我總是拒絕讓我解讀自己小說的邀請。如果存在一種更好、更清晰、更簡短的方式來講述小說的內容，為什麼不把小說拋開呢？伊麗莎白——C女士——聲稱要以語言的極限進行寫作。如果我跟在她後面，努力解釋以她的才智都未能表達的意思，對她來說豈不是一種侮辱？」
三
經歷了斯德哥爾摩的寒冷和大雪，庫切和多蘿西很高興能回到阿德萊德更宜人的環境中。在回家的路上，他是否想起了荷蘭詩人A.羅蘭·霍爾斯特（A.Roland Holst）簡短的警句詩《得獎年》（Prize Year）？
帶著空洞的敬意
他回到家
大量繁衍了
老鼠的後裔。
他在給澳大利亞蘭登書屋的簡·帕爾弗雷曼（Jane Palfreyman）寫信時表達了些許不高興：「除了諾貝爾獎得主，斯德哥爾摩對每個人來說都很有趣。」瑞典外交部的英格麗特·維特奎斯特在他們訪問期間負責協助處理事宜，雖然得了重感冒，但仍一絲不苟地完成了任務。不幸的是，討厭的病毒遷移到了約翰和多蘿西身上，回到阿德萊德後，他們感冒加重了。雖然在訪問期間，他們十分佩服接待員的毅力，但現在，流著鼻涕，他們真是寧願她當時在家臥床休息。
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約翰和多蘿西就已經計劃好了在2004年3月27日至6月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然而，現在庫切希望能夠完全不受學術工作的束縛，專心寫作。2004年1月25日，他寫信給蘇珊·韋爾奇（Susan Welch），告知他已經終止與芝加哥大學每年教課3個月的協議。他在信中說，關於美國簽證申請的繁文縟節，以及為了使酬金生效而要填寫的無數表格實在讓他倒盡胃口。他寫道：「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你可能也知道申請美國簽證是一件多麼費時、昂貴而又屈辱的事情。又一個留在家裡的理由。」
但與他對繁文縟節的不耐煩相比，更重要的是他不願再公開發表演說或者履行學者的職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他受到了各種地方的講座請求的狂轟濫炸，現在他以自己不擅長演講為由拒絕這樣的邀請，這個借口出現在眾多的電子郵件中，顯然與一代代滿懷感激的學生的證詞相悖。舉例來說，收到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的邀請後，他於2004年2月5日寫信給彼得·羅斯（Peter Rose）：
您一定知道，諾貝爾獎獲得者命中注定不再是作家，而成為巡迴演說家。我決定避免這樣的命運。過去的三個月，我收到了多得數不清的邀請，邀請我去演講、發表文章、評論書籍、在請願書上簽名，等等等等。
我唯一接受的講話邀請來自諾貝爾獎組委會和《紐約書評》，我也只是朗讀了小說的片段，而不是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演講。
寫小說是我從前尋求的一個解決辦法——我討厭發表演講，而且講得很糟糕——但問題是，這些作品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寫，遠比傳統的演講要費時，而我目前抽不出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拉籌伯大學的邀請。我可以去讀我的作品，但我想這可能不太符合要求。我很抱歉。
李教授也邀請他訪問中國清華大學，他在2004年4月17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拒絕了：
十分感謝您邀請我在2004—2005學年訪問清華大學並發表演說。您所在的大學享有世界性的聲譽。
然而，很遺憾我無法接受這一邀請。自從獲得諾貝爾獎以來，收到的邀請已經多得超過我的承受範圍。我試圖避免過去諸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共同命運，他們忽視了自己的寫作，而在全球範圍內發表演講。
十分感謝您的邀請，這是一種榮譽，但請原諒我不能接受。
同樣，庫切越來越多地拒絕人們的要求，雖然他仍然很樂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其他作家。他寫信給南澳大利亞作家中心的芭芭拉·威斯納（Barbara Wiesner）說，他不想做什麼演講，但可以一對一地給中心的作家提供創作上的幫助。他還通過簽署各種請願書來推動受到獨裁政權壓迫的作家們的寫作事業。然而，當被要求簽署一份請願書，發起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時，他堅定地回答：「我恐怕並不支持學術抵制，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其他地方。」
庫切獲得諾貝爾獎後，一如既往地不願接受記者採訪。但是，為表達對阿德萊德大學的善意，他接受了本·奧斯本（Ben Osborne）的書面採訪，發表在4月份的《流明》雜誌上。當被問及諾貝爾獎對他個人和寫作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是抑制還是激勵，庫切回答道：
在諾貝爾獎頒獎的過程中，我有幸在瑞典文學院享用晚餐。瑞典文學院負責決定文學獎的歸屬。在我的印象中，文學院的成員是聰穎、博學而有洞察力的人，而不是神。他們也沒有假裝自己是神。該學院在過去做出了許多明智的選擇，有時也會有不那麼明智的選擇。目前我們尚不清楚他們2003年的選擇是否明智。我說這些話是為了說明下面的觀點：如果我認為，與一年前相比，我現在突然成了一個更好的作家，這將是非常愚蠢的。換句話說，我最好腳踏實地，別被沖昏了頭腦。
有時候，通常是出於與聯繫人的友誼，他會允許一位記者通過郵件提問。即使這樣，他對那些幼稚問題的不耐煩十分明顯地出現在回復中。比如迪迪埃·雅各（Didier Jacob）在2004年5月代表《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對庫切進行了電子郵件採訪。雅各說庫切很少向媒體發言，並詢問他更喜歡沉默、音樂還是文字。庫切回答說：「我喜歡沉默？與喋喋不休相比我當然更喜歡沉默。我喜歡音樂，但我通常全神貫注地聽音樂。我不會邊聽音樂邊寫作，音樂會干擾到我行文的節奏。」就他的作品中存在的大量暴力以及記憶中最暴力的時刻，他淡淡地回答說：「我這一生都在平靜，甚至是靜謐中度過。」當記者提到貝克特遠離社會生活，並詢問庫切是否也在嘗試類似的東西，他回答說：「貝克特真的過著脫離社會的生活嗎？貝克特有朋友，貝克特在劇院裡積極工作。我有朋友，我已經在大學裡教了30年的書。我的學生們如果聽到有人說他們不構成社會的一部分，會感到非常驚訝。」當雅各問他，儘管不願意接受採訪，是否仍然通過媒體緊跟時事，他的回答相當生硬：是的，我當然知道世界上的大事。」當被問及是否對文學的未來感到悲觀時，他只簡單地回答說「不」。
對於人們可以從他的書中學到什麼，以及他希望通過作品影響什麼樣的人這樣的問題，庫切沒有給出答案。當雅各問他諾貝爾文學獎是否已經改變了他的生活，他回答說：「在根本上並沒有。諾貝爾獎幾乎總是授予身處暮年的人，他們的生活習慣已經固定了。」關於在阿德萊德的生活，他只能說自己過著「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最後，雅各問他：您是否願意準確描述一下自己寫作的房間？」庫切認真提供了最完整的，但充滿諷刺意味的冷淡回答：
我的書房在二樓，面向西邊，可以俯瞰高大松樹蔭下滿是石頭的小溪。我寫作的桌子對著空白的牆。身後是書架。右邊是我讀書時用過的書桌，書桌抽屜裡放著文具。
四
庫切從斯德哥爾摩回來後，最想做的就是全心投入到寫作中，以反駁作家獲得諾貝爾獎後，就再也寫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的普遍觀點。
早在2003年12月，庫切就出版了獲獎後的第一本書，雖然手稿肯定早在得獎前就開始醞釀了。這本書名為《划船者的風景》，是一本重要荷蘭詩人的選集，每首詩的譯文邊上有原文供對照，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庫切在2003年12月17日寫給荷蘭出版商伊娃·寇斯的信中說：「這本書只是我讀過並喜愛的詩歌譯文集。絕不是什麼有代表性的選集，也不是能展現荷蘭現代詩歌風貌的橫截面。」他選取的詩人包括赫裡特·阿赫特貝爾，60年代庫切在得克薩斯大學讀書時就翻譯過他的《煤氣修理工敘事曲》，還包括賽博倫·波萊（Sybren Polet）、雨果·克勞斯、塞斯·諾特博姆、漢斯·費弗萊（Hans Faverey，選集以他的作品為題）以及拉特格·考普蘭德。令人驚訝的是，庫切沒有選擇經典名作，既不包括赫爾曼·戈特（Gorter）和利奧波德，也沒有奈霍夫和馬茲曼的作品。他選擇的都是那些雖然在本質和風格上有很大不同，但卻推陳出新，拓寬了荷蘭詩歌邊界的詩人。他選的詩有一些十分複雜，需要讀者全面深刻地掌握荷蘭語，這也說明庫切高度掌握荷蘭語的脈搏，對最新的文學話語瞭如指掌。8
2004年1月14日，庫切在倫敦的代理人布魯斯·亨特告訴他，一家私人出版社裡斯奧尼爾有興趣以豪華版出版他的諾貝爾獎演講。庫切對此表示同意，但他指出企鵝出版社也打算出版一個精裝版本，另外伊娃·寇斯也想發佈一個荷蘭語的翻譯版。最後三方都推出了豪華版本，特別是裡斯奧尼爾出版社的版本，在印刷、排版和裝訂等方面都非常精良。2003年新年，伊娃·寇斯限量發行了1500本庫切的短篇小說《西班牙的房子》（A House in Spain）雙語版，以禮品的方式贈送給朋友和熟人，這再次表明庫切與其荷蘭出版商之間的誠摯情誼。9
2004年1月15日，庫切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當一個女人年華老去》（As a Woman Grows Older）的故事，這個故事以伊麗莎白·科斯特洛為主人公，但並未收入2003年出版的同名小說。2008年，伊娃·寇斯出版了由彼得·伯格斯馬（Peter Bergsma）翻譯的荷蘭語版，以及荷蘭語版的《在大門口》，也就是《伊麗莎白·科斯特洛》的最後一節。
庫切還繼續在《紐約書評》上發表關於作家和書籍的真知灼見。《內心活動》（2007）收錄了他在2000年至2005年間發表的作品，還包括發表在其他地方的文章，德裡克·阿特裡奇為該書撰寫了導言。
阿特裡奇在導言中指出，在後期的作品中，庫切經常將小說和非小說融合在一起，特別是通過虛構的澳大利亞作家伊麗莎白·科斯特洛來談論時事。這一做法將所有言論都歸於他筆下的人物，但在文學評論中，庫切自己直接表達觀點，以創造性的眼光看待其他作者，在一種超然的注視中，流露出自己的信念、觀點和信仰。
在阿特裡奇看來，庫切在文章中談到的最重要的主題是藝術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審美和色情之間的連續性、作家的責任、小說在倫理方面的潛力、文學的地位和目的以及它給作家帶來的相應樂趣與挑戰。阿特裡奇指出庫切的小說與自傳都表達了相同的主題，證明了「他對藝術家職責的認識具有整體性和一貫性」。10庫切作為小說家和批評家這兩個身份之間不存在二元對立：兩種活動背後是同一種推動力。
庫切特別感興趣的作家有：伊塔洛·斯維沃（Italo Svevo）、羅伯特·瓦爾澤、羅伯特·穆齊爾、瓦爾特·本雅明、布魯諾·舒爾茨、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以及山多爾·馬勞伊（Sandor Marai）。這些作家都經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苦難，其中一些死於納粹集中營。阿特裡奇寫道：「這組隨筆所敘述的，是一個處於痛苦過渡期的歐洲，以及一批文學作品，這批文學作品的原創性被認為是藝術家對這場深刻變化的必要反應。」11閱讀這些文章，讀者無時無刻不為庫切敏銳的洞察力和闡釋的驚人效果所折服。他指出，與羅伯特·瓦爾澤的散文相呼應的是卡夫卡「那簡明的句法安排、把高尚與平庸隨便並置的手法和可怖地令人信服的似是而非的邏輯」12。這些元素在庫切的作品中也都可以找到。在羅伯特·穆齊爾對其所處時代的回應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庫切與可鄙的種族隔離政權的關係，他在這一政權統治下度過了大半生：「穆齊爾的作品，從開始到最後，都只是一部作品：以逐漸演進的方式記錄一個具有超凡敏銳感受力的男人與他所屬的時代之間的對抗，那時代被他尖刻地但也正確地稱為』受詛咒的』。」13他認為邁克爾·霍夫曼（Michael Hof- mann）翻譯的約瑟夫·羅特太過英國化，使用的單詞和表達會使美國讀者感到困擾。庫切呼籲使用較為中立的翻譯：「就像必要時應譯成譯者運用得最生動的英語方言一樣，相反的情況也是如此，在使用方言時應盡可能做到語言上中立，使大西洋兩岸讀者都能接受。」14以上評論再度顯示了庫切對翻譯工作的興趣。
《內心活動》中的第二組作家來自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如保羅·策蘭、君特·格拉斯、W.G.塞巴爾德和雨果·克勞斯。阿特裡奇認為，雖然歐洲最近的黑暗歷史提供了一個持續的參照點，在第二組作家中更難以辨別出一個固定的模式。在W.G.塞巴爾德的作品中，庫切發現了「穿越虛構與非虛構作品之間的邊境，甚至可以說熟視無睹了」15，這也是庫切自己小說的趨勢。儘管對約瑟夫·羅特的英譯者持保留態度，他高度評價了保羅·策蘭翻譯的俄羅斯詩人奧斯普·曼德爾施塔姆，「是一次異乎尋常的行為，也即進入另一個詩人的角色」16，這一評論同樣適用於庫切自己精心翻譯的《煤氣修理工敘事曲》。
在書的後半部分，庫切主要關注了英美兩國的作家，如格雷厄姆·格林、塞繆爾·貝克特、惠特曼、威廉·福克納、亨利·米勒以及菲利普·羅斯。談到索爾·貝婁時，庫切表示，他的部分作品沒有指出誰應該引起讀者的共鳴，不清楚誰是受害者，誰又是迫害者。缺少作者發出的「道德領域的指引」17是庫切和貝婁的共同之處，就像他認為菲利普·羅斯的作品中虛構和現實相互作用，《反美陰謀》織出了他的《夏日》的經線和緯線。他歸納的塞繆爾·貝克特的短篇小說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來講，如果不能說完全是，也適用於《內陸深處》和《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這是一個要麼空間逼仄要麼荒涼不毛的世界，居住著不合群的、實際上是厭惡人類的獨白者，他們無助地想終結他們的獨白；他們是一些撐著衰弱的身體和不眠的頭腦的流浪者，被罰去踩煉獄的踏車，反覆排練西方哲學的偉大主題。」18庫切認為貝克特的散文具有「難以忘懷的詞語之美」，有一種向形而上的意識逐步靠攏的趨勢，接下來對貝克特的描述幾乎可以一字不差地用於描述他自己的作品（《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和《凶年紀事》這樣後期的作品除外）：
貝克特是一位著迷於這樣一種人生觀的藝術家，這種人生觀認為人生沒有安慰或尊嚴或高尚的承諾，在它面前我們唯一的責任——難以言明且難以實現，但畢竟是一個責任——是不對我們自己撒謊。他正是以具有勃勃生機的力量和細緻入微的才智的語言來表達這種人生觀，而使自己成為20世紀一位散文文體大家。19
選集最後討論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具體作品，他們是納丁·戈迪默、加西亞·馬爾克斯以及V.S.奈保爾。和庫切一樣，奈保爾從殖民地來到英國。「接受的殖民地教育，按大都會標準，是滑稽過時的。然而，正是這種教育使他們成為是一種在』母』國已衰微的文化的受托人。」20庫切繼續寫道，「沒有幻想的才能；他只有一個在微不足道的西班牙港的童年可供利用，沒有什麼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記憶（這正是特立尼達令他失望之處，也是特立尼達背後的印度令他失望之處）；他似乎沒有題材。他要等到數十年辛苦寫作之後，才終於像普魯斯特那樣明白到他一直都是知道他的真正題材的，而他的題材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和他作為一個在一種不屬於他（他被告知）和沒有歷史（他被告知）的文化中成長的殖民地人想在世間找到一條出路所作的一切努力。」21既然沒有良好的條件，他必須自己在世界上闖出一條路來。
納丁·戈迪默的小說《偶然相識》（The Pickup，2001）中，主人公朱莉·薩默斯離開南非與阿拉伯情人在中東團聚。庫切評論道：「最主要的是朱莉厭倦南非，這種厭倦儘管發生在一個如此年輕的女子身上似乎很難以置信，但是發生在戈迪默那一代某個人身上卻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們厭倦於一個具有數百年剝削和暴力和令人心寒的貧富懸殊之歷史的國家每天對他們的道德良心提出的要求。」22庫切想知道，像戈迪默這樣出生在殖民後期社會的作家擁有怎樣的歷史語境來發揮一個作家的作用。他的回答不但含蓄批評了戈迪默，字裡行間也表現出自己的境況：
她本人一生著作的倫理框架，根植於20世紀50年代，這時種族隔離的鐵幕正落下，而也是在這時，她首次閱讀讓-保羅·薩特和阿爾及利亞出生的加繆的作品。在這種閱讀的影響下，她擔當了南非命運的目擊者的角色。「作家的功能，」薩特寫道，「是以這樣的方式行動，也即誰也不能對世界視若無睹，誰也不能說他與世界發生的事情沒有關係。」戈迪默在接下來的30年間所寫的長篇和短篇小說，其人物，主要是南非白人，都生活在薩特所指的不誠實中，騙自己說他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她自定的任務是把真實世界的證據擺在他們面前，粉碎他們的謊言。
現實主義小說的核心是幻滅這個主題。在《堂吉訶德》結尾，出發去糾正世界的錯誤的主人公，悲傷地回家，意識到他不僅不是英雄，而且現在這個世界已變成沒有英雄了。戈迪默作為一位剝光一般幻想之衣服和撕掉殖民地不誠實之面具的作家，是塞萬提斯開創的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人。在那個傳統裡，她得以頗令人滿意地作業至20世紀70年代末，然後她明白到，對南非黑人——而她是南非黑人的鬥爭的歷史見證者——來說，左拉這個名字，更不要說普魯斯特，是沒有意義的；明白到她太歐洲化了，她在那些對她最重要的人眼中根本不重要。她這個時期的隨筆表明她正沒有結果地在一個問題的泥潭中掙扎，這就是為一個民族寫作——為他們而寫和代他們寫，以及被他們讀——意味著什麼。
隨著種族隔離的結束，隨著曾經在種族隔離統治下以其緊迫性遮蓋所有文化事務的意識形態的放鬆，戈迪默亦從自尋煩惱的處境中解放出來。她在新世紀出版的小說，顯示一種令人欣喜的就緒狀態，隨時準備描寫世界的新場所和新感覺。我們能感到，如果這些作品與她重要時期的作品相比顯得有點兒無實體，有點兒粗略，如果體現在她最佳作品中的對真實世界的肌理的全力刻畫如今只是間歇性地表露，如果她有時滿足於向她要表達的意思打打手勢而不是用文字確切地突顯出來，那也是因為她覺得她已經證明自己了，不需要再表演那些大力士式的重活。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