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意外的苦果

遷到台灣不久,蔣經國立刻在高雄成立了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統籌協調1949年擠到島上的許許多多情報人員及秘密警察活動。 [1] 除了經國之外,政治行動委員會高級成員還有彭孟緝、「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和「憲兵司令」。但是,這一年絕大部分時間,經國忙著陪父親四處巡察旅行,只是略微參與,另委由三位幕僚主持委員會功能:一是小蔣的化身王昇,一是莫斯科留學回來的鄭介民,一是戴笠(墜機)亡故後接掌軍事情報系統的毛人鳳。毛人鳳與蔣夫人關係密切。 [2]

有些台灣人估計,1949年這一年,秘密警察逮捕約一萬名台灣本省人偵訊,軍事法庭判處許多人長期坐牢,還有一千多人遭到槍決。 [3] 《紐約時報》記者在現場目睹,形容其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凶殘暴虐」。駐台北的美國官員對於特務暴力頗有惡評,美國國務院偶爾也批准通過外交管道,針對此一議題向台灣當局提出抗議。

1950年上半年,經國開始積極領導島內安全事務。針對台灣本省人的壓力顯著放鬆。蔣氏父子現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調集所有資源,以備應付解放軍預期在初夏季節大舉攻台。秘密警察因此開始貫徹全力,搜捕去年乘亂混進台灣的中共間諜。1950年上半年,治安機關就偵破三百起「共黨間諜」案件,涉及三千多人。 [4]

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指出,毛澤東的情報單位一心滲透國民黨軍隊軍事單位,尤其以海軍、空軍為主要目標。國民黨高級軍官涉嫌是共產黨潛伏分子而遭到槍決者有:「副參謀總長」及其妻子、兵役處處長、「國防部」次長、「陸軍供應部」司令,以及第七十師師長。1950年5月一個月之內,號稱四百個「共黨匪諜」自首。其他機關扮演重要角色,不過逮捕行動大部分是經國指揮的政工人員傑作。這期間逮捕的「匪諜」約有一成半遭到槍決。

蔣經國成立了一個再教育學校關押其他犯人,這所「新生招待所」即他在贛南設立的新人學校的翻版。進來的人沒有固定刑期,何時釋放要看「思想改造有多快」而定。經國也經常到設在東部外海綠島的這所學校視察,檢查「學員」的生活環境、所受待遇。

許多留美回台的官員不喜歡安全單位大舉抓人的舉動。吳國楨私底下對美國人抱怨治安機關及政工人員過分積極抓人,他認為這些人本身需要被掃除。孫立人也告訴美國「大使館」官員,問題出在國民黨的秘密警察全部從大陸擠到台灣,必須爭相表現,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出國一年多的蔣夫人在1月13日回台。美國右翼人士大聲疾呼,猛烈抨擊華府拋棄國民黨當局。五角大樓強烈建議送補給及器材設備給被圍困的台灣,可是杜魯門總統公開重申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他表明美國不會提供軍事援助或顧問意見給台灣的國民黨部隊。杜魯門公開聲明後不久,艾奇遜也公開形容美國在東亞的防衛半徑不包括韓國和台灣在內。 [5]

毛澤東正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商,兩人對美方聲明極感興趣。這項中蘇第一次高峰會議已歷五十年,北京中方人士對感興趣的西方人士強調,毛澤東第一次訪蘇一事無成,毛主席本人抱怨「除了吃飯、拉屎,我沒事可幹」就是證明。 [6] 毋庸諱言,中蘇之間有點不平順,但是針對中蘇文件的最新研究,卻顯示兩國領導人對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興趣,把兩人拉近。斯大林認為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結盟,是他全球戰略的重要部分,其「重要性堪稱和三強在戰時合作相等」。毛澤東則相信他自己的根本目標以及中國的目標,需要展示「對斯大林的效忠,以及樂意遵守蘇聯要求……同時亦伺機展現出他的獨立和老練」。在斯大林眼裡,毛澤東的任務是「促進在越南及東南亞的革命鬥爭,威脅要進攻台灣,協助金日成進佔韓國……因而促成美國兵力分散,在兩個全球戰場上面臨作戰」。 [7]

目前找不到任何官方記錄記載毛、斯討論到金日成計劃南進,但是赫魯曉夫在回憶錄裡提到,毛澤東同意金日成南進,也表示他認為美國不會干預。 [8] 毛澤東過世之後,有些中國作者指出,毛主席曾經審慎促請朝鮮考量美國會介入的因素,但是認為金日成心意已決,非攻打韓國不可。毛澤東很可能記得他在爭東北時得到朝鮮援助,遂向斯大林建議,他們「應該協助」。毛澤東人還在莫斯科,已應金日成之請,下令把一萬四千名朝鮮裔的解放軍移交給朝鮮陸軍。

就軍事方面而言,奪占韓國似乎沒有比進攻台灣來得艱險。韓國只有十萬兵員,僅有六萬五千人的裝備,既無坦克,也幾乎沒有飛機。毛澤東可能推而認定,如果金日成先有所動作,佔領韓國可以徹底摧毀台灣殘存的士氣,很可能解放軍就不必揮兵進攻台灣。為了加速準備針對韓國、台灣用兵,蘇聯軍火開始大量通過東北鐵路線湧進中國,沿著跨西伯利亞鐵路進入朝鮮。接下來數年內,蘇聯供應中國將近兩千架嶄新軍機(包括最現代化的米格–15型戰鬥機)以及飛行員、教官、零組件。

台灣方面,國民黨在情勢詭譎之下也試圖進行改造。陳立夫和哥哥陳果夫長期掌控國民黨機器。當時他認為陳誠和蔣經國兩人向老先生進言中傷他,遂決定辭職,不久就遠走他鄉,到了美國新澤西州,以私蓄的四千美元,加上向孔祥熙借的一筆錢,和朋友買下一家養雞場經營。然而,不少舊部留在職位上,光是「立法院」、「國民大會」裡就有兩千多人。此外,新的骨幹也進駐到位——這些中年的黨、軍、情治官員,包括軍中政工,其人生觀、統治觀和那些自從1928年即主導國民黨的近視世代,並無殊異。

1950年3月,蔣介石復行視事,提名低調、廉潔的陳誠出任「行政院長」,並拔擢若干有留美背景的官員,如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葉公超為「外交部長」(葉公超是美國艾默赫斯特學院、英國劍橋大學畢業)。蔣夫人堅決支持所有這些留美歸來的學生。另一位受提拔的「中央信託局局長」尹仲容則是上海美國教會辦的聖約翰大學畢業生,他在這個混亂之世完成一項幾近奇跡的成就——穩定住新台幣的發行幣值。

蔣介石正式任命蔣經國為更名後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新官上任,依據蘇聯方式,規劃政工幹部制度徹底改造,例如,在軍中設立新的監察制度,強化反情報活動,在軍中恢復國民黨黨團活動等。同時,這一年在軍中又掀起新的一波逮捕涉嫌共產黨分子的行動,與李宗仁有親密關係的將領也被禁錮。

高級將領當中,孫立人對政工人員越來越活躍且獨立作業不受節制頗有怨言,不斷向美方人員表達其不滿之意。中央情報局在3月20日呈一份報告給杜魯門總統,引述報道稱孫立人打算兵變。如果中央情報局聽到這種風聲,蔣經國一定也聽得到。這位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生雖然將星熠熠發亮,但針對他及其親信部屬的監視活動已經加強。

2月某日,已經晉陞為上校的夏功權到高雄參觀孫立人的訓練中心;回到台北後,夏在一次早餐匯報裡向蔣氏父子報告,訓練中心辦得很好,比他過去在大陸所見過的好得太多。老先生吃完早飯,就說:「我們到孫立人的訓練中心瞧瞧!」

孫立人只有一個小時準備迎接領袖帶著夫人、經國等一行人前來視察,在機場迎接的儀隊只是一名號兵。蔣介石一行視察中心的訓練活動,經國印象極佳,蔣夫人更是高興。同一天稍後,蔣介石在「海軍司令部」校閱場登上講台,許多海軍將領簇擁在側,但是蔣先生招呼孫立人,「孫將軍,你站到我右邊來」。大家都曉得下一任「陸軍總司令」非孫立人莫屬。果然,不到一個月,蔣介石明令發表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孫的成就之一就是徵集、訓練了一批新兵,這三萬五千名自願兵絕大多數是台灣本省青年。

忠心耿耿追隨蔣先生的周至柔出任「參謀總長」,成為孫立人的上司。但是除了周至柔之外,蔣介石底下其他五個高級職位,包括身兼「陸軍總司令」及全島防衛司令的孫立人,全都由美國人及美國政府尊重的人士出任。五人當中的四個人,曾在美國讀書,得到學位,能說流利英語;三個人年紀才四十出頭。這是一支頗有吸引力的團隊,美國很難驟予放棄的團隊!

蔣介石暫時引退以來的種種策略,使他爭取到一年的時間,讓台灣做好迎戰的準備。國民黨擁有的部隊成長至六十七萬士卒之眾,其中三十七萬七千人已經隨時可以投入戰鬥。國民黨軍隊擁有兩百五十至三百部輕裝坦克車,由緯國擔任指揮官,另有兩百七十架第一流的作戰飛機。這時候,蔣介石已經放棄海南島和舟山群島(不過,經國曾力主保存舟山)。蔣介石計劃,除了兩個重要外島基地之外,把力量集中在台灣。

這兩個重要據點,一是廈門港外的金門,一是扼福州港咽喉的馬祖。如果國民黨軍隊能守住這堆花崗岩島群,就可以成為蔣介石勢力不僅局限台灣、澎湖一隅之地的象徵。它們在戰略上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可以偵測、設法化解解放軍跨海來襲。經國時常到金、馬視察,也向父親報告,它們的確固若金湯。蔣先生下令撤出舟山時,下令把軍事資源投注在金門、馬祖,他還命令堅守大陳等一群小島,作為突擊隊襲擾大陸的基地。

但是,當夏天的腳步一近,所有這些小外島的命運似乎都無關宏旨。5月間,美國中央情報局重申它的評估報告,認為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奪取台灣。中央情報局估計,解放軍三野的三十七萬大軍已部署在沿海陣地,林彪的四野至少還有四十五萬之眾可以支援攻台作戰。解放軍已經徵集大約五千艘民船和拖船,作為攻台之用。蔣經國為了萬全之準備,與菲律賓方面安排妥當蔣先生必要時前往避難的計劃。 [9] 孫立人預期解放軍會在颱風季節來臨之前攻台,下令部屬晝夜趕工,沿著台灣西海岸,挖掘槍炮陣地及坦克陷阱。

金日成自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在莫斯科訪問。他告訴斯大林,只要三天工夫,他就可以成攻進攻、佔領韓國。斯大林原則同意金日成南進用兵計劃,但是又說西方的局勢發展佔了蘇聯的注意力。他促請金日成和毛澤東商量,因為毛「對東方事務頗為瞭解」。斯大林也告訴金日成,假如美國干預,蘇聯不能加入戰局。換言之,朝鮮不再屬於蘇聯勢力範圍。根據中蘇新夥伴關係,它是中國的責任。金日成轉去見毛澤東,毛澤東表達了若干保留意見,但是最後還是預祝朝鮮成功。

同一時期,麥克阿瑟將軍和國防部長約翰遜繼續在幕後運作,希望能扭轉杜魯門總統的對台政策。 [10] 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突然把他的攻擊重點轉到中國問題上面,使得事態愈加複雜。2月間,他透露他掌握住國務院裡潛伏的共產黨間諜之名單。許多共和黨國會議員,嗅到政治血腥,集合起來聲援麥卡錫。但是多數的共和黨人,以及民主黨人、美國一般大眾,依然對美國為了台灣而與共產中國實際交戰的主意頗為躊躇。白宮繼續不理會台灣,認定它已經丟定了。

台灣大難罩頂之際,美國政府內部因這個議題的鬥爭卻升溫。包括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在內,華府越來越多官員心儀凱南(George Kennan)的一項見解——推出一位自由派領導人取代蔣介石,尋求台灣交由聯合國托管。當時最常被人提到的可以取代蔣介石的人選,是1938至1942年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之博士。可是這個策略有個關鍵缺陷——蔣介石不會默默交出權柄。推動易人之想的人士只得又回到原點——擁立孫立人。

一年之前,麥克阿瑟建議孫立人承擔起台灣的政治領導人大任,孫立人拒絕了他。但是,即使孫立人現在肯幹,對台灣局勢有深入瞭解的人士(麥克阿瑟絕對不是其中之一)也不認為孫立人有力量發動政變。要發動政變,他必須先掃除一百多位赤忱效忠蔣介石的高級將領(蔣經國也在其中)。蔣經國布建的監察系統好到任何人都不認為政變陰謀可以成功。何況,孫立人在台灣南部的三個師精銳部隊是青年軍,他們對蔣經國的忠心,不會亞於對孫立人的忠心。陳誠已經把孫立人屬下的其他精銳部隊(五十二軍)移防到澎湖,他們也不可能參與任何政變活動。還有另一項反制政變陰謀的動作——陳誠部署在高雄和台北之間的部隊,並不是由孫立人指揮。 [11]

解放軍進攻台灣迫在眉睫之際,孫立人似乎改變原先的主意。1950年4月,美國駐台北的軍事武官報告,某位高層官員(應該指的是孫立人)告訴他,在蔣介石領導下前途無望,需要採取「激烈措施」。臘斯克和保羅·尼采(Paul Nitze)都看到了這封電報。尼采當時取代凱南,出任國務院政策計劃局局長。尼采自己有一套構想,要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都策動政變。5月30日,尼采、臘斯克和其他高級官員起草一項計劃,要告知蔣介石:避免中共武力佔領台灣的唯一辦法,是蔣提出要求,讓聯合國托管台灣,然後蔣離開台灣,把政權交給孫立人。 [12]

臘斯克推薦進國務院擔任顧問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負責傳遞口信給蔣介石的人選。他通知蔣先生,要美國軍事保護台灣,條件是蔣先生辭職下台。杜勒斯是個強烈的保守派,私底下基本上贊同「台灣獨立」的方案。他曾在信中對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參議員表示:「採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理論,因而台灣人必須接受紅色政權與國民黨軍隊決戰戰場的殘酷命運,可謂相當可恥。」臘斯克和杜勒斯都不瞭解,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極力抗拒中國永久分裂的力道有多強。

臘斯克1990年接受台北《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杜念中的訪問時,證實他在1950年6月接到孫立人派人親送的密函,信中孫立人本人提議領導政變,推翻蔣介石。 [13] 孫立人要求美國支持或默許。臘斯克生怕消息若傳回台北,蔣介石會殺孫立人,立刻把密函燒了,並直接向國務卿艾奇遜報告。艾奇遜答應他,會向杜魯門總統報告。

美國「駐台北代辦」在評估台灣局勢的電文中強調,蔣介石曉得華府苦思各種方案,但是他絕對不會自動把政權交給孫立人。美國軍事情報報告說,解放軍部隊在台海對岸大量集結,解放軍的米格戰鬥機首度出現在空中。美國國務院促請美僑離開台灣。然而,所有的情報機關都不曉得,毛澤東已下令把攻打台灣的計劃推遲到1951年夏天。根據一項記載,北京的中央軍委認為人民解放軍部署到東南沿海的時間,遠比預定時間要久,因此部隊無法在颱風季節之前準備就緒。但是,最重要的考量可能是中共已曉得金日成有用兵計劃。毛澤東不曉得朝鮮動兵的確切日期,但是知道朝鮮半島即將爆發戰事。他下令推遲攻台軍事行動,可能是盼望韓國被攻陷可以使得他不戰而取得台灣。

6月23日,臘斯克和定居紐約的胡適晤談,他們的談話主題肯定是,如果蔣介石下台,胡適是否可以出山。胡適顯然拒絕了,現在,要除掉蔣介石唯一的辦法,只好採取支持孫立人發動政變一途。但是就在臘斯克和胡適晤談的同一天,艾奇遜召開記者會,宣佈美國政策不變——美國不會干預台灣問題。艾奇遜的公開談話反映出杜魯門的立場不變,他不肯採納臘斯克、尼采、杜勒斯的方案,不接受孫立人發動政變的秘密計劃。麥克阿瑟最近重提以軍事物資援助台灣之議,也不為總統採納。

杜魯門瞭解,在台灣政變若是失敗會造成大亂,國民黨軍隊士氣原本已低迷,勢必更受打擊,還可能鼓勵毛澤東發動攻台行動。批評者會責怪美國政府,聲稱就是杜魯門和艾奇遜陰謀倒蔣,才直接導致台灣失陷,落入中共之手。孫立人本人為什麼在6月認為他的政變可以成功,則是一個謎。 [14]

蔣經國雖然曉得必須盯緊孫立人,我們不清楚他手下特務是否知道孫立人6月密函給臘斯克這件事。他們可能知情。他們即使知情,蔣氏父子決定不在6月底抓孫立人,讓他繼續擔任要職。沒有必要逮捕美方鍾愛的這位國民黨軍將領而激惱美國人嘛!世界局勢已經變了!美國又回到台灣當局這一邊。

1950年6月25日,蔣經國的部屬一大早就吵醒他,呈上台灣當局駐漢城「大使館」傳回來的報告。凌晨4點鐘,朝鮮開始炮轟三十八度線以南的甕津(Ongjin)地區,說不定這又是一次邊境事件。經國穿好衣服,趕到他在「總統府」裡的辦公室。大約上午6點鐘,朝鮮步兵及裝甲車(半數曾在中國受訓)越過邊境,並於東海岸進行兩棲作戰登陸搶灘,應該叫醒父親,向他報告了!果然如蔣介石鍾愛的書本所預測,荒漠出現甘泉,這條潺潺小溪不久即蔚然匯成洪流。

杜魯門總統翌晨在布萊爾賓館召集艾奇遜、臘斯克和聯合參謀首長開會。金日成的推想、毛澤東的盼望統統落空,美方沒有把這件事看作朝鮮內部事情。美國人看到的是,在美國扶持下成立的一個弱國,突然受到共產大國撐腰的武裝侵犯。中蘇最近締盟,立刻浮上每個人腦際。朝鮮的行動看來是共產主義在亞洲發動總攻勢的一部分。

杜魯門下令以軍事行動援助韓國,並訓令第七艦隊派出兵力進入台灣海峽。自由派與溫和派因為台灣問題,早已遭受極大政治壓力,其實要他們拋棄台灣,他們私下亦頗有罪惡感。甚且,要爭取共和黨及一般民眾支持政府保衛朝鮮的政策,也必須一改對台政策,試圖消除對亞洲政策的激烈分立。次日,杜魯門下達命令給第七艦隊,凡對台灣有任何攻擊行動,立予反擊;他也呼籲台北當局停止針對大陸進行的海、空行動,更宣佈「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恢復安全,與日本訂定和約,或由聯合國考量」。

蔣介石在夫人及經國陪侍下,於星期天一大早就在台北召開一連串決策會議。與會人士批准由「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宣稱台灣接受美方要求,停止針對大陸的一切海、空行動,但是聲明亦再度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杜魯門的談話「並不影響中國對台灣的管轄」。葉公超也提議,蔣介石提出派國民黨軍隊參加韓戰的方案。蔣介石和其他人起先反對國民黨軍隊參戰,葉公超擔保美方一定也不肯接受之後,他們才同意,果然美方也不接受國民黨軍隊介入韓戰之議。 [15]

假設金日成不先攻韓國,換上毛澤東在6月25日進攻台灣,美國很可能就不會出兵干預。可是朝鮮先動手,朝鮮戰爭讓蔣介石在台灣岌岌可危的政府得到新生命。 [16] 美國在朝鮮及台灣海峽迅捷、有力地做出反應,令毛澤東大為震驚。不過,他把這項危機視為在亞洲掀起反美革命熱浪的大好機會。這項衝突也排除了人民解放軍計劃攻台所牽涉的高度風險。

杜魯門和艾奇遜希望在對蔣提供承諾時有所限制,以避免中國共產黨介入朝鮮戰爭,或在台灣海峽發生衝突。然而,麥克阿瑟從頭就堅持全力支持國民黨政權,利用台灣這個戰略資產保護及發揮美國的力量。麥克阿瑟未經國務院同意,就在7月1日飛抵台北,和蔣介石會面。麥克阿瑟答應台灣可以得到它需要的所有軍事設備和補給供應,他的幕僚也立刻在台北成立聯絡辦事處。 [17] 美軍顧問團和大批軍需武器要到次年才出現,但是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已使台灣沒有實質危險。

9月初,即將卸任的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代辦」抱怨,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高級官員與麥帥派在台北的幕僚來往,公然不理會他這位「政府正式代表」。蔣經國派了幾位親信(包括楚崧秋在內)前往麥克阿瑟東京總部擔任聯絡官,他們每天可以接觸到對戰事的情報報告,以及對中國大陸動態的情報分析。 [18] 美國「代辦」離開台北,一向強烈支持國民黨當局的職業外交官藍欽(Karl Rankin)出任「大使」。此後,美國「大使館」的報告再也沒有抱怨麥克阿瑟或是台灣的秘密警察活動之類的內容。藍欽在陽明山的官邸前那道竹林牆也拆了。

雖然美國對台灣未來前途的官方政策仍不明朗,蔣氏父子覺得他們地位已夠堅強,可以完成自1949年即規劃的黨的改造工作。距朝鮮戰爭爆發不到一個月,蔣介石裁撤成員兩百八十六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十六名同志(包括蔣經國與陳誠)成立改造委員會。中央改造委員會不僅負責國民黨的組織變革,還將擔任黨的執行機構。

改造工作有一項重要任務——清理黨籍(譯按:辦理黨員重新登記) 。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的幹部(許多與蔣經國有關係)接掌中央黨部工作。蔣經國採取一項變革措施:新進黨員限大學畢業以上!現在,黨內不再有爭鬥和派系,黨員、幹部必須互相攀附、競爭。此後,提名誰出任中央委員,必須得到總裁蔣介石的批准。其結果就是對國民黨的組織與運作,有了比大陸時期更緊密的控制。即將卸任的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代辦」在呈送華府的最後電文裡說,國民黨改造的主要效應,就是賦予蔣介石的長子「掌握黨、政、軍、警大權」。

國民黨新的政治綱領在1950年9月1日正式頒布,對政治權利並不重視。蔣經國、他的父親,乃至整個國民黨領導階層都曉得,全面開放自由、民主選舉會產生一個台灣本省人的、非國民黨的,可能還傾向獨立的政府。一黨式的地方選舉,但是允許無黨無派人士參選,就是對主張民主政治者的唯一讓步。這是為了讓台灣本省人參與新體制、使美國人不吵的最低限度讓步。

新綱領也反映出在國民黨老一代和蔣經國這一世代之中,其經濟思想依然具有社會主義色彩——至少在國家集中制上面是如此。國民黨宣稱鼓勵家庭農作、私人企業,也預備把許多工廠民營化。可是它也把許多接收自日本人的主要工業,如鋼鐵、工礦、石油、電力、造船、糖、肥料等,由省政府移轉給「中央政府」。省政府保留對煙酒和林業的所有權及經營權。

儘管北京湧現敵視、謾罵言辭,中美部隊並沒有爆發軍事衝突或小摩擦。1950年8月及9月初,朝鮮繼續節節進逼被打得抬不起頭的韓國部隊,以及第一批趕到朝鮮半島支援的美軍部隊。這時候,麥克阿瑟採取了他戎馬一生最後一次精彩的戰術表演——9月15日,聯合國部隊(絕大多數是美軍)在漢城南側的仁川登陸。朝鮮部隊戰線拉得太長,又被切斷供應補給,大敗潰散。朝鮮潰敗後撤之際,斯大林致電毛澤東,問起中國能否派兵援助朝鮮。周恩來兼程趕到莫斯科會商。斯大林提出中蘇新的全球夥伴關係之後第一次具體執行分工的方案:中國提供人力援助朝鮮,蘇聯供應彈藥、飛機、大炮、坦克及其他裝備。

斯大林認為,鑒於美國在核子領域方面獨佔優勢,不惜任何代價,必須避免與美國爆發核子大戰。但是,他估計,蘇聯以大量物資援助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甚至有限度地運用蘇聯飛機(換上中國人民志願軍或朝鮮人民軍的徽記),是值得一試的賭博。朝鮮戰爭拖延著打,讓美國人分心,蘇聯就可以在歐洲爭取利益。當然,若能讓美國結結實實吃敗仗,就有更深遠的影響。同時,斯大林為了把美蘇人員直接衝突的機會降到最低程度,下令所有的蘇聯顧問撤離朝鮮。當周恩來離開他的辦公室時,斯大林已經可以心滿意足抽著煙斗。美中對打,中國依賴蘇聯,天下大勢定矣!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朝鮮戰爭,台北可以從美國得到重大利益,以及長期保護傘對抗強敵。不過,毛澤東也沒有因為美國升高軍事干預而驚惶。中國與「美帝」的惡鬥既然不可避免,最好就在朝鮮開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美軍登陸仁川之前,其實就已決定投入戰局。美國人則不相信毛澤東會不惜付出重大代價、冒著重大風險,大舉進兵朝鮮戰場。11月24日,麥克阿瑟還對美軍說,大家可以回家過聖誕節。三天之後,中共三十萬「志願軍」在彭德懷率領下,攻擊美國陸軍及陸戰隊的前鋒部隊。

美國這下子陷入重大危機意識。此後兩年半的時間,好幾萬名美軍因與中國人民志願軍鏖戰而捐軀。提供軍援給在台灣的「反共盟友」,成為美國的高度優先工作。中央情報局與蔣經國的情報機關及特種作戰部隊配合,經費可以說是不虞匱乏。美國在此後二十多年,承認福建外海台灣島上的威權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這個政府是美國在遠東的重要盟友,地位僅次於日本和韓國。

註釋:

[1] 錢復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

[2] 1950年及1960年代駐在台灣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自1995年至1998年間陸續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原書注2。

[3] 喬治(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 ),1976年版,第368頁。原書注3。

[4] 1996年5月25日,王昇在台北接受作者訪問時表示,1949年至1951年間偵破的共產黨間諜超過兩千七百人。原書注5。

[5] 見1950年1月16日,美國《國務院快訊》(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第79頁。原書注14。

[6] 見沙茲柏裡(Harrison E. Salisbury)《俄、中之戰》(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1969年版,第97頁。原書注15。

[7] 見岡察洛夫、劉易士、薛理泰《不確定的夥伴:斯大林、毛澤東和韓戰》,第76—129頁。原書注16。

[8] 見陶伯特(Strobe Talbott)譯《赫魯曉夫回憶錄》(Khrushchev Remembers )第368—369頁。俄文原文則見岡察洛夫等著《不確定的夥伴》,見注〔7〕所引第325頁。原書注18。(譯按:陶伯特是美國總統克林頓少時拿羅德獎學金在英國唸書時的同學,進入新聞界工作,後被克林頓總統延攬到國務院擔任國務次卿、副國務卿。)

[9] 見康明思(Bruce Cumings)《朝鮮戰爭的起源》(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頁引述美國軍事情報文件所稱。原書注34。

[10]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分裂之家:美國、國務院及中國》(A House Divided :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China ),收在孔華潤(Warren I. Cohen)和入江昭(Akira Iriye)主編的《東亞列強,1953至1960年》(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1953-1960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331頁。原書注36。

[11] 王楚英(音譯,Wang Ch』u-ying)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書作者訪問時所說。王楚英當年在台灣五十二軍服務。原書注38。

[12] 見康明思,前揭書,第535、537頁。原書注39、40。

[13] 杜念中1990年訪問臘斯克(月份、日期不詳),載於1990年9月1日至7日台北《中國時報週刊》第8—11頁。訪問之後,臘斯克才赫然驚悉孫立人依然健在,幽居在台灣,會因為他透露內情而難堪。本書作者1996年5月在台北與杜念中交談,承他見告。原書注43。

[14] 見杜念中報道,第11頁。臘斯克說,孫立人沒有提議政變「計劃」,只是談到政變的「構想」。原書注48。

[15] 臘斯克在他的回憶錄《我見我聞》(As I Saw It )中告訴巴普(Daniel S. Papp),「某位非常高級的(台北)官員」告訴他這則故事,幾乎可以確定此人就是葉公超。蔣介石出兵之議附有條件,就是美方要以現代化武器完全裝備好國民黨軍三萬三千名軍人,並提供兩年的訓練。見《我見我聞》第175—176頁。原書注51。

[16] 有一項因素可能是中共部隊發生疫病,無力攻台。見史景遷《探索近代中國》,第526頁。原書注52。

[17] 夏功權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夏功權曾出席這次會談。原書注55。

[18]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原書注58。

《蔣經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