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如果要作為中國的楷模，就必須繼續朝向全面民主前進。蔣經國批准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台灣省黨部十四個重要職務的人事異動。新人大部分年輕、溫和，且是學界出身的改革派，本省籍、外省籍都有。省黨部主委宋時選（蔣經國的表親）指派許多具有大學學位的年輕台籍幹部出任地方縣市黨部主委。到了1984年，縣市黨部主委有半數是年輕的台籍幹部。
1979年3月10日，照中國舊歷算法，是蔣經國七十大壽。依照傳統習俗，這是一個重要日子，應該盛大慶祝。可是，經國拒絕親友給他辦壽宴的好意，特別選生日這一天坐船到馬祖，與駐軍共進早餐，晚餐則與軍官們共食，吃了一碗麵。4月，他主持耗資七千萬美元興建的中正紀念堂啟用典禮。中正紀念堂佔地二十五公頃，宏偉的大門頂上鑲刻著「大中至正」四個字。蔣經國深信，台灣已經平安度過與美國「斷交」的震撼，而且更堅強，一如他所料。
關鍵就是展示實力與決心，同時展現他有心帶領台灣走向自由化與法治化。但是他也發現，政治上放寬鬆，無可避免就導致更強的自由派（本省人）壓力，以及保守派（舊日國民黨的外省人）的反壓力。 [1]
外省人似乎比本省人更加不安。1979年，國民黨內分裂情勢是播遷來台之後最公開的一段時間。5月底，一群上年歲的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要求終止島內所謂的「思想污染」，警告說反對派人士已經給台灣的「共產化」開門。右派從他們的觀點出發，有理由擔心蔣經國和改革派逐步朝向「有管制的自由化」走。一個以改革派為主的領導階層主張立憲民主，又怎麼能夠繼續限制反對運動，不讓他們有權組織反對黨？保守派人士的研判也沒錯，他們認為黨外反對派勢力日盛，在美國得到的支持呼聲也日增，不會滿意半調子的改革。借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話來說，威權政府開始改革自己的時候，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不過，當局與本省人反對派之間的政治鬥爭也反映出儒家處理危險、競爭情勢的作風——雙方都避免全面對抗，領導人威權自重，卻有心改革，反對派亦溫和而不激烈。
有一場不尋常的慶生會就是一個例子。1979年1月，當年在中壢事件中當選桃園縣長的黨外人士許信良等知名異議人士未經許可，在桃園與高雄縣橋頭鄉及鳳山市集會遊行。（譯按：高雄縣黑派掌門人余登發涉及「吳春發匪諜案」被抓是台灣民主運動一個重要轉折。本書作者沒有交代此事，卻直接跳到黨外人士抗議余被捕而遊行，是比較突兀。） 次日，「台灣省主席」林洋港或許希望吸引蔣經國青睞，迅速對許信良行為展開調查，威脅要把他停職。黨外領袖為示支持，5月26日借替許信良慶生祝壽為名義在中壢辦活動。「警備總部」發函給康寧祥等每一個參與籌辦的政治人物，警告說：「倘若發生影響到社會秩序的任何不幸事件，一切後果都由閣下及其他主辦人負責。」蔣經國在事件前就接到報告，他的指示是：只要守秩序，照規矩來，警方不應干預。
慶生會當天，中壢彷彿舉行慶典朝拜，熱鬧繽紛。數千人（其中也有幾位美國觀察家）在廣場遊蕩，翻讀一些禁書，觀看民主牆上張貼的彩色海報。許多便衣及穿制服的警員在旁監視，但沒有行動。下午5點，三五百名黨外人士到一家餐廳吃便當，喝飲料。兩小時後，大約兩萬人聚集到廣場上聽演講。許信良在會中還訕笑「監察院」正在審查彈劾他的案子。他說，這次慶生會是「台灣史上最大規模未經核准的和平政治集會」。
王昇等強硬派對於當局在中壢慶生會中顯示的寬容態度相當不安。改革派（主要在「行政院新聞局」及黨部）和強硬派（主要在情治機關、「中央委員會」和「立法院」、「國民大會」）之間的角力加劇。甚至「中常會」的討論也愈加激烈。居於少數的大保守派雖然沒有直接攻擊蔣經國，但越來越激昂，責備一些「叛國」現象勢將傷害到國民黨。蔣經國像往常一樣揉手、靜聽，不說話。在「中常會」外，他放出的訊息是他「個人在推動對話政策」。 [2]
康寧祥申請發行新刊物《八十年代》，已經由蔣經國新近提攜的宋楚瑜主持的「行政院新聞局」以及楚崧秋的「中央文化工作會」批准了申請案。《八十年代》總編輯江春男有心把這份刊物辦成溫和反對派的論壇。江春男公開宣稱，他要避免刺激的文字，走可被接受的批判言詞路線。8月，「行政院新聞局」又批准另一位反對派「立法委員」黃信介擔任發行人的刊物《美麗島》。《美麗島》就和《八十年代》大異其趣，採取對抗性、法律邊緣策略。黨外路線在這個時候開始分歧，一派是康寧祥、江春男等屬於主流、溫和反對派，一派是新起、比較激進的人士，後來被稱為「美麗島」集團。
台灣街頭開始出現油印的刊物，例如《潮流》專門報道反對派活動以及批評政府的言論。這些刊物雖然不逾越「煽動叛亂」的禁地——在台灣，採用親共、支持「台獨」或以「武力推翻政府」的文句就是逾限。但是，它們批評的內容尖銳，反映出原先不准的尺度已有放寬的跡象。蔣經國的改革派部屬仍繼續和知名的黨外人士有個別、非正式的會談。
同一時期，極右派雜誌也出現在書報攤，大陸籍人士組成的「反共」激進團體也放言高論，例如「反共義士」、「鐵血愛國會」等狂熱的民族主義團體。另外，由大陸遷到台灣、原已奄奄一息的黑道幫會也開始死灰復燃。右派組織7月間召集一項會議，主張「消滅」「不忠貞愛國」的黨外反對人士。軍方報紙對右派團體給予正面報道。這一年夏天、秋天，據信是「反共義士」和「鐵血愛國會」的右派分子搗毀《美麗島》雜誌在全台各地的辦事處，以及黃信介的住家。
改革派的動力持續到秋天。在蔣經國的背書之下，國民黨的溫和派如宋楚瑜、陳履安和「文工會」主任楚崧秋等人，設法讓「國家建設研究會」成立「政治外交小組」討論這方面議題。蔣經國宣佈，旨在招攬學人、華僑的「國建會」「絕不迴避政治議題」。問題越尖銳、越敏感越好，「政府必須更果斷、清晰地去處理」。島內敏感的人士都曉得這是在講民主改革。《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開始刊載文章，支持選舉及其他改革。
本省籍的《美麗島》集團聲勢大振，普受歡迎，雜誌發行量在十萬至三十萬份之間。事實上這份雜誌成為組黨雛形，它有政黨路線主張，它在全台各縣市成立辦事處，又主辦街頭活動。《美麗島》雜誌以紀念世界人權日的名義，申請准予12月10日在高雄舉辦夜間燭火遊行。
「警備總部」以預計有三萬人參加遊行、會危及社會秩序為由，駁回申請。康寧祥反對進行非法集會，黃信介等人則決定照樣辦理，不理禁令。很顯然，過去一年警方未能就集會遊行及出版品管理辦法嚴格執行，使得《美麗島》這批人相信，蔣經國不能也不會利用武力遏制大眾表達政治異議。
王昇和其他情治官員把迫在眉睫的危機向蔣經國提出報告。蔣經國重申他的指示：在民眾騷亂時，警察必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3] 派到現場的憲兵也不攜帶武器。12月10日上午，蔣經國以主席身份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發表一篇重要演講。他昭告七百八十位黨代表，1979年「是本黨歷史上最艱險的一年」。他提出創造理想、模範社會的願景——大約類似四十年前他在贛南提到的願景。
現在他把這個模範當作是未來改造中國的理想所繫。蔣經國指出，對岸經濟凋疲、社會紊亂，他相信中國大陸人民一定會問：「我們為什麼不能有像台灣那樣的『國民經濟』？」他宣稱：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一定得順應人民的期望改變」。他又重申「絕不與中共談判、絕不妥協」的政策，堅定不移。然而，他的長篇演講，主題是台灣的民主：
確認厲行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所應走的大道，必將繼續向前邁進，決不容許後退。今後當更積極致力於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質從發揮公意政治功能、加強法治政治基礎、提高責任政治觀念三方面同時並進。
他又加上，國民黨內有志改革之士（不分老少）都接受：「重視民權自由的保障，更重視國家社會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於放縱，民主不致流於暴亂，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當天下午6點鐘，群眾開始聚集在《美麗島》雜誌高雄辦事處前。演講者手持擴音器猛烈抨擊政府，誓言一定堅持遊行。大約此時，「南警部司令」（譯按：常持琇） 在火車站與黃信介碰頭。「常司令」告訴黃信介，可以准許群眾在《美麗島》雜誌辦事處前集會，但是不准遊行。「常司令」也說，群眾備有火炬、鐵條和化學品。黃信介向他擔保，主辦單位會讓集會和平進行。
到了夜裡8點40分，演講者已把數千名民眾情緒煽動到高度興奮狀態。《美麗島》雜誌總經理施明德，爬上載著擴音器的卡車頂上，領導一群年輕人開始移動。旁觀者參加進來，群眾越聚越多。數百尺之外，奉令打不還手的憲兵，隔街站成一線。遊行群眾擠過這道防線，可是在集會地點的暴徒竟然攻擊附近的安全部隊和警察分局。暴亂持續到半夜，鎮暴部隊才動用催淚瓦斯，驅散民眾。當天夜裡，共有一百八十三名警員、九十二名示威群眾受了傷。 [4]
反對派人士向「美國在台協會」官員證實，安全部隊沒有動武，試圖以盾牌擋住攻擊者。但是他們也指責，某些情治機關安排黑社會幫派滲透到集會裡，挑撥暴力，製造可以壓制反對人物的借口。 [5]
馬紀壯1979年擔任蔣經國的「總統府秘書長」，他在1995年8月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被問道：「國防部情報局」有沒有介入其中？他答覆：「沒有證據顯示究竟這麼說是真、是假。」從負責島內安全事務者的觀點來看，類似「美麗島」集團所鼓動、這麼嚴重的島內反對風潮可以被北京的統戰運動所利用，必須盡可能加以壓制。
如果情治機關涉入其中，可能還有另一種方式，即私下鼓勵黑社會幫派或是「鐵血愛國會」這類極右派團體滲透進群眾之中，挑撥暴力行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並沒有掌握內幕資訊，但是當時涉及台灣事務的重要官員，相信這種情況不無可能。 [6] 另一方面，外國觀察家和許多照片、錄影帶證實，是反對派領導人把群眾挑激到狂熱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領導群眾攻擊憲兵。康寧祥認為「可能情治人員先有挑釁動作，但是反對派沒有掌握好群眾，以致群眾照著煽動者的意思起了反應」。總而言之，另一場可能大流血的對抗過去了，成千暴民攻打警方，而警方遵奉蔣經國命令，絕大多數嚴重傷勢落在政府人員方面。
第二天上午，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與會人士對於高雄暴亂大為震撼。這些「忠黨愛國」之士當然非常憤怒。蔣經國也慌了。就在他演講社會需要和平、安寧的同一天就發生暴亂，彷彿嘲弄著他。高雄事件也震撼了改革派的核心，像是負責與「美麗島」集團等反對派人士對話的關中，就浩歎由於黨外領袖言行不一，雙方不可能相互瞭解。幸好警方自制，加上暴力大部分是一面倒的情形，初期倒使政府方面普受同情。不僅與國民黨有關係的團體譴責暴徒，受尊敬的《自立晚報》與若干黨外公職人員也責備暴徒。 [7] 李登輝代表台北市民，致贈新台幣兩百萬元給負傷的憲警人員。
國民黨因之反彈乃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中央委員選出王昇及若干高級軍事將領進入「中常會」。許多位學者改革派被解職。可是，同時也有好幾位蔣介石時代的大保守派被要求退休，台籍「中常委」由五人增加為九人，佔整個「中常會」的三分之一。
蔣經國召集一個特別小組評估如何處理高雄事件。考慮幾天之後，他批准逮捕「美麗島」集團首要分子，同時把《美麗島》及溫和的《八十年代》統統停刊。他決定大舉鎮壓，一則是要在國民黨內維持團結一致，也是因為他覺得若非如此，可能會滋生更多暴亂，以致改革的進程失控。12月14日，情治機關一舉抓了黃信介以降一百多個反對派帶頭人士。《美麗島》雜誌社總經理施明德逃逸，得到基督教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等人的掩護，潛匿一陣子。
12月間的事件卻使人對王昇及軍系勢力上升產生疑慮。稍早，韓國總統樸正熙遭到軍方情治部門陰謀刺殺，激起一陣猜疑，生怕事變在台灣重演。蔣經國在「十一屆四中全會」閉幕式的講話，全力表明「政府」力守民主憲政的決心。他保證，（原本因美國「斷交」而）中止的「國會選舉」一定會恢復，而且明確摒除「軍事統治」的可能性。
1979年裡，美國與台灣當局之間的「非官方關係」逐漸出現頭緒。職業外交官葛樂士（Charles T. Cross）於6月間抵達台北，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美國在台協會」華府總部（事實上是位於波多馬克河對岸弗吉尼亞州羅斯林市）第一任理事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曾在1960年代中期在台北「美國大使館」擔任「政治參事」，丁大衛與妻子瑪麗成為蔣經國夫婦的好朋友。丁大衛9月間訪問台北，蔣經國告訴丁，他要和美國改善關係，他引用一句中國諺語「打落牙齒和血吞」，表示台灣不能憑恃情緒和憤怒過日子。 [8] 就美方的觀察，儘管發生高雄事件及後續種種發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創痛在台灣似乎已經利空出盡，台北表現「更有興趣進行各種實務問題，俾能迎接未來的挑戰」。
讀到台灣發生暴動的報告，鄧小平一定在心裡忖想，蔣經國究竟怎麼一回事，會允許這種暴力抗議發生。一年前，鄧小平支持北京出現民主牆，現在他卻努力要在後毛時期的中國，界定言論自由的尺度。1979年3月，他發表四大原則，闡明什麼是可以接受的政治行為，基本上就是重申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北京和台北一樣，一方面希望有更開放的政治制度，一方面認定需要維持黨的統治，兩股力量之間的緊張關係主導了領導階層的動態關係。
1979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接受「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符合老百姓一般需求」這個概念。這項哲學基礎的大轉變不僅打開了走上競爭性消費社會的路，也沖走了政治上必要絕對控制的合理化基礎。中國的自由派人士現在可以力主，如果要達成類似台灣消費社會的現代化，政治制度就得伴隨著經濟改革而更加開放。鄧小平一系的自由派也跟蔣經國的左右一樣，認為可以漸進方式達成更自由、活潑的政治制度，不會嚴重威脅到黨的控制。
然而，1979年秋天，民主牆還是太辛辣、有威脅性；毫無疑問是在鄧小平許可下，北京市定出明確規則，限定大字報何者、何地可以張貼。
1979年12月25日，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佔領幾個大城市，把原本由莫斯科捧上台的共產黨籍總統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送上斷頭台，另立新領導人，並由蘇軍一肩挑起阿富汗境內「平亂剿匪」的責任。這一著棋使得蘇聯領導人陷入泥淖，最後對蘇聯國內政治趨勢、知識界趨勢產生重大衝擊，因而影響到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內的世界政治。有位蘇聯外交官在北京對某位美國外交官員提到：「現在輪到我們了！」——指的是美國在越南的經驗教訓，蘇聯在阿富汗重蹈覆轍。 [9] 另一個結果是，中國進而相信蘇聯正在從事包圍中國的鉗形佈局。這一來，連帶強化中美非正式的戰略夥伴關係，因而使中國改革派力量加強。此後十年，國際事件，以及中國大陸、台灣與蘇聯三地的民主運動起起落落，都彼此交織，起了作用。
蔣經國年輕時工作認真，但還能和友人放輕鬆，喝酒、談天、說笑。現在他已經高齡七十，有病，身體行動受到限制；體檢透露他有前列腺癌。1月16日，他在榮民總醫院接受前列腺手術。1月18日，當局公佈他接受手術的新聞——這也是台灣地區領導人有史第一遭的新鮮作風！蔣經國很快就恢復工作，但是變得比較安靜沉思，至於他內心的思考則跟往常一樣，不太跟別人說。有一天，姜必寧陪他搭飛機到金門，途中他一言不發，也沒有看公文或書報，他的視線投向窗外，沉思。
蔣經國很快就決定了處理高雄事件的策略：他要展現出強人領導者的形象，嚴懲有罪者，輕罰誤入歧途者，同時向大眾擔保，他逐步開放政治制度的決心未變。2月1日，「警備總部」把五十名遭扣押者交保釋放，四十一名交保候傳，另六十一人是在押嫌犯。最後，三十二名被告送交普通法院，由檢察官依毆打警員及一般刑事犯罪起訴；黃信介及施明德（潛逃一陣子也被捕）等為首八人則以叛亂罪起訴，送軍事法庭審理。起訴書宣稱，被告對罪行坦承無諱，軍事檢察官鑒於被告合作，知所悔改，將建議法庭從寬量刑。
國民黨的學者改革派以及楚崧秋等溫和派主張軍事法庭公開審理高雄事件。「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葛樂士也力促台北當局讓全世界及台灣人民看清當局對被告的指控。他聲稱，反對勢力並沒有那麼強大，國民黨反應過激，對本身反而不利。 [10] 台灣民眾擔心暴亂、不安定，一般都支持當局處理高雄事件的做法，但是對被告的同情已漸上升。 [11] 更重要的是，美國方面的媒體和人權團體把反對派領袖描繪成受害人，強調高雄事件是當局「先鎮後暴」的傳聞。最後，蔣經國裁定，軍法審判過程公開，被告在庭上的聲明也准許報紙報道發表。 [12]
2月28日，也就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中午過後不久，兇手潛入高雄事件八大被告之一、省議員林義雄住宅，砍死他的高堂母親和六歲雙胞胎女兒之一，另一個女兒受重傷。但是兇手沒有拿走值錢財物。蔣經國聽到這件慘案，立刻准許林義雄交保，並懸賞重金給任何可以提供破案線索的人。警方亦展開大規模偵查。
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相信，是極右派團體或是外省籍幫派執行這項「殺雞儆猴」行動。他們不認為蔣經國曉得此一陰謀，可是也懷疑他能夠或有意願偵破本案，揪出真兇。 [13] 有些美國官員猜疑幕後人物與「鐵血愛國會」有關係。美方也聽到一種謠傳，指蔣經國的兒子孝武和林宅血案有關聯。根據一個消息來源，孝武有一回和朋友開懷暢飲，對「鐵血愛國會」成員提到：應該「給他們〔林義雄家〕一點教訓」。林宅血案歹徒行兇手法殘暴，駭人聽聞，而警方迄今未能偵破，更進一步傷害國民黨的形象，尤其在美國新聞界和人權團體心目中，國民黨形象江河日下。 [14]
蔣經國接受官方調查報告的說法——兇手顯然是與林義雄有個人冤仇或政治冤仇。可是，這一時期，他在島內的情治安全單位，很可能得有劉少康辦公室的許可，與有力量搞出兇殺案的黑社會幫派開始發展關係。根據竹聯幫資深人員的說法，台灣情治單位在1980年與曾經坐牢服刑、出獄後已退出江湖的竹聯幫前幫主陳啟禮接觸。台灣的島內安全、警務在蔣經國、王昇緊抓之下，基本上，上海灘的幫會或黑道早先在台灣並不存在。據報道，國民黨在香港與三合會等黑道仍有聯繫，可是黑道在台灣當局情報機關裡並沒有重大影響力或角色。 [15] 《龍之火》的作者卡普蘭聲稱，由1949年以迄20世紀70年代結束，青幫或中國大陸其他著名三合會組織，都沒能在台灣的黑道活動中建立據點。「直到80年代初，反對黨開始構成重大威脅，黑社會才公開露面，不過大部分是從事政治遊說，不是以黑道幫會面貌現身。」 [16] 「鐵血愛國會」就是這樣的團體。
竹聯幫不是秘密黑道，而是20世紀60年代典型的台灣街頭幫派，成員大多是外省人。1980年，「國防部情報局」人員接觸竹聯幫「教父」陳啟禮時告訴他，保衛台灣需要借重竹聯幫的「愛國精神」。「情報局」人員說：「現在反對黨越來越大膽，找一些本省人幫會支持，利用他們打擊國民黨的政治活動和黨籍候選人。當局需要竹聯幫來反擊。」據報道，某些高級情治官員反對吸收黑道，王昇也矢口否認知道有運用幫會搞秘密活動的決定。他堅稱，如果真的有這種接觸，一定是「國防部情報局」擅自做主，絕對沒有得到上級核准。 [17]
但是，要說「國防部情報局」或「國家安全局」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片面做出決定，也實在說不過去。很有可能是王昇以劉少康辦公室的名義批准此一決策。王昇等人可能說服他，偶爾會需要借用非官方或「民間」的秘密工具執行不合法或見不得人的行動，以保護台灣的安全利益。 [18]
高雄事件八名被告之軍事審判，始於3月18日，它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公開大審。國際特赦組織及其他人權組織都派出觀察員，美國及其他非官方關係之外交官、外國新聞記者也紛紛申請旁聽。起先，當局想限制分配給島內媒體旁聽的席次，後來決定取消。獨立的新聞媒體每天以兩三頁全版報道，因此把反對派的政治觀點呈現在八百萬名讀者眼前。被告在庭上陳述，他們一連多天被剝奪睡眠、不停地接受偵訊（新聞界稱之為「疲勞轟炸」）之下，才招供認罪。審訊過程雖然對外公開，量刑定罪其實早有定論。4月18日，軍事法庭裁定所有八名被告叛亂罪名成立。軍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處以死刑，可是蔣經國傳話，不得有任何人遭處死刑。只要他在位，他「不允許台灣島上有流血」。 [19]
軍事法庭判處施明德無期徒刑，黃信介有期徒刑十四年，其餘六名被告全部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譯按：這六名被告是姚嘉文、林義雄、張俊宏、呂秀蓮、陳菊和林弘宣。） 罪名重，刑期尚稱溫和，美國輿論卻大嘩。6月間，軍事法庭以窩藏施明德罪名，判處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等九人最高六年的徒刑，美國負面的輿論反應更加激烈。國民黨原本在高雄事件上得到台灣民心支持，卻一變而成為民主運動得勝。
長老會人員被捕判刑，讓虔誠的教友、台北市長李登輝極感痛苦。當時，李登輝獨子也因患癌症去世，李的痛苦尤深，考慮到要退出政壇，去當牧師傳道。他把這個想法向朋友和教會牧師提出來請教。周聯華等教會人士勸他，他只會是個平凡的傳教士，但是留在政界，將會是個出色的政治領導人。李登輝因而決定留在政界。 [20]
「軍法」大審過後不久，國民黨內、「立法院」及軍、情機關的鷹派，向蔣經國抱怨，認為公開審判使國民黨受到嚴重傷害。蔣經國召見「中央文工會」主任楚崧秋（他是推動公開審判、獲得採納的建言者之一），表示很滿意在高雄事件及其後的處理中沒有人喪生。楚崧秋也認同事情發展平順。
蔣經國提到黨內對楚崧秋批評之聲日盛。他說：「或許你該換換工作了。」 [21] 楚崧秋調任台灣電視公司董事長，接替李煥。1977年中壢事件後即任台視董事長的李煥，轉任高雄中山大學校長。
因美國與台灣「斷交」中止的選舉，排定12月6日恢復舉行，反映出蔣經國逐步走向代議民主政治的決策。新法令把開放改選的「立法委員」增加為七十席，比起1978年的名額增加百分之七十八。由大陸選出的「資深立委」仍有三百人左右，通常步履蹣跚出席開會者只有一百人左右；「立委」大幅增額表示一個真正的代議機構至少已經可望，亦可及。
註釋：
[1] 有關蔣經國在這段時期的思考及政治動態，「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1979年10月26日第03880號電文、1979年10月23日第03836號電文，有非常中肯的分析。原書注3。
[2]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1979年10月23日第03836號電文；錢復1996年5月1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原書注8。
[3] 宋楚瑜1995年9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15。
[4] 有關高雄事件當天夜裡的暴亂，取材自約翰·凱普蘭（John Kaplan）《軍法大審高雄事件報告》（The Court Martial of Kaohsiung Defendants ），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16—20頁；陳鼓應《1970年以來台灣知識分子間的改革運動》，以及1979年12月28日菲爾·庫拉達（Phil Kurata）在《遠東經濟評論》週刊上的報道。原書注17。
[5] 高玉樹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另參見「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1979年12月11日第04683號電文。原書注18。
[6] 前中央情報局官員1996年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班立德1996年12月1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也有這個表示。原書注20。
[7] 見1979年12月12日、14日、26日《自立晚報》。原書注24。
[8] 丁大衛1997年4月22日在弗吉尼亞州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透露。原書注27。
[9] 這是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一名高級官員1980年10月21日對本書作者發表的意見。原書注30。
[10] 葛樂士1996年4月4日、1997年12月1日分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及通電話時所說。原書注35。
[11] 康培莊（John F. Cooper）《1980年的台灣：踏進新的十年》（Taiwan in 1980: Entering a New Decade），載1981年1月號《亞洲調查》（Asian Survey） 第54頁。原書注36。
[12]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7。
[13]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1980年3月10日第01157號電文。原書注39。
[14] 卡普蘭《龍之火》，第305頁，及1980年3月21日《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第38頁。原書注40。
[15] 見凱瑟琳·格拉夫（Kathleen Graf）《竹聯幫與劉宜良兇殺案》（The Bamboo Gang and the Murder of Henry Liu ），塔夫斯大學1987年碩士論文。又，費浩偉1999年1月給本書作者短箋裡也提到。原書注41。
[16] 見卡普蘭《龍之火》，第366頁。卡普蘭沒有舉出消息來源，也說1949年有成千三合會成員逃到台灣，「悄悄又納入政府體系。軍方及情治機關官員發現，要陞官晉級經常需要憑借是青幫、洪幫成員才能如願。據說，蔣經國和他父親一樣，長久以來就是青幫成員，利用三合會來鞏固他緊抓住軍隊」。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美國，有一百本/篇左右談論蔣經國的書本、文章，不論它們對經國是友善、中立、不友善或敵意十足，沒有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可以證實此一說法。反而，蔣經國不喜歡幫派倒是一再出現。作者訪問了許多人士，也都反映出相同的結論。原書注42。
[17] 王昇1998年3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5。
[18] 這是涉及台灣事務的若干美國外交官的看法。參考范美麗（Mary von Breisen）1998年4月1日與本書作者的電話通話。原書注46。
[19] 余紀忠1996年5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47。
[20] 周聯華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8。
[21]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