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想要落葉歸根的心情不難想像。自他登上傑克遜總統號郵輪遠赴美國之日起，10年時光已經悄然滑落。對於錢學森來說，與暌違12年之久的老友和家人重聚是一件充滿驚喜的事，而除此之外，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也令他大吃一驚。
錢學森最想見到的人無疑是他的父親。斯時，錢家治住在上海租界的一棟公寓中。在此前輾轉幾個城市的顛沛流離中，錢學森的母親染上了傷寒並因此去世。種種跡象都顯示，年邁的錢家治非常孤獨，渴望能夠在獨子的陪伴下度過餘生。如果錢學森接受了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的職位，他就可以留在風燭殘年的父親身旁。
回國後的頭幾周，一切看起來十分順利。錢學森被當成一個小名人一樣加以隆重招待。他走訪了3座大城市，在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和清華大學都作了演講。他滔滔不絕，妙語如珠，許多當時的聽眾正是在他的感召下，決定前往美國攻讀工程學。
在演講中，錢學森號召年輕的工程系學生將自己看做科學家而不是賺大錢的技師。他建議他們不僅修習那些與工程相關的課程，也要學習數學、化學和物理學。錢學森指出，訓練一名合格的工程類科學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高中畢業後，可能仍需要7～8年的時間，其中包括在一所好的工科學校至少學習3年，用接下來的3年熟練掌握數學和科學，然後再用1～2年的時間在一位該領域的富有經驗的導師的指點下，專注於一個具體問題。他概述了大學博士課程的優點：「教育機構中寬鬆的學術氣氛可以促進思考，而這是獲得智慧的唯一途徑。」
錢學森還強調了工程師在推動造福社會的科技創新上的重要作用。他預見到，在醫藥和農業等領域，工程學都將有用武之地。錢學森還指出，製造像原子彈這樣的殺傷性武器「為民主國家最終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錢學森用諾貝爾獎得主哈羅德·尤里（Harold Urey）的一句話結束自己的演講：「我們要消滅眾生的困苦和匱乏，帶給他們愉悅和美麗。」
年輕時就到了美國並在那裡度過成長歲月的錢學森，有幸遠離了國內的紛亂內戰和生活壓力，從而可以不受干擾地埋首思考複雜的數學和空氣動力學問題，直到將其理解掌握並付諸實踐。這構成了他的獨特性。即使是對於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其他學生來說，諸如馮·卡門等導師傾注在錢學森身上的栽培和關注也是不可複製的。然而，錢學森的演講卻表明，他已經作好準備，要將自己學到的東西回饋給祖國。
但是，在整個中國一片低沉的士氣中，這些話未免顯得過於理想主義。戰爭摧毀了經濟，令人口銳減，約計300萬～1500萬人在戰亂中喪生。饑荒四起，哀鴻遍野，歷史學家易勞逸（Lloyd Eastman）在《毀滅的種子》（Seeds of Destruction）一書中寫道：「從1945年底到1946年初，席捲中國的饑荒影響了3300萬民眾，這可能是戰後世界各地最大規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危機。」
錢學森想必已經聽說了戰時城市裡食物短缺的狀況。學生和教授的津貼和工資趕不上物價的飛漲，一拿到錢就得馬上跑到米鋪，把現金換成大米。在此期間，許多人因為嚴重的營養不良而生病甚至死去。在中國的邊遠省份，情況甚至更加惡劣。為了保障士兵的糧食供給，國民黨在戰時向農戶徵收苛刻的農業稅，甚至不給他們留下足夠的口糧。在一些地方，男人們不得不賣掉妻子兒女，以樹皮草根為食，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
當兵吃糧的士兵們的境遇也很糟糕。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自貧苦人家，因為富裕的年輕人可以免服兵役。國民黨到處拉壯丁，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常常用繩子將這些拉來的壯丁綁在一起。徵糧官慣於向糧食中摻假以中飽私囊，等到口糧分到士兵的手中時，常常已經變得難以下嚥。事實上，每10個拉來的壯丁中，便有一個未及奔赴戰場便已死去。
整個國家還沒有從上一場戰爭中恢復過來，很快便又投身於另一場戰爭中去。日本投降後不久，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便多次交火。儘管有美國的居間調停，這種衝突仍迅速惡化為內戰。開始時，國民黨軍隊一個接一個地攻下共產黨佔領的根據地，但到了1947年錢學森歸國之時，情勢已經發生了逆轉。
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來自農民的大力支持。抗戰期間，他們深入日軍佔領區，招募青年農民組成游擊隊，與日軍周旋作戰。到1945年4月，共產黨已經發展了一支龐大的武裝力量，擁有90萬正規軍隊和超過200萬民兵。錢學森1947年回國時，國民黨丟掉了東三省的半壁江山。由於開小差和戰鬥減員，國民黨軍隊總數減半。更重要的是，與此同時，共產黨軍隊已經在向長江一線發起進攻。
如果此時的錢學森對是否留在中國還心存疑慮的話，國民黨教育部卻替他作出了決定。不知為何，教育部出爾反爾，拒絕讓錢學森出任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後來給出的官方原因是，當時的教育部長認為錢學森太年輕，無法勝任此職。但在私下流傳的小道消息裡，原因卻在於教育部的官員對錢學森能否效忠國民黨不夠信任，因此取消了對他的任命。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然而，這次中國之行總體上並不令人失望。這年夏天，錢學森與自幼便熟識的一位女歌唱家談起了戀愛。她的名字叫蔣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