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時的奉天乃至東北的吏治一度相當混亂，謀職者往往憑借關係或錢財就能通行無阻，張作霖自己也曾因以設賭為由，代人謀事，而被外界譏稱為「大吃縣局」。到王永江執政，因其「聲音顏色千里拒人，無人向其請托」，張作霖雖然麾下如雲，親戚眷屬眾多，然而也沒有一個軍界將領或者帥府親戚敢來省署求情托事。在王永江執政期間，張作霖所有親戚中只有一個人當了地方官。此人為義縣知事趙學德，他是張學良的親表兄，但為人謙虛謹慎，當縣知事也是合格的。
實際上，就算張作霖本人要出面謀私，他被搭理的可能性也接近於零。有一次，張作霖有事找王永江，王永江到帥府的時候，張作霖還沒有從內宅出來，他等了一會兒，不耐煩了，便從椅子上站起來對副官說：「我還有事。」說完便揚長而去，事後張作霖也未有絲毫怪罪之意。不僅如此，每當部下中有人被任用為縣知事或稅捐局長時，張作霖還會在談話中加以提醒：「王岷源（王永江）脾氣不好，很難伺候，你要小心好好地去做事。」
謀人用人歸根結底還得靠育人。王永江向張作霖建議，欲使東北富強，必須發揚文治，通過興辦大學教育，來培養專門人才。張作霖接受其建議，下令籌辦東北大學，並由王永江本人兼任校長。
東北大學初創時，有些外省學者不瞭解奉省的財政狀況，唯恐學校用奉票發月薪，到時一旦奉票跌價，勢必影響收入，所以不願前來應聘。瞭解到這一情況後，王永江經過悉心籌劃，決定教師薪金一律用銀元發給，而且不許拖欠。民初時大學最為集中的是北京，但北京各大學的欠薪情況頗為嚴重，東北大學因此成為全國教師薪水最高，發放也最及時的一座大學。國內外名師學者紛至沓來，黃侃、章士釗、梁思成等均先後應聘來東北大學任教，可謂盛極一時。
王永江這個省長當得相當之「摳」，在他任下，教育廳、實業廳經費每月不過奉大洋兩三千元而已，教育廳長出入坐的都是人力車。唯獨在辦校上，王永江非常捨得花錢，他籌撥三百七十餘萬元，從德國購買新式機器，成立了東北大學工廠，在從事生產的同時供學生實習使用。
日本人原先不相信東北方面可以獨立把大學辦好，及至看到東北大學的實際情況才不得不發出驚歎，認為這所省辦大學乃是同時期教學質量最佳、設備最好的第一流高等學府，「它的教育水準無疑高於日本在滿洲開辦的高等教育學院」。
和辦警政、財政時一樣，王永江不負所望，把奉天的政務也搞得風生水起。當時奉天吏治的清明為全國矚目，「一時之風氣尚非他省可及也」。
自王永江代理奉天省長起，東三省中的其他兩個省均效仿此例，吉林王樹翰以督署高等顧問身份代理省長，黑龍江於駟興以教育廳長身份代理省長，二人也都是有一定管理經驗的文官，東北由此在政治經濟上步入了它的又一個黃金時代。
將政務移交給王永江後，張作霖即專心處理軍務。軍隊打仗，總是有勝有敗，作為一個打了大半輩子仗的武人，他很清楚這一點，因此對在直奉戰爭中落敗並不氣餒：「勝敗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麼。」
重要的還是好好總結經驗教訓，思考一下如何才能變弱為強，轉敗為勝。直奉戰前，張作霖總是認為只要敢於拚命就沒有打不贏的仗，他訓話時用來激勵官兵也都是從前縱橫江湖的一套，不是「腦袋掉了碗大個疤」，就是「哥們兒兄弟」「為朋友兩肋插刀」，甚至還有這樣的「訓詞」：「他媽拉個巴子的，你們好好地幹，幹得好，我除了老婆不給之外，什麼都會給你們！」
經此一戰，張作霖終於認識到自己的想法有太多偏頗之處，奉軍不是不能打仗，也不是不拚命，但還是敗得一塌糊塗。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對比一下郭松齡「三八旅」的表現，再想想楊宇霆、本莊繁等人的多次進言，便知道還是因為軍隊缺乏嚴格訓練，沒有被納入正規化軌道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