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田中的壓制和阻止，關東軍雖然已陳兵奉天，卻什麼也不能做。不久，吳俊升統兵五萬，從黑龍江趕到奉天，對奉天進行守衛。與此同時，原在關內的東北軍每天一萬、五千地通過山海關，在關外進行集結，到5月下旬，以這種方式集結於關外的部隊已達三四萬人。
眼看對東北軍進行攻擊和繳械的大好機會悄然逸去，關東軍方面十分鬱悶和焦慮，河本等人大叫：「時至今日，還相信只要依靠一個張作霖，使之主宰滿洲，就可以確保治安的想法是錯誤的。」一些人也忍不住大發牢騷：「張作霖不可恃，政府的狐疑逡巡將誤國策。」
怎麼辦？討論下來，在無法動用在滿兵力的前提，唯一的辦法就是實施「謀略」，也就是對張作霖採取謀殺行動。按照河本等人的認識，張作霖出身綠林，他手下的將領也只不過是靠拜把子結合起來的一群私黨，「這樣的結合，常常是頭目一死，他們立即四散」，也就是說，除掉一個張作霖，其他奉系將領必將樹倒猢猻散。
村岡接受了這一意見。鑒於這是瞞著政府的行為，他沒敢大事聲張，只是暗地裡授命司令部參謀竹下義晴為密使，前往北京與日本駐華公使館副武官建川美次聯繫，欲借華北日軍之手除掉張作霖。
河本原先並不知曉此事，後來聽竹下透露要去北京，且言語間神情緊張，便察覺出其中必有蹊蹺，於是當即邀請對方吃飯。席間在他的追問下，竹下一五一十地把所負使命交代了出來。
河本一聽，認為原來的辦法是「輕舉妄動」——且不說在北京很難找到敢於從事這樣冒險勾當的人，即使有這樣的人，在各國眾目睽睽的環境下，也不容易得手，而一旦行動失敗，對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
河本讓竹下把任務交給他來完成，竹下很為難，表示他不能不執行司令官的命令。河本就對他說：既然你自己執行任務很困難，總不能讓村岡這個司令官親自來幹吧，有我河本就夠了。
一席話把竹下說得心服口服，這樣就由河本主持謀殺行動，竹下的任務改為到北京偵察張作霖的具體行期。河本的想法是在鐵路線上動手，他權衡了襲擊火車和炸毀火車的利弊，認為如果襲擊火車的話，很快就會被發覺是日軍所為，只有炸車才可以不留痕跡地達到目的。
至於炸車地點，原定巨流河大橋，但因那一帶東北軍戒備森嚴，難以得逞，最後改為皇姑屯車站附近的一座鐵橋，那裡是南滿路和京奉路的交叉點，名為「老道口」。之所以老道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滿鐵線走在上面，京奉線通過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裡稍微走動，也不怎麼奇怪」。負責埋置炸藥的是一名調來支援的駐朝日兵中尉，此人技術高超，埋置工作結束後，河本稱讚他「不愧為專家」。
甚至河本還考慮到了爆炸失敗的情況，他為此擬訂的方案是，用脫軌機使火車翻車，然後派埋伏在附近的衝鋒隊衝上去進行刺殺。
就在河本布下必死之陣的時候，張作霖正在為離京做最後的準備。1928年5月30日，他對所屬各部隊下達了總退卻令。右翼張學良、楊宇霆的聯合軍團全部後撤，但是左翼張宗昌沒有馬上撤退，不僅如此，他本人還跑到北京，當著面問張作霖：「大元帥，為什麼要撤出北京？我一個人也要干。」
如果能夠不撤，張作霖又哪裡真的想撤，準備行裝時，他甚至派人將大元帥的印與旗、國務院印信以及外交部重要檔案一個不落地全部運往奉天，並下令說：「一切重要命令，仍須由大元帥蓋印發表。」
怎奈事勢比人強，聽了張宗昌的話，張作霖遲疑道：「不行吧？」一旁的町野也表示懷疑：「能嗎？」張宗昌卻很認真：「我干給你們看看。」覺得張宗昌勇氣可嘉，張作霖於是就說：「好，你幹著看看。町野顧問，跟我走。」「走吧。」
6月2日，張作霖再次發表出關通電。當天晚上，芳澤又跑了過來。他說日本願以武力迫使北伐軍後退，張作霖尚可得到半壁江山，條件仍是需要答應承建吉會路以及停築葫蘆港等。
張作霖對這種趁火打劫的行為感到十分氣憤，他乾脆對芳澤不予接見，將其一個人晾在客廳裡。芳澤獨自坐在客廳裡，就聽見張作霖在隔壁的辦公廳高聲大罵：「日本人真不夠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時候，掐脖子要好處。我張作霖最討厭這種事情！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祖宗父母的墳墓所在地，我不能出賣東北，以免後代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我什麼也不怕，我這個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澤聽得懂中國話，頓時被窘得面紅耳赤、坐立不安。約半個小時後，張作霖讓翻譯將一沓公文交給芳澤，同時轉告今天無法接見。芳澤以為張作霖至少已經答應了他一兩個條件，也就趕緊拿上公文溜走了。
回到公使館，芳澤將公文打開一看，發現張作霖只在上面寫了一個歪歪扭扭的「閱」字，既未署名，更沒有寫同意二字，這才知道自己的希望又化為了一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