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信封交給飛行員之前，她給了我一張20美元的零花錢。「這位先生是被驅除出境的，」她對飛行員說，「在紐約機場，美國官員會來接管他，到時請你把這些轉交給他們。」
她轉過身抓住了我的手，面色嚴峻地對我說：「再見了，弗蘭克，祝你好運！希望你有一個幸福的將來！」
我吻了她，這使飛行員和一名旁觀的女機組人員大為驚訝。這是我對簡第一次有所表示，表示我對她由衷的敬佩！「我決不會忘記你，」我說，事實上我也從未忘記過。簡·倫德斯托姆在我腦海中永遠是一位善良、親切、可愛的益友！
那是直飛紐約的航班，我被安排在靠近駕駛艙的最前排，這樣機組人員可以一直監視著我，除此之外，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乘客了，有著在乘客艙中走動的自由。
我不知道我何時開始琢磨如何逃避等待我的聯邦調查局人員，也不知道我為何感到必須背叛那位如此信任我的法官。大概是因為我在波士頓監獄的短暫經歷吧，我想到了那簡陋的單人牢房。當然，它比起佩皮里昂的監房還是很奢侈的，但如果美國監獄能與法國的放在一起比較，我可不想再進去受苦了。我在克裡潘監獄的六個月已經寵壞了我。
我乘的飛機是一架我十分熟悉的VC－10噴氣式飛機———英國子爵號，一位BOAC飛行員曾帶我參觀過同一型號的飛機，給我做過極詳細的介紹，連廁所的構造都講到了。
根據我以往的「飛行」經驗，這架飛機將在肯尼迪機場第十三跑道著陸，滑行到終點大概需要10分鐘。
在飛行員準備著陸前10分鐘，我站了起來，溜躂到一個洗手間，把自己反鎖在裡面。我蹲了下來，用手摸到那個我知道位於抽水馬桶底部的拉出式把手，使勁一拉，再一擰，整個抽水馬桶裝置就被我提了起來，露出了一個兩英尺見方的艙蓋，它下面可接飛機著陸後用的真空管。
等了一會，隨著一陣劇烈震動，飛機著陸了，飛行員反轉發動機並借助副翼使飛機迅速減速。我知道，當滑行到跑道的末尾，也就是要轉入通向終點的滑行道時，飛機幾乎是完全停了下來。判斷準時機後，我蜷縮進原來抽水馬桶佔據的空間，打開艙蓋並鑽了出來，雙手緊抓艙蓋，懸掛在跑道上10英尺的空中。我知道當我打開艙蓋時，駕駛艙裡有一個蜂鳴器會叫，但我從以往的飛行經驗瞭解到，飛機著陸的劇烈衝擊經常會把艙蓋撞開一點點，所以蜂鳴器叫是常事，飛行員知道已經著陸，艙門微開不會造成危險，所以他通常會隨手把蜂鳴器關掉。
我其實並不關心這架飛機的飛行員是否這麼做的，反正飛機是在夜幕中著陸的，當巨大的機體滑行到幾乎停下來的時候，我鬆開扳著艙蓋的雙手，撒腿狂奔。
我徑直穿過跑道，逃進了黑暗之中。後來得知我的逃跑絲毫未引起機組人員的注意，直到憤怒的奧裡萊和其他聯邦調查局官員搜查整個機艙，看到了拉出的抽水馬桶，才知道我是如何逃逸的。
在機場臨近范韋克高速公路的一側，我攀過一道防颱風柵欄，招手叫了輛出租車。「中央火車站。」我說。到站後，我用簡給的20美元鈔票付了車費，然後搭火車去布朗克斯。
我沒回家，我感覺我母親的公寓和我父親的房子一定受到了監視，但我先後給母親和父親打了個電話。這是5年多來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的聲音，通話到最後父親母親和我都泣不成聲。他們懇求我回他們任何一個家裡並向警方自首，我回絕了。儘管我因違背了我對馬爾默市法官的諾言而感到羞恥，但我覺得我在監獄裡已經呆得夠久了。
事實上，我是去布朗克斯看一個姑娘的，我在她那裡藏了一些錢和衣物，其中一件衣服口袋裡還有一串蒙特利爾銀行保險箱的鑰匙。她見到我很驚訝，「天哪，弗蘭克！」她驚叫道，「我還以為你從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了呢，你要是再不來，我就要花你的錢，把你的衣物送給救世軍去了！」
我沒有多作逗留，因為我不知道聯邦調查局已經查到我的多少女友和熟人，但我知道他們已經找出了一些。我匆匆忙忙地拿了我的衣服，只要了50美元，其餘的錢都給了她，隨即搭了火車去蒙特利爾。
我在蒙特利爾的保險箱裡藏有兩萬美金，我是想去那裡拿了錢，然後搭最早的航班去巴西的聖保羅，在那裡度過我的餘生。我在坐牢期間得知，巴西和美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因為我在巴西沒有犯罪，即使我在那裡被抓，當局仍會拒絕引渡我的，所以我感覺我在那裡比較安全。
我取了錢，但我沒有坐成飛機。當我在蒙特利爾機場排隊買票時，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是一位又高又壯，儀表堂堂的男人，穿著加拿大皇家騎警隊警察的制服。
「弗蘭克·阿巴納勒，我是巡警詹姆斯·海斯廷斯，你被捕了。」騎警隊員友好地微笑道。
第二天，我被帶到了紐約和加拿大的邊境，移交給美國邊防局，之後又被轉給了聯邦調查局官員，他們把我送到紐約市的聯邦拘留所裡。
我被一位聯邦專員提審了一番，他把我的保釋金定為25萬美金。之後，由於還沒同檢舉者們商量好把我送到哪裡的法庭受審，我又被送回了拘留所。
兩個月後，佐治亞州北區的律師獲得優先權，我被執行官送往佐治亞州富爾頓縣的監獄候審。
富爾頓縣的監獄活像昆蟲呆的洞，真正的蟑螂洞。「不太妙呀，夥計，」在污穢的牢房區的休息室裡一個囚犯對我說，「這裡惟一說得過去的地方就是醫院了，而且只是在你行將不朽時才會送你去那兒！」
休息室裡惟一說得過去的設備就數一部付費電話了。我投進一角錢，撥通了值勤軍士，「我是約翰·佩茨基醫生。」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