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政府遷到台北，共軍奪得大陸江山。「國民黨為何一敗塗地」？從大陸逃到台灣的人急於探索答案，那時你在各種場合都可以聽到人人有個「假使」：假使一九四五年九月在重慶殺掉毛澤東，假使馬歇爾不來調停國共衝突，假使不裁編軍隊，假使不行憲選舉，假使不發行金圓券……
許多人藉著「假使」推卸責任，歸咎別人：輿論取悅中共，學潮幼稚瘋狂，奸商興風作浪，官吏貪污無能，軍隊驕悍愚昧，黨部與民眾脫節，一一發掘出來，萬象雜陳。有人喟然歎曰：「中國大陸『赤化』的原因一共有四萬萬五千萬條，每個中國人一條。」（那時號稱中國人口為四萬萬五千萬人。）
這些瑣碎的談論匯合成兩個龐大的議題，各據一方，針鋒相對。這一邊說，中共能夠席捲天下，因為他徹底控制了人民，今後反共，要取人之長，補我之短，以組織對組織，以陰謀對陰謀，以殘忍對殘忍。於是出現一個口號：「向敵人學習」。
另一邊說法完全不同，國民政府失去大陸，惟一的原因是大陸人民沒有民主自由，國民政府只是採取了一些虛偽的民主形式裝點門面，只是把自由當做特惠籠絡少數特定的人物，今後反共，惟有實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一場言論大戰吸收了所有的假設，有人稱之為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爭執。那時中共「血洗台灣」的口號震天動地，如何保全這最後一片土地，人人煞費思量，情急之下，選邊插隊，尋找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時我是一個喜歡思想的青年，又在傳播思想的媒體工作，成為雙方忠實的讀者。
我常想，為什麼要「向敵人學習」？為什麼要那麼狠、那麼詐、那麼殘暴專橫？因為要打敗共產黨。為什麼要打敗共產黨？因為共產黨「陰狠橫暴」。聽起來好像天下的壞事只有國民黨可以做，共產黨不可以做，國民黨好像和共產黨爭做壞事的特權。他們的理論有缺點，我急於知道另一邊怎麼說。
一九五二年，胡適由美國回台灣講學，萬人矚目，他在台北公開演講，開宗明義解釋什麼是自由，他說自由就是「由自」，由我自己。沒幾天報上出現嚴厲的駁難，質問他：「官吏由自，誰不貪污？學生由自，誰肯考試？軍人由自，誰肯打仗？」如果我的記憶正確，「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論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大戰應該發生在一九五二年之後，在此之前，略有零星接觸：一九五○年，《掃蕩報》主筆許君武曾向台大教授殷海光挑戰，稍後，《民族報》副刊主編孫陵曾向台大校長傅斯年挑戰，直接間接都是為了自由主義。
胡適站在自由主義這一邊，他從未使用「自由主義」這個名詞，他的夥伴們樹立了這樣的旗號，而他儼然成了領袖。比起《獨立評論》時代，他上場的時候不多，但是正如他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創辦人雷震所說，別人寫的文章都會記在胡適的賬上。
我開始用心閱讀《自由中國》半月刊，它每一期給我的感受都像探險。我是訓政時期長大的青年，我們被一再告知：自由誠可貴，紀律價更高。依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傑出的領袖要有一群傑出的人物跟隨他，這一部分人交出個人的自由，各盡所能配合他，創造環境，成就一番事業。擁有個人自由的大眾，只能享用成果，因此個人自由是一個比較低的人生境界。
《自由中國》完全「顛覆」了這個觀念，它灌輸的意識形態恰恰相反，組織和紀律只能給你低級的人生，甚至是可恥的人生。在我看來，《自由中國》的殺傷力並非批評政治，而是有效地消解了犧牲、服從、效忠等觀念，我午夜夢迴常常聽到春冰初融的破裂之聲。如此這般固然可以融化「鐵板一塊」的共產黨，可是國民黨的同舟一命、萬眾一心也就成了笑柄。
那時我正在思想上尋求出路，胡適和他的夥伴們一言一行，都曾在我心中千回百轉，我讀《自由中國》受益良多，但是我必須說，他們所建立的理論只能修身齊家（也可以辦大學），不能治國平天下。他們從未談到，當自由受到外來威脅時如何保障自由，就治國的大計而論，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口。鄭學稼質問：「如果老百姓一直做奴隸，為什麼要一個打敗仗的做主人？」問得好厲害！可是如果打勝仗可以不做奴隸，又如何始能打勝？富蘭克林說：「為安全而犧牲自由的人兩者皆空」，精彩！可是為自由而犧牲安全的人呢？
想那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實行憲政，有意推舉胡適做第一任「總統」，據說胡先生動了心，跟他的一位朋友商量，朋友問他，當了總統能否指揮軍隊，胡氏廢然作罷。我認為胡適是否出任總統，問題不在能否指揮軍隊，而在如何維持自由主義的價值系統。如果他做總統，照例要向三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訓話，他難道還能說「自由就是由自」？他照例要在國慶日發表文告，他豈能說「個人的自由就是國家的自由，民主自由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造成的」？他要說什麼樣的話鼓勵敵後的工作人員？他要說什麼樣的話安慰殉職警察的家屬？英美是我們心目中民主自由的聖地，大戰時期，丘吉爾也得告訴英國人，與其個別受刑，寧可全體受刑（與其在敵人佔領下任憑宰割，不如團結犧牲擊退敵人）。冷戰時期，甘迺迪也得告訴美國人，與其戴著奴隸的枷鎖，不如背起士兵的背包。
胡適和他的夥伴們，既然沒有給軍隊、情報、警察留下生存的意義，這就引發了軍方的反彈，軍方為了照顧士氣，對他的官兵要有個說法，於是出現所謂圍剿。當時雖然金鼓齊鳴，但出手的媒體不多，採取中央突破的戰術，「剿」則有之，「圍」則未能。
我也細讀了那些文章。批胡者使用毛式語言，毛澤東創一代文風，語言有霸氣。批胡者引述胡適的話不加引號，不註明出處，以自己的議論混雜其中，常常把他對胡適意見的瞭解當做胡適的意見，把假設將要出現的情況當做已經發生的情況，東拉西扯，迂迴包抄，以量代質，小魚吃大魚。這些文章鎖定以基層官兵為對象，想必是作者遷就讀者的水準，如此批胡，真是以下駟對上駟。也許主其事者胸中有奇兵，諸葛亮要罵死王朗。胡適大概從未想到，他所提倡的白話文這樣使用。
胡適從未公開反駁台灣軍方的指控，好像也從未在私下對朋友說過什麼。有人認為，天下批胡者何其多，如果胡適每一篇文章都看，他將沒有時間再做任何事情。倒是軍方的記者好奇，利用採訪之便私下提問，想知道胡適對「我們」的批評有什麼意見。據轉述，胡適的答覆是，「你們」批評我的時候，應該同時把我的文章登出來，讓讀者看看我究竟說什麼。可見軍方批胡文章他還是看了！還是看了！胡適常說自己有嚴重的心臟病，美國的人壽保險公司拒絕為這樣的病人保險，不管他怎樣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那些文章不會使他延年益壽。
一九六二年二月，胡先生心臟病猝發逝世，發病時正在「中央研究院」歡迎新院士的會議上演講，也提到有人罵了他四十年。在場採訪的記者看見發生了大新聞，趕緊發稿，惟有「中廣」公司派去的一位劉小姐沒有回聲，新聞組的同仁好生納悶。後來知道，胡先生倒地以後，台大醫院院長立刻上前救護，發現心脈業已停止，劉小姐悲從中來，躲到外面痛哭，她向公司同仁解釋：「這麼好的人都死了，哪還有心情發稿！」那時盛行由女記者跑文教新聞，胡氏跟每一個女記者都相處得很好，惹得好幾位女士引為知己。後來新聞系教授講新聞採訪要冷靜客觀，常引這段軼話作反面教材。
世人都說蔣介石專制極權，氣死胡適、冤死雷震、憋死殷海光。今天回想起來，蔣介石總統使用「兩手」策略，他也許把專政當本錢，把民主當利息，本錢充足的時候，不妨拿出利息來讓你們揮霍一下，可是雷震後來要動他的老本，那只有魚死網破！我不是評斷誰是誰非，我只是指出因果。
胡適也覺得雷震越過了警戒線，寫信勸他，信中引用了「殺君馬者道旁兒」，雷震不聽。胡適對《自由中國》的同仁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殷海光寫文章公開反駁。你既然給「自由」下了那樣的定義，怎能怪人家「由自」？雷震動手組織反對黨，計劃到全省各地舉行地方自治座談會，結合本土人士，自南而北串聯，這已經不僅是言論，這是行動，那時連我這樣一個青年都知道，蔣氏對言論（尤其是有國際背景支持的言論）可以給予最大的容忍，對行動（尤其是有國際背景支持的行動），必定保持最高的警戒。目前只宜坐而言，切忌起而行，雷公居然操切從事，命耶？數耶？
一九六○年九月，《自由中國》半月刊出版二○六期之後，雷震被捕，判了十年徒刑，公無渡河！公竟渡河！逮捕在夜間秘密執行，總有人知道消息，國民黨中央兩位主持文化宣傳的要人同乘一車，停在雷宅門外暗處，「欣賞」特務人員把雷震押進囚車，《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國民黨傷害之大，雙方積怨之深，可見一斑。
《自由中國》橫掃千軍，無人敢擋，最後由蔣介石總統裁定法辦，新聞圈盛傳，蔣氏問左右：這本雜誌辦了這麼久，登了這麼多危害黨國的文章，何以無人及時處置？誰該管這件事？左右有人說，依照出版法規定由台灣省新聞處長負責取締。蔣氏問處長是誰？回答是王道。蔣氏說了一句：這樣的人怎麼能做新聞處長？於是王道立刻辭職。
我們都知道，每一期《自由中國》出版以後，新聞處都立即作出審查意見以最速件報告中央，請示如何處理，中央從無答覆，最後把責任推給王道，王道不能申辯，這就是官場文化。王處長形貌偉岸，聲音洪亮，言詞懇切，深得作家好感，他曾舉行茶會勸外省作家發掘本土題材，新聞處願提供各種協助，包括交通食宿參觀訪問體驗生活閱讀文獻等等，一再聲明對作家沒有任何要求，可惜作家無人響應，以致後來惹本土作家多少責難，外省人只愛泰山不愛阿里山。
看雷氏入獄出獄，可知他並無坐牢的心理準備，他不是烈士。《自由中國》諸賢何以要「呷緊弄破碗」，費我半生思量。看後來的世界大勢，他們也許知道美國的底牌，美國一定保護台灣，制止中共的武力統一，國民黨的戰爭心理是多餘的，台灣因準備戰爭而犧牲民主自由，根本是無謂的浪費。他們也許並不知道美國的底牌，高估了美國的影響力。那時美國是國民黨政權的救星，美國政府是台灣的民主運動安全可靠的保護傘，蔣介石必須為他們留有餘地，因而低估了蔣氏的決心。
雷案發生後，當局沒有展開對孫立人那樣的清洗，我們那些在民營報刊舞文弄墨的人也沒有覺得「風緊」。畢竟槍桿子重，筆桿子輕，蔣氏可以繼續玩他的「兩手」。
五十年代的思想論爭，一度幾乎把我撕裂，還好，《自由中國》教人獨立思考，也訓練我對人生世相的穿透力，有這一番長進，我得以從兩者之間全身而退，並且有可能成為一個夠格的作家。有一些人抱著押寶的心情，你玩兩手，我押一門。有人押大，服從集權，有人押小，爭取民主，不但本省人普遍押小，外省人也越來越多，押小的人贏了。
今天後見之明，押小一定贏。長期和平，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政權也像人一樣，不能永遠握緊拳頭，必須放開。人性「落水思命，得命思財」，大略言之，五十年代是外省人「思命」的年代，六十年代進入「思財」，每個時期有每個時期的算盤。歷史俱在，政府常用強悍手段營救社會，社會得救後再轉過頭來清算強悍手段，兩者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蔣經國上台執政，他好像有新的領悟，民主自由是本錢，專政才是利息。這一念之轉善果纍纍，他在利息耗盡以後保住了老本。
《自由中國》橫跨五十年代，在世十年九個月，出刊二六○期。我覺得它前一段時間平淡，後一段時間偏頗，「中段」聲望最高，十年閱讀，他們在我心頭留下深刻的腳印。任何一個作家都嚮往民主自由，單憑民主自由似乎又難以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沒有人能夠告訴我答案，還是靠《自由中國》給了我一個「解釋」，我讀到這麼兩句話：「除了自由主義，反共沒有理論；除了納粹，反共沒有方法。」
就這樣，台灣破船多載，搖搖擺擺行駛於左右暗礁之間，皇天后土！最後總算到達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