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論戰」是七十年代台灣文學版圖的地標，我決心不沾鍋，可是仍然捲入漩渦。
對鄉土文學，我的感受是本省籍同胞要說話，他們壯大了，多年來蓄積了許多意見要自己說出來，本土政論家還沒有成熟，小說家出類拔萃了，於是先用小說代言。
在我看來，王拓、陳映真、黃春明、楊青矗、王禎和、鄭清文、宋澤萊、曾心儀、洪醒夫這些人的小說都寫得很好，「本土意識」高漲是可以接受的，面對當下疾苦，他們心中沒有「此善於彼」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格言，也是可以諒解的。
台灣在「平時和戰時的矛盾」裡出現許多新的文學題材，需要有文學作品來表現，從「鄉土文學」中可以看見本省籍作家的角度和視野，他們當然和外省籍作家有差別，就文學論文學，這些差別應該是受歡迎的。身為小說讀者，我更期待外省作家也有作品提出他們對現況的反映。
可是「一代正宗才力薄」，那些眾人矚目的小說家大都改了行，放棄了創作，或者指指點點希望別人照著他們的是非標準來創作，說個比喻，他們由工人升格為監工或包商了，真正的文學創作何能由別人代替？這種現象我曾在作家的小型集會裡提出批評。
會後有一個人約我見面，這人號稱文壇的「新當權派」，有一番抱負，他說他要約一些作家深入農村漁村，搜集寫作資料，推出「我們的鄉土文學」。他對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政績有信心，生產線上的勞苦大眾並不像某些鄉土小說寫得那樣陰沉絕望。我告訴他，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經常邀請作家寫「省政文學」，出版叢書，你先把過去的成果找來看看。我說你對政績有信心，我對作家沒有信心，有人批評某些作家不愛台灣，錯了，他們一直愛台灣，可是已經不愛文學。
後來聽說果然有一組作家下鄉去了，也聽說他們回來了，可是沒有聽說他們交出什麼樣的作品。
「鄉土小說」對負面現象有興趣，本來也沒有什麼關係，七十年代文網鬆弛，大家對小說尤其漫不經心。一九六三年，聯合副刊因為「一艘船在大海裡漂了很久很久，最後漂到一個孤島上，金銀財寶慢慢用完，生活陷於困境之中」，形成文藝界的重大事件。七十年代，江彤晞寫了一篇小說，背景也放在海島上，他寫海島現代化以後，一個癡呆的老漁夫（他也曾經是一個船長）和他的船都成為歷史的殘件遺跡，列為觀光客「參觀」的一個項目，他本人在地層下陷的預感中淒涼死去。我卻沒聽見有人對這篇小說有過一句閒言，「政治正確」的文壇名流符兆祥總結那段時期的小說成就，編了一套選集，他把這篇小說收進去，使人眼界一寬。
還有一個例子。我在《中國時報》地方版寫不具名的小方塊，要求公務人員「犧牲享受、享受犧牲」，我的意思是先苦後甜，先耕耘後收穫。《中國時報》的一位主筆看中了這八個字，他在社論中告訴黨政核心分子：「現在最應該犧牲享受的是你們，因為將來最有資格享受犧牲的也是你們。」蔣經國的幕僚也看中了這八個字，寫進文告當做口號，以蔣氏的地位，他的調子應該拔高，他把「享受犧牲」解釋為「犧牲」的本身就是道德上的快樂。沒過多久，台大的顏元叔教授發表文章，他以犀利無比的文筆把蔣氏版本的「享受犧牲」狠狠地挖苦了一番，他差一點沒說出來這是騙局。他寫了，報紙也登了，這可是踩虎尾捋虎鬚哪，可是「老虎」沒有任何反應。那時蔣經國說一句話抵七千句，他的嘉言照例有人引用複述，惟有這八個字卻從此消失了。
鄉土文學的小說明星升起以後，隨著出現理論詮釋，我讀了幾篇，開始覺得不安，他們怎麼不談小說藝術，怎麼專談小說中反映的社會病態，他們怎麼採取馬列主義的觀點，檢視台灣二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有時還使用中共的詞彙。冷戰二十年，美國動員學術界的力量破解「共產符咒」，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已經落伍」，對資本主義的出路重新作出設計，鄉土文學的理論家怎麼完全沒有受到影響，鄉土文學何苦往三十年代的陰影裡鑽。小說這玩意兒，在很大的程度上你說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你把鄉土文學說成什麼玩意了？
自一九五○年以來，情報治安機關致力消滅共產黨思想的影響，處處設防，時時消毒，自以為台灣是「世間惟一的乾淨土」，鄉土文學的理論使他們大吃一驚，怎麼「人間猶有未燒書」！
自一九五三年以來，國民政府推出一個又一個經濟計劃，國民所得年年增加，中國大陸的人民大眾則陷入嚴重的貧困，隔海比賽，國民黨人自認為是贏家。鄉土文學的理論一出，二十年努力全是負數，我聽見一位黨官自歎：「在『他們』眼裡，『我們』原來是這副德行！」
一九七七年八月，小說作家、新聞學者彭歌發表論文《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對鄉土文學提出批駁，代表了相反的看法。緊接著詩人、文學教授餘光中發表雜文《狼來了》，反映了外省籍反共人士的驚慌。在我看來，這兩人都是文壇清流，一向與「八股」切割，他們的代表性是很自然的。後來知道，這兩篇文章並無官方授意，他們是在一位作家請客的席上談論現象，引起動機，請客的主人原是「本土」作家！
這兩篇文章點燃了一桶火藥，鄉土文學得到了切入點，迅速擴大戰場。彭歌本來是個「單干戶」，軍方欣賞他的「義舉」，打算順應形勢，添風助火。政戰系統對「工農兵」文學深有戒心，以鄉土文學小說家的才能，如果挑戰軍人天職，揭露軍中矛盾，擴大厭戰心理，軍中推行的政戰教育可能前功盡棄。鄉土文學的理論家矢言他們從未以「工農兵文學」為標題，確實沒有，奈何有人提過鄉土文學的題材可以擴大到「社會其他方面」，引起某些人的戒備。
我那時還是《中國時報》主筆，那時幼獅文化公司期刊部的負責人痖弦出國進修，我去替他守攤子，照顧救國團創辦的四個雜誌，別人認為我總還有點用處。終於有一位資深作家來找我，他和軍方關係密切，軍方的影響力正不斷增加（王昇日日昇），他也成了文壇人士口中的新當權派，他在笑談中也說自己是「台灣一霸」。
他問我對鄉土文學論爭的看法，我說自政府遷台以來，本省外省之間從未發生這樣大的爭執，此事非同小可。我說經國先生尊崇本土，傾聽台籍人士發言，拉攏彌縫惟恐不及，鄉土論戰可能加深地域鴻溝，有一天政府追究責任，誰也承受不起，你老兄有什麼免死金牌，亮出來給兄弟看看。他矢言大家都是自發自動。我說既然自發自動，我就不發不動，我是老牛破車，引擎熄火。
他怫然不悅，還是耐著性子提出「大義」來號召，我說這等事自發自動就是輕舉妄動，時報的事你要找董事長余紀忠，幼獅的事你要找救國團的執行長宋時選，他們點頭我才好辦。「為何不在職務以外，自己以作家的身份獨立發言呢？」那也要當局發佈一個宣言，或者主持一次座談，堂堂正正宣佈政策，我再響應。他未贊一詞，起身告辭。
幾天以後，有人打電話給我，說是某某雜誌邀請作家開會，我依約前往，那地方不像會議室，台上有講桌，台下一排一排座位，像是上課的地方。「新當權派」的那一霸也來了，他安排我坐在第一排，他自己去坐最後一排，第一排只坐了我一個人，後面第二排起全是空位，大約七八排以後才坐了二十幾個人，我坐在那裡週身都不舒服。
然後台上來了一位軍人，他穿著軍便服，沒戴符號領章，看不出軍種和官階。然後有一個作家上來說話，講了一些什麼福利之類，他也沒介紹旁邊站立的軍人是誰，就下台去了。那位軍人自動站到台中央講話，他只說了一句：「鄉土文學的事情你們注意一下。」注意和諧？注意壓制？語焉不詳，逕自揚長而去，會議就散了，全部過程大概十分鐘。「新當權派」走過來問我：「你聽見了吧？」我問他：「聽見了什麼？」再無交集，各走各的路回家。
我很反感，但是我仍然得鄭重報告老闆，我參加了這樣一個「會議」。救國團宋執行長恂恂如牧師，他的回應是：「大家罵來罵去，沒什麼意思！」理性的討論才有意思？還是根本不必參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宋先生已內定要做台灣省黨部主任，他要的是人和，我據以作出解讀。
《中國時報》編輯部在一層大樓內聯合作業，各部門之間沒有隔間，余董事長來編輯部的時候總是站著走來走去，舉手投足都是指示，「眼波才動被人猜」，他聽了我的報告，向我揮了一下手，走開了。算了吧，別理他？你看著辦好了？「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余老闆行事風格特殊，蔣經國是他惟一的後台，他卻十分輕視政戰人馬（所有跟政工系統作對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只有餘先生聖眷日隆，事業蒸蒸日上）。何況以這樣層級的人物、用這樣的方式、向他傳遞這樣的訊息，他不屑理會，我也作出自己的解讀。
我自己能否在職位之外，以作家的身份參戰呢，我到中央黨部謁見一位副秘書長探聽口氣，他說「現在只能團結，不能分裂」。我該怎樣解讀這句話呢，如果鄉土文學是在搞分裂，批判它就是維持團結，如果批判鄉土文學足以造成分裂，隱忍包容就是維持團結。我察言觀色，斟酌再四，不論黨團顯然都對新當權派的活動沒有興趣。
依不成文的「夥計守則」，我不能抬出老闆來做擋箭牌，我只能把一切藏在心裡，自己承擔「新當權派」的壓力，如果發生後果，我也得自己為自己的解讀負責。這件事我想我是得罪了他們。
論戰期間，雙方都舉行座談會鼓潮造勢，雙方都廣發英雄帖，我不參加，我坐在辦公室裡仔細讀他們的新聞。批判鄉土的座談會未見「鄉土作家」出席，支持鄉土的座談會，彭歌和王文興都到場，新聞報道說，彭歌、王文興發言的時候，聽眾喧嘩鼓噪，淹沒了他們的聲音，鄉土派人士抓住麥克風長篇演說，然後把麥克風直接傳給自己人，封殺反面的意見，彭歌憤而退席。我那時尚未聽說「不對稱戰爭」，我惋惜這種作風難成大器。後來「立法委員」朱高正大鬧「立法院」，他跳上議事桌，踢掉麥克風，以少勝多，轉弱為強，也許是跟這裡一脈相承，發揚光大。
我的定力有限，還是忍不住寫了一篇短文，我說鄉土文學的作家、評論家如果對政治有異議、有抱負，還是去辦政論雜誌吧，去競選縣市長縣市議員吧，大鳴大放說個痛快。這是一個互相猜疑的時代，何況國民黨「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政治上的異議通過文學創作的手法來圖解，容易升高當局對所有文藝作品的敏感，增加作家處境的艱難。今天看有關論述，沒見有人提到我這篇短文，言語造作必有業果，我總懷疑有幾句話印在某幾個人的心上，他們撤出文學陣地，投入美麗島事件。
我定力有限，還是在茶餘酒後別人議論紛紜的時候難以緘默。記得舊金山州立大學名教授許芥昱訪問台灣，「純文學出版社」創辦人名作家林海音設宴招待，我有機會見識到許氏那一把有名的山羊鬍子。席間無可避免地觸及這個熱門話題，我說鄉土文學實際上是一種民怨，現在黨政機構作風腐化，民怨很深。我說一九七七年的國民黨和一九五○年不同，那時他們唸唸「離此一步、即無死所」，今天他們都在陽明山買好了墓地，當年中央改造委員謙恭下士，今天一個幹事目中無人。我說民怨的發洩不會到此為止，今天我們覺得王拓太過分，將來有一天會說還是王拓不錯。主人有些著急了，高聲問怎麼辦，我說我只有禱告，大家一笑而罷。遠來的貴賓掏出剛剛收到的一疊名片，翻看我的名字。
論戰期間，鄉土作家都面色嚴肅，望之儼然，我沒有辦法對他們說什麼，但是我知道怎樣把意見傳給他們，「傳話」是人的天性。我惋惜鄉土文學的理論沒有自己的語言，現代主義理論家有全套語言，國民黨的理論家有半套語言，鄉土文學理論家沒有（那時候還沒有）。語言不是自動步槍，誰都可以拿來用，語言好比制服，「他們」穿了，「咱們」不能再穿。我說論戰發生前，鄉土文學理論如此詮釋自己人的作品，倒很像是警備總部的構陷，小說家們居然沒有人立即鄭重否認，以致理論和作品綁在一起。（後來胡秋原、徐復觀、尉天聰幾位大家出面辯解，對他們很有幫助，但是這時雙方攻守互有奇正。恩怨糾結已深，難以剎住戰車。）
我說文學作品的價值還是要看它含有多大的藝術成分，單單強調意識如何正確，題材如何真實，無法說服讀者大眾，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學殷鑒不遠。我說藝術「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陳映真、黃春明自有千秋，如果完全依附一時政策，政策成功了，作品固然報廢，政策失敗了，作品也殉葬。國民黨人和本土作家都宣示熱愛台灣，我完全相信，可是誰熱愛文學？我覺得十分悲涼。
我也有一些話傳給批判者，我說鄉土文學是國民政府三十年語文教育的成果，可以列入政績。我說教數學，你教大代數他學到大代數，你教微積分他會微積分，教文學，你教寫實主義他學會浪漫主義，你教三民主義他學會存在主義，可是沒有教育，你什麼也沒有！「要是被敵人利用了怎麼辦？」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這些詩都曾被政治利用，「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也曾被政治利用，你難道從此開除白居易、杜甫、鄭板橋和耶穌？國民黨也利用過陳勝、吳廣、洪秀全啊。
我說話太多，七十年代我染上饒舌的壞習慣，我想不沾鍋，實際上每一面鍋都沾了，沾一下掉一塊皮，我把每一邊都得罪了，你選邊站才有朋友。
一九七八年一月，王昇上將在國軍文藝大會發表演說，正式對鄉土文學拍板定性，那是我最後一次參加這個盛會，九月我就出國了。他的演說很精彩，他說「純正的鄉土文學沒什麼不對」，愛鄉土是人的自然感情，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民族之愛，「我們基本上應該團結鄉土」。散會時我特地朝「新當權派」望了一眼，他眼皮沉沉下垂，好像打了通宵麻將沒有和牌。
那年代，蔣經國說話一句抵七千句，王大將說話一句抵六千句，他說「團結鄉土」，批判的文章立刻絕跡，鄉土文學的支持者認為得勝了，其實王昇對鄉土文學僅僅作了有條件的支持，當時鄉土文學的主流樣板並不符合他的條件。我揣度他們高層內部有過討論，「黨」的意見佔了上風，「只能團結不能分裂！」王大將的演說使我想起新約裡的彼拉多：「我在眾人面前洗手，使這罪不歸於我。」
《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以「發展報道文學」為宗旨，刊出許多文章，不啻是鄉土文學的異軍。這一招，聯合報不能使用，高信疆在戰術上絕對正確，余老闆是九段高手，他支持高信疆，擋住警總的壓力，向本土布下一顆棋子，亦有其戰略上的意義。
論戰平息後，王大將座前有一次座談，座中有人批判副刊中的分離主義傾向，隱有所指。座談是按次序一個個發言，誰也不能緘默，輪到我，我決心表明態度，以免裹入那種上綱上線的論述。我說今天政策決定了傳播工具商業化，我們在報刊工作都是政策的動物，老闆只對銷路有興趣，他的聲望地位前途都建築在銷路的數字上。我說如果報紙每天行銷一百萬份，報老闆隨時可以和化公見面，如果嘩啦一聲，報紙的銷路掉下三十萬份，他要見化公就得預約排隊。如果嘩啦一聲，再掉下三十萬份，他也許只能見到化公的代表。我們的心裡只能有銷路，不可能有別的，報紙的市場在台灣，我們的心裡只能有台灣，不可能有別處。副刊上登些本土文學，也無非吸引讀者增加銷路而已。我沒忘記鄭重加上一句：「除非情治單位另有資料！」最後我說，現在到了認真檢討「傳播工具商業化」的時候了。
出乎意料之外，王大將說了一句「你講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