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線天:我與文學的未了緣(上)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從「中國廣播公司」退休,這年我五十一歲。

依「中廣」公司規定,年滿六十五歲必須退休,服務滿二十五年可以申請退休,我已符合後一項規定,無意久留。

公司當局想留下我來撰寫「中廣」的歷史,新近成立的廣播語文研究會,也希望我繼續推動工作,建立節目的語文風格。這一手在情報界叫「搾檸檬」,擠干了再丟。他以含混的語氣向我提起李荊蓀的案子,彷彿認為這是我的弱點,更引起我的反感。

總稽核陳本苞提醒我,退休以後很難再找到第二職業,我說我以文學為職業,不再去找別的工作了。「你在『中廣』也可以寫稿子呀」,我得擺脫廣播,追求進一步的成就,廣播稿結構簡單,語言淺白,題材庸俗,沒法獨立思考,個人也很難有完整的精神面貌。

「中廣」公司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中央黨部突然規定員工的退休金打七折發給。這是台灣富裕的時候,也是黨庫充裕的時候,依國民黨的論述,台灣的繁榮進步都是國民黨的功勞,倘若如此,其中當然有黨工的苦勞,這時軍政各界都提高了職工的待遇和福利,惟有中央黨部相反。

退休金的給付本來有一次付給和按月付給兩種方式,這時中央附加規定,如果退休者已衰老或有心臟病糖尿病等不治之症,可以按月支領,中央期待他再領幾年就死亡了事,否則一次了斷,減輕日後的財務負擔。

接近退休年資的人都打個寒噤。管錢的人一向「只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但是沒想到刻薄到這般程度,大家說「簡直是謀財害命嘛!」當年信誓旦旦要「同舟共濟、同體共生」的領袖,居然也批准了這個缺德的辦法。

中央這種「棄老」的心態早就有了,「中廣」來到台灣以後,跟「行政院」簽下合約,「中廣」負責政府的內外宣傳,「行政院」支持「中廣」的營運發展,根據合約,「中廣」的員工都參加了政府的公教人員醫療健康保險,簡稱「公保」。不久中央黨部開辦黨營事業工作人員的健康保險,命令「中廣」納入範圍,保費按月在薪水內扣除,簡稱「黨保」,我們有了兩個保險。起初,中央黨部收款多,付款少,後來投保人老化,老人多病,退休和死亡也接踵而來,中央的支出慢慢增加,財務人員一撥算盤,立刻命令我們一律退出黨保,專享公保。

黨營事業的人事室主任齊集中央黨部,懇切陳情,新的財務政策害了一輩子受黨驅策的老牛老馬,嚴重打擊黨工的忠心,還談什麼「黨員以黨為家」,談什麼「立千萬年不朽之根基」。「中廣」人事室主任袁暌九(應未遲)更直言中央失信於黨員,而「民無信不立」。無奈當時「中央財務委員會」的那個主任委員的眼光只是一個「賬房」,賬面盈虧近在眼前,黨國興亡遠在天邊,他怎管得了那許多?

財務委員會為富不仁,黨產累積超過新台幣一千億元(當時美元換台幣一比四○),用意在為國民黨厚植根基,延續命脈。二○○○年,國民黨大選失利,民進黨出而執政,以清算的方式追究黨產的「不當所得」,我難免想起我們那百分之三十的血汗。中央黨部吐出許多產業歸公,新任的賬房「不算經濟賬、只算人情賬」,投資穩賠不賺的事業,賤賣地產,貴買房產,作風浪漫,動輒新台幣幾億、十幾億元拱手讓人,國民黨自己閉門清查,發現黨產實際上只剩下新台幣五十億元(美金約十六億元),當年魏景蒙拚命中興的「中國廣播公司」,黎世芬「流淚播種」的「中國電視公司」,龔弘積勞成疾的「中央電影公司」,也都迫於形勢,草草脫手。嗚呼,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讀到中央黨部的預告:「黨營事業歸零」,也就是全部脫手,這大概就是「刻薄成家、理無久享」了。

閒話休提,我神閒氣足地退休了,挺胸昂首地退休了,中國大陸稱離職為「下崗」,我確實享受到衛兵交班的輕鬆。古人說辭職是恢復「故吾」,我哪有故吾?我是得到「新我」。憑此一念,開啟了我以後三十多年的文學創作。

回家閉門思過,我作了一番回顧與檢討。

我對報紙上的雜文專欄早已厭倦了,每天緊跟在新聞後面揀話題,思想越來越貧乏。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在路邊撿到一張鈔票,從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來,他撿到生銹的鐵釘九千個,過期的獎券兩千張,紐扣一千五百個,一分錢的硬幣六百個,鉛筆頭五百個,玻璃瓶四百個……他的背駝了,眼睛也近視了,我覺得我也快成為那個人了。

我的雜文專欄算是很出色,獅子搏兔也全力以赴,余老闆說我「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我對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觀照,都零零碎碎宣洩了,沒有時間蓄積、醞釀、發酵、蒸餾,大材小用,依小說家徐的說法,這是炒肉絲,用政論家楊照的話來說,這是製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貪圖小成小就,避難就易,執簡棄繁,這個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在報刊寫文章,晚上寫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發表出來,沒有「高欄」需要越過,久而久之,把寫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貪圖急功近利,熱衷短線操作,這種寫作的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小人物寫小文章,對小市民談論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穩,子曰詩雲,難以引人注意(那是大人物寫大文章的風格)。報紙對雜文的期許是爭取讀者,增加銷路,我們總得有幾句聳動聽聞的話做「賣點」,這幾句話無須和你評論的事物相稱,你只是借題發揮,或者為尖銳而尖銳,為辛辣而辛辣,讀者已經看過新聞,他現在要看到的也只是你這幾句話是否「過癮」。職業的榮譽是很大的壓力,令人身不由己,我們得在修辭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貶得宜。後來革除這種壞習慣,我花了更久的時間。

六十年代,副刊上的雜文專欄寫出最多的過激之詞(在此之前,作者拘謹,在此之後,作者高雅)。過激之詞對建立一個公平的、有理性的社會並無幫助。例如說,學校是不准讀書的地方(林語堂),醫生的聽筒是騙人的東西(郭沫若),學醫無用,不過是把病人醫好再讓帝國主義去殺掉(魯迅),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理當遺臭萬年(桓溫),這些當年寫在筆記本上的警句,我都扯下來丟進字紙簍裡。莎士比亞:「生命是一個傻子說的笑話」,這句話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劇。我為何要誘人這樣思考呢,但是有時候球在腳邊,不能不踢,顧不得球門旁邊坐著一個孩子。我何堪再以此為業?更何堪以此名家?

《中國時報》的員工折舊率很快,雖說服務二十年可以退休,但是鐵打的營房流水的兵,能一混二十年的人很少。我對《時報》意見很多,超出本分,大老陶百川先生說我「有正直之名」。余董事長統馭有術,他知道不可把我這樣的人推出門外,而是要握在掌中。人在門外也許肆無忌憚,興風作浪;人在掌中,任其貢獻才能,消磨英年。我這個「小巫」在大巫之下,一步深、一步淺,熬到曲未終而人將散,我還是不能離開,江湖洗手,談何容易,二十年蜚短流長,我得罪了很多人,需要《中國時報》這頂保護傘。沒想到第二年有了出國的機會,更沒想到這一去再也沒回台灣,我可以離開《中國時報》了,我是辭職,不是退休。

人過中年,精力有限,難再維持廣泛的興趣,說得好是「由博返約」,說得不好就像飛機超載,必須一件一件往下丟行李。我首先放棄的是電影,接著放棄了文學理論,然後是放棄戲劇和音樂,終於我得放棄新聞評論,甚至放棄對新聞的關心。我就像藝壇大老馬壽華所說,寫秦篆、寫漢隸、寫鐘鼎石鼓,最後能把行書寫好就不錯了。

我久已嚮慕「狹義的文學」,那就是通過「意象」來表現思想感情,除了修辭技巧,還具有形式美和象徵意義。這是文學的本門和獨門,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麼樣對哲學也遜一籌,倘若只以記述事實取勝,怎麼樣也輸給歷史,文學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

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發表文章一直順利,現在人生經驗多一點,社會關係減一點,文學境界高一點,眼底美感添一點,經過黨部掛帥,學院掛帥,本土掛帥和市場掛帥的鍛煉,本領強一點,七十年代台灣物阜民豐,經濟壓力輕一點,風簷展書讀、見賢思齊的心事重一點。我認為文章水準有三個層次,首先是「職業認可」,我在「中廣」公司、《中國時報》都算好手,第二是「社會認可」,台灣各報館各電台都願意用我的稿子,最後是「歷史認可」,作品晉入選本,名字進入文學史。我走過前面兩個階段,面臨第三個階段的誘惑,我決心不計成敗毀譽往前走,放棄了是個遺憾;努力過、失敗了也是遺憾。這兩種遺憾有很大的分別,我既然從小立志做作家,只有選擇後一種遺憾,才可以對天地君親師有個交代。

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學,傳世的文學。酬世文章在手在口,傳世的文學在心在魂,作家必須有酬世之量,傳世之志。

我已知道有卵生的藝術,有胎生的藝術。卵生自外而內,胎生自內而外,卵生計劃寫作、意志寫作,胎生不能己於言,行其所不得不行。卵生時作家的人格可以分裂,胎生時作家的人格統一,卵生弄假成真,胎生將真作假。酬世者多卵生,傳世者多胎生。

我已知道文學固然不能依附權力,也不能依附時潮流派,什麼唯心唯物,左翼右翼,古典現代,都是花朵,文學藝術是花落之後的果實,果實裡面有種子,花落蓮成,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固然有花而後有果,可是也慎防做了無果之花。

我知道卑鄙的心靈不能產生有高度的作品,狹隘的心靈不能產生有廣度的作品,膚淺的心靈不能產生有深度的作品,醜陋的心不能產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產生高級趣味,冷酷的心不能產生愛。一個作家除非他太不長進,他必須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他得「修行」。

如此這般,我為自己樹起文學的標桿,我常默念《新約》一句話:我是「出重價贖回」的文學人口。

我知道政治控制文藝的時代過去了,經濟控制文藝的時代繼之而來,作家必須能過簡樸的生活。感謝上帝,我妻棣華能同甘共苦,其實只有「共苦」,並未「同甘」,她並未能分享創作的快樂,她只擔當作家的寂寞。當年有人警告她,你不可以嫁給作家,作家已經嫁給了文學,不能做好丈夫。也有人對她說,作家是研究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可以研究的,你對人性最好是難得糊塗,研究人性就不能做好丈夫。真是難得,她奮不顧身和我結婚,支持我搞文學。

我說過,中國文壇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輕,有黨派門戶;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偵察告密成風;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著賺錢。就在這「相忘」的年代,有幾位人物注視著我。

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研究評述中國現代文學的權威學者,六十年代台灣文學「學院掛帥」,他和他的兄長、台大教授夏濟安一同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夏志清教授在他寫給台灣文友的信裡多次提到我的作品,後來我們在台北見了面,他當面指出一些缺點和優點,他把我的《哭屋》(《碎琉璃》中的一篇)介紹給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譯叢》,譯成英文發表。

我到美國以後常和夏教授見面,許多年輕的學者都管他叫夏公,他平易近人,遇請必喧嘩笑鬧,言不及義,高潮迭起,絕無冷場,滿座皆大歡喜,但是想在茶餘酒後「偷」一點學問見識,絕無可能,數十年修為,常人難以做到。

許多人說夏公不失赤子之心,但是沒提出具體事件,我這裡倒有一條,也是在宴會之中,他以一貫的「天真」作風很誇張地說,「我捧誰誰就紅」,當場舉在座的潘琦君女士為例。琦君拉長了臉說:「我從沒紅過,也從沒黑過,沒人捧我,我也不靠人家捧。」夏教授一向呼風喚雨,大家頭一次看見有人當面頂撞他,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沒多久發生了另一件事。

那時大英百科全書每年出版一本「附冊」,補充各科內容,其中有一條台灣文學,委託西東大學某教授執筆,這個執筆人每年都先向夏志清請教,這一年恰在「捧琦君」的茶話之後,夏公毫不遲疑地告訴他,「你寫潘琦君好了」。

台北某大學的學生社團舉辦活動的時候,我認識了師大國文系楊昌年教授,他出入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門類,博中見精,受青年救國團倚重,大專青年愛戴。台灣的文學批評像打籃球,用西洋的規則,喊英文的口令,前輩文論多英文句法,楊昌年「種桃種李種春風」,中文簡約精準,關鍵處每有《文心雕龍》和《詩品》筆意。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屢次在演講時、在接受訪問時提到我的名字,他為散文欣賞寫了專書,其中設立「寓言式的散文」,容納我某一時期作品的特徵。

說來不可思議,這一因緣竟延續到他的學生,台北師範學院語教系的張春榮教授,並且再延長到張教授的學生蔡倩如碩士。

張春榮是如此熱愛「台灣時期」的新文學,他對我後期出版的書,每本都有懇切細密的評述,我讀他有關修辭學的著述六種,他遍搜時人的佳句雋語,分類妥帖,點評中肯,我覺得他連續以修辭學的形式證明白話文學成熟了,誰也不能再說文言是綢緞,白話是粗布。他並非僅是「統統有獎」而已,他對時下作家鼓舞之中寓有匡正,肯定之中寓有鞭策,他對文學的愛是博愛,無黨無我,惟精惟一,為末世文學注入活力,非僅我個人獨受青睞。

蔡倩如讀碩士學位,寫畢業論文,他的指導教授就是楊昌年和張春榮,論文的題目就是王鼎鈞的散文。這是第一次有人對我的作品作了全部的觀察整理,並把我的理論和創作聯繫起來。

我酷愛在報紙副刊上發表文章,那時有幾位副刊主編對我很支持,《中國時報》為高信疆,《聯合報》為痖弦,《中華日報》為蔡文甫,《青年戰士報》為吳東權……那是文學副刊得時當令,那個時代已一去不返,最後無可避免,我們分離,我獨自面對另一個時代。

感謝我的母親,她很會說故事。感謝基督教會,他們提供一部非常好的文學讀物,《聖經》。感謝張道藩先生創辦了小說創作研究組,感謝趙友培先生,他是啟蒙導師,感謝王夢鷗先生、李辰冬先生,幫助我成長。一個寫文章的人,他還得感謝芸芸眾生,感謝他遇見、他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給他看,有人老謀深算給他看,有人懸崖勒馬給他看,有人赴湯蹈火給他看,有人高風亮節給他看,有人蠅營狗苟給他看,有人愛給他看,有人死給他看。這一切人成全了他這個作家。

我感謝「中國廣播公司」,他是我文學江湖中的一片蘆葦,星月之下,供我棲身。我感謝「中國電視公司」,使我得見現代傳播事業的百官之富,宮室之美,使我更瞭解受眾的心理,用字更能到位,出語更能中的,選材更能宜時。嗚呼,「前人地,後人收,還有後人在後頭」,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這兩家公司都易主了!

我感謝《中國時報》,「江湖滿地一漁翁」,逐波鼓浪,網網不空,無窮計謀,無限精力,締造報業帝國,右手握現實,左手抓歷史,人傑形象,長在我心。一個機構並非一張團體合照,而是一座八陣圖,這一認識成為日後無窮靈感的泉源。嗚呼,死去原知萬事空,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時報》集團「一包袱」簽約出售了!

我感謝那些「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特務,他們的任務培養我對文字的敏感,證明「字義並不在字典裡,而是在人們的腦子裡」。他們瞭解作家是什麼樣的動物,文學和政權總是同床異夢,作家和政客是兩種人、兩條路、兩顆心,作家寫作是交心,你交心給他,他也不要,他知道你交出一顆心、還有一顆心,再交出一顆心、也還有一顆心,如此這般,他們幫助我探求文學的深度,幫助我知道如何營造作品的多義和象徵。他們從作品探求作家的潛意識,我寫作時反方向構思,把意識變現成文學,他們像索隱派紅學家那樣解讀作品,除了他們以外,再也沒有誰這樣重視我們寫的東西。嗚呼,後來他們也星散消失了。

我感謝世界上有文學,感謝我有機緣投入文學。感謝古代、現在、中國、外國,都有那麼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感謝現在有那麼多作家、讀者和我同行,或者說我跟他們同行。文學之於我,如老蠶之繭,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我不相信文學會死亡,如果文學該死,我也該死。

關於增助之緣,這篇文章一時無法說盡,也只能說到我離開台灣之前為止,畢竟我比較重要的作品都是以後完成的,還有無盡的支持者在我遠適異國的日子裡出現,緣未了,文章未完。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