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們逗留上海，等海軍派船開往東北。解放區當道，關山難越，我們要走海路。
我們住十六鋪碼頭，靠近蘇州河和黃浦江，過河可到上海著名的三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新新，步行稍北，就是有名的外灘。十六鋪碼頭羅列著非常大的倉庫，庫房一棟連一棟，一律平頂，團長訓話，拿這一片房頂代替操場。好大的倉庫！好大的上海！我們在庫房裡搭地鋪，工程師把江水引到門前，我站在庫房門口可以看見工人卸貨。什麼地方裝了擴音喇叭，呼喝號令，指揮工人，清閒的日子轉播廣播電台的流行歌曲，常常聽見周璇唱「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個不夜城。華燈起，車聲響，歌舞昇平」。
踏進上海，沒忘記南京，南京是古城，上海是洋場，南京看古跡，上海看百貨，南京官大，上海樓高。南京上海都有柏油路，都有自來水。上海是左翼作家集中射擊的箭靶，閘北的工廠，外灘的銀行，四馬路的妓院，罪惡叢生，黑幕重重。我讀過夏衍的《包身工》，老捨的《月牙兒》，茅盾的《子夜》，也讀過一些短篇小說，反抗封建家庭的青年流落上海，跳進黃浦江自殺。抗戰時期上海號稱孤島，做流亡學生的時候唱過《孤島天堂》：「孤島是困苦顛連者的地獄，孤島是醉生夢死者的天堂。」儘是貶詞。我一腳踏進上海，覺得上海寬敞清潔，好像不是可怕的地方，馬路上人來人往，衣服乾乾淨淨，嘴唇紅潤，眼睛明亮，比華北的鄉下人活得有精神。
我愛自來水，在家鄉，飲水多麼難，挑水多麼苦，我幹過挑水的活兒，曾經掉進井裡。曾經看見鄉人鑿井尋水，晝夜挖掘，結果汗水比井水多。曾經看見山區的居民打水，井深，井繩長，自己挑著水罐，卻用一頭驢子馱著井繩來去。鄉下小媳婦的重擔：一是推磨，二是挑水。少林寺小和尚苦修：一是打柴，二是挑水。八路軍收攬民心：一是唱歌，一是挑水。大上海神通大，你只消伸出三個指頭，輕輕轉動龍頭的旋鈕，清水就嘩啦嘩啦流出來，要多少有多少，聽那嘩嘩的水聲真有些心疼，幾乎流下眼淚。
我愛柏油路，平坦寬闊，沒有坑洞，沒有石頭，沒有牛屎馬糞。一眼望不到盡頭，房屋和樹木都排列兩旁，不來阻擋。下雨天想起柏油路的好處，哪像家鄉的泥巴路，一腳踏下去，泥深淹沒到腳脖子，泥水脫掉你的鞋子，脫掉你的襪子，腳上免不了留下傷口，泥水裡藏著鐵釘子碎玻璃。晴天想起柏油路的好處，太陽光的熱度藏在柏油路裡，柏油路軟軟的，隔著你的鞋底輕輕地燙你的腳底板，像針灸一樣，某種舒適貫滿四肢，哪像河南的黃土路，飛沙揚塵，幾乎要活埋幾個人。忙裡偷閒，柏油路上走走，真覺得到了外國。
我對自己說，假如可能，我願意今生永遠住在有柏油路和自來水的地方。只要有柏油路和自來水，大概也會有醫院、市場、車站、郵局，也會有報攤、書店、學校、教堂……沒有醫院車站、沒有書店學校的地方絕不會更好。
那時候我也意識到，如果做了作家，為了發表和出版方便，為了和同行交往觀摩，為了及時得到信息，大概也必須寄生在都市裡吧。三十年代，「中國作家的一半」住在上海，魯迅、徐志摩、郁達夫、鄭振鐸、施蟄存……國民黨元老陳果夫寄居上海，讀到左翼作家的作品，發現文藝可以凝聚意識，推動思潮，國民黨這才有文藝政策，有文藝運動。這件事影響千萬人，後來我也是其中一個。
必須記下夏丏尊，他寫過許多文章指導青年寫作，我深受影響，後來他一度是我摹仿的人物。這年四月二十三日，夏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六十三歲。我到上海讀到紀念他的文字，有一則軼事說，每逢閃電打雷的時候，他總是躲在床底下。他隨大人一同看戲，台上演出石秀殺嫂的場面，他低下頭去等它演完。他去世早，也去得及時，如果長壽，他怎麼面對以後現實世界的震撼和殺戮。
對了，別忘記張愛玲。我在上海讀到有關張愛玲的消息，抗戰勝利，政府審判漢奸，其中一項叫文化漢奸，張愛玲受到牽連。那年代，左翼批評家把張愛玲的小說貶為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流行故事，大家並不怎麼看重她的作品，我那時喜歡看與法律有關的新聞，欣賞張愛玲為自己辯護的經過，基於法律觀點，我支持她，一直沒忘記她。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張愛玲早已躍居中國現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與魯迅、沈從文相提並論，壓倒茅盾、老捨、巴金。她的語言風格和觀察人生的角度，引導許多作家摹仿，形成風氣，多少人寫文章記述她、討論她，怎麼也讀不完。我也寫過一篇《如此江山待才人》，其中有幾句話，當時與眾不同，事後各家襲用。
我們到京滬時，日俘日僑猶未遣送完畢，京滬已嗅不到戰爭氣氛，看不到中國受害的痕跡。「南京大屠殺」受難人數有爭議，大屠殺確有其事（納粹德國希特勒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數字也有爭議，大屠殺也是事實）。總得留個萬人坑給我們看看，豎個紀念碑給我們讀讀，怎麼會沒有。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廿八日，日軍借口一個和尚被毆傷，攻擊上海閘北天通庵駐軍，打了四十多天，史稱「一·二八」戰役。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對日抗戰正式開打，八月十三日，國軍五十萬將士在上海布成血肉長城，與日軍對決，死傷近半，史稱淞滬戰役，總得有個古戰場給我們憑弔一番，怎麼也沒有。
日本投降，盟軍佔領日本，把日本政府的戰時檔案運到夏威夷，交給夏威夷大學整理，楊覺勇教授主持其事。後來楊教授受新澤西州西東大學羅致，擔任亞洲系主任和遠東研究院院長，並成立雙語教學發展中心，負責編寫中文、日文、韓文的教材，我在他指導下做中文編輯。他對我說，日本戰時檔案極多，美國聯邦政府撥款極少，任務難以完成，他曾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建議，他聘用中國的歷史學家參加工作，由中國政府資助酬勞，這些來自中國的學者，工作之餘尋求中國需要的資料，這些資料對日本的戰爭責任、戰時國軍的貢獻、戰後日本的賠償都很重要。國民政府主持對日外交的人答覆他，中國對日本不念舊惡，無須搜集這樣的資料。
想想日本的做法：美軍用原子彈轟炸廣島，造成空前的破壞與死亡，戰後美國協助日本復興，重建廣島，日本政府精確地記錄了廣島受害的程度，特別留下一些廢墟和樹林殘骸，讓國人、也讓世人觸目驚心，沒聽說因此妨礙了日本和美國的邦交。
那時京滬人士歌舞昇平，我們是潮流中的泡沫，浪花怎樣、泡沫也怎樣。以我而論，南京時只關心大局，到了上海，注意力就分散了，音樂家大力撻伐「黃色歌曲」，引起我的興趣。
那時歌曲分「藝術歌曲」和「流行歌曲」，大部分流行歌曲視為「黃色歌曲」。這個名詞源自「黃色新聞」，十九世紀，美國出現低級趣味的報紙，用黃色紙張印刷，被稱為黃色新聞，延伸出黃色歌曲、黃色小說。黃色新聞傳播色情，挑動情慾，那麼黃色歌曲的含義不言而喻。甲方說，黃色歌曲就是靡靡之音，就是亡國之音，「亂世之征其詞淫」，「亡國之音哀以思」，要不得。乙方說，「悲喜由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心悲苦，故聞樂而悲。」並非亡國之音造成亡國，乃是國家快要亡了，亡國之音出現。丙方說，流行歌曲對上海人沒問題，對「內地人」才有問題，所以問題不在歌，在聽歌的人。丁方說，歌曲未唱之前，無所謂黃不黃，只有唱出來才有分別，任何一首歌都可能唱成黃色歌曲，即使國歌也在內。那一場爭論真是「橫看成嶺側看成峰」，使我「民智大開」。
戰時歌曲音調雄壯，唱法樸拙，伴奏簡單，歌詞內容偏重國家利益、個人責任，它是密封個人慾念的一把鎖，而婉轉纏綿的抒情歌曲，正是開鎖的鑰匙。禁慾主義的苦行訓練，把熱情的哀愁的曲調、華麗的音樂一律視為危險品，我們對黃色歌曲聞名已久，懷有戒心。
我們進南京的那天，路旁商店的收音機裡正在播放歌曲，我停下來聽了一會兒，節目報告員介紹，中央廣播電台，XGOA，剛才是郎毓秀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以為這就是黃色歌曲，其實中央廣播電台那時不播流行歌曲，郎毓秀的節目是藝術歌曲。我坐在十六鋪的庫房裡看報，外面擴音器源源轉播民營廣播電台的歌唱節目，那才是真正的流行歌曲，我的肌肉為之放鬆，心情為之柔和，感官為之舒適，享受慾念也為之上升。那時我們對流行歌曲一無所知，「如果沒有你，日子怎麼過」，同伍的新兵聽了一怔：「她說的是什麼？」另一個新兵回答：「她說的是錢。」依我們的感受，所謂靡靡之音，白光應坐第一把金交椅，也許可以說只有她當之無愧，她一聲「何必呢」教人如何不酥軟，一個新兵直叫：「受不了！我像夢遺。」
盧溝橋事變發生，我的家鄉有了第一架收音機，我第一次聽到廣播節目，國民黨經營的中央廣播電台，正播送《義勇軍進行曲》，呼號 XGOA，女聲，響亮清脆。八年零十一個月以後我到南京，第一次聽到廣播節目《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中央廣播電台播出，呼號 XGOA，仍是女聲，響亮清脆。這裡面有什麼象徵意義嗎？時代把平時生活變成戰時生活，轉了一個大彎兒，又把戰時生活變回平時生活，人如何在平時生活中仍然保有戰時生活的優點？戰後的大上海，除了有人辯論是否限制流行歌曲，還有人辯論是否禁止跳舞，是否勸阻婦女化妝，無非都是在思考這個問題而已。上海人認為這些辯論真可笑，有人問：「女人不要化妝？難道房子不要粉刷？」一個商人告訴一個軍人：「我必須跳舞，正如你必須出操上課。」
這個問題也許永遠沒有答案，爭論永不停止，「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兩句詩簡直是一排永遠射不完的子彈。一九四九年，台北又對「跳舞」發生辯論，那時黨營的廣播事業遷到台灣，改組為「中國廣播公司」，呼號改成 BED，我總覺得沒有舊呼號動聽。我考進節目部做資料員，奉命就跳舞問題寫一篇對話稿供節目使用。我有從上海學到的辯才和「辯材」，充分呈現正反兩面的意見，戛然而止，不作結論，留給聽眾去裁判。這種寫法在當時頗有新意，層峰賞識，把我調到編撰科去寫稿，正式成為一個「寫作的人」。前後因緣，容後細說。
人人各有所愛，我愛柏油路和自來水，別人愛什麼？倘若能夠知道，一定十分有趣，可惜當時不懂民意調查。回想當初，應該有人教導我們怎樣承受大都會文明的撞擊，可惜完全沒有。兩年零十一個月以後，中共的解放軍進佔上海，指導員事先告訴士兵，上海是人民的財產，我們要把它從資本家手裡收回來，交還給人民，部隊入城以後，看見花花世界，內心的困擾可以減輕。共軍既入南京，指導員帶士兵游雨花台，指指點點告訴大家，這裡曾經是刑場，國民黨在這裡殺害了無數的革命烈士，雨花石上的紅顏色，就是烈士的鮮血染成的。指導員在那兒作詩，他也有所本，上級發給他材料。每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時，他們的上級在做什麼，我們的上級又在做什麼！
我們連上有兩個新兵都姓周，一個比較胖，人稱「大周」，一個瘦小，大家管他叫「小周」，他倆並非兄弟，但彼此互相扶持。有一天，我和小週一同上街，他指著頭頂上的高樓大廈說：「你看這樓多高多大，那麼多窗戶。唉，我只要一個窗戶，只要有一個窗戶是我的！……」走過幾條街，經過銀行門外，他像是問我，又像是自言自語：「他們怎麼這麼有錢！一個人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他愛的是錢。
大周另有所愛，他愛站在百貨公司、茶樓戲院門口看女人。唉，我和大周小周都從關中來，初到上海，我遇見女人抬不起頭來。關中女子剪裁衣服，一心遮蓋曲線，上海女子剪裁衣服，一心暴露曲線，初來乍見，怎麼她好像沒穿衣服！關中女子的衣服顏色簡單，多半全黑、全灰、全藍，上海女子的衣服多半花花綠綠，幾種顏色設計配搭，日光之下全身發亮。上海女子穿高跟鞋，身體的重心後移，前胸張開挺出，走起路來腳步快，腰肢敢扭敢擺，一身絲綢衣料如同春水，細波輕浪，起伏不定。那年代還沒聽人說過「肉感」，大周說他已經「感」覺到「肉」。
關中人論美女，標準是「細皮白肉」。上海女子如張愛玲形容：「肥白如代乳粉的廣告。」董橋形容：「睡過午覺洗過澡的女人，彷彿剛蒸出來的春桃包子，紅紅的胭脂和白白的香粉，都敷上一層汗氣。」那時上海流行旗袍，短袖玉臂，衣衩加長提高，露出全部小腿。好萊塢影星珍哈露說，小腿是女人最性感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大周比我早熟。她們結拜姐妹，成群結隊，衣飾化妝爭新鬥艷，大周敢看，他看了個夠。
咳，大周不知足，他說，「這樣的女人脫光了，摟著睡一夜，第二天槍斃了也甘心。」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悄悄告訴我今天看到多少女人，他一個一個記下數目。他說美女川流不息，一個人瞄一眼，只瞄到她一部分，今天瞄了多少眼，帶回來多少個「部分」，再慢慢拼湊成幾個完整的女人。他愛的是女人。
那年代，左翼作家耳提面命，教人敢愛敢恨。愛和恨都得付出代價，大周小周都為此喪失生命。那時我們都站在岔路口，我把以後發生的事情先寫在這裡：我們到了東北，駐在瀋陽，大周小周又看見許多繁華，也看見多少人貪污發財。一九四八年，瀋陽外圍據點盡失，城內糧價一天一夜漲七十倍，糧店賣黃豆面，路邊攤賣豆餅，買黑市米要用黃金。大周動了「撈一票」的念頭，說服小周合作。
他們交了個壞朋友，輜汽十七團的一個班長，區區班長居然租房子包女人，他們羨慕得不得了。這個班長告訴他們：「如果現在還不能發財，命中注定一輩子窮到底。」發財很容易，他可以提供卡車，憲兵可以提供身份，他們偽造瀋陽防守司令部的公文，夜間查封糧棧，沒收存糧，以低價賣給另一家糧棧。這個大眼球的大孩子當夜就分到一筆巨款，當夜就抱著漂亮的女人睡了一夜，他說過「死了也甘心」，第三天他就死了。
憲六團有四個憲兵參加作案，三人歸案，一人漏網，輜汽十七團二人，全案五人，瀋陽防守司令部速審速決，立即行刑。死刑犯遊街示眾，特意經過六團團部門口，掃盡憲兵的顏面。沙團長拍電報到南京自請處分，沒人回電，那時大人物已沒有心思處理這等小事，再過四個月，瀋陽守軍投降，東北的戰事就結束了。
且說那個漏網的小魚，姓李，大約十六歲吧，相貌文秀，說話輕聲細語，怎麼看也不像個明火執仗的人。一九四八年，他大約十八歲吧，暗戀一個守著攤位賣香煙的女孩，天天去買香煙，香煙一再漲價，到後來他一個月的薪餉只能買一包兩包香煙，必須開闢財源。他入伙作案，只是想多買幾包香煙而已，並無大志。他們「搶」了糧店之後，他越想越怕，倉皇擺脫夥伴，悄悄躲起來了。
他往哪裡躲？他常常買香煙，賣煙的女孩明白他的來意，沉默以對。有一天，女孩流下眼淚，對他說抽那麼多香煙傷身體，勸他戒煙。其實他買了煙自己不抽，拿去分送給傷兵了，這就跟那些傷兵有了交情。那些傷兵把他也打扮成傷兵，藏在傷兵醫院裡，躲過緝拿。直到四個月後，共軍接管了瀋陽。可是以後？以後呢？
「由西京到南京有多遠」？他們的問題猶在我耳邊，我已經知道答案。「由瀋陽到天堂地獄有多遠」，誰能答覆？那時一個大兵，即便是憲兵，也沒人照顧他們的靈魂，沒人來教他們讀書識字，沒人來教他們唸經禱告，沒人來陪他們唱歌下棋，沒人告訴他們怎樣一步一步上進，他們能有多少定力、多少良知來抵抗罪惡的污染？他們又有幾條命來償付天地不仁？再過一年，全國解放，通信的障礙拆除了，他們的父母天天等待遊子的消息，「時間」要用多少歲月來慢慢殺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