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抗戰發生前，山東沒有中共一兵一卒，民間相傳，中共「七支鋼筆進山東」。那時中共只能秘密工作，稱為地下黨，西安事變解決後，中共由地下轉到地上，公開活動，所以國民黨人一再說，西安事變救了中共，他們恨張學良、楊虎城。抗戰發生，中共黨員可以深入農村，招兵徵糧，募款買槍。山東籍的共產黨員回到山東，可以向山東軍政首長討一張證明文件，回鄉發展抗戰的游擊武力。人馬多了，地盤大了，就要設立黨部，委派鄉長村長，於是有了解放區。據《天翻地覆三年間》一書說，抗戰發生時，全國有七十個解放區，抗戰勝利時，全國有兩百個解放區。
山東土匪多，國民政府允許民間擁槍自衛，抗戰發生時，山東民間自衛存槍越過三十萬支。抗戰發生，地方以自衛武力為基礎，發展抗日游擊隊，一度超過一百萬支槍。中共赤手空拳，從頭做起，竟能把這百萬人馬吃掉十分之九，纍纍戰果，對中共的成長極有幫助，世人注意中共接收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忽略了中共併吞了山東的地方武力。有些史家說，抗戰期間，國共雙方機會均等，而中共後來居上，並不能完全用西安事變和日軍侵華來解釋。
中共發展壯大的經緯，到現在還沒人寫出一部《資治通鑒》。以我個人的感受，中共製勝，由於它的行為處處與國民黨相反，我是說「行為」，不包括動機和結果，「動機」口說無憑，「結果」木已成舟，「行為」才舉足輕重。國共「相反」，非常普遍徹底，幾乎可以看作是兩種文化，一生一克。可以說，共產黨是國民黨的「天敵」，國民黨雖有種種反共製共的方案，其實擋不住，縱然高呼「向敵人學習」，其實學不來。
概括地說，國民黨辦事「執簡馭繁」，社會組織已經形成，已經運作，國民黨順應這種運作，倚賴由運作產生的樞紐人物，掌握樞紐就掌握了社會。地主是佃農的樞紐，資本家是工人的樞紐，校長是學生的樞紐；一個校長等於全校學生，一個地主等於全村佃戶，一個廠長、董事長能抵他旗下一千個工人。國民黨注意拉攏這些人，重視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響力，也偏重照顧這些人的利益。
共產黨不怕麻煩，反方向而行，它搞「農村包圍城市」、「小魚吃大魚」。它結合貧農，不要地主；它結合工人，不要資本家；它結合學生，不要教育部長。一部總機下面有一千具電話，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電話機不通。它在全民抗戰的號召下，理直氣壯地去組織學生和農民，因為上陣打仗要靠多數，不能靠少數。等到民眾組織成功，軍隊訓練成熟，政治運動轟轟烈烈，當務之急是一齊動手摧毀那些樞紐，重組社會，痛快淋漓！
說到改革社會，那時主要的表現是「土改」。山東省農村多、地主多，山東人對土改的感受特別深刻。農人一生離不開土地，農民多麼渴望自己有一塊田，多少農民終生流汗難以達到目的，而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擁有那麼多田產！「一家飽暖千家怨」，佃農對地主有心結。共產黨來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給佃農，因為「這塊田本來就應該是你的」，農民非常激動。然後中共又說，你們必須把地主徹底打倒，斬草除根，防他死灰復燃，奪回田產。充滿了危機感的農民，用中共發明的方式，把地主斗倒、斗傷、斗死，這就和地主階級結下血海冤仇。走到這一步，農民無路可退，無處可躲，只有緊緊依靠中共，從軍支前，獻上身家性命，以防地主的保護人國民黨回來算賬。
山東土改慘烈，「五嶽歸來不看山」，山東是土改的「東嶽」。文學作品寫土改，《芙蓉鎮》是扮家家酒，《白鹿原》比較深刻，其中有些細節，例如某長工最恨他的僱主，那人走路老是挺直腰桿，所以長工在土改時專門打斷僱主的腰，讓他到死直不起腰來。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劉一皋指出，農民「並非只想改善些子（一點點），那是遠遠不夠的，他們經常夢想一下子翻飛到最高」。據我所知，土改充分滿足了農民的幻想，農民可以用鍘草的大刀把地主「鍘」死，可以往地主頭上澆開水把他燙死。鬥爭大會高潮迭起，地主不堪其苦，恰好會場旁邊有一口井，他趕快跳進井裡淹死。今天鬥爭熬過，明天鬥爭難熬，夫婦二人頭上頂著「光前裕後」的門楣，面對面吊死。考驗愈來愈嚴酷，刀尖向內，兒子清算老子，妻子檢舉丈夫，最好的朋友掌握你最多的秘密，也最有資格置你於死地。於今大學教授在他的論文裡舉重若輕，「儘管清算是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進行，但是由於這些法令條文都是原則性規定，缺少可行的嚴密性，而且隨著運動深入，政策也隨著變動，簡單化的解釋在實際操作上是沒有多大作用的。」
外祖母是個寡居多年的老婦，家中田產早被舅舅賣光，她的身份仍然是地主。土改無情，她老人家按照規定「掃地出門」，不留田產，不給住所，不問生活。她死在村頭的一個席棚裡。我那個騎驢打游擊的舅舅，鄉人告訴我「他沒能老死」，我千方百計找到舅舅留下的兩個兒子。
那時中共下達了一些文件，糾正運動中「過火」的行為。今天這些文件已經公開，從中可以知道，當年各地群眾普遍打死人、逼死人。糾正過火是在過火的行為普遍發生以後，障礙已經清除，社會已經淨化。
且說那時候，「逃亡地主」的子弟組成還鄉團，尾隨國軍進入新解放區。國軍應該使用這些人安撫鄉親，籠絡人心，可是國軍發給他們槍械子彈，教他們去殺人報仇！這些子弟本是民間擁槍自衛的骨幹，大多數打過游擊，或者有跟共軍交手的經驗，看人流血並不手軟。國共對進，共軍走了，國軍暫不進駐，預留短暫的真空時間，默許還鄉團先去「懲罰奸民，剷除障礙」。還鄉團殺掉為中共工作的人，殺掉分了他家田地的人，殺掉鬥爭會上活埋他父母的人，那些人也曾是他們的鄰居、佃戶或僕從。還鄉團殺人不經過任何程序，路上遇見路上殺，田里遇見田里殺，家中捉到家中殺，那時農民耕田經常耕出屍體來。國軍犯過許多大錯，這是其中一錯。還鄉團殺人，逼得那些老百姓跟中共同命一體，今生今世再無反顧。
蘭陵王族是魯南的一座「封建堡壘」，土改將之徹底摧毀，王氏族人也就出了幾個還鄉團的傑出團員。我有一個同族的叔叔，他逃到徐州郊區的九里山做難民，還在九里山野地裡槍殺了他家的長工。他逃難逃到上海的時候，還藏著那把手槍。他看見上海市這麼大，這麼複雜，人和人又這麼陌生疏遠，以為可以藏身其中，苟且偷生，他低估了中共的統治能力。蘭陵公安局派了一個人到上海南京尋找有血債的地主（認鄉隊？）把他揪出來押回蘭陵，在鎮中心的大街口槍決。
那時出現了一個新名詞：「造匪」。陶行知在《申報》發表《論剿匪與造匪》，他說今日「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不能以剿而絕，或且以剿而勢日大。官逼民變，民安得不變，既逼民變，復從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於此」！若說「造匪」，源遠流長，國民黨始則聯俄容共，繼而團結抗戰，千千萬萬人都和中共沾上關係，國民黨的政策可以任意改變，這些人的歷史不能隨手塗抹，只因與「匪」偶然結緣，在國民黨的檔案中一世難解，這些人到了台灣，處境尤其艱難。而且陶公只讀半部水滸，他只記得高俅逼林衝上山，忘了宋江也逼盧俊義上山，既有林沖又有盧俊義，《水滸傳》這才豐富深刻。中共土改、學潮固無論矣，國軍常常半夜出城到衛星村落去抓壯丁，鄉村年輕人不敢在家睡覺，逃到離城很遠的野地露宿，中共提供招待所管吃管住，只消三天兩天，已在他們身上烙下印記，國軍把他們列入通匪的黑名單，他們回家再也難以安居，只有離家正式「投匪」。
中國人常說「人多了亂」，所以國民黨害怕群眾、疏離群眾。中共相信「人多拾柴燒火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經過組織訓練，人的個性泯滅，群性和公共運動掩蓋一切，人人都是黨的馴服工具，如此，萬人只是一人，西方人的形容為「鐵板一塊」。北京大學教授劉一皋教授用他的學術語言這樣包裝起來：「新的編村制度全面實施，強化了政權對農村的直接控制，基本上完全改變了過去相對鬆散的行政結構。在鄉村建立村民委員會、村武委會和民兵治保員等機構，職權包括生產、自衛、治安、財政、文教、調解、貿易、合作社等，涵蓋了全部農村社會生活。同時農村中還普遍建立了共產黨支部、農會、工會、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識字班、互助組等群眾組織，傳統的血緣、地緣組織被取消或改造，每個村民都要根據自己的政治、經濟、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情況，加入數目不等的各種組織，農村社會被置於有機的嚴密的組織網絡之中。」
中共的組織能力反映到沂蒙山區的戰場上，出現了軍民一體，高度合作。國共對進，飄忽無定，共軍部隊未到、宣傳隊先到，老大娘老大爺叫得親親熱熱，解釋我們為什麼來；部隊先走，宣傳隊後走，解釋我們為什麼走，告訴村民我們還要再來。宣傳隊挨家檢查有沒有打掃乾淨，有沒有借了東西沒還，有沒有打破了碗沒賠。我在秦皇島的時候，五叔常和上校爺爺通信，一再談到共軍在山東山地堅壁清野之徹底。他當年透露的訊息，後來文史資料有更生動的描述，鄉野有史，使無名英雄泣鬼神之事未曾淹沒。戰守期間，民眾協助共軍冒險爭先，斷路、埋雷、割線，炸橋，阻止國軍前進。民眾砸鍋賣鐵，拆屋餵馬，支援共軍作戰。民眾以樹為家，樹與樹之間拉繩通信，草木皆兵。民家把家當丟進山谷裡，國軍所到之處，望谷興歎，沒有一根草可以餵馬，沒有一樣生活必需品可用。七歲到十五歲的兒童，刺探國軍行動，偷輜重，放火燒汽車。據有關的研究報告說，青少年容易受暴力和槍支誘惑，他們的人生經驗一片空白，容易培養出絕對的忠貞，而且沒有後顧之憂，十分勇敢。
那時候，山東的解放區、也就是山區和農村都非常窮苦，但民眾竭盡所有供應前方共軍的軍需。一九四七年一月有所謂「魯南戰役」，國共交戰十八天，據蒼山文史資料，僅我的家鄉蒼山一個小縣，供給解放軍毛線襪四萬雙，乾菜兩萬斤，花生米五千斤，公糧一百二十萬斤。家家把枕頭套拿出來當口袋，參軍一萬人，家庭主婦蒸饅頭，烙煎餅，九天九夜不休息，許多人累昏了，衣袖著火還不知道。一九四八年九月，共軍攻打濟南，單單我的家鄉蘭陵和我的外婆家南橋，兩個鄉鎮晝夜趕工，磨出七萬八千斤麵粉，提供四萬六千七百一十塊門板做擔架。一九四八年山東春旱，饑民兩百萬，魯南為重災區，戰史謳歌淮海戰役民眾「支前」，山東出動民工兩百萬人，食油三十五萬公斤，食鹽三十六萬公斤，肉四十三萬公斤。單是蘭陵一個鎮，要負責前方一個師的補給和擔架。各地民眾推著小車，把這些補給品送到前方，車隊千里，晝夜絡繹不斷。偉哉壯哉！神乎魔乎？
國軍窮竭民力，並沒有弄到這個程度，它也無法做到這個程度，國民黨編神話，也沒有這麼大的想像力。中共說過，農民自私保守，不可能自動放棄財產，必須如何如何。到底「如何如何」才做到「國民黨吃雞自己抓，共產黨吃雞送到家」？答案可以從「人民民主專政」六字真言中探索。學者既要維護學術尊嚴，不能說謊，又要符合當前政策，不能實話直說，發展出一套模稜兩可、點到為止的說法：「許多工作都是依靠部分積極分子，特別是少數幹部強力推行才得以完成的。」……「運動本身是發揚民主的一種方式；但大規模的帶有激烈階級鬥爭性質的運動，運作過程恰恰是經常違反民主原則的。」偉哉壯哉！神乎魔乎？自私保守的農民紛紛自動放棄財產，他們「劃掉了自己」。
那時許多人說，共產黨員走的是「群眾路線」，國民黨員走的是「領袖路線」，怎樣得到領袖的信任，怎樣厚結領袖左右的親信，耗盡他們的精力，他們也自以為這樣就解決了問題。文史資料說，中共經略東北，二十二個中央委員走出城市，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論資格，統統下鄉，國民黨員幾乎不能想像。據段彩華為黃伯韜寫的傳記說，國軍在山東打了敗仗，中央追究責任，怪黃伯韜作戰不力，黃氏登台辯解，歷述山東作戰的艱困，其中一項是沒有可靠、詳細的地圖，他們只有三十萬分之一的地圖，而且多處和實際地形地物不符。我後來讀國軍將領廖明哲寫的《了了人生》，這是他的自傳，他曾多次參加國共戰役，經驗豐富，書中也談到國軍作戰的缺點，「無圖上實地的偵察」。國民政府統治山東，即使從「九·一八」算起，那時也有十五年了，為何沒有測繪五萬分之一的新圖？一位曾在有關部門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專業人員根本無法走出去實地測量。國軍脫離民眾支持，已嚴重到這般程度。
中國人一向「離鄉作惡，回鄉為善」。平時，當地人礙於情面，不能興利除弊，戰時，國軍來去如流水，沒有責任心，到處作踐百姓。我還記得抗戰前夕，國民政府辦理「土地陳報」，命令鄉鎮政府確實調查每一家地主有多少土地，據以徵稅，使稅負公平。那時地主普遍逃稅，短報他的田產，所以偌大蘭陵沒有任何人肯承辦這個工作。鎮長（也是族長）找上我的父親，費了許多唇舌，逼我父親答應，父親素有正直之名，不會為任何人弄虛作假，眾人信服，辦起事來阻力較少。那時中國人不在老家當保安團長、警察局長、稅捐處長，這些工作都會留子孫債，結來世怨。他們到遙遠的地方去幹這些差事，作了孽一走了之。
中共作風不同，他把原籍蘭陵的黨員派回蘭陵地區工作，魯南專區的政委和主持土改工作的「各救會」會長，都是蘭陵小學的老師，蘭陵公安局長、武工隊長、公安股長，都是蘭陵小學的同學。此外還有我的族人。這些人面無表情，沒有公事不跟你說話，路上碰見了，你若上前喊「大叔」或是「二哥」，他朝你一揮手：「太封建了，叫同志！」他們熟知蘭陵每一家屋頂上有多少風雨陰晴，屋頂下面有多少恩怨矛盾，他們也熟悉每個人的性格、能力、知識程度、成長背景、人際脈絡，甚至包括不可告人的隱私，他們來推行中共的政策，何等得心應手！他們斷然六親不認，他們並非包龍圖，他們都是「新人」，推己及人，前來製造更多的新人。
那些脫離民眾的國軍將領不僅屢戰屢敗，戰敗以後也無法逃走。據名記者龔選舞的回憶錄說，濟南失守，王耀武帶著一個副官，假扮商人出城，走到壽光縣境，王耀武上廁所，副官站在廁所門旁伺候，「事畢」，王耀武伸出一隻手來，副官趕緊把雪白的衛生紙放在他的手上，被人看出破綻。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李自成破北京，崇禎皇帝逃出皇宮，在煤山上吊自殺，他怎麼會打結？誰替他打結？臨沂專員王洪九一向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兵潰以後，他往北走，化裝成牛販子，再趕牛南下，一路賣牛做盤纏。他最後逃到徐州脫險。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住在紐約，我說住在紐約的人得有九條命，一條命給兒女，一條命給老闆，一條命給國稅局，一條命給盜賊，一條命給艾滋病，……
如果是教徒，留一條命給上帝，給活佛。
如果是華僑，留一條命給中國。一條命也許還不夠，人禍能把你的一條命氣死，天災能把你的一條命急死。
做人太苦，太累，太要命，拿人命當兒戲的事情太多，拆東補西，哪還有命給上帝（當然成了無神論），哪還有命給非洲苦人（當然成為自了漢）！
貓有九條命。料想有許多人是貓。如果只有一條命，今天我斷乎不能坐在這裡寫文章。我的家鄉舊侶，一條命給了黃河，一條命給了抗戰，一條命給了內戰，一條命給了土改或「文革」，一條命給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我們都還活著，隔海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