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7 滾動的石頭往哪裡滾

一九四八年秋天,長春、瀋陽、錦州已成「最後的黃葉」,共軍則發起「最後一陣秋風」。十月七日長春墜落,十月十四日錦州墜落,十一月二日瀋陽墜落,二十五天內三大據點失守,國軍收復東北最後的象徵消失。十一月四日國軍自動放棄葫蘆島,撤出軍隊及民眾十四萬人。屈指算來,國軍從秦皇島攻出山海關,又由葫蘆島撤往秦皇島,相隔三年差七天。

葫蘆島撤退後,空軍派飛機偵察東北,在這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無任何戰鬥跡象(陳嘉驥《白山黑水的悲歌》),只有松花江大橋的橋頭堡上還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堡中孤軍還沒投降,算是黑板上剩下一個「頓點」。陳嘉驥感歎國軍下級官兵忠勇,高級將領誤國。只有頓點沒有文字,頓點已沒有意義,只是給文史資料添一段筆墨,記述共軍怎樣心戰勸降。

東北決戰應該居「三大戰役」之首,時間最早,影響也最大。依共方資料,東北交戰,國軍損失四十七萬人,物資財力的耗費無法彌補,國際聲望下墜無法恢復。張正隆著《雪白血紅》,引《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共軍出關十三萬人,內戰期間發展到一百七十五萬五千人,東北全境解放時有共軍一百三十萬人,此時東北共軍的武器裝備戰力超過關內的共軍,士氣尤其高昂。大軍進關投入華北戰場,五十八天內消滅國軍五十二萬人。

那時我雖在關內的補給單位供職,補給地區卻在關外,我們的眼睛一直望著東北,我們對東北事事關心,也事事揣測。起初,許多事出乎意料,後來我們從事物的發展中摸索規律,多少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後突然有一件大事發生,它打碎了我建立起來的規律,使我驚駭莫名。那就是長春圍城。

一九四六年四月,國軍收復四平,北進長春。然後國軍的力量由巔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國軍打算放棄瀋陽長春,固守由錦州到山海關的遼西走廊,與平津相呼應。東北解放軍的最高指揮官林彪主張,讓長春的國軍走出城來,半路截擊,予以消滅。那時國軍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對大地山河滿心恐懼,察哈爾和河北的國軍撤退時驚魂不定,一個解放軍戰士可以俘虜二十個國軍士兵,一個班可以俘虜一個營,十幾個人佔據一個村子,可以使兵團進退兩難。此時毛澤東要林彪包圍長春,嚴密封鎖,不許一根柴一粒米入城。

那時共軍規定,國軍官兵如果帶槍出城,交槍可以放人。有一位連長以手槍換路條,連夜過瀋陽出山海關,投奔「上校爺爺」。他面色青白,語音如垂危病人,演戲說話有「氣音」,氣勝於音,以氣代音,這位連長用氣音說話,有氣其實無氣,沒有「士氣」,看見了他,我才明白什麼是士氣。他常常深夜夢中痛哭,哭聲倒是很大,驚醒眾人。

連長告訴「上校爺爺」,軍中缺糧,國軍空投接濟,糧袋落下來,各部隊派人搶米,自相殘殺。他說天天看見老百姓餓死,長官還要派他到民家搜糧,「只要他們不派我去搶老百姓的糧食,我不會逃跑。」

我也流下眼淚,我的眼淚冰冷,手指發麻。世界太可怕了,這要多大本領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這樣一個人憑什麼能夠存活。天崩地坍,我還有什麼保障,平素讀的書,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飛煙滅。我是弱者中的弱者,唯一的依靠是有權有勢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惡的人也有節制,可是命運給我安排的是什麼!很久很久,我的心不能平靜下來。

我覺得,消滅長春的國軍,這樣做「毫無必要」。後來才知道有必要,這一招嚇壞了傅作義。一九四九年初,共軍包圍北平,傅作義恐懼長春圍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萬大軍放下武器。世人都說北京是古都,必須保護文物遺產,以免毀於炮火。毛和傅都心裡明白,文物遺產一定無恙,只是餓死幾十萬人,這是土法炮製的「中子彈」,傅作義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毀滅,換取數十萬人之新生。」要從這個角度解讀。

我青年時代的老闆,《中國時報》的余董事長,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八○年他在紐約,他和報社駐美人員聊天的時候透露,當初國軍出關,攻下四平,國民政府蔣主席命令停止前進,杜聿明堅持拿下長春,蔣氏派白崇禧到東北處理。他們在火車上開會,白對杜說,你如果有把握拿下長春,你可以去打,我負責任;如果長春拿不下來,你自己負責任。杜一舉攻入長春,這才有後來的大圍城,大飢餓。有人抱怨國軍沒有渡過松花江佔領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如果真的深入北滿,會不會再增加兩個長春? ……當年我們的副團長要「整」我們的連長,最好的辦法是派我們這個連到長春,可是官場鬥爭之道是把你最麻煩的部下留在身邊,副團長也像杜聿明毛澤東,一念之差多少生死性命。

長春圍得久,東北垮得快,我們身不由己,腳不點地,離東北越來越遠,長春圍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圍城的詳情所知無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讀到張正隆寫的《雪白血紅》,他以四十二頁的篇幅寫長春圍城飢餓慘象,前所未見。古人所寫不過「羅雀掘鼠」、「拾骨為爨、易子而食」,張正隆以現代報道文學的手法,用白話,用白描,用具體形象,為人間留信史、留痛史。人類歷史的進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輔相成,視野遼闊,寄托深遠。有人問我,寫內戰的書這麼多,到底該看哪一本,我說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紅》。

長春圍城對我的影響,好比波蘭亡國對丘吉爾的影響。一九四四年,波蘭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蘭的「鄉土軍」追求獨立自由,配合蘇聯紅軍的攻勢,進行「華沙暴動」。鄉土軍起事以後,斯大林按兵不動,坐視納粹軍隊消滅波蘭的武裝,六十三天後,「鄉土軍」潰敗,波蘭受難者多達二十萬人,希特勒下令把華沙「夷為平地」。這件事「嚇壞了」英國首相丘吉爾,他斷定無法跟蘇聯共謀天下大事,這才出現了日後的「冷戰」。

我在秦皇島國軍的後勤單位服務,我們做的最後一件事:收容東北潰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禮表現了卓越的指揮能力,他加強已有的防禦設施,重兵把守,阻擋來歸官兵於鐵絲網外,這些人飢寒交迫,我們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們穿平民衣服,晝夜跋涉,從小路翻越長城缺口,我們送上一套新軍服,然後軍事當局派卡車來,把他們集體運走,設法安置。這件事做得相當圓滿,那時潰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島外圍都有嚴重的紀律問題,卻沒有在秦皇島造成任何困擾。

看到他們來去,我想起一句洋格言:「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他們沒有積蓄,沒有家庭,沒有歷史淵源,沒有社會關係,他們只是滾動,誰也不知道最後停留在什麼地方。

潰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擇路,有些人想進秦皇島,因為這裡有他們的單位或親友。港口司令部設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種申請表,潰散官兵可以申請跟某某人見面,只要有人願意接待,簽名負責,他可以來把申請人領走。這種規定也是秦皇島獨有,賴何世禮將軍的德政,我的老同學袁自立找到我。我帶他理發、洗澡、換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訴我瀋陽怎樣不守,東北行轅主任衛立煌先坐飛機出走,瀋陽市癱瘓在地上,等解放軍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戰場,國軍炸毀了大凌河的鐵橋,但沒有完全炸斷,他攀住彎曲的鐵梁匍匐而過,解放軍圍困錦州,挖了許多壕溝,他跳下去再爬出來。沿途多少死屍、野狗、廢炮,空中飛舞蓋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紙。

秦皇島和葫蘆島是東北國軍的補給港,東北既已不守,兩港隨即放棄,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銷,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聯勤補給單位調往塘沽,考其時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駐守山海關的國軍撤到秦皇島會合,二十四日黎明時分,全部到碼頭登船。我從未到港口觀賞海景,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陽,我才看到古人吟詠的「漫言此後難為水,試看當前不辨天」。碼頭伸入海中長約百米,面積約一平方公里,這麼一個小小的半島竟在現代史上有這麼大的擔當。

我在秦皇島結識了一位眼科大夫欒福銅先生,相處融洽,他是一個有愛心的基督徒,戰亂時期,他不但常常免費醫治難民,也常常免費照顧過境的傷兵,令我欽佩感動。撤退的行動秘密而匆忙,我沒有向他辭行,到了碼頭,才知道船艦要下午才離港,我站在碼頭上悵望陸地,對秦皇島忽然有依依不捨之情。這地方對我太重要了,它和安徽阜陽(我求學的地方)、山東臨沂(我生長的地方),同樣重要,當然,除了這三個地方以外,還有台灣(我在台灣脫離青年,度過中年)。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了。對秦皇島,我惜別的情懷落實在欒大夫身上,我想此時市民都知道我們要走,保密已無必要,何不回到市內跟他告別?

我的行為太魯莽了!進了市區,才知道全市寂靜如死,商家住戶的門都關著,街道上沒有一個人影,公共汽車停駛,只見車站的站牌孤零零像一根豆芽。我應該折回碼頭,可是我仍然往前走,我的行為太魯莽了!欒大夫診所的門關著,我應該折回碼頭,可是我上前敲門,他打開了門,他還坐在診所裡等著救人。他並沒有教我坐下(幸虧沒有),我倆站在診所裡,他為我禱告,他左手拉著我的手,右手蒙著自己的臉,眼淚從他的指縫裡流下來。七年以來流亡各地,這是我唯一得到的眼淚,我非常非常感動。

我獨自沿著大街走回,一路聽自己的腳步聲,我從不知道我的腳步聲那樣響亮。回到碼頭,船艦仍在,我不知道船艦一直升火待發,隨時可以離港。今日讀王海城《把紅旗插在秦皇島碼頭上》,國軍撤出市區後,冀東軍區獨立第八團還不知道秦皇島已是空城,這怎麼會?當年共軍情報何等靈通!事實俱在,我去探望欒大夫的時候,秦皇島空在那裡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個我最危險的時候,軍隊行動「人不離群」,我犯了大忌。

回到碼頭,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軍服的少女來,她們每人都愛上一個青年軍官,難分難捨,軍官的同事們掩護她們上船同行,家長發現女兒失蹤,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訴。她們雖然換上軍服,但是軍帽蓋不住長髮,加上身材曲線,一眼就可以認出來。軍法無情,碼頭上一片抽泣之聲,女兒哭泣,女兒的母親哭泣,青年軍官也擦不完眼淚。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歎古今情不盡!」那時我心腸硬,只覺得軍紀廢弛到這般地步,沒人顧慮集體的安危,怎麼不怕中共的地下黨帶著炸彈來!

我們奉令進艙,聽見炮聲,國軍軍艦發炮射擊,掩護撤退,運輸船隻緩緩離岸,我如果在市內再多逗留十分鐘,就會被海軍撂在碼頭上了。我聽見炮聲,想到當前並沒有敵情,海軍照本子辦事,有板有眼,可惜用美金買來的炮彈,而且射擊之後,大伙水兵要辛苦擦一遍炮膛。船到海中,有人等著眺望碼頭倉庫爆炸的聲音煙塵,據說爆破部隊已完成準備,只待一聲令下,可是上面改變了心意,最後命令沒有下來。東北各地國軍撤守時,炸毀了一些軍火庫,沒有破壞道路橋樑自來水和發電廠,記得那時《大公報》有一篇社論加以稱讚,社論中也隱然有和平的主張。

船行一二七海里(二三五公里)到塘沽,三年前,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此登陸,給國軍多留下一個「活眼」。東北失守以後,華北唇亡齒寒,南京中央打算把華北的國軍撤到天津,由塘沽出海運往南方,那時傅作義主持華北軍政,反對南遷,我們在塘沽住了大約十天,大概是等待最後決定。記得居住的環境像一個樸素的小鎮,記得附近有個地方叫新河,國軍三千人駐紮,我們奉命去設立彈藥堆積所,以利駐軍久守,可是一夜之間新河失守,一切盡入共軍之手。記得房東女兒俊秀,同事中一個中尉押運員調戲她,回到辦公室和死黨計議如何弄上手。我想起古人說過「惡徒向來愛村姑」,我想起當時民間批評國軍的順口溜:「見了壯丁他要抽,見了錢包他要搜,見了女人他要勾。」東北的百萬共軍即將入關,華北的局勢岌岌可危,還有這等人不知死活。

傅作義拒絕南撤,防守天津的陳長捷說,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於是我們帶著大批糧食和彈藥向天津進發。塘沽距離天津市中心只有四十五公里,可以說,當我們的專車開動的那一刻,華北國軍的命運業已注定。我很想留在塘沽,塘沽是港口,有退路,可是塘沽沒人發薪水給我,我怎麼寄錢給父親?滾動的石頭只好繼續滾動,我以後的命運也在那時注定了,小人物的生死禍福常繫於大人物的一步棋。

我很後悔,由一九四二年離家到一九四八年此時,我第一次為做過的事後悔不已。那時,我如果知道四十幾天以後天津失守,我就留在塘沽和自立兄他們一同撤往上海了,可是我猶豫難決,我聽到的判斷是,東北共軍需要整補,中共需要消化戰果穩定後方,空軍天天偵察,不見部隊調動的跡象。共軍大約要三個月到六個月才可以發動華北戰役,他們要先打山海關,天津和北平這兩個名城重鎮大約可以堅守一年。我怎麼可以一年沒有收入?父親斷了接濟,怎麼支撐?不料通貨膨脹那麼快,平津的局面又維持得那麼短。

我硬著頭皮北上,領到本月所得,直奔銀行。我在天津只領到一次錢,然後天津就解放了,塘沽就撤退了!好像我是為這筆錢赴湯蹈火。後來父子重逢,父親說他看到匯款通知,沒有去領這筆錢,那點錢只能買幾粒花生米,那時候小孩子吃花生米,可以一粒一粒買。我奮不顧身的全部所得啊!

那時機關部隊領到經費,先拿去投資進貨,三天五天以後貨物漲價幾倍,他賣掉貨物再發員工薪水,穩賺一大筆錢。匯兌也是這樣,我領到薪水送進銀行,銀行裡的某一個人,先把匯款併入他的資金投資周轉,一兩個星期以後再匯出去;對方銀行收到了錢,也有那麼一個人先拿去投資周轉,一兩個星期以後再通知我父親,這時候那點錢就成了廢紙。咳,「人為財死」,而我只是為了一疊廢紙。

多年後,一位在南京參謀本部參與情報作業的某將軍告訴我,那時國軍根本沒有從東北來的情報,只能憑空軍偵察,共軍白天宿營,夜間行軍,越過長城,瞞過空軍。華北國軍只注意山海關,根本忘了長城有很多缺口可以通行,自古以來,長城從未擋住入侵的軍隊。解放軍入關以後,悄悄埋伏在鄉村裡,監視天津塘沽,「一面包圍,一面休整。」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但對生活環境只有最淺的印象。我們住在市區南部,那一帶從前是租界,我們借住的洋房依然洋味盎然,客廳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鐘豎在牆角里,拖著長長的鋼鏈,好大的鐘擺!份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搖來擺去,房主人的管家每天拉那根長鏈上緊發條。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鐘擺!為什麼要用這麼大的鍾!天津是一個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處處洋房,那時中共憎惡西方的東西,我一直揣摩他們會怎樣對付這些洋房。

我完全沒有心情遊覽,極少出門,只有一次,我遠遠離開居住的地方去找銀行。管家指點先坐一段電車,那年代左派文人大罵天津電車,電車搶走了人力車的顧客,又一再撞死小童,我一路揣摩中共怎樣對付電車。下車步行,走過一座漂亮的大橋,當地人管它叫法國橋,那麼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橋下流水是有名的海河。雖然天津已是危城,銀行行員依然富泰尊貴,氣定神閒,左派文人也曾大罵他們,我揣摩中共怎樣對付銀行。

我沿途看見結婚的禮車來來去去,看見這裡那裡都有承辦喜筵的館子,懸燈結綵,賀客盈門,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變地變,他們趕快兒娶女嫁,了卻心頭一分牽掛。我想起「末日來臨的時候,人們照樣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難民牽著小女孩行乞,對過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瀋陽秦皇島見過許多,現在反應沒那麼強烈,只希望他們也遇見天使。

我們借用的洋房很堅固,地下室很深,看樣子我們要準備忍受大炮轟擊。不久,外圍據點開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間的路切斷了!我們各部門業務清閒,只有管軍糧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幾乎每天都有野戰部隊上門領糧,每次都發生激烈的爭吵。陳長捷真想久守,他規定每次只能發一個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戰鬥就有傷亡,各部隊的人數就會減少,每個星期照實有的員額發糧,天津存糧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隊長和補給單位「核實」。可是各部隊領糧的單據上永遠有那麼多官兵,王少校質問他們:「你的兵難道一個也不死?一個也不逃?」對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別以為你在後方就能長命百歲!」伸手撫摸佩帶的手槍,公然恐嚇。起先王少校硬頂著,最後蹤影不見,他瞭解戰況,捏住分寸,再過兩天,解放軍進城,一了百了。

從來沒有人為了彈藥爭多爭少,那時候彈藥不能變錢。白花花的大米縱然不是金子也是銀子,部隊長都想多控制一些糧食,兵凶戰危,王少校公事公辦也就罷了,何必擋他們財路?原來那時補給單位也有私心,他們也想盡量把糧食控制在自己手裡,所以對陳長捷的規定熱心執行。那時為了減少戰時損失,也為了運補方便,軍糧分散寄存在幾家糧棧裡,城池一旦失守,公糧不必報銷,糧棧老闆算是進了一批便宜貨,他立刻把「成本」付給某一個人,收款人當然不是王少校,當然也不是聯勤總部。那時部隊長、補給單位、糧棧商人,他們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會「淪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載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衛戰開始,外圍重要據點灰堆、北倉、東局子、張貴莊,紛紛失守。灰堆守軍四千人,防守七個小時,好像「彈藥堆積所」裡堆的不是子彈,是「灰」。東局子像個賭場,開局坐莊後馬上賠光。共軍炮兵向城中射擊,彈道劃破空氣,發出刺耳的嘯聲,我們席地而臥,全身的神經接受震動,輕輕呼吸硝煙的氣味。想起在北戴河抽籤,抽到「昨日雲,今朝雷,明晚霞」,簽語靈驗?這就是那「雷」了! 

夜晚,東西南北都有信號彈沖天而起,報紙說共諜向炮兵指示目標,沒說守軍布線搜捕任何人。信號彈沒法掩飾,發射信號彈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應該容易,那時國軍士氣低落,誰也不想跟中共結怨,「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美國上將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衝突,助長了這種傾向,東北崩潰,人心悲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內出現共軍的傳單,報紙把傳單的文句寫入新聞,全登出來。變相為中共宣傳!

一月十四日,共軍對天津市區發起總攻,這時天津已是「剝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狹長,北部防守的兵力強,南部防衛工事強,共軍由中部攻入,將天津市斬為兩段。以平津之戰為題材,中國大陸攝制了劇情片,電影描述,守軍司令官陳長捷一再使用無線電話呼救,上級總是告訴他「援軍馬上就到」,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援軍,最後一次,陳長捷聽到同樣的答覆,丟下聽筒,哈哈狂笑,笑聲淒厲。那時國軍顧此失彼,上級常常用「援軍馬上就到」讓下級望梅止渴,可是天津並沒有演出這一幕,陳長捷知道不可能有援軍,他從未倚賴援軍解圍。後來的報道說,陳長捷唯一的怨言是:傅作義一面命令他堅守,一面暗中和中共商談「投降」。他怎會不知道「兵不厭詐」也包括對自己的部下?他被俘,大赦,事隔多年,見到傅作義,還說出怨言。

天津防守戰役只打了二十九個小時。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槍聲停止,我們躺在地下室裡還不敢亂說亂動,同事中有位朱少校,他起來打背包。我很納悶:你這是做什麼!他有作戰的經驗,也有被俘的經驗,他知道時候到了,我應該照著他的樣子做,可是我沒有那個智慧。然後,只聽見地下室入口處有人喊叫:「出來!出來!繳槍不殺!」緊接著,咚咚咚一顆手榴彈從階梯上滾下來,我們躺在地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彈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彈,感覺手臂像燒透了的一根鐵,通紅,手榴彈有點軟。叨天之幸,這顆手榴彈冷冷地停在那兒沒有任何變化。那時共軍用土法製造手榴彈,平均每四顆中有一顆啞火,我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會,大概我們中間有個人福大命大,我們都沾了他的光。以後許多年,我每次想起這段奇遇渾身冰冷,又是一個「最危險的時候」!我常常夢見像踢足球一樣踢一顆手榴彈,它飛出去,又折回來,還是在我們面前爆炸了,我們彼此相看,個個好比風化了的石像,一張臉坑坑窪窪,面目模糊不清。

不久,房主人的管家走下來,他說解放軍已經知道我們是後勤人員,沒有武器,歡迎我們上去迎接解放。朱少校立刻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踏上階梯。有一位姓富的中尉,毫不遲疑,他也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跟在後面。他年輕單純,未經世故,但是他知道跟定一個人,一個年長厚道、人生經驗豐富的人,有樣學樣。朱少校並未教他怎樣做,他自動模仿,只做不問。事後證明他做對了。

我們蟄伏在地下室裡,不知道昨夜快雪初晴,冬天畢竟是冬天,地下室有暖氣,院子裡只有寒風,這溫差教人怎麼適應。我們在解放軍軍官指揮下,十幾個人踏著殘雪,排成橫隊,一律不准行動,人人羨慕朱少校有先見之明。軍官聲明優待俘虜,我們要求回地下室取大衣,或者請解放軍戰士代取大衣,得到的回答是:「你們的行李原封不動存在地下室裡,等你們受訓完畢再來拿走。」

我一點也不怨朱少校,我已經知道,你在最緊要的關頭總是最孤獨。天不絕我,我們的何軍械官有一個五歲的兒子,只有他還可以在院子裡跑來跑去。多麼好的孩子!他回到地下室,給他父親取來大衣。正好我和何軍械官並肩站立,趁勢請求他再跑一趟把我的大衣也取來,說時遲那時快,當這位小朋友抱著厚重的皮大衣登上地面的時候,我們也在解放軍的押送下整隊出發,我們都是滾動的石頭,身不由己,何軍械官頻頻回首,他急得臉色蠟黃,唯恐丟失了孩子,孩子很能幹,一路小跑追上來。我接過大衣,悲喜交集,那是陽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陰曆臘月,節氣在小寒和大寒之間,沒有這件大衣我怎麼挺得住,我到底不是石頭!我多麼感激這位姓何的小朋友。

正是這天,我成了「蔣匪軍」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頂替的一個上尉,如果是馬克·吐溫,他會說:「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東臨沂的王鼎鈞,也不知道今天寫自傳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鶴霄。」我可沒有那份俏皮輕鬆,中共的官方資料說,解放天津,「全殲」守軍十三萬人。「殲」的意思是「殺盡」,從那一天起,我們已是死人,是雖生猶死的人,是該死沒死的人。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