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6 上海市生死傳奇(下)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時候,國共內戰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時李宗仁主政謀和,以李宗仁為首的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抗戰期間,桂系人馬常說,國民黨藍色,共產黨紅色,我們桂系是紫色。那時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張和平,全是蔣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為內戰的第二號戰犯(第一號是蔣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謀和,中共的電台仍然天天廣播四十三名戰犯名單,要求嚴懲戰犯,沒有緩和的跡象。

本來「戰犯」是國際戰爭才有的罪名,國內戰爭用不上。那時抗戰勝利未久,審判日本戰犯的經過深入人心,中共宣傳家乘勢襲用這個名詞,搶佔正統上風。中共推出的和平條件「八條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軍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現在可以讀到張治中的回憶錄,他是國府派出和談的首席代表,一向親共,主和最力,連他也在回憶錄裡說,中共的條件「苛刻」。

可憐的北方難民,可憐的南方百姓,猶在巴望和平。霹靂一聲,四月廿一日夜間,解放軍在安徽荻港渡江,他們事先挖了一條運河,準備船隻,國軍毫無所知,而渡江前一連三個月,氣象台向解放軍提供天氣風向風力預報,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了五萬分之一的地圖。說什麼「長江無邊,燕子也要飛三天」,說時遲那時快,西起九江,東至江陰,兩天之內,三十萬解放軍全線強渡成功。

那時依我們可憐的、有限的常識推想,江防既已不守,兩軍應在江南決戰。可是國軍紛紛不戰而走,那時報紙使用次數最多的字就是「撤退」,劉汝明在他的回憶錄裡面說,那時國防部命令他在第二線佈防,他找不到第一線在哪裡。

後來台灣的歷史教授編寫教科書,把這一連串撤退寫成「不守」。十幾歲的少年學生問老師「你們為什麼不守」,二十幾歲的青年教員怔住了,無法回答。李宗仁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指責當年蔣介石故意放棄東南的半壁江山,使他無法收拾殘局,時人有云:蔣介石把門交給李宗仁,自己帶走鑰匙。今天回顧歷史,他那時想「守」也不成。四月二十一日,江陰要塞投共。二十二日,海軍第二艦隊投共,浦口失守,我想起朱自清在浦口車站望著他父親的「背影」。二十三日國軍放棄南京,流民趁機搶糧店布店。京杭公路上,撤退的軍隊搶汽車汽油。南京中央廣播電台有一位女播音員,長於播報新聞,那天晚上九點鐘的廣播新聞仍然由她播出,只是換了不同的立場和口吻。

南京是首都,依傳統觀念,首都失守就是「亡國」。安慶也失守了,軍方曾指示潰散官兵都到安慶報到,抓到散兵游勇也送到安慶編訓,安慶顯然是整軍經武的基地,除此之外,無錫、鎮江、宜興(我弟弟妹妹讀書的地方啊)、嘉興、常熟、常州、蘇州紛紛告「失」。杭州也失守了,那是上海的大後方。解放軍已在陸上三面包圍上海,我頓覺呼吸迫促,氧氣不足。

在那一片崩潰聲中,每天晚上,我在那侷促的「蝸居」裡和父親相對,整晚不說一句話,任時間流過,命運逼近。那時我只有「無用的知識」,我坐在父親面前,想到唐詩「千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我也想起《桃花扇》裡的名句:「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我偏愛《桃花扇》裡那首七言排律:「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喚渡,千尋江岸夜移防。南內湯池仍蔓草,東陵輦路又斜陽。全開鎖鑰江淮泗,難整乾坤左史黃! ……」

我回想「插柳學詩」的時候,瘋爺涕泗橫流朗誦《哀江南》。瘋爺安在?《桃花扇》有一折《沉江》,劇情是史可法投江自盡,瘋爺也偏愛。他以大清遺民自命,不用中華民國年號,在這個年號之下,他還可以西軒南圃,喝酒罵人,共產黨來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一九八○年後,我千方百計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沒問出究竟,傳說他老人家拒絕渡江南逃,跳進長江去了!

我常猜謎:那時,父親心裡想些什麼呢?上海是父親的舊遊之地,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父親「宦游」上海,那時軍閥割據,上海是孫傳芳的地盤。孫傳芳,山東泰安人,他控制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五省,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兼任江蘇省督軍。他的總部下設八個處,有四個處長是臨沂同鄉,父親也投奔孫傳芳幕中,擔任秘書,在上海辦公。我見過他早年的照片,儀表稱得上英俊,十里洋場的繁華,他是個過來人。他,二十多年以後,重來上海,淪為衣食不周的難民,沒有說過一句「想當年」。他幾乎沒歎過一口氣。

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民國十六年八月龍潭之役,孫傳芳全軍覆沒,父親只提了一個小小的手提箱回家。都說軍閥時代的官吏和貪污畫等號,父親的手提箱裡卻裝滿了上等的白紙!我曾寫過一篇《白紙的故事》略述其事。

父親讀過山東法政專門學校,所謂「法政」,就是今天的政治經濟,這個學校專門訓練那個時代的官僚。抗戰發生後,他的同學紛紛在淪陷區出任偽政權的官吏,也就是當了漢奸,那時當漢奸是脫貧致富的捷徑,可是父親從來沒動過心。那時偽政權把國民政府設置的專員公署改成「道」,委派「道尹」,臨沂是沂州道,我父親的同班同學來做道尹。我記得有一次,這位道尹坐小轎車經過蘭陵,事先通知八區區長要和我父親見面,區長在歡迎道尹的隊伍裡給父親安排了最好的位置。我記得那天街巷特別安靜,幾乎所有的人都去列隊歡迎道尹,父親卻留在家裡和我一起讀《荀子·勸學篇》。抗戰勝利時,我家在經濟上已是貧民,論政治成分仍是地主,他帶著未成年的子女離鄉逃亡,困苦顛連,沒有錢的人走不遠,最後來到上海束手無策,很多老人後悔他當年做過的好事,父親從未說過一句「悔不該」。

格言說「小心的人一直後悔」,父親似乎從未後悔。

南京失守以後,四月二十四日,失太原,五月初,失西安,五月十四日,失武漢。我說過,父親一向重視資訊,他有個朋友在復旦大學教書,那人是父親通往外界的一扇窗子,唯一的窗子。父親常去找他談時局,我到上海以後也跟著同去。這人的態度還算和氣,他說你來了、父子團聚就好。我們從他那裡得到的,很少是消息,多半是意見。他說,老蔣打算死守上海,守到逐屋巷戰,把上海守成二次大戰時的斯大林格勒,倘若那樣,上海市就要遭受很大的破壞。上海人本來很害怕,後來一想,湯恩伯不是能「死守」的人,老蔣把上海交給他,大家就放心了。

他強烈反對內戰,他說:「也許我的一個學生正在向另一個學生開槍。」抗戰勝利後,    陳誠揚言六個月內消滅共軍,復旦大學這位「進步人士」就說,國民黨在寫神話。上海保衛戰開始,他說:守,上海是守不住的,逃,你們也逃不掉。他說,其實又何必逃?你換一頂新帽子還有三天不舒服呢,兩星期後就習慣了。談到中共的作風,他認為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擇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換一個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歸順為他出力的人,所以識時務者為俊傑,逃得越遠,罪孽越重。他介紹一首順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禍,不投有過,早投沒錯。」

那時民心如此,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保衛上海期間,上海影劇界拒絕勞軍。國民黨辦的中央電影公司撤往台灣,電影廠的一切器材都沒撤出來,員工「護廠」,工人拒絕搬運。人人閉口無言,連鴿子也是沉默的,可是,每天又幾乎可以看見流言從家家門窗裡流出來,里巷成河。你不是希望和平嗎,「結束戰爭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解放軍圍城,中共的工作人員在市內深入家庭,教婦女扭秧歌,拿南方的圓形枕頭當腰鼓,解放軍入城,立即有萬人秧歌隊出來歡迎。標語畫像也早已準備好,鬧區和大道貼滿。

商店櫃檯上的收音機裡總是有周璇的歌:

五月的風吹在天上

朵朵的雲兒顏色金黃

假如呀雲兒確有知

懂得人間的興亡

它該掉過頭去離開這地方

上海的確守不住了,我們最後一次去復旦大學,他問我們有什麼打算,父親表情彷徨,教授說人到上海,回頭是岸。他不斷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軍看我是個什麼材料。那時多少人猶豫不決,很像是叔本華說的那個寓言,一頭驢子面前有兩堆草,它不知道該吃哪一堆,結果餓死了。

父親默然無語。上海不守,我們僥倖脫走,而且越走越遠,中國接連發生鎮反,反右,「文革」,如果我們父子留在大陸上,以我們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沒法過關。

五月十二日,共軍開始攻打上海,他們手中有上海防衛工事的詳圖。上海南有黃浦江,北有長江,中間由西到東有蘇州河,都是天然防線。軍械庫在蘇州河以北,靠近「上海的脖子」吳淞口,出海方便。解放軍從南部進攻,我們到二十二日聽見炮聲。我完全不知道戰況發展,辦公室裡,每個人都不慌不忙,好像一切如常。到了二十四日這天,我看見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閒坐,停止辦公,他們也不談天,辦公室異常寂靜。我發現這天郵差沒來,送報生也沒來,由早晨到中午,電話沒有響過,氣氛詭異。後來知道,這天共軍已越過黃浦江,攻打蘇州河以南。

二十四日這天下午,同事們一個一個減少。中校分庫長沒來上班,少校庫員上午來過,下午不見了。然後是尉官悄悄消失,我看見某上尉往皮帶裡插一把手槍,順手撈起一支氣槍,大步出門,他抬頭看電線上的小鳥,舉起氣槍射殺了一隻。他怎麼還有這份閒情!到了這個時候,怎麼還不多積一點德!人走光了,空空的辦公室裝滿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留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樣離開,軍人在「敵前」擅離職守,也許殺頭!

多年後,我知道有一首樂曲叫《告別交響曲》。據說當年某一樂團的團員很想回家過節,可是出錢支持樂團的「老闆」要他們演奏,樂團的指揮特別寫了這首曲子。我也從電視上看見演奏的場面,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兩個團員放下樂器,退出舞台,最後所有參加演奏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音樂指揮。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江灣軍械庫辦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不同的地方是:指揮先退,最後剩下的是我。後來知道此時湯恩伯已退到軍艦上指揮作戰,上海市長陳良已委派工務局長趙祖康代理市長,準備向中共辦理移交,只做了七天市長的趙祖康,後來寫了一篇文章,為上海的「末日」留下速寫。母親常說:「我要你安全,不要你偉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偉大才有安全,那是「生男埋沒隨百草」的時代,我不去找危險,危險會來找我。

且說那時,軍械庫辦公室門外出現大隊國軍,一個氣宇軒昂的人來到門外,左右隨從打開地圖,聽他東指西畫。他轉頭看見我:「你在這裡幹什麼?」他朝我的符號看了一眼:「你如果要走,那就趕快離開,如果你還不走,我就永遠不讓你再走。」看樣子他是帶著軍隊來佈防,他現在有最高發言權。我能判斷蘇州河以南的陣地不保,江灣已成前線。

好吧,戰地指揮官教我走、我就走,帶著我的父親。此時已是夕陽西下,父親問我:「往哪裡走?有路嗎?」我說,「沒有路也得走。」父親連忙用麵粉口袋裝了一點白米,這是他逃難養成的習慣。他提起米袋,環顧四壁,掉下一滴眼淚,好大一滴淚,只有一滴。我心頭震動,原來父親也有滄桑之感,家國之痛,炎涼之憾。

通往吳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結隊的軍人,路旁多少拋錨的汽車和坦克,東倒西歪。那時故鄉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有二十幾個年輕人逃到上海做難民,「上校爺爺」把他們一一安插在軍械庫的「監護營」裡看守倉庫,領餉吃糧,免受饑寒之苦,我在路上和他們相遇,他們和我一樣,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他們有人和妻子訣別,告訴妻子說「你等我兩年」,意思是兩年以後我會回來,如果我不回來,你可以改嫁。妻子慨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時以為二十年就是天長地久了,誰知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一路上右方和後方遠處幾處火頭,後來知道國軍燒燬了汽車千輛和機場倉庫裡的物資。眾人走到一處軍用碼頭旁邊停住了,我們也停住,後來知道這個地方叫張華濱,位置鄰近吳淞口,上海市出海的咽喉。眾人怔怔地望著江水,誰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到這裡來,站在這裡有什麼希望。路已走到盡頭,大海蒼茫,前景遼闊天地一望無盡,但是我們寸步難移。「在家怕鬼,出門怕水」,水是我們的屏障,也是我們的絕路。

暮色變夜色,炮聲震動碼頭,看見炮彈爆炸的火光。海面電光閃閃,海軍軍艦發炮射擊共軍的陣地,掩護國軍撤退。碼頭上堆著無數木箱,沒有閒情推測裡面是什麼物資,只盼望它能擋炮彈的碎片。來時路在我們腳下騷動,好像隨時可以豎起來,把我們舉高,使我們紛紛滑落回到原點。以後許多年,我每逢看見「上海撤退」四個字,我就回想這天夜晚的情景,這是撤退嗎?這是逃亡!上將先逃,以後按官階高低、職權大小、分成梯次脫逃,上帝遺棄了將軍,將軍遺棄了下級官兵。

後來知道,這天夜裡,蘇州河以南地區完全失守,負責守河的五十一軍連夜開會,商討起義投共。說時快那時慢,就在守軍「找關係」向中共輸誠的時候,張華濱海面駛來一艘船,起初我以為是幻覺,可是看眾人的反應,證明那是事實。船緩緩靠岸,甲板上已經坐滿了軍人,它分明剛剛離開上海,為什麼去而復返?這個偉大的謎、慈悲的謎,至今沒人解得開。船離碼頭還有兩三英尺遠,岸邊的人就往船上衝,大家都是軍人,個個跳過木馬。守船的部隊也有準備,舷邊甲板上站了一排強壯的士兵,你衝上來,他把你推下去,接二連三有人掉進江裡,我聽見類似下餃子的聲音。還是有很多人往上衝,到了這般時分,你就是銅牆鐵壁,也要來個魚死網破。

輪船趕緊後退,離碼頭更遠一些,守船的軍隊開槍鎮壓,子彈從我們頭上掠過。人群稍稍安靜下來,據說岸上的高級軍官和船上的高級軍官展開協商。大概協商有了結果,由船舷到碼頭架上一條長長的木板,好像一座獨木橋,我們可以從木板上走過去。可是又有變數,甲板上早已坐滿了官兵,他們本來已經脫離戰場,又要回來冒這莫名其妙的險,簡直火冒三丈。更何況摸黑上船的人可能踩著他們的腿,踢著他們的頭。第二波推擠出現,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後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

我緊緊抓住父親,我們裹在人流裡,父親跨上甲板,我的身體猛烈震盪,站立不穩,撒手下墜。我絕望中伸出一臂,幸而鉤住了欄杆。我聽見父親低聲喚我。可憐當初在新兵連咬牙切齒練過的單槓有了用處,我慢慢把身體舉上來,這時候最怕有人再推我,這是我的最後關頭。甲板上有隻手拉了我一把,我轉危為安,那天晚上這一推一拉,我歷盡生死禍福。我們擠上甲板,只能在靠近碼頭的一邊就地插針,以致船身開始傾斜,守船官兵再度開槍驅退碼頭上的人群,輪船急忙開入江心,駛向大海。天亮以後,我發現父親是甲板上僅見的老人。我們周圍都是憤憤的臉色。我小聲探問昨天晚上是誰拉了我一把,居然沒人回應,咳,他大概要避免觸犯眾怒吧,我想結一個生死之交的念頭落空。

許多年後,我看電影《紅塵滾滾》,這部戲因三毛編劇而知名,因第一次把漢奸塑造成正面人物而引起討論。這部戲裡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場面,一切如我親身經歷。但是我得指出,那天晚上,張華濱碼頭只有軍人,沒有平民。國軍撤退,一向受難民拖累,到上海撤退的時候,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勢,沒人再跟著一同顛沛流離。

船上的滋味真好,「苦厭塵沙隨馬足,卻思風浪拍船頭。」我並不知道船往哪裡開,只要開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陸地好,漂浮比沉沒好。三年半我奔波了六千七百公里,累了!而今而後,但願能找到一尺土地可以站著不動,我再也不打算向外邁出一步。

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為段落作了一個小結:解放軍以農村起家,費時三年九個月奪得全國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一千零六十一座),然後解放軍僅僅以半年時間,再佔領城市九百五十三座,合計為全國城市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這最後半年,解放軍進展之速,可以想見。

國軍失去上海,時在抗戰勝利、湯恩伯由柳州飛上海接收之後三年零八個月,我經過上海轉往瀋陽之後兩年零十一個月。還得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租界召開,共產主義在中國萌生,二十八年後,中共軍隊佔領了上海。

此地一為別,正合了後來隱地的詩句:

擁抱我們的人

最後 都成為

看不見的背影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