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務與戰略平衡
在整個歷史上，各國的政治影響大體上是跟它們的軍事力量相關聯的。儘管各國在其制度的道義價值和威望上各不相同，外交技巧可以增加而決不能替代軍事實力。說到底，軟弱總是招引侵略；虛弱無力的結果是放棄政策。有些較小的國家短時期內在世界範圍內起過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們只有在國際均勢的安全範圍以內行動時才能起這樣的作用。力量均勢，這個在美國政治著作中備受誹謗的概念——使用時很少不在它前面加上「過時的」這個輕蔑的字眼——實際上是和平的前提。當然，計算力量只是政策的開端，不可能是它唯一的目的。事實仍然是，如果沒有實力，那麼就連最高尚的目的也有受人擺佈的危險。
這對美國人來說是需要學習的艱難的一課。在兩大洋的保護下，一個多世紀來我們深信，我們不必講戰略問題。在大國中間，只有我們設想，我們可以憑純潔的動機得勝；我們對世界的影響似乎跟自己的實力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總是在孤立與憤然捲入之間搖擺，而不管是孤立還是捲入，我們都是從道義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甚至我們的軍事努力也有抽像的特色，我們更多地注重後勤而不是地緣政治。在我國的歷次戰爭中，我們一般地是用資源的力量而不是用果敢大膽或戰略概念來拖垮敵人。
到六十年代後期，我們再次受到撤退的誘惑。一場拖延不決的戰爭引起的苦悶，使有些人認為：我們的問題是由於我們在全世界管得太多而引起的。原來針對越南戰爭的批評，很快擴大到我國全部軍事計劃和義務。明達的輿論曾經支持我國在戰後一個世代裡開明地捲入世界事務，可是這時似乎急劇地轉過來反對了。
這樣，我國和其他自由國家人民就有陷入岌岌可危的處境的危險。歐洲和日本的政治穩定，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未來演變，將取決於美國是否擁有跟它目標相適應的力量，以及人家是否認為它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利益和朋友的利益。如果越南戰爭銷蝕了我們願意用軍事實力來支持自由國家人民安全的意志，那麼無法計算的千百萬人就要陷入危險。
技術，連同以前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決定，正在改變著戰略平衡的性質，不幸，正在這種時刻，我們國內的痛苦也最為劇烈。在整個戰後時期，蘇聯在常規地面部隊方面享有巨大的優勢。但是，蘇聯的軍事能力有兩個缺陷：蘇聯力量能夠達到的地方，相對地說來是不遠的；它實際上被限制在與蘇聯毗連的地區內。而美國戰略核力量的優勢是壓倒性的。蘇聯不敢貿然發揮它的局部優勢，因為它害怕碰到美國的核優勢。蘇聯儘管偶爾也嚇唬一下，但是它從來沒有使用它巨大的常規力量來對付同美國結盟的國家，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我們時代一件可笑的事情就是，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蘇聯只對它自己的盟國才大舉使用了紅軍（一九五三年在東柏林，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九年在中蘇邊境）。
但是，到六十年代後期，戰略核均勢趨向於相等。這本來應該改變我們戰後全部的戰略設想。不幸，正當在我們全國應當集中討論這種新形勢的含意的時刻，我們所有的防務計劃卻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這些計劃受到詆毀，說是過分了；說責任在於魯莽的領導人；還批評這些計劃助長了危機和衝突。
六十年代當政的政府有意識地決定接受戰略武器的均等，它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接受均等，也就加速了均等。在六十年代，美國自動停造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和海基潛艇發射彈道導彈，我們沒有建造另外的戰略轟炸機的計劃。當時決定維持一支由一千零五十四枚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六百五十六枚潛艇發射彈道導彈和約四百架B-52轟炸機組成的戰略力量。我們是在我們的戰略力量遠遠超過蘇聯的時候確定這些最高限額的。但是，蘇聯部分地是由於它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中受到的屈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來全面擴大軍事力量。即使這種情況變得很明顯的時候，這些最高限額也沒有予以改變。
按美國人的說法，古巴危機被認為是美國的一個偉大勝利。的確是這樣。但是美蘇兩國政府從這裡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在美國政策方面，這種勝利造成了對軍備控制和緩和的追求，《禁試條約》和《不擴散條約》就是例證；並且決定一旦我們的導彈達到了一定的數目，我們就停止製造。相形之下，在蘇聯，赫魯曉夫在古巴遭受的屈辱是他兩年後倒台的一個原因。蘇聯對古巴事件的反應體現於瓦西裡·庫茲涅佐夫對約翰·麥克洛伊所說的一句尖刻的話：「你們美國人永遠無法再對我們幹這種事了！」[1]這是一九六二年年底說的，當時這兩位老資格的美蘇外交家正在談判從古巴撤走蘇聯武器的細節問題。蘇聯隨即傾全力實施一項堅決的、系統的長期計劃，擴充所有各種軍事力量——導彈和轟炸機、坦克、潛水艇和戰鬥機，提高其工藝質量，使其射程達到全球。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機因此是一個歷史性轉折點——可不是出於某些美國人得意洋洋地設想的原因。
在古巴對峙事件後三年，即一九六五年，蘇聯的戰略武器庫內，有大約二百二十枚洲際彈道導彈和一百多枚潛艇發射彈道導彈。到一九六八年，數目增加到將近八百六十枚洲際彈道導彈和一百二十多枚潛艇發射彈道導彈。到一九七一年，蘇聯人趕上了我們——而且他們繼續製造。我們對他們計劃作出的估計，結果總是偏低。傑出的分析員艾伯特·沃爾斯泰特令人信服地表明，六十年代流行的看法——即說五角大樓誇大了蘇聯的計劃來爭取更多的撥款——恰恰與實際情況相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美國計劃人員一貫低估蘇聯實力的增強。[2]蘇聯的計劃總是處於我們所作各種估計的最高水平——不是被說成是「極其可能」的事，而是作為「最壞的情況」提出來的。蘇聯人不是像有些人所期望的那樣，一旦達到同我們相等就停下來，而是繼續製造——直到一九七二年由於簽訂《限制戰略武器條約》時才停住，於是他們轉而大力提高質量。
美國人在約翰遜政府時期對蘇聯加強實力的反應是雙重的。我們作出過一個決定要建立一個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但是這個決定是驚醒過來的國會迫使約翰遜政府作出而留給尼克松實施的。在進攻方面，我們的前任不是使導彈數目與蘇聯的相當，而是決定研製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彈頭，來增加我們現有的每一枚導彈的進攻力量。美國裝有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的導彈第一次飛行試驗是在一九六八年進行的。我們的前任還決定我們的戰略力量的基礎是輕量的然而是高度準確的導彈，即民兵式洲際彈道導彈和海神式潛艇發射彈道導彈。（蘇聯作出了相反的決定，它著重製造比我們的導彈大得多的導彈，從而能夠投擲重得多的有效載荷。隨著蘇聯技術的提高，它在數目和有效載荷方面的優勢將由於準確性的提高而得到加強。）這樣，約翰遜政府的決定確定了我們整個任期內我國導彈的數目和大小。這是因為，就大多數新武器來說，從設計到投產這段時間至少是六年，而且因為國會在越南戰爭結束之前一直抵制新的計劃。因此我們作出的決定沒有一個能夠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生產新武器。而且國會的反對有更進一步延遲新武器生產的危險。
這樣，我們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享有的那種壓倒優勢無情地受到銷蝕，我們的陸基力量先是降到與蘇聯相等，最後變得經不起打擊了。蘇聯導彈的有效載荷較重和他們在數目上即將取得的領先，暫時可以由我們技術上的優勢所抵銷。據認為，我們在研製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方面至少領先五年；我們的導彈的準確性仍然佔優勢，這在計算一場假想的核交鋒時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我們維持大致相等的戰略平衡的能力還沒有受到危害——如果我們的技術優勢得到充分利用的話。我們可以部署反彈道導彈系統來保護我們的城市或導彈場地。我們還可以加速初步工作來製造更先進的轟炸機（後來叫做B-1），新的潛水艇和潛艇發射的導彈（三叉戟）以及新的洲際彈道導彈。在一九七八年後，我們就會處於強有力的地位，如果在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的所有計劃都能堅持下來的話。我們採取了這一切步驟，但是每一個步驟在國會、在新聞界都受到攻擊。我們在戰略上的兩難處境是，沒有這些未來的武器系統，我們的戰略力量就會越來越容易被摧毀；即使有了這些系統，我們的長期安全要求也在改變。
因為即使達到平等，或者略佔優勢，任何新政府也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在自己佔優勢的時期制定的防禦戰略，必須根據新的嚴峻現實來重新加以審查。要不了太久，一場全力以赴的核交鋒可以使美國遭到幾千萬人的傷亡。於是存在著一種毀滅平衡；即便我們造成傷亡的能力一時超過我們敵手的這種能力，我們不願採用核戰爭的心理肯定會急劇發展。美國願冒最後決戰的風險去保衛盟國的保證，其可信性一定會成為疑問。這就提出了一些緊要的問題：我們怎能維護那些處於蘇聯日益擴大的核武器庫以及地面部隊（也在增加）的陰影下的盟國的獨立和自信？對於使用我們的核力量，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戰略。如果一場全力以赴的熱核戰爭變得過於危險，那麼有限地使用核力量，是否仍然可行？
防務辯論
這種問題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是難以回答的。不幸，六十年代後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不是一個可以對戰略問題進行冷靜的、理性的分析的時期。對越南戰爭的激烈的批評擴大成為對整個防務體制的攻擊。的確，有人認為攻擊防務預算是迫使東南亞戰爭結束的一種方法。「重新安排國家事務的輕重緩急次序」，從防務轉到國內計劃上來，這變成了這個時期的口號；這是要求大砍國防預算的委婉說法。在艾森豪威爾任期間嘲笑他的語法結構和領導能力的知識分子，現在很快就把他一九六一年警告不能允許所謂軍事-產業復合體過於影響美國生活的話看作是至理名言。武器——特別是我們的武器——被認為是造成緊張局勢的原因而不是緊張局勢的徵候，因為據說是我們的計劃觸發了蘇聯的反應，而不是蘇聯的計劃迫使我們作出反應。美國政府說，蘇聯加強軍力使我們面臨一個真正的防務問題，這種說法受到嘲笑，說這是「五角大樓宣傳機器」[3]的標準產品，每年唱一陣來影響國會的預算決定。戰略武器競賽已經同過去的任何競賽都不一樣了，這種正確的觀點變成了這樣一種說法：任何用於戰略力量的新撥款都是荒謬的，因為已經有了足以把人類毀滅幾次的武器。一九六九年三月由十位參議員和將近四十位眾議員組成的一個兩黨委員會召開的討論「軍事預算與國家事務的輕重緩急次序」的會議很能說明時代的特徵。出席這個會議的有卓越的學者、科學家、前政府官員以及國會兩院的議員。他們的報告後來以《一九七年美國的軍國主義》為題發表，報告的結論是「我們的國家勢將成為一個尋求國家安全的國家」。[4]由八十名兩黨議員組成的「國會議員通過法律爭取和平組織」在七月份發表了一項報告，攻擊六個主要的武器計劃，其中有反彈道導彈系統，用《紐約時報》的話來說，這是「把反彈道導彈系統辯論的勢頭發展成為對軍事開支的廣泛得多的攻擊」[5]。一切有關軍事的東西都受到了攻擊——計劃、預算、戰略理論。一個反對反彈道導彈系統防務的整版廣告，用了一個諷刺性的標題：「來自那些製造越南戰爭的人：反彈道導彈系統。」[6]
人們談得最多的越南戰爭的「教訓」是，美國必須減少它的海外義務。這造成了一種印象，似乎我國在國外的軍事部署，不是遏制了侵略，實際上是鼓勵了侵略。據說，撤回海外的美國軍隊，全球性衝突的發生率就會降低，使降低防務開支成為可能。根據同樣理由，削減軍事預算，就可以迫使政府減少其在國外的捲入。另外一個好處是，錢就可以騰出來用於國內福利計劃。
這種認為削減防務預算可以加強安全的奇談是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兩名前官員在一九六八年底寫的文章中表示的。這兩位是約翰·肯尼迪手下的前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副助理、名聲很大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當時的院長卡爾·凱森以及約翰遜的預算局局長查爾斯·舒爾茨。[7]凱森論證說：
新的政治現實和技術現實，說明主要用增加軍事實力的辦法來謀求安全是無效的；說明政治因素、關於武器控制的安排和協定越來越重要。的確，如果在今後五年內重視這些因素，那麼，較之我們繼續在一種根本改變了的形勢中奉行我們過去的政策路線，我們會有更好的前景來達到較高水平的真正安全——這就是說，只要武裝力量和軍事預算比現在的低三分之一，美國及其重大利益受到損害的風險就會降低。簡單說來，限制武器、限制軍事部署和控制武器的方針，不但比繼續搞武器競賽和軍事對抗的方針要便宜些，而且更安全些。
舒爾茨的結論是，如果越南戰爭結束，國防預算每年就可以減少二百億到二百二十億美元。但是他擔心，這筆「和平紅利」有被已經在進行的採購主要的新武器的做法吞掉的危險。他因此力陳在批准新計劃方面保持最大的警惕。凱森認為、舒爾茨也表示同意：如果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取得進展；如果我們的常規力量削減到更有節制的規模，體現為縮減美國的對外義務，那麼，在這筆所謂的和平紅利之外還可以省出一百五十億到一百六十億美元。
這樣，批評家們從即將來臨的核均等中得出了一個令人驚異的結論：我們應該削弱我們已經大大處於劣勢的常規部隊。他們認為，越南戰爭的結束不是一個補足長期遭到忽視的採購的機會，而是一個削減我們國防預算的時機。只有在外來危險減少或現有的力量過多的時候，進行這些削減當然是有道理的。這些明確的論點是三位哈佛大學教授在一九七年一月提出來的：
現在還看不清楚，（常規）力量是不是能夠起遏制重大的非核衝突的作用，或者由於這種衝突有充分的可能發生，因而就把這種力量置於準備狀態。只有軍事計劃人員（職業使他們相信會發生最壞的偶發事件）今天認為蘇軍很有可能突然開過德國北部平原，紅軍很可能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地中海側翼發動突襲，甚至共產黨中國很可能突然襲擊緬甸或泰國。美國非核力量在那種看來的確很可能發生的小規模戰爭中能夠起到什麼作用，同樣也是不清楚的。[8]
文章並沒有講蘇聯發動常規進攻的可能性，是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對方的部隊的多寡的影響；文章只是斷定，由於過去沒有發生過侵略，所以將來也不會發生侵略，因此我們正維持著的部隊是不必要的。
當然，威懾自身有一個問題，即人們永遠不能證明，是什麼東西阻止了侵略。是我們的防禦態勢嗎？還是首先是由於我們的敵手根本就不曾打算發動進攻？說來也怪，一定的軍事態勢越是遏制了侵略，它就越是給那些希望取消這種態勢的人提供了論據。這三位教授堅持認為，縮小常規力量，就能減少預算達三百億美元，這樣一個防務預算比五角大樓主張的越南戰爭後最低限度軍費少一百七十億美元；比尼克松總統在第一個預算中計劃的常規力量費用少一百億美元。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國會也提出同樣的論點。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宣稱，他將帶頭鬥爭，把尼克松政府第一個預算中的七百七十六億美元防務撥款請求，至少砍去五十億美元（尼克松的預算比即將卸任的政府提出的預算已經減少了一些）。曼斯菲爾德瞄準了十五項防務計劃。例如，他批評海軍建造一支快速後勤調度艦隊的建議是「那種擠進門來的典型做法，對此我們必須小心」。[9]五月間，《紐約時報》報道：「國會中有越來越多的一部分人，在越南戰爭造成的反軍事氣候的推動下，正在尋求某種有效的方法來削減不斷上升的軍費。」這種「限制軍費」的努力是兩黨性的，這些人士中有俄勒岡州參議員馬克·哈特菲爾德和肯塔基州參議員約翰·謝爾曼·庫珀這樣一些共和黨人。《紐約時報》援引新任共和黨俄亥俄州參議員威廉·薩克斯比的話說：「我們是抱著這種態度來到參議院的，就是：尼克松是由於這場戰爭當選的；這場戰爭毀滅了約翰遜，它也會毀滅尼克松，除非他作出響應。我們同這批一起進來的人相信，我們的當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國民態度。我真的希望，我們將擊敗反彈道導彈系統，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向整個（軍事-產業）復合體進攻。」[10]
六月三日，國會在兩條戰線上採取了行動。以參議員威廉·普羅克斯邁爾為首的聯合經濟委員會開始舉行如何減少防務預算的八天的聽證會。查爾斯·舒爾茨，並沒有由於以前的預算是在他擔任預算局局長期內制定的而變得老實一些，他在聽證會上首先發言，建議國會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來審查國防部的防務報告，並且實行大量的削減。在新參議院辦公大樓裡的一層樓上，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對 C-5A 型超級運輸機十五億美元的超額費用展開了調查。（這種飛機後來在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這些壓力不可避免地在政府系統中表現出來。六月十七日，我向總統報告說，在國務院、武器控制和裁軍署，甚至在中央情報局，有相當多的人強烈認為：
美國採取戰略主動或表示決心要在戰略上保持強大，總的說來，將使我們的盟國由於害怕加速武器競賽而感到失望和擔心；並將由於蘇聯態度的硬化而導致東西方關係的惡化。還有，人們似乎廣泛認為，蘇聯在作出戰略決定時對我們自己的決定是高度敏感的；美國的每一個行動將激發蘇聯採取行動來抵銷它。
在評論這些看法時，我給尼克松寫道：
我認為，跡象既不證明提出這種看法是有力的，也不證明缺乏有力的不同看法。根據我的判斷，好像同樣可能的是，總的說來，歐洲人將由於美國明白表示戰略決心而感到寬慰；蘇聯領導，在非常實際的經濟問題面前，對設法以某種形式放慢競賽的興趣將會增加而不是減少。
從一開始起，尼克松就決心抵抗這些傾向，認為美國的力量不但在道義上是說得過去的，而且對自由國家的生存來說也是有關鍵性意義的。但在當前的氣候中，加強我們的防務證明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不但戰爭的進行，而且還有國家安全的費用都在受到攻擊。
對我來說，這次辯論使我同一些老朋友和從前的同事的關係非常緊張，我曾同他們在武器控制小組和研究組裡一起工作過十年多。我同意他們這一點：核武器給武器競賽增添了一個獨特的方面。肯定地說，我讀史所得，並不支持他們認為一切武器競賽都會造成緊張局勢的看法；從歷史上說，武器的增加，更經常的是反映了、而不是造成了政治衝突和不信任。但是，我實質上同意，使我們時代具有革命性變化時期的特徵的是戰略武器的高度準備狀態以及它的毀滅能力。戰略力量，既是很容易被摧毀的，又是具有極大威力的，因此在危機中，它可能使一方禁不住先發動打擊，特別是在有一方害怕會失去對第一次打擊進行報復的手段的時候。
像學術界許多人一樣，我贊成一種有意識地穩定武器競賽的政策。我還認為，國家領導人有責任擺脫那種認為只有軍事力量才能帶來安全的簡單化的觀念，這種觀念在即使判斷錯誤也只會帶來不那麼大的災難性後果的時代就有了。在我看來，減少報復力量的易被摧毀性，是符合雙方利益的，其辦法是，如果可能的話，達成互相克制的協議；如果必要的話，採取單方面的行動。更加重要的是，我深信，一個民主的社會決不能夠不顧核時代的危險，除非這個社會的人民深信他們的領導人對存在著空前多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能採取有理性的、清醒的態度。由於蘇聯制度的原動力，我認為，進行軍事挑戰是可能的，甚至也許是很可能的。我希望美國及其盟國能夠在公眾的一致的支持下對付這種挑戰。越南戰爭的教訓之一是，堅定的抵抗——這必然會帶來犧牲——總是可以被國內的分裂所破壞的，如果我們的人民認為政府不必要地謀求或挑起對抗的話。
我跟朋友們和從前的同事發生分歧的地方是我對蘇聯動機的分析。我不接受這樣的觀點：我們在武器採購方面實行單方面的克制，就會引起克里姆林宮方面類似的反應。蘇聯領導人相信「客觀因素」起主要作用，他們很可能把這種步驟看作是由於國內壓力或經濟壓力造成的軟弱，而不是和解的姿態。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後傾全力採購各種重要的武器。美國的退讓將使蘇聯想要填補每一個真空；蘇聯只有在確信不會容許它獲得優勢時，才會同意把武器競賽穩定下來。符合我們利益的做法是，向蘇聯表明，由於資源的不平等，它絕不可能在武器競賽中獲勝；在均勢變得不利於我們時，我們不會聽之任之；如果把我們惹火了，我們完全可以在生產上壓倒他們。
我也不同意我們防務計劃的批評家十分經常提出的軍事分析。的確，軍事優勢的概念在核時代有不同的意義；但不能因此就說，在我們的敵手狂熱地加強軍事力量的時候，我們可以冒站著不動的危險。在幾十年期間，日益增大的不利於我們的不平衡，一定使我們保衛我們盟國的保證失去任何可信之處；在極端的情況中，它可能引起對美國的進攻。
即使進攻美國給蘇聯帶來的風險看來總是太大，但逐漸銷蝕的戰略均勢必定會產生地緣政治的後果。它將突出表明我們能夠進行區域防禦的力量的大家都知道的劣勢。蘇聯周圍的國家將不禁越來越想從忍讓中尋求安全。我們的危險還不僅僅在於蘇聯蓄意施加軍事壓力的行動。在一個革命時期，發生雙方都不希望發生的危機，那是可以想像的；蘇聯願意冒險的心理一定會隨著戰略形勢變得對我們不利而增長。這一定會使那些期待我們保護的國家為之喪氣，不論它們是結盟的，或是從技術上說來是不結盟的。
因此，即使當我們在談判中要求大力謀求控制武器的時候，我也贊成新的戰略計劃和加強常規防禦。到一定的時候，我的這種觀點既會激怒保守派，也會激怒自由派。激怒前者，是因為他們反對任何武器控制，激怒後者，是因為他們反對任何武器擴充。由於同樣的原因，一九六九年關於軍事平衡的辯論，終於在尼克松政府整個任期內影響到國家關於武器採購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決定。
辯論集中於兩種新武器系統上：反彈道導彈系統以及部署我們導彈上的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計劃。新政府從前任那裡繼承下來了這兩個計劃。但是尼克松的勝利改變了黨派政治的平衡；它解放了民主黨那些批評防務計劃的人，他們在自己政黨執政時閉口不談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很快得到了約翰遜政府一些官員的支持，就是這些人制訂了這些計劃，現在切望重新參加自己黨的主流派。雖然尼克松已經把約翰遜提出的防務預算削減了十一億美元，但是他還是幾乎立即就受到民主黨批評家們一場持久的合唱的侮辱。有些共和黨人，認為反對軍事預算的情緒是占主導地位的公眾情緒，跟他們合流了。
反彈道導彈
一九六四年，反彈道導彈成了一個爭論的問題，因為那時情況已變得很明顯，蘇聯正在莫斯科周圍部署導彈防禦系統，顯然是希望保護蘇聯首都抵禦襲擊。在國會經常的推動下，國防部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以頗為猶豫和勉強的態度，終於在一九六七年提出了「哨兵」反彈道導彈計劃。麥克納馬拉夾在武器控制論與國內壓力之間，夾在防務的必須與主張克制的意見的中間，備受折磨。他選擇了妥協。他拒絕了用反彈道導彈來全面保衛美國對付蘇聯全力襲擊的主張。這樣一個系統太貴，搞不起；但是還有一種看法，認為蘇聯可能把這種做法理解成為取得第一次打擊能力的一個步驟。（一個實行全面的反彈道導彈防禦的國家可能設想，它可以先發動打擊，然後使用反彈道導彈來截阻已遭削弱的報復性打擊。）約翰遜政府甚至走得更遠，積極給那種認為「哨兵」反彈道導彈在限制蘇聯襲擊美國所造成的損害方面有任何效用的見解潑冷水。一九六七年提出「哨兵」計劃的主要理由並不是蘇聯的威脅，而是中國可能在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一支小規模的洲際彈道導彈力量造成的較小的威脅。克拉克·克利福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國防部部長身份向國會提出的最後一個報告中著重提出這種觀點：在戰略均勢中，防禦是次要的，「我們仍然深信……我們在分配現有的資源方面應該繼續首先考慮我們戰略力量的主要目的，即『確保摧毀』」。
到尼克松就職的時候，國內的情緒跟六十年代中期相比，已有很大的變化，六十年代中期，國會實際上是把建立反彈道導彈的撥款強加給麥克納馬拉的。除了學術界和科學界以外，國會反對反彈道導彈的呼聲也在增長。尼克松的全部本能是反對單方面放棄任何一項武器計劃的——特別是他的前任所批准的武器計劃。我的看法跟他一樣；我認為，如果蘇聯方面不採取任何相應措施，在我們一向佔優勢的領域——先進的技術——停止實施武器計劃是極其危險的。
但是，為了使公眾的批評不起作用，尼克松在二月六日要求他的副國防部部長戴維·帕卡德主持一項對反彈道導彈計劃的聯席複查。他告訴我說，他的目的是要使人覺得我們是考慮周到的。這個打算證明是錯誤的。像在越南問題上一樣，同批評家們妥協，並沒有平息反對；反而刺激了胃口。這鼓勵了這種想法：既然施加政治壓力後就進行複查，那麼同樣的壓力也可以使政府完全放棄反彈道導彈。例如，《紐約時報》並沒有因為總統下令進行複查而稱譽他，而是認為——並不全是不正確的——進行複查是由於受到了國會的壓力。《紐約時報》說，下一步應當是審查全部軍事計劃：「國會的壓力促使尼克松政府停止部署哨兵式反彈道導彈，這標誌著國會山向軍事-產業復合體挑戰的健康的新傾向，艾森豪威爾總統八年前曾警告過人們提防這個集團。」還說，「既然那種權利的運用已促使政府重新估計反彈道導彈，有令人鼓舞的跡象顯示，國會山將提出更多這樣的問題。」[11]
二月十六日，有影響的兩院原子能聯合委員會主席、眾議員切特·霍利菲爾德說，他要反對任何對付中國的導彈防務和在加利福尼亞州他家鄉附近建立的任何反導彈場地。這樣一來實施反彈道導彈計劃當然就沒有任何道理可言了。二月十九日，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指責說，五角大樓複查反彈道導彈，其主要目的是要使批評者平靜下來。二月二十六日，休伯特·漢弗萊在明尼蘇達大學發表的演說中說，我們應當停止部署反彈道導彈，並且「盡速開始同蘇聯談判縮減進攻性和防禦性戰略系統的問題」。三月六日，參議員艾伯特·戈爾的裁軍小組委員會開始舉行關於反彈道導彈的戰略和對外政策含意的聽證會。作證者幾乎毫無例外地反對反彈道導彈。
表示反對的理由是各種各樣的、激昂的、而且未必是一致的。六位著名的科學家——漢斯·貝蒂、赫伯特·約克、喬治·基斯塔科夫斯基、詹姆斯·基利安、沃爾夫岡·帕諾夫斯基和喬治·拉思詹斯——在三月份作證說，反彈道導彈是不可靠的；它在技術上太複雜，因而運行時不可能有充分的準確性。第二個論點是，即使反彈道導彈按計劃運行，它也可能較容易地被蘇聯各種反措施所擊敗。貝蒂教授講這種道理的熱情使他忘乎所以，以致在公開的會議上舉出了擊敗我們反彈道導彈的五種科學方法。
在另一方面，這種據說是無效的、不可靠的而且易於被擊敗的反彈道導彈卻被認為是一種威脅，因為它可能觸發一場武器競賽，而在這個過程中，很可能削弱戰略武器的威懾作用。有人說，建立反彈道導彈意味著我們可能等待蘇聯的襲擊，並試圖經受住襲擊。而較好的戰略是，讓蘇聯相信，我們在一得到襲擊的警報時就立即發射我們的導彈。參議員弗蘭克·丘奇在參議員戈爾的小組委員會上說：「如果我是俄國人，而且知道美國對自己遭到的任何第一次打擊的反應是立即以民兵式導彈反擊的話，那麼，我是不情願發動這種進攻的，如果我認為美國依靠的是我（作為一個俄國人）所看不起的防禦性系統的話，我倒願意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發動這種進攻。換句話說，在我看來，正是你們在談論的那個防禦性系統……倒是甚至會使俄國人得出結論，認為他們可以冒險發動第一次打擊。」美國在最多只有十五分鐘的預警時間內，立即作出反應，才能保護自己。除非總統授權戰地司令官一得到蘇聯發射導彈的警報就發射導彈——這種警報後來可能證明是正確的，也可能證明是不正確的——否則這種戰略就行不通。這位參議員並沒有解釋為什麼他覺得在這種狀況下更加安全些。
另外一些人說，有人之所以認為我們需要反彈道導彈，是因為對部署在莫斯科周圍的蘇聯反彈道導彈的效力，作了誇大的估計。但是，批評家們認為，即使蘇聯人建立了一個有效的反彈道導彈系統，那也沒有什麼不同。美國搞反彈道導彈計劃，不論刺激它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都會引起新的一輪武器競賽，威脅到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前景。還要過多年才建成的美國反彈道導彈系統為什麼會危及限制戰略武器的前景，而現在就在莫斯科周圍的蘇聯反彈道導彈系統卻不會，這一點沒有得到說明。
最後，反彈道導彈系統——像許多其他軍事計劃一樣——受到攻擊，說這是浪費資源，使這些資源不能用到國內的緊急需要上去。事實上，戰略力量始終只佔我們國防預算的一小部分；我們大部分的國防預算是用在常規力量和人員上面。在一九七會計年度，所有的戰略力量約占國防總預算的九分之一。然而，像反彈道導彈系統這樣一個非常顯眼的新計劃是一個遭受攻擊的天然目標。在參議院辯論反彈道導彈時，參議員馬斯基說：
城市擴張和鄉村衰落的無情鎖鏈、個人貧窮和社會瓦解的無情鎖鏈、浪費資源和惡劣環境的無情鎖鏈，不是一個態度冷漠的政府，或一個不活躍的——或者說一心想獵取下一個武器合同的——私人企業部門所能打破的。
參議員蒙代爾採取的觀點也是這樣，他說：
這種不穩定的威懾平衡受到部署……衛兵式……系統的威脅。這種威脅來自捉摸不定——反彈道導彈系統能否起作用……為了破壞反彈道導彈系統防禦的效力，這種捉摸不定必然要採用進攻性武器……部署更多的武器，就表明決心要把錢用在軍用物資上，而不是用在和平和國內需要上，這就是對我們的意圖捉摸不定。
一九六九年初，在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贊助下出版了一本書，書中收錄一整套攻擊美國反彈道導彈的政治、外交、經濟、軍事和技術論點。[12]
這就是尼克松政府的反彈道導彈複查工作進行時的氣氛。戴維·帕卡德在二月底結束了他的研究。他建議，約翰遜政府一九六七年的「哨兵」計劃，以略加修改的形式繼續搞下去。第一，他建議反彈道導彈的雷達不僅僅面向北方（洲際彈道導彈的襲擊可能來自那裡）；而且還要面向海洋，因為潛水艇可以從海上發射導彈。第二，帕卡德建議，反彈道導彈的截擊導彈，更多的一部分用來保護我們的民兵式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場。第三，他要求稍微減少用於保護城市的導彈數目。提出頭兩個建議的理由是軍事性的：美國周圍的防務是用來防範來自任何方面的偶然的襲擊或一次小的（指中國人的委婉語）蓄意的襲擊。這還使我們得到一種選擇，即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失敗時，可以擴大對付蘇聯的防務。保護民兵式導彈場，使得蘇聯搞第一次打擊更加困難。減少對居民的保護純粹是一個政治決定；這樣做是為了使控制武器的鼓吹者放心，他們害怕對我們居民的嚴密保護看上去像是在威脅蘇聯人。我們的難題是，看來只有使反彈道導彈計劃失去對付我們主要敵手的軍事效力，才能使國會接受它。
我同意我們應該繼續搞反彈道導彈的結論。在我看來，決定性的理由既是軍事性的又是外交性的。蘇聯的領導人和軍事理論家從來沒有採納西方這種學究式的概念：易被摧毀是可取的；或者是：反彈道導彈造成威脅和不穩定。柯西金總理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倫敦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反彈道導彈「不是要殺人，而是要救人命」。他在葛拉斯堡羅對約翰遜總統說，放棄防禦性武器是他所聽到過的最荒謬的主張。此外，蘇聯人有點畏懼美國的技術，他們只能把一個積極的美國反彈道導彈計劃看成是美國將在一個他們認為是重要的領域內確立優勢的預兆。
因此，在一個蘇聯人正在積極干的技術領域內搞下去，這不但是可取的；而且，表示願意限制我們的反彈道導彈，還可以成為促使蘇聯達成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定的一大動力。我們自己新的進攻性導彈還要過好幾年才會有，國會的氣氛如果保持不變，這些導彈可能永遠也不會得到批准。在最近的將來，我們無法對付蘇聯進攻性導彈的令人吃驚的增加，除非部署一個防禦性系統並且促使多彈頭分導導彈計劃趕快實現。如果這兩個計劃遭到削減——像國會內這麼多人所要求的那樣——那麼，在蘇聯每年製造兩三百枚新導彈的時候，美國將沒有任何戰略上的選擇自由——一種從長遠觀點看來是不能容忍的處境。事實證明我們這個道理是正確的。用我們願意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來換取蘇聯願意限制進攻性武器，是產生三年後第一個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定的不可缺少的推動力平衡。
還有別的理由使我支持有限度部署反彈道導彈系統。完全否定一次偶然襲擊的可能性或將有更多國家掌握核能力的前景，在我看來是極其不負責任的。中國只是第一個可能成為這樣的國家；別的國家還會跟上來。如果沒有任何防禦，一次偶然的發射可以造成巨大的損害。甚至一個核小國也能夠訛詐美國。我看不出通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把我國人民變成人質有什麼道義或政治價值。
尼克松面臨的顯然將是一個引起爭論的決定。他暫時停下來，徵求他同事的意見。萊爾德強烈贊成搞下去。羅傑斯的態度有點不明朗，他偶爾來告訴我他有幾個國務院同事建議，我們的反彈道導彈計劃以研究和試制為限，而不要投入生產，但是他強調說，他不一定贊成他們的看法。我問戴維·帕卡德，這樣搞是否可行。帕卡德回答說，這是扼殺這個計劃的一種方法。如果我們現在後退——這是這個建議的實際後果——那麼國會更不見得會在來年支持部署。主張部署的論點那時不會比現在更有力一些，而反對者將由於拖了一年而得到加強。此外，停頓一年將使這個系統運轉方面實際上要耽誤兩三年：生產設施一旦關閉，以後再開動起來又要一兩年。因此，作出推遲的決定，就意味著作出了這樣一個決定：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時期內美國沒有任何導彈防禦，而且沒有蘇聯實行克制的保證。
三月十四日，尼克松宣佈他決定把反彈道導彈計劃搞下去。尼克松的計劃要求建立十二個不相連的搞地區防禦的場地（其中四個也將保護民兵式導彈），總共十九個雷達站和幾百枚截擊導彈。這個計劃定於一九七三年完成。為了表明獨創性，約翰遜的「哨兵」系統現在改名為「衛兵」。它跟「哨兵」的不同主要在於雷達的作用遍及整個美國，為迅速加以擴大來對付蘇聯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基礎；並且更加集中於保衛洲際彈道導彈基地。尼克松的聲明還說：
我注意到這樣一種觀點：開始建立美國彈道導彈防務將使同蘇聯達成戰略武器協定變得複雜起來。
我並不認為，近來的跡象證明了這個論點。蘇聯對戰略會談的興趣，並沒有由於上屆政府決定部署哨兵式反彈道導彈而打消——事實上，這個決定是稍後不久正式宣佈的。我認為，我們對前一個計劃所作的一些修改，將使蘇聯更沒有理由把我們的防禦努力看成是對會談設置障礙。而且，我想強調說，在同蘇聯進行的任何限制武器的會談中，美國充分準備既討論限制進攻性武器系統，也討論限制防禦性武器系統。
這項宣佈激起了一場激烈持久的辯論，從三月份持續到八月份。八月六日，參議院在一次驚險的表決中，以僅僅一票之多批准了反彈道導彈的撥款。
但是反對派並沒有罷手。一連幾年他們設法減少撥款，直到一九六九年原來要建立十二個場地的「衛兵」計劃縮減到一九七二年的三個場地。一九七二年《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條約》把反彈道導彈限制為每國各有兩個場地，其中一個保衛全國指揮所，一個保衛一個洲際彈道導彈場。一九七四年，美國和蘇聯修改了條約，限每方只有一個場地（洲際彈道導彈場或全國指揮所，任擇其一）。由於國會的堅持、政府系統的洩氣，一九七五年美國單方面決定拆毀連根據條約我們也有權擁有的那一個場地。但是到那時，反彈道導彈計劃已達到了它的最低目的，使一九七二年《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定》有可能簽訂，而這條約制止了蘇聯進攻性戰略力量在數量上的增加。然而我始終認為，一九七五年決定放棄我們最後一個場地是一個錯誤，儘管我曾對此予以默認。
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
多彈頭分導導彈問題是反彈道導彈問題的另一面。多彈頭分導導彈在約翰遜政府時期就研製了，為的是用幾個飛過去的彈頭突破蘇聯反彈道導彈防禦，從而抵消蘇聯部署這種防禦系統的作用。而這樣做並不用增加我們的發射裝置的數目，增加發射裝置被認為是破壞穩定的。這種理論是這樣的：如果在對蘇聯加強軍事力量作出反應時，我們增加自己的導彈數目，就會刺激武器競賽；但是如果我們增加裝在每一枚導彈上的彈頭的數目，我們就能確保我們的報復能力而不會刺激武器競賽。如果蘇聯人擴大它的反彈道導彈系統，我們裝著多彈頭的導彈就可以制服它。按照這種理論，即使我們只有少量的導彈在一場突襲後保存下來，這少數導彈仍然能夠使侵略者遭受無法忍受的損害，因為它們運載好幾個彈頭。這種推理有點模糊，因為多彈頭分導導彈力量再次給了發動攻擊的一方以相當大的好處。即使雙方力量是相等的，比如說，各有一千枚導彈，每枚導彈裝三個彈頭，那麼，先發動打擊的那一方就能發出三千個彈頭來襲擊一千個目標，這樣，成功的機會是很誘人的。增加彈頭為什麼比增加發射裝置更能穩定形勢，這既不是不言而喻的，也沒有得到過解釋。在蘇聯研製了它自己的多彈頭分導導彈以後，當發射裝置的數目與它們的易被摧毀性又變得相互關聯的時候，我們的處境也沒有受到注意。
多彈頭分導導彈並沒有像反彈道導彈系統那樣引起國內激烈辯論。一個原因是多彈頭分導導彈已由約翰遜政府提供經費，而且已在一九六八年八月開始試驗。多彈頭分導導彈這個妖魔實際上已從瓶子中放出來。但是新的、也是最後一輪的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定於五月份開始。反對派，特別是在尼克松三月十四日作出關於反彈道導彈的決定後，集中火力反對的正是這一輪試驗。他們遵循對新武器系統反對派來說幾乎已經成為宗教儀式的那種方法行事。他們一齊詆毀新系統是不必要的，是破壞穩定的，是跟完全足夠的現有武器重複的，或是搶先搞出來的，不然十年後會有一種可能好得多的武器。特別是，據說，我們的計劃比蘇聯的「領先」；如果我們實行克制，我們的敵手也會這樣做。（當然，在反彈道導彈問題上，儘管我們的敵手沒有實行克制，有人也要求我們克制。）這是氫彈反對派的論點，在多彈頭分導導彈問題上，這個論點又用上了。在這兩個實例上，在美國國內正在激烈辯論的同時，蘇聯人早就著手進行自己的研製計劃了。
六月，參議員克利福德·凱斯提出一項撥款法案的修正案，要求結束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這個建議被撥款委員會否決後，凱斯揚言要再次提出來。六月十七日，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提出一項關於暫停研製多彈頭分導導彈的提案，聯名提出這項提案的還有另外四十名參議員。布魯克對我說，至少還有十名參議員要投票支持這項提案。六月十五日，參議員托馬斯·伊格爾頓強烈要求總統停止研製多彈頭分導導彈。在眾議院，眾議員喬納森·賓厄姆提出一項提案，要求暫停，附議的有他的一百多個同事。六月十六日，眾議院共和黨議員會議主席、眾議員約翰·安德森建議在武器控制會談期間，停止試驗多彈頭分導導彈。十月九日，眾議院外交小組委員會發表報告，要求總統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期間把凍結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當作「非常優先考慮」的事項。
猛烈推進這個運動是要美國單方面停止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作為一種鼓勵蘇聯人也這樣做的辦法。《紐約時報》六月十二日的社論說：「誘使柯西金先生中止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的一個辦法是，主動提出中止美國的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甚至實際上中止試驗，同時宣佈，只要蘇聯不試驗多彈頭，這種試驗就不會恢復。」六月二十日，這家報紙說：「尼克松作為總統將要作出的決定，大概沒有一個比他今後幾天內就中止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的建議作出的決定，更為重大的了……把試驗繼續進行下去，哪怕是再繼續幾個星期，也有可能把世界帶到無法回頭的地步，而進入一場費用浩大的、危險的新的一輪導彈競賽。」
白宮的一些國會事務專家強烈要求我們同意暫停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以便改善國會對反彈道導彈系統的態度。我不認為這樣可行，在五月二十三日寫信給總統說，結束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可能造成要使民兵Ⅲ式和海神式計劃停下來的壓力（這兩種導彈都是設計來運載多彈頭分導導彈的）……這樣進一步拆散美國的戰略計劃」。既然多彈頭分導導彈的主要目的是突破反彈道導彈系統的防禦，那麼認為將使那些主張暫停多彈頭分導導彈計劃的參議員變成「衛兵」計劃的支持者的邏輯，是「晦澀難解的」。
布魯克參議員繼續堅持他的建議。布魯克五月二十三日跟我進行了一次激動的談話。他強調說，如果試驗完成了，那麼「妖魔」真的就會是「從瓶子中放出來了」。整個問題是一個「良心」問題。學術界也參加進來了，大學裡我自己的許多朋友寫信給我力主單方面停止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
人們逼迫我們採取兩個重大的步驟：第一，放棄我們的反彈道導彈系統，而不要求互惠；第二，作為一個單方面的姿態，推遲部署我們的多彈頭分導導彈——總之，既放棄我們的導彈防禦，也放棄擊敗蘇聯已經部署的導彈防禦的手段。這一切都是在蘇聯的導彈武器庫以一年增加兩三百枚導彈的速率擴大的時候鼓吹的。如果蘇聯人在加強自身的力量，而我們卻放棄自己的計劃，那麼推動他們去談判一項限制（武器）協定的力量是什麼？我們單方面實行克制，會促使蘇聯不是去達成解決而是拖延下去，在我們使自己癱瘓的時候使對比盡量對他們有利。把反彈道導彈系統連同多彈頭分導導彈一起放棄掉，因此不但根本破壞了達成《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定》的前景，而且大概會保證蘇聯享有十年的戰略優勢。
碰巧，當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在十一月份開始的時候，跟武器控制鼓吹者的可怕的預料相反，蘇聯人證明自己是切望就反彈道導彈系統進行談判的；另一方面，他們顯示，只對限制部署多彈頭分導導彈有興趣，這樣他們可以放手試驗，從而在技術上趕上我們。我們的反彈道導彈系統計劃和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都沒有給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造成困難，相反，卻是促進了會談。
對國防預算的攻擊
但是，一九六九年對反彈道導彈系統和多彈頭分導導彈的攻擊，不久就擴大成對整個國防預算的攻擊。尼克松在一九七年二月二日提出了他的第一個全面的預算。他雄辯地談到需要重新安排國家事務的輕重緩急次序，想以此搶先阻止反對意見的提出；他在國情演說和預算咨文中，提議增加家庭補助、食物津貼、淨化空氣和用水以及改善運輸的經費。他的七百三十五億美元的國防預算，比上一年度國防撥款減少五十億美元以上。實際上，他的支出建議是二十年來頭一次一位總統把國防經費壓縮到低於「人的需要」：百分之三十七用於武裝部隊，百分之四十一用於社會和福利計劃。（在上一年度——基本上是約翰遜的預算——百分之四十四用於防務，百分之三十四用於社會和福利計劃。）理查德·尼克松做到了他的批評者多年來慷慨激昂地鼓吹的重新安排國家事務的輕重緩急次序。
我對這種趨勢並不完全感到高興，因為，儘管說砍掉的只是「冗款」，但是我肯定，我們最終將降低我們部隊的戰鬥力。因此，軍事均衡在戰略力量和常規力量方面都將朝著錯誤的方向移動。一九七年一月十四日，我同約翰·埃利希曼談這個問題，他作為負責國內計劃的助理自然為國內優先辯護。埃利希曼說「人人」都知道國防得到的錢一直太多。我回答說——當時我有一種並不自覺的預感，一九七三年中東爆炸的時候，他們就不會「知道」這一點了。儘管霍爾德曼說尼克松對一切爭預算的話已經感到厭煩，我還是在那天晚些時候向尼克松提出同一個論點：「問題在於，今後兩三年內你可能很容易發現，你就是沒有部隊來對付緊急事態。」
尼克松表示同情，但是他盤算：如果他不提議作一些削減，那些批評家就會把這一進程抓到自己手裡，把軍事計劃全部搞掉。他有理由感到擔心。他的削減根本平息不了批評家們的叫喊，他們說減得太少了，不予考慮。據說，我們的常規力量太多，與總統關島主義表示要減少義務的意思是不相容的，他們說，戰略力量預算可以進一步縮減，而仍然是一支可信賴的威懾力量。一九七一年度預算包括一些據說只會使將來的預算膨脹的長期計劃，如航空母艦、戰術空軍，還有昂貴的新的戰略武器。一九七年一月十七日《紐約時報》抱怨說，尼克松精簡國防預算，只反映了越南戰鬥規模縮小後預期會作出的削減；它們說明「戰略沒有根本的變動，更談不上什麼重新安排輕重緩急次序了」。詹姆士·賴斯頓一月十八日寫道，國防預算可以安全地削減到五百八十億至六百三十億美元範圍以內，他援引的是前國防部部長麥克納馬拉和他的副手羅斯韋爾·吉爾帕特裡克這樣一些權威人士的話。空軍前分析家歐內斯特·菲茨傑拉德，曾經由於譴責C-5A型飛機造價超過規定而被解職，現在是反防務集團的發言人，他在一月二十七日說，應當從國防預算中砍掉二百億美元，其中五十億美元從採購和研製經費中削減。兩天後《紐約時報》一篇冗長的社論認為，除了預期削減的五十億美元外，還有削減八十億美元的餘地：暫停反彈道導彈系統-多彈頭分導導彈計劃，可以省二十億美元；加速從越南撤退可以省十五億美元，縮減一般任務部隊可以節省四十多億美元。
國會的意見反映了社論的看法。休伯特·漢弗萊在民主黨政策委員會研究國家事務輕重緩急次序委員會二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指責尼克松不顧衛生和教育事業的需要，把幾十億美元用於軍事方面，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向同一個組織提出，有幾個方面能夠進一步削減費用，其中包括B-1轟炸機計劃，「衛兵」反彈道導彈系統，以及美國駐歐常規部隊：
我們不應該重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錯誤，那時我們對冷戰恐懼心理作出了過度的反應，並助長了不斷急劇上升的武器競賽……
既然聯邦預算正在這麼多的方面急劇削減，所以任何方面的軍事開支都不應該不受到周密審查……我想，我已經表明，總統為國防部提出的預算請求，並不是最低數字。在完全不違背加強國家安全的條件下，可以而且將作出進一步的重大削減。[13]
五月二日，十二位參議員組成的一個兩黨小組，宣佈了嚴格審查國防預算的計劃，其目的是要重新安排「軍事安全與國內需要之間的相對的輕重緩急次序」。這些參議員還說：「我們相信，這樣周密審查的結果，能夠大大降低總的開支水平，並且為美國提供同樣巨大的（如果不是更大的話）真正安全。」一批自由派眾議員和參議員在六月底發表一項非正式的報告，建議進一步削減四十六億五千萬美元，削減的錢來自多彈頭分導導彈的試驗和部署，來自 F-14 型戰鬥機、F-111 型轟炸機和「衛兵」反彈道導彈系統的採購費用。
最後，國會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最後表決國防撥款的時候，下決心再削減二十一億美元，儘管尼克松已經減少了五十億美元，即比上一年度減少了七十億美元以上。但是就連這樣削減也衡量不出到處瀰漫的反軍事氣氛，對國防費用的敵視，任何新的軍事計劃將導致激烈鬥爭的可能性以及在六十年代這十年結束時籠罩著防務計劃和我們的長期安全的捉摸不定的疑雲。
誠然，十分廣泛的攻擊最後是擋回去了，反彈道導彈系統通過了；多彈頭分導導彈試驗繼續進行；我們甚至獲得了製造B-1轟炸機和三叉戟導彈的經費——儘管以緩慢的速率製造，我們至關重要的海外部署沒有劇烈的縮減。但是，在蘇聯的擴軍要求我們對戰略理論和部隊進行緊急的重新研究的時候，行政當局的精力卻被為保住一個最低限度的武器庫而進行的後衛戰消耗掉了。五角大樓的計劃人員被迫集中力量保全現有的力量結構，而不是使這種力量適應已經改變了的形勢。
若不是尼克松試圖響應全國的情緒，親自減少國防預算；若不是我們從亞洲逐步撤軍來緩和預算壓力，這種削減大概要糟糕得多。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從那時以來，我一直懷疑，正面對付這個問題，是不是更明智一些。也許一九六九年應該進行一場關於我們防禦態勢的全力進行的全國性辯論。遷就沒有能安撫批評者，而可能使強大防務的支持者灰心喪氣；像在越南問題爭論中那樣，遷就促使政府陷於孤立，因為政府似乎同意了它實際上並不同意的批評者的方案，並使辯論轉向實施一致同意的設想。另一方面，總統幾次講防務的重要性的響亮演說，例如一九六九年六月在空軍軍官學校的那次演說，遭到了新聞界和國會的嘲笑和反對。在國會內，唯一的問題不是防務是否應該縮減，而是應該減多少。國會內和國內支持防務的人，並沒有衝向路障。在越戰釀成的反軍事狂熱中，向國會主張「國內優先」的壓倒一切的感情挑戰，那幾乎肯定是白費力氣，給越南問題辯論的沒有癒合的傷口撒鹽。
尼克松和萊爾德通過幾年的混亂、削減和衝突，終於保住了我們軍事結構的實體。尼克松政府開始搞新的極其重要的計劃——B-1轟炸機、三叉戟導彈和巡航導彈——並且奠定了一個基礎，在國會在七十年代中期心情有了改變的時候，有可能在這個基礎上製造這些武器。
戰略理論
在這種混亂中，我的工作班子和我——在總統的強有力的支持下——著手重新研究軍事理論。目的是要使我們能夠根據合理的標準及時擬訂和保衛我們的軍事計劃，調整我們的戰略，使之適應新的現實，並試圖引導公眾辯論擺脫感情用事。
第一個問題是重新規定全面核戰爭的戰略。根據「確保摧毀」論——上屆政府是受這個理論指導的——我們要維持能夠造成某種程度的平民死亡和產業損害的進攻性部隊，以此來遏制蘇聯的進攻。[14]這一戰略的目的不在於摧毀對方的導彈或轟炸機，這種方針會把我們的力量結構同對方力量結構的水平聯繫起來——這恰好是「確保摧毀」論鼓吹者力求要避免的。他們喜歡用經濟學名詞來說話，明確而肯定地給摧毀的絕對標準下定義。（系統分析，畢竟是經濟學家的拿手好戲之一。）這就使我們沒有必要去趕上日益增長的蘇聯實力。能造成巨大規模毀滅所需要的核武器數目是固定的而且是不大的。
奇怪的是，「確保摧毀」論意味著進行戰爭的最不人道的戰略。自由派核控制鼓吹者卻擁護這個理論，他們被認為是最以人道為懷的人。道理是，戰爭的後果越是可怕，我們就越不可能採用戰爭手段；戰爭的後果越是能控制，實際發生戰爭的危險性就越大。因此，讓美國和蘇聯互以對方的居民為目標，而不是以對方導彈基地為目標，那是可取的；如果互相滅絕是唯一的道路，雙方都不會動用核武器。萬一估計錯誤，將發生什麼情況，這個問題留給了將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怎樣保衛盟國，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分析。
這個理論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是心理上的。為了達到威懾的目的，特別是在國家生存直接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相互以自殺相威脅，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但是沒有一個總統可以使這種威脅受到稱讚，除非他把外交搞得使人覺得非常荒唐——而這又是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所不許可的，因為這種制度要求我們有一個可靠的、有節制的形象。如果威懾不奏效，總統最後面臨要實行報復的決定，那麼對建議以大規模滅絕平民為基礎的戰略，誰負道義上的責任呢？由於美國戰略的可信性在下降，美國怎能使它的盟國團結一致呢？一旦蘇聯相信我們戰略的基礎是滅絕平民這話是當真的，那麼我們怎麼對付蘇聯的常規部隊呢？
再進一步，「確保摧毀」論導致這樣一個奇怪的結論：我們的老百姓易被摧毀是使蘇聯放心並保證它在一場危機中實行克制的一筆資產。這是一個大國第一次認為提高它自己的易被摧毀性是一種好處。「確保摧毀」論是那些在學術討論會上聽起來動人、但對一個現實世界中的決策者來說是完全行不通的理論之一，而且，如果真要實施起來的話，將導致浩劫。
我還擔心，由於美蘇之間即將達到戰略均衡，戰略力量可能在一次非全力以赴的襲擊中使用。我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向總統指出，一旦蘇聯發動有限度核襲擊他將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局面，同時力促他請五角大樓制定戰略來對付全力以赴的核挑戰以外的不測事件。總統同意了。發出了照辦的命令。但是我們的軍事機構拒絕干預戰略理論，即使白宮請求幫忙的時候也是這樣。我就任的時候，前國防部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對我說，他試了七年，想使總統得到更多的選擇自由。他說，在官僚機構的反對下，他終於放棄了，而決定到時候再設法應付。我決心幹得好一些。我只得到部分成功。文職防務計劃人員不願意，因為增加選擇自由，就需要搞一些新的部隊，使預算決定複雜化。各軍種首腦不願意，因為他們寧願在彼此之間討價還價，談判他們的兵力水平，而不願使它們受到文職分析人員的擺佈，經驗表明，這些人更可能的是削弱而不是加強兵力。由於我們的軍事行動是由不從屬於各軍種的聯合司令部計劃的，各軍種參謀長與其說是負責貫徹戰略的兵種的首腦，還不如說是採購企業單位的首腦。他們對作出任何理論上闡述，疑慮很深。因為這樣做以後可能干擾他們的採購決定。碰巧，一九六九年總統有一個具體指示要查問一些海軍計劃的理由何在，這個指示在我在華盛頓任職的八年期間，從來沒有得到過滿意的答覆。答覆總是唯唯諾諾，但是也沒有什麼用處。儘管每半年催促一次，但是在我們離職時，本子上還是注著尚未完成。其他軍種也是這種態度。
在制定對付一場全力開展的戰爭的更具有區別性的戰略方面，多少取得了些較大的進展。這部分是由於白宮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參謀長聯席會議是採取合作態度的，因為他們懂得，「確保摧毀」論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作出政治決定，使改善我們的戰略部隊的工作停止下來或者被忽視，並且總有一天會削減它們。我們因此在一九六九年擬出了新的「戰略足量」的標準，把我們的戰略計劃不僅與毀滅平民，而且還與摧毀軍事目標聯繫起來。這種標準是以基本理論為根據的，而不是憑直覺反應，這至少使我們在理論上能夠對大規模滅絕居民以外的目標使用武力。
把這些理論上的創新，轉化成實際執行的計劃，證明要困難得多。計劃工作是立刻開始了，但是直到詹姆士·施萊辛格在他的國防部部長任內（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才完成。那時制訂出了一些新的選擇目標的方案。不幸，到出現這些選擇方案的時候，技術進展又趕到前面去了。就連對最低限度的核方案來說，一場核戰爭的死傷人數估計也要增加一倍。國防部部長哈羅德·布朗在卡特政府內，繼續進行這種努力。制定出一種更能區別對待的核戰略，至少保持一些文明生活的希望，到今天仍然是最難貫徹的任務之一，要求大大地改造我們的軍事體制。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它遲早會使我們的戰略和我們的對外政策陷於癱瘓。
戰術核武器
戰術核武器方面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人們可能想，如果我們的戰略武器趨向於同蘇聯均等，如果同時我們在常規軍事力量方面處於劣勢，那麼就要更加著重戰術核武器。這確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宣佈的「靈活反應」戰略。但在我們政府內部對這個概念卻沒有什麼熱情。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文職官員，特別是系統分析專家，切望在常規武器與核武器之間建立一道明確的「防火線」，並且盡量推遲作出採用任何核武器的決定。因此，他們不願依靠戰術核武器，因為他們認為戰術核武器傾向於抹掉核戰略與常規戰略之間的一切區別。
一篇研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選擇方案的論文中有一段話，反映了這種心情。這篇論文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核武器沒有任何用處，即使我們儲備的核武器數以千計。這篇論文說，我們在歐洲的核力量的主要作用是，使蘇聯要付出比預期估計的侵略代價要高，並使他們的如意算盤大大失算。論文最後說，核力量對於侵略的可能性和形式不一定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個國家依靠自己的核優勢，保持歐洲和平達二十多年，竟說出這樣的話來，這是令人驚訝的。一種被認為沒有決定性影響的力量，如何能影響一個潛在的侵略者的打算，這也是不清楚的。發誓把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都拋棄掉，這是招致失敗的主張。因為沒有一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包括我們自己國家——願意大事增加常規部隊，而這是唯一的替代辦法。
使問題更加混亂的是，正當美國文職分析人員認為使用核武器不起作用，而且有引起升級的危險因而反對使用的時候，我們的盟國卻力促實行一條與華盛頓流行的理論相牴觸的路線。它們強烈要求保證及早使用戰術核武器，同時又不在它們的領土上使用這種武器。不可避免地，自從一九六八年以來一直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核計劃小組進行的討論，開始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
這個小組是由麥克納馬拉部長設立的，作為我們盟國無須自己有核武器也能參與核決定的一個機構[15]。當時的英國國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在尼克松一九六九年二月訪問倫敦的時候，說明了英國政府的觀點。據希利的判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常規力量只能抵抗幾天；因此早日使用核武器是極其重要的。希利強調說，使蘇聯人懂得，西方寧可升級到戰略交鋒也不願投降，這是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另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應當設法把破壞減小到最低限度。核計劃小組那時正在設法解決這個難題；它的「解決辦法」就是使用非常小量的戰術武器作為表示事情快要失去控制的一種警告。
英國在西德的支持下提出的強烈要求，即所謂核武器的「示威性使用」。這就是在某一遙遠的地方——例如地中海上空——引爆一枚核武器，這並不會造成很多傷亡，以此作為一個信號，表示如果這個警告不奏效，那麼就要更加劇烈地使用核武器。我從來不喜歡這種概念。我認為，蘇聯對西歐發動進攻肯定料到會招來核反擊，一個有意做得同軍事不相干的反應在更大的程度上表明了猶豫而不是決心，因此這更可能刺激進攻而不是遏制進攻。如果要使用核武器，我們需要一個可以用來制止地面進攻的概念。猶豫的或是不起作用的反應，有這樣一種風險，即我們除了投降或慘遭浩劫之外，別無選擇。
但是「有效的反應」是什麼呢？由於政治上不可能建立足夠的常規部隊，歐洲人認為核武器是最有效的威懾力量。但是他們又害怕在自己的領土上使用它們；在我們看來是「有限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可能就是災難性的。我們盟國的真正目標——這突出表明了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困難——是，要使美國承諾及早使用戰略核武器，這意味著一場在他們頭頂上面進行的美蘇核戰爭。這正是美國計劃人員不能接受的情況。我們的戰略——那時和現在——必須設想最後才使用戰略核武器，假使不能用其他方法來保衛歐洲的話。但是它還必須設法取得別的抉擇，既增加威懾力量的可信性，在威懾不奏效時也可以靈活使用我們的力量。
一九六九年，出現了暫時的妥協，實際上把這個爭端掩蓋了起來。核計劃小組把戰術核武器的「示威性」使用和「作戰性」使用的可能性都保持下來。換言之，避免作出決定。萊爾德向總統報告說：「美國和歐洲在戰略上的這個長期的意見分歧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他說得對。
一個半戰爭
雖然核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也許不可能得到解決——我們的戰略理論在一九六九年的確發生了一次大調整。這注定會對我們的對外政策產生深遠的後果。開始時作為一次高度機密的軍事戰略討論變成了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的最重要的信號之一，即我們是真的要改善同它的關係的。
在尼克松政府就任時，關於常規部隊的流行的理論是「兩個半戰爭」戰略；根據這個理論，美國需要的部隊足以（一）進行初期（九十天）的戰鬥，保衛西歐，抵抗蘇聯的進攻；（二）進行持久的防禦戰，抵抗中國對東南亞或朝鮮的進攻；（三）還要對付別處的，例如中東的不測事件，我們的戰略計劃所設想的形勢是同政治現實不相符的：我們面對的是鐵板一塊的共產黨；在一場全面的戰爭中，蘇聯和共產黨中國幾乎一定會同時向我們的要害處進攻。的確，我們從來沒有決定建立這種雄心勃勃的戰略所設想的常規部隊。用軍事術語來說，兩個半戰爭計劃是一種紙上談兵。某些師派往歐洲，另外一些師派往亞洲。但是，它的主要結果是心理上的。它在我們思想中，把蘇聯的威脅和中國的威脅聯結起來，到了難分難解的程度，以致一分析可能使用核武器問題時，就傾向於預先假定蘇聯和中國是一個單一的目標區。在政治上，它使我們不理解這兩個共產黨巨人之間正在出現的分裂，不理解這是美國的機會。
我作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早期採取的主動行動中有一個行動是，對兩個半戰爭概念的設想進行了一次重新研究。一個部際小組提出了五種選擇方案作為答覆，我的工作班子和我把它們壓縮成為三種。每一種可供選用的戰略，都是從它可以使我們能夠對付的不測事件的角度以及從它的預算含義的角度來加以分析的。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以各種組合方式同對亞洲的戰略相配合。這幾種組合方式那時是跟計劃中的國內開支相關連的，這樣，總統就可以斷定，如果他要放棄某種戰略選擇而實施某一國內計劃，他要冒多大的風險。這三種選擇方案如下：
⊙第一種戰略方案維持的常規部隊，可以為保衛歐洲、抵抗蘇聯大規模進攻進行初期（九十天）戰鬥，同時向一個亞洲盟國提供援助（提供後勤支援和有限度的美國戰鬥部隊）來對付各種威脅，中國的全面入侵除外。
⊙第二種戰略方案維持的部隊可以進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初期防禦戰，或者進行對付中國對朝鮮或東南亞的全面進攻的防禦戰。這就是說，我們不保持在歐亞同時大規模作戰的部隊。
⊙第三種戰略方案（基本上是我們在越南戰爭前的戰略）維持的美軍可以進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初期防禦戰，並且保衛朝鮮或東南亞抵抗中國的全面進攻。這支部隊能夠同時對付華沙條約組織和中國的重大威脅。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日，我寫信給總統，概述了這些選擇方案，以及它們的軍事和預算含義。各機構看法不同，我都作了公正的匯報。但是在看法有分歧的時候，總統總是要我提出建議。我力主他批准第二種戰略，「我認為，華約在歐洲進攻同時中國在亞洲發動常規進攻，是不大可能的。不論怎樣，我並不認為，這種同時發動的進攻可以而且應該用地面部隊來對付。」
尼克松接受了我的建議。這是他當總統時作出的較為重要的決定之一。首先，這使理論和能力協調起來。我們從來沒有建立過我們的兩個半戰爭論所要求的部隊，我們宣告的政策和我們實際的政策之間的差距，一定會在潛在的侵略者的心中造成混亂，如果我們實行它的話，一定會引起嚴重的風險。中國人和蘇聯人同時對我們採取行動的現實前景並不存在。但是，如果中國和蘇聯發動聯合進攻，那我們就碰到了對全球均勢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中，硬要說我們將把自己的反應限於在兩個分得很開的地區進行常規戰爭，那就會增加我們的危險。
政治上的含義更有決定意義，我們必須拋棄那種固執地認為共產黨是鐵板一塊的思想。把蘇聯和中國的目的聯結起來，我們就造成了限制我們外交靈活性的推斷；這與這兩個共產黨大國的明顯的對立是截然相反的。調整我們的戰略方向，就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了信號，表明我們認為它的目的同蘇聯的目的是可以分開的；我們的軍事政策並不認為中國是一個主要的威脅。雖然我們理論的轉變從沒有得到北京的承認，但是很難設想，那些這樣小心地注視著所有的美國公開聲明的謹慎的地緣政治研究家會忽視這種轉變。因為我們不但開始在我們對核戰爭和常規戰爭的軍事計劃方面反映出新的戰略構思；而且為了不使我們的意圖有任何疑義，我們採取了特別的步驟，在總統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致國會的第一個外交政策報告中，按照我剛剛講過的分析，明確地講出了我們的理論基礎。幾句關鍵性的話如下：
我們力求理論和能力協調一致，選擇了最恰當地稱之為「一個半戰爭」的戰略，根據這個戰略，我們在和平時期保持這樣的一般任務部隊，它足以同時對付在歐洲或亞洲發生的一次共產黨大規模進攻；援助盟國對付亞洲的非中國的威脅；應付其他地方發生的緊急事態（強調是原文所標的）。
選擇這個戰略是基於如下考慮：
——我們的戰略和戰區核部隊的核力量起遏制蘇聯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部分發動全面進攻或中國向我們的亞洲盟國發動進攻的威懾力量的作用；
——俄國和中國在兩條戰線上向我們的盟國發動配合一致的進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為這既有核戰爭的風險，而且中蘇合作大概是不可能的……
而西歐——不是亞洲——被挑出來作為最有可能受到威脅的戰區。總之，我們更擔心的是蘇聯、而不是中國侵略的威脅。
我們已經向中國發出了一個重要的信號。我們不再認為一場同蘇聯的衝突會當然地把這個人民共和國捲進來。我們將根據我們的兩個敵手對我們採取的行動，而不是它們的意識形態，來對待它們。我們公開地承認，它們是不同的，它們不大可能進行合作。中國人可以選擇向我們靠攏。
尼克松主義
新戰略規定了我們要建立的部隊。跟六十年代相反，我們力量水平的規定目標實際上是達到了。但是仍有必要使我們的意圖與盟國和朋友（特別是亞洲的）關心的事聯繫起來。同我們有些國內的批評家形成對照的是，這些受威脅的國家認為我們從越南撤退是不可逆轉的，它們擔心，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可能卸掉它一切責任，並拋棄它在這個地區的一切利益。沒有與我們結盟的各國想知道，我們是否會從嚴格的法律角度開始規定我們對太平洋安全的關心僅限於對那些我們對之承擔書面義務的國家。這將把那些具有巨大戰略意義的國家，例如印度或印度尼西亞置於何地呢？而那些承擔書面義務的國家則想知道我們將怎樣解釋這些義務。
考慮到國內對美國過分捲入的攻擊，甚至企圖減少我們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義務，這些可不是天真的或雞毛蒜皮的問題。但是，如果人們以為美國要放棄它在亞洲的作用，那麼關鍵國家的外交政策，甚至國內局勢很可能發生急劇的變化。另一方面，提出一種得不到國內一致同意的共同防務理論，是沒有意義的。
在一九六九年夏為尼克松前往亞洲的時候做準備，尼克松和我常常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的結論是，區別三種類型的安全威脅是很重要的，這三種威脅是：內部顛覆，一個相鄰的亞洲國家進行的外來進攻，一個核國家（實際上是指蘇聯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在最高水平的威脅方面，我們必須明確表示，我們反對亞洲任何一個主要國家的侵略意圖的態度沒有變化。在低水平的威脅方面，我們必須避免捲入內戰。在這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區，任何簡單的方案都是不夠的。原來的打算是要在夏天某個時候按這個方針搞出一篇總統的演說。我在七月十八日的一篇白宮背景文件中概述了政府對越南戰爭後亞洲的哲學：
關於承擔義務性質的爭論，在美國往往採取討論法律義務的形式。但是更深入一層，就必須涉及總統這一級，美國同其他國家的關係，當然，部分地取決於法律關係，但是更根本地說，取決於美國對自己在世界上的作用這個觀念；取決於各國在與全面安全和全面進步的關係中的固有的意義。
我們所要討論的是，像我所指出的，這些國家怎樣設想它們自己的未來，因為，展望今後十年，不言自明的是，我們將要去訪問的亞洲、東南亞的前途，必須依靠的不是在華盛頓制定的指示，而是這個地區的勁頭、創造性和合作。
我們仍然願意參加，但是我們不能提供所有的主意和所有的資源。主動性必須越來越多地移到這個地區。因此，我們考慮我們對它們前途的看法，是重要的。
接著，使我很感意外的是，尼克松七月二十五日在關島一個軍官俱樂部同報界進行的一次談話中採用了這個主題，我原來以為那是一次非正式的背景談話。那時我們是在前往菲律賓的途中。這是傍晚時分。我們已旅行了幾個小時，跨過了幾個時區，途經約翰斯頓島去看第一批登月人的安全著陸。這使尼克松感動得說，我們看到了「創世以來世界史上最偉大的一周」——這句話使使團中的那個牧師有點狼狽。直到今天，我並不認為尼克松原來打算在關島發表一個重大的政策聲明；他原來的目的是要製造一點新聞，因為跨過國際日期變更線造成了一個空白期。尼克松心中一開始並不想發表正式聲明，他的話是在談背景時說的，這個事實表明了這一點[16]。但是，也許當時的情景使他控制不了自己，尼克松用有力的而且常常是雄辯的話明確地講出了他對亞洲的關注和態度。
尼克松看到亞洲的潛在的軍事威脅來自一個主要的國家，共產黨中國，和兩個較小的國家，朝鮮和北越。但是尼克松說，我們「必須避免採取那樣一種政策：它使亞洲國家這樣地依賴我們，以致我們被拖進我們正在越南碰到的那種衝突中去」。不可避免地，記者們向他追問細節。尼克松回答說：
我認為，時至今日，美國，在我們同我們所有的亞洲朋友的關係方面，（應該）十分強調兩點：一、我們一定遵守條約義務，例如，根據東南亞條約組織對泰國承擔的條約義務；但是，二、就內部安全問題而言，在軍事防務方面，除擁有核武器的主要國家的威脅以外，美國要鼓勵而且有權利期待，這個問題將越來越多地由亞洲國家自己來處理，而且這樣做的責任也由它們來承擔。
這樣，既非來自核國家，也不是來自內部顛覆的侵略怎麼辦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尼克松建議說，在五年到十年以後，這個問題可能由一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來對付：「由於它所涉及的是一個並非由核國家造成的威脅……這是自由的亞洲國家，獨立的亞洲國家能夠解決也是美國應該支持的一個目標」。他避開了跟著提出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這樣一個安全體系成立之前的那段時期內，我們將怎麼辦。
尼克松製造了比他原來想要的更多的新聞。彼此相距甚遠的一些地區對這次非正式的情況介紹會發表的評論轟動一時，超出了他在亞洲所到之處發表的談話。尼克松起初對這些反響感到驚訝，他不久把這些話上升為一種主義，並掛上他自己的名字——實際上，他相當一部分時間是用來確保「關島主義」這個最初的名稱，讓它在新聞詞彙裡迅速地被一個更給人以深刻印象的、紀念人而不是紀念地方的名詞來替代。尼克松最後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的越南問題演說以及在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的外交政策報告中，把這些非正式的話提煉成三個要點：
——美國將遵守它的一切條約義務。
——如果一個核國家威脅一個同我們結盟的國家的自由，或者威脅一個我們認為它的生存對我們的安全以及整個地區的安全至關重要的國家的自由，我們將提供保護。
——如果發生其他類型的侵略，我們將在接到請求時，提供適當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是我們希望直接受到威脅的國家承擔主要責任來提供其防務所需的人力。
在一個方面，尼克松主義所包含的東西比看得見的要少一點。如果我們準備遵守我們的條約義務，這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台灣、泰國和南越。如果我們現在保證連不結盟國家也要加以保護，使它們不受核國家侵犯，那就要照顧到印度尼西亞、印度或馬來西亞這樣一些國家不受假設中的中國進攻。尼克松主義所排除的是美國自動地參加其他亞洲國家之間戰爭，儘管我們可能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我們應該不再捲進內戰，這是——在一九六九年——傳統的智慧。
另一方面，把美國的立場正式講出來，就是第一次給朋友和敵人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準則。就國內來說，它給所謂過多地承擔義務的指責提供了一個清楚的答覆；就連那些鼓吹作更加廣泛的緊縮的人，也不得不認真對待尼克松聲明的衝擊和影響。而那些害怕美國撤退的國家，在一旦理解了關島聲明之後，在其中發現了很多使人放心的東西。
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後果是，我們政府內部和外界那些要求作出更加重大的緊縮的人，開始運用尼克松主義來反對它的作者。例如，在討論柬埔寨問題時，使人感到好笑——同時也使人感到惱火——的是，那個很想援助一個受到威脅的國家的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主義，卻反而阻止美國提供援助，而這個人卻不承認這是自相矛盾的。
這樣，在一場關於防務問題的緊張的國內辯論中，我們得以保持一個基礎，後來隨著國會和公眾情緒的轉變，再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我們制定了一個適合我們能力的戰略，以對付更可能的威脅。我們提出了一項維護太平洋地區安全的主義，給了我們的盟國和朋友新的信念。在尼克松第一個任期中取得的所有成就中，我認為，保持我們主要的軍事實力，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沒有它，一切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都會失敗。因為只有那些被認為有選擇權的人，才適度具備這種美德。
[1] 查爾斯·波倫著《歷史的見證，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六七年》引庫茲涅佐夫語（紐約諾頓公司一九七三年出版），第四九五至四九六頁。
[2] 艾伯特·沃爾斯泰特著《有戰略武器競賽嗎？》，《外交季刊》第十五期（一九七四年夏季），第三至二十頁。《是對手而非「競賽」》，《外交季刊》第十六期（一九七四年秋季），第四八至八一頁。
[3] 這是威廉·富布賴特一本著作的書名：《五角大樓的宣傳機器》（紐約蘭登書屋一九七年出版；文泰奇書店一九七一年出版）。
[4] 歐文·諾爾和朱迪思·尼斯·麥克法登合編《美國的軍國主義一九七年》（紐約維京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出版），第十一頁。並見約翰·芬尼所寫《四十五名國會議員設法鉗制軍事》，見《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
[5] 尼爾·希恩著《國會一團體希望利用反彈道導彈限制其他武器》，見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紐約時報》。
[6] 見《國會季刊》，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第八四七頁。並見一九六九年三月八日《星期六評論》週刊社論（《反彈道導彈系統決定：尼克松總統的越南嗎？》），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紐約時報》轉載，第十九頁。
[7] 卡爾·凱森著《軍事戰略、軍事部隊和武器控制》，收入克米特·戈登編《國家的議程》（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一九六八年出版），第五四九至五八四頁（引文在第五四九至五五頁）；查爾斯·舒爾茨著《越南戰爭後的預算替代辦法》，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紐約時報》，第十三至四八頁。
[8] 格雷厄姆·艾利森，歐內斯特·梅和亞當·亞莫林斯基著《干涉的限度》，《外交季刊》第四十八卷第二期（一九七年一月），第二四六頁。
[9] 《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10] 《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八日。
[11] 《紐約時報》社論，一九六九年二月七日及二月九日。
[12] 艾布拉姆·蔡斯和傑羅姆·威斯納編《反彈道導彈系統：對部署反彈道導彈系統的決定的評價》，由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作序（紐約哈珀與羅氏出版公司，一九六九年出版）。
[13] 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在民主黨政策委員會國家事務輕重緩急次序委員會上的講話，一九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還見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
[14] 在一九六五年，五角大樓規定「確保摧毀」是毀滅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蘇聯居民和三分之二的蘇聯產業的能力；一九六八年，標準降低到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蘇聯居民和一半蘇聯產業。
[15] 核計劃小組由四名常任成員和每隔十八個月輪換一次的三名成員組成。常任成員是美國、英國、西德和意大利（法國為了保持其在核武器問題上的獨立性，拒絕參加）。
[16] 尼克松的話，原先是在背景基礎上講的，後來予以發表，收入一九六九年卷的《美國總統公開文件集：理查德·尼克松：一九六九年》（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刷局，一九七一年出版），第五四四至五五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