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九月四日，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得了多數票，但票數僅佔選民投票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二；在競選總統的三個候選人中，比僅次於他的候選人多三萬九千張選票。奇怪的是，他這次得票的百分比反而比一九六四年那次總統選舉有所下降，他那次得票率為百分之三十八點九，卻輸給了愛德華多·弗雷·蒙塔爾瓦。但是，一九七年，按法律規定，孚眾望的弗雷不得連任，而反阿連德的選票儘管增多了（佔百分之六十二點七），卻分散在兩個候選人名下。按照法律規定，如無候選人獲得過半數的選票，即由智利國會投票決定總統人選。按照傳統，國會一般都是支持獲得較多票數的候選人的。這一次，人們預料它也會這樣做，選定薩爾瓦多·阿連德為智利總統。
原先為肯尼迪所任命的官員、一九六七年以來一直任美國駐智利大使的愛德華·科裡報告說：
智利平靜地選舉產生了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府。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自由地有意識地作出這種選擇的國家……他所得到的票數比僅次於他的那個候選人多百分之一左右，而按照智利憲法規定，這就足以使他穩操勝券。沒有什麼理由認為智利的武裝部隊會發動內戰。也沒有理由認為會出現什麼從中作梗的奇跡，把他的勝利化為烏有。這次智利是在全國選民中只有三分之一多一點（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讚成走共產主義道路的情況下作出這個選擇的。這個事實令人痛心，但卻是不可改變的事實。這件事勢必對拉丁美洲以至更大範圍產生深遠影響。我們遭到了慘痛的失敗，其後果既將在國內也將在國際上顯露出來。有些國家會立即感受到它的影響，另一些國家過些時候也會感受到它的影響。
當我把科裡的報告送交尼克松時，他在報告中的一些異體字句子下面劃了線。科裡確信，「在西方民主世界裡，唯獨智利具備了這樣的客觀條件，它的獨一無二的憲法容許它過渡到阿連德政府統治下的共產黨國家。」他引證說，在智利，馬克思主義政黨力量雄厚、組織嚴密；智利總統一職權力很大；國家干預經濟部門的趨勢已經很普遍，並且還在發展；而智利的民主力量卻已陷於一片混亂。
恰好在智利選舉揭曉的時候，莫斯科和開羅駁回了我們對中東違反停火協定的行為所提出的抗議；約旦擔心伊拉克軍隊很快就要對約旦國王採取行動；一支蘇聯海軍艦隊正開往古巴。九月八日，美國一個部際委員會首次討論了智利局勢的發展情況。也就在這一天，有幾架飛機在中東被劫持，蘇聯艦隊已快要開到西恩富戈斯港。六天以後的九月十四日，這個委員會再次考慮智利問題，其時約旦局勢已進一步惡化；古巴的米格式噴氣飛機截擊了企圖在西恩富戈斯上空拍照的美國U-2偵察機，這次飛行不得不半途而廢。在隨後的若干周裡，美國政府不是孤立地鄭重考慮在智利發生的事件，而是聯繫敘利亞入侵約旦和我們迫使蘇聯拆除在加勒比海給核潛艇加油的設施這一背景來考慮問題。必須聯繫這個總的背景來考慮作何反應。
不管怎麼樣，阿連德的當選確是對我們國家利益的一種挑戰。要我們甘心同意在西半球存在第二個共產黨國家，那是不容易的。我們確信，這個共產黨國家很快就會煽動別的國家採取反美政策，把西半球的團結一致當作攻擊對象，跟古巴志同道合，而且早晚會和蘇聯建立起密切的關係。阿連德的當選意味著一下子打破了智利由來已久的民主傳統。他竟然可以利用智利政治制度中的缺陷，而不是靠真正的多數票當上了總統。這就更加使人痛心疾首。本來，百分之三十六的選民票根本不應成為一種授命，可以據此不可逆轉地改造智利的政治經濟制度，而這正是阿連德下定決心要做到的。
前兩屆美國政府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這兩屆政府都斷定，一旦智利由阿連德政府掌權，那是違反美國的根本國家利益的。我們在一九七年也得出了大體上一樣的結論。
薩爾瓦多·阿連德
阿連德後來以身殉職，他的政治色彩倒不那麼顯目了。他雖然自己標榜為社會黨人，但是他的最終目標和哲理跟歐洲的社會黨人毫無共同之處。阿連德是智利社會黨的創始人。智利社會黨之所以不同於共產黨，在於它的綱領更加激進。他倒很願意先通過選舉上台執政然後再進行革命。但是，他後來允諾的社會和政治改革與共產黨的政治綱領沒有多大不同。社會黨綱領的主要原則是：取消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慣例。這也就是開宗明義地說，從他以後不會再有民主選舉了。
阿連德當時是共產黨和他自己的社會黨聯合組成的人民團結陣線的候選人。其他一些激進的小黨派也參加了人民團結陣線。人民團結陣線的綱領保證要摧毀現存制度，實現「革命性的」、「深刻的」變革。它譴責「帝國主義剝削」和「美國壟斷集團」。它號召全面沒收土地、基礎產業、商業和銀行系統，還號召「徹底改革」教育制度，並建立「一個提高大眾文化的全國制度」。人民團結陣線綱領的大部分內容簡直是逐字照抄智利共產黨的政治綱領[1]。智利共產黨是東歐以外對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歡迎的極少數共產黨之一，可見它對莫斯科路線是俯首聽命的。人民團結陣線從共產黨人那裡搬過來的各條政綱當中，有一條主張實行一院立法制度，主張司法部門從屬於「人民代表大會」，其目的是根本廢除智利憲法所規定的傳統制度，即由兩院立法、司法獨立、彼此權力分開而互相制約的制度。在人民團結陣線綱領中，有些段落是社會黨加進去的，那就是反對「帝國主義」，譴責美國「侵略」越南，要求「積極聲援」越南北方和宣告「聲援已成為拉丁美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先鋒的古巴革命」。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段落是把美洲國家組織斥為「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工具」。
阿連德在一九六七年時是拉丁美洲團結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這個組織的基地在哈瓦那，其政治信條，用那位盲目崇拜歷次革命的羅吉斯·德佈雷的話來說，是「基於這樣一個概念：在整個美洲大陸開展反對北美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其基本職能是：聲援、協調和支持整個美洲大陸的民族解放鬥爭。會議在閉幕時發表的宣言正面攻擊了拉丁美洲一些左翼政黨的改良主義立場。宣言指出，『革命的武裝鬥爭是拉丁美洲革命的根本路線』」[2]。阿連德一九七年開展競選運動的時候曾聲明，他本人確信：「在加勒比海地區有了古巴，在南美錐形地區有了社會主義智利，整個拉丁美洲就會出現革命形勢。」
的確，要是有人把阿連德稱為民主改良主義者，那他準會非常憤怒地加以駁斥，他最痛恨這種人。對於一個獻身革命的人，如果硬要污辱他正直的人格，說他是他本人一貫堅決否認的那種人，那實在是大可不必。一九七一年他和羅吉斯·德佈雷談話的時候——當時他事實上是根據憲法當選的智利總統——他堅持說，一九七年他同意那些民主保證措施，是為了說服智利國會批准他當選，說服軍方同意他就任總統，是「策略上的必要」[3]，那並不影響他為掀起革命運動所承擔的基本義務。阿連德指出，「當時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對政府的控制權」[4]。他說這個策略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人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後那幾年容許私營企業存在的決定差不多，也近似菲德爾·卡斯特羅對關塔那摩所採取的克制態度。[5]
人們可以從中得出的唯一推論是：阿連德勉強同意實行的各項民主保證措施，如他自己說的，不過是一種臨時的權宜之計，一有機會就要把它們撤除的。他十分明確地說，他的政府不同於以前在智利出現過的人民團結陣線政府（近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歐洲出現過的那種政府）。人民團結陣線政府包括各民主黨派，而阿連德卻以輕蔑的口吻把各民主黨派稱為「資產階級政黨」。[6]他一九七一年對德佈雷說：「過去，在人民團結陣線裡，一個多數派政黨占主導地位，那是資產階級的激進黨。現在，在人民團結陣線裡，沒有占主導地位的政黨，有的是兩個工人階級的黨、兩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同志，智利共和國的總統終於由一個社會黨人擔任了。這麼一來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我就任總統是為了在智利實現經濟和社會改革，打開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的目標是實現全面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7]
德佈雷聽了這些話疑信參半，便問道：「那麼是誰利用誰呢？誰詐騙誰呢？」阿連德回答道：「那肯定是無產階級。要不然的話，我就不會在這裡了。」[8]阿連德在回答另一個問題時解釋說：「至於目前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正圖謀戰勝它。把它推翻！」[9]
關於阿連德這個人，我們感到不安的是，他公開宣告敵視美國，他實際上顯然打算建立另一個古巴。他明確提出的綱領和長期的目標是建立不可逆轉的獨裁製，從而對我們在西半球的地位提出永久性的挑戰。就在出現西恩富戈斯港口問題的那個月，認真對待蘇聯在拉丁美洲的另一個盟國在軍事上意味著什麼，這不能說是荒謬可笑的。我們對阿連德感到不安的出發點是我們的國家安全，而不是經濟利益。
把美國人所擁有的財產收歸國有並非問題所在。我們從未反對容許為公共目的實行國有化這條國際法原則，雖然我們確實強調我們希望得到立即、適當和有效的賠償（這也是國際法所要求的）。戰後歷屆美國政府都曾設法勸阻發展中國家不要沒收外國公司，如果非實行國有化不可，則鼓勵它們在做法上要設法限制它對總的投資氣氛的不利影響。而且美國國會根據一九六一年的對外援助法（希肯盧珀修正案）規定，一旦美國人的財產被無償沒收，即停止經濟援助。
但是，我們曾煞費苦心不讓沒收問題妨礙美國的對外政策目標。因此，一九六九年阿連德上台以前，科裡大使曾經給予合作，實際上等於協商同意了對安納康達公司實行國有化。同年，尼克松政府在對秘魯關係上，為了使國際石油公司的開採業務實行國有化這個問題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避免援用限制性立法條款，曾把我們的立法故意加以引申，幾乎到了破壞法律的地步。我們一再找借口暫不使用希肯盧珀修正案，並表明我們準備接受低於國際石油公司實際產值的補償，以便維護同一個重要國家的友好關係——雖然當時統治秘魯的是一個左翼軍政府，它的民族主義傾向很嚴重，並且正傾向於第三世界中更加激進的分子。我們堅持耐心地做工作，終於同秘魯政府訂了臨時協定。
阿連德向我們的政策和利益提出的挑戰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不僅僅是把財產收歸國有；他宣告效忠於馬列主義。他十分欽佩古巴的獨裁製度，並且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在他就任總統之前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公開宣佈的目標一直是在必要時用暴力破壞我們在整個西半球的地位。因為智利是個大陸國家，它這樣做的能力比古巴大得多。而古巴本身已經是個不小的挑戰。事實上，阿連德當選的時候，美國正在同古巴在西恩富戈斯一帶對峙著。智利和阿根廷、秘魯、玻利維亞接壤，這三個國家又都大受激進運動的折磨。阿連德的成功也會對西歐的各共產主義政黨的前途產生深遠的影響。不管這些政黨的社會地位是多麼起伏不定，它們的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削弱西方同盟。任何一位負責的美國總統都不能對阿連德上台執政泰然處之。
在我們政府中，對阿連德象徵著什麼沒有爭論。誰也沒有對科裡預測阿連德當選的後果的第一封電報提出異議。唯一的不同意見是，阿連德在面對著國內抵抗的情況下是否有能力達到他的目的，以及如果科裡的預測證明是對的，美國能採取什麼對應措施。
施加影響和干涉：第四十號委員會
美國是否應當圖謀影響別國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做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多種因素，其中包括人們對國家利益的概念。在整個戰後時期，兩黨所選出的歷屆總統都感到有必要在灰色區域採取介乎正式外交與軍事干涉之間的隱蔽的活動。我很反感把討論隱蔽活動的內容印成文字。但是，參議院研究政府情報工作委員會（即所謂的丘奇委員會）發表的一個關於一九七五年智利發展趨勢的報告已經公佈了這個材料。看不出有什麼跡象表明，這個報告的作者曾認真考慮過阿連德勝利的問題，而這一點我們當時已經很敏銳地感覺到了。
有些人過去曾厲聲譴責他們所謂的對智利的「干涉」，然而，正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卻最堅決地要求政府對阿連德以後的執政者施加壓力，這豈非咄咄怪事。美國對阿連德倒台以後的政府給予援助所施加的限制，要比阿連德執政時期嚴厲得多。這些措施雖說是公開的，但並不因為它是公開的就能改變它與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不符這一事實，而過去對隱蔽活動的抨擊，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據這一原則提出來的。說也奇怪，自從中央情報局的隱蔽活動受到抨擊以來，美國對別國內政的干涉反而增加了許多倍，而且也不那麼區別對待了。早先在「冷戰」時期，中央情報局的活動遵守一定的限制。它所遵守的標準是：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而這種受威脅的情況不是很多的。新的理論為無限的干涉辯解，而干涉的目的是，不分敵國還是友好國家，都要促使它們的內部發生變化。有些受到干涉的國家並沒有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安全，甚至可能成為美國的盟國。
當然，隱蔽活動在哲理上和實踐上都有其難言之隱，特別在美國是這樣。我們民族的氣質和傳統都不適於開展這種活動。我們的政府制度也不是能自發地做到像隱蔽活動所要求的那樣保守機密或不露聲色。我們缺乏我們敵人所擁有的那一套精心策劃陰謀活動的機構。那些熱衷於把我們的情報機構搞掉的人要找出外行的或讓人一眼看穿的行動的例子並不困難。但是，那些受過訓練去執行秘密任務的男男女女，他們所能利用的物質條件通常比我們敵人的條件差得太多，而且活動受到種種嚴格的限制，他們是應當受到國家的尊崇的，而不應像現在這樣受到無情的攻擊。這種攻擊勢必使我們在有關國家安全的這一極其重要的領域裡陷於無法保護自己的境地。因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史無前例的。我們生活在意識形態對峙著的世紀裡。蘇聯領導人在和平共處的每一個階段都堅持說，這並不意味著意識形態的鬥爭有所緩和。世界各地執行蘇聯路線的共產黨在國內的政策問題上偶爾和在莫斯科的大夥伴有分歧——經過無情的政治角逐才達到顯赫地位的那些具有堅強意志、一心要掌權的人有不同看法是可想而知的。但在國際問題上，他們幾乎從來沒有分歧。甚至西歐和拉丁美洲最明顯的「獨立的」共產黨也幾乎毫無例外地在對外政策上追隨蘇聯。一些例外的情況也往往是一些共產黨過於激進，以至克里姆林宮認為太缺乏策略了。
問題也不僅僅是各國共產黨造成的。當今世界上激進的政治勢力還包括遍佈全球的許許多多同情它們的組織和團體。這些組織和團體進行恐怖活動或資助這類活動，運送武器，打進宣傳部門，圖謀左右政局的演變過程。資金怎樣從正式的共產黨渠道轉到那些外圍組織手裡是難以跟蹤的。例如，我們駐智利的大使一九七年九月間便報告說，他之所以確信阿連德會成功地建立起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原因之一是，「在聖地亞哥這個仍然自由的社會裡有三個電視頻道，一個完全由智利大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控制，第二個由天主教大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基督教民主黨的極左翼聯合控制，第三個歸國家控制」（所謂國家控制，在阿連德上台執政以後，當然也會成為由激進分子控制）。一九七年全年我們都接到可靠的報告說，來自古巴和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大量隱蔽的資金和援助正源源不斷地運送給阿連德。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支持智利內部那些力圖與激進派的控制相抗衡的民主力量，不論在道義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是說得過去的。任何一個負責的國家領導人都不可能有與此相反的做法。美國想使各民主黨派能夠維持可進行競爭的廣播電台或電視台或報紙並非壞事。這些考慮曾誘使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為阿連德的對手、改良主義的有才幹的愛德華多·弗雷競選而提供了三百萬美元（顯然弗雷並不知道此事）。鑒於阿連德就職以後無所不用其極地開展威逼、恫嚇和施加經濟壓力的運動以圖迫使反對他的宣傳工具和民主黨派倒閉、解散，這些考慮就更加緊迫了。在本書下一卷中我將更詳盡地論述這個問題。
不過，讀者有權簡要地瞭解，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我們是怎樣保持對隱蔽活動的監督以保證這種活動繼續與我們國家的倫理和目的相符。
我們就職的時候，隱蔽活動是由所謂第三百三號委員會負責監督的。該委員會是以一九六四年六月總統發佈的一個指示編號（第三百三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命名的。這個指示申明了它的組成、職能和責任。自從一九四七年通過國家安全法、創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來，這種部門間的協調機構一直是以不同名義存在下來。在尼克松政府早期，有一篇新聞報道提到了第三百三號委員會這個名稱。在那個時候，人們的想法都很簡單，既然洩了密便有必要更換名稱。第四十號國家安全決定備忘錄一九七年二月十七日重申了這個委員會的職能，給它貼上了一個新的標籤，以這個指示的編號命名[10]。
當時，第四十號委員會的成員有司法部長、副國務卿、副國防部長、中央情報局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安全事務助理任委員會主席。凡是準備進行隱蔽活動的地區，負責該地區的助理國務卿幾乎毫無例外地出席委員會會議。換句話說，除司法部長外[11]，第四十號委員會的組成情況跟高級研究小組及白宮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組一樣，是由負責處理我們國家安全的日常事務的高級官員組成。正是這些人對我們對外政策的全部細節都一清二楚。（它和高級研究小組不同之處主要是它的工作人員不出席會議。）
會議的議程一般由中央情報局和我的辦公室協商提出。中央情報局通常總是非正式地把議程送國務院審閱通過，它往往把一些議程項目推遲到國務院的反對意見消失了為止。例如，這次在智利問題上就是這樣。（因為在現場的大使嚴格來說是中央情報局站長的監督者；中央情報局懂得，要有效地開展活動，它需要有國務院的支持。）熟悉正在討論的項目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向委員會匯報情況。除了所討論的地區的國務院的專家外，再沒有其他工作人員出席會議。派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去作記錄的一個中央情報局官員負責保管會議記錄。
絕大多數隱蔽活動都是中央情報局或我國駐外使節建議開展的。在我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期間，白宮很少提出這類議程項目。智利問題是白宮提出的項目之一，但總統只不過是催促一下第四十號委員會早已在進行的工作。我對沿襲下來的那一套程序所作的唯一改變是，要求第四十號委員會每年至少審查一次每項批准進行的隱蔽活動或偵察行動。這是為了防止由於官僚主義辦事不力，在事過境遷之後，這種行動還在繼續進行。
一旦第四十號委員會同意批准某一項隱蔽活動——通常是同時授權撥給一定數量的經費——該項活動由中央情報局負責進行，但須經總統批准。第四十號委員會並不監督它所批准的每項活動的日常事務工作。通常只是某一個計劃已經完成或在一年一次的審議會上或要求增加撥款的時候才向它匯報情況。在像阿連德得勝後第一個月那樣十分緊急的情況下，定期匯報倒是比較多。事實上，我們開展隱蔽活動程序上的主要弱點是，儘管這類活動是經過全面審查對外政策後才採取的，但此後政府最高級官員即不再以同樣關注的心情去加以控制，委員會下面也沒有小組負責監督這些活動。第四十號委員會只管授權不管監督。在理論上，凡是在其駐在國開展隱蔽活動的美國大使都應負責進行監督。但是，大使們很少有那個時間，也缺乏這種專門知識[12]。就智利問題來說，關鍵性的問題是，智利阿連德政府上台執政是否確實嚴重影響到我們的國家安全，因而第四十號委員會參與其事是理所當然的。
一九七年的智利大選
前已指出，前兩任政府已得出結論，認為薩爾瓦多·阿連德和他所憑借的力量對我們的利益確是個嚴重的威脅。因此，在一九六四年的大選中，我們為了反對他竟花了將近三百萬美元。近在一九六八年，我們的前任還曾偷偷地撥了幾十萬美元，為在一九六九年三月舉行的智利國會議員選舉中擊敗阿連德那一派的勢力助一臂之力。在弗雷政府執政期間，我國政府給智利的對外援助總數遠遠超過十億美元，這在拉丁美洲按人口平均計算是最高的，比任何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都高得多。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加強反對阿連德的民主力量。因此，阿連德政府的出現威脅到我們國家利益，這在尼克松就任總統的時候已經是大家都懂得的常識了。
十分奇怪的是，尼克松政府在開始的時候還沒有像它的民主黨前任那麼積極反對阿連德；一部分原因是它忙於應付許多其他危機；另一部分原因則是錯誤地估計智利大選的可能結果。當時還欣然同意了錯誤的估計，因為它得出一個十分令人欣慰的結論；這麼一來就用不著硬著頭皮去作出棘手的抉擇，而這恰好是在一九七年的條件下，我們非作不可的。
美國政府多年來一直積極支持弗雷，因為他是智利最孚眾望而又有才幹的人。這個決定在道義上說是簡單明瞭的，因為這樣我們就能夠既反對共產黨同時又站在絕大多數智利人所支持的改良主義派和進步力量一邊。但是，到了一九七年，我們就不那麼順利了，我們不得不有所抉擇了。智利憲法規定弗雷總統不得連選連任。他的基督教民主黨在一九六九年的國會議員選舉中失利，所得票數減少了百分之十一。保守的國民黨相應地多得了選票。基督教民主黨發生了分裂，當它拒絕接受極左的那部分黨員與馬克思主義政黨結成「人民團結陣線」的要求的時候，這些人便宣佈退黨，黨的機關落入反弗雷一派勢力手中。這一派勢力更加喜歡大喊大叫，不那麼願意忠於開放社會和民主傳統，不是真心實意的改良主義派。它更加敵視美國。
弗雷儘管有美國慷慨援助計劃的支持，一九六九年初，在左派壓力下還是被迫採取了兩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行動。這一跡象表明了智利政局的兩極分化。弗雷在面對著激進派學生抗議的情況下取消了納爾遜·洛克菲勒州長的訪問，而洛克菲勒州長這一次是尼克松派到拉丁美洲訪問以協助制訂對西半球的新方針的。弗雷幾乎同時堅持要重新談判和幾家美國銅公司簽訂的一項協定。這個協定是他自己的政府在僅僅兩年前締結和實施的。根據這個協定，智利獲得數量很大的銅礦所有權的股份，但並不都具有控制權。他現在要求立即得到多數股票，剩下的美國人的股票也要逐步歸智利所有。然而，由於我們及我們的前任對智利溫和的民主派寄予最大希望，並且非常願意加強它的力量，因此指示科裡大使從中協助，設法安排雙方都滿意的條件。這裡所謂「滿意」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因為公司方面已知道，如果不同意這些條件，那就是乾脆沒收。（和許多一般都缺乏政治遠見的跨國公司一樣，安納康達銅公司因早已簽有協定覺得有恃無恐，也是為了省得交保險費，便允許其沒收保險到期作廢，這就進一步削弱了它討價還價的地位。）
可見一九六九年間將要發生風暴的訊號很不少。智利基督教民主黨愈來愈左傾，它的群眾基礎日益薄弱，因此，各個非革命黨派已不大可能像在一九六四年那樣聯合起來只提出一個候選人。明擺著的前景是：一個保守派的候選人、一個軟弱無力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和激進左派的阿連德這三方面進行票數接近的競選，最後由國會決定。在國會中，阿連德這一派比較接近於多數。但是，一九六九年間白宮忙於處理越南問題及由此引起的國內動亂、對蘇聯的關係、西歐問題、同日本的沖繩談判以及對華關係開始採取的各種行動。我對智利的情況很不瞭解，對專家們的主張提不出什麼意見。
政府中沒有一個部門提醒我們注意局勢已很嚴重。有些人本來也許會主張美國起更積極的作用，但因國務院早已明言反對積極進行隱蔽活動，他們也就不願意再提相反的意見了。智利問題確實是個典型例子，它說明，重大事件在一件件發生而白宮卻毫不知情，原因是決定方針路線的政府部門未能就這些事件的意義取得一致意見。各部門遵守所謂「互不侵犯條約」，避免相互競爭，以免作出不利於它們的決定，這樣就使智利問題在一九六九年整整一年的時間內提不到白宮這一級來考慮。中央情報局確實在若干場合指出過，如果要在一九七年認真努力辦事的話，那就必須在一九六九年開始做準備工作。一九六九年四月該局曾估計，激進的左派在競選總統中勝負的可能各半。但是，當時並沒有作出決定要像一九六四年那樣進行干預，這個切合實際的判斷也只是表明有必要做些什麼，而並不是一個採取行動的建議。而且，任何這類的建議肯定會遭到國務院拉丁美洲司的堅決反對，該司就是不肯正視智利的政治現實。一九七年已找不到一個可以支持的基督教民主黨的改良派了。這個黨已分裂，它的候選人軟弱無力，並且 和激進的左派相互利用。要想制止阿連德當選，那只有保守派的豪爾赫·亞歷山德裡才能做得到。雖然他的民主政綱是無懈可擊的——他確實在弗雷以前當過總統——但是，拉丁美洲司不喜歡他，口頭上說他太老了，而實際上是因為他們認為他不夠進步。拉丁美洲司裡有些人把社會改革和地緣政治混為一談；他們並不認為阿連德當選總統有那麼大的危險，因而必須克服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對亞歷山德裡的偏見。
說也奇怪，美國人把政治和技術性的經濟發展混為一談的傾向在約翰遜政府執政的後幾年竟然無意中起到了削弱改良主義那一派政治力量的作用，而這一派正是我們的官員真正喜歡的，也是抵抗各革命政黨所必不可少的。一九六八年——阿連德得以上台執政的那次總統選舉之前兩年——美國終止了對智利的無償經濟援助，理由是智利的經濟已大體上可以自己維持了。這在技術上可能是正確的，但這正是錯誤地根據經濟上的理由作出本質上是政治性的決定的一個明顯例子。驟然斷絕了美國的援助在智利是不得人心的，它削弱了弗雷所代表的溫和派，為執政黨中比較激進的反對美國的那一派所利用。這一派所提倡的經濟綱領與各激進政黨的經濟綱領大同小異。這就使選舉的形勢更加混亂。
正當從技術的角度看待事態發展的觀點十分盛行的時候，又出現了反軍國主義的教條主義觀點。一九六七年間，美國的政策變得對智利軍方（以及本半球其他友好國家的軍方）愈來愈不友好。當時的理論是：應當鼓勵這些國家把用作軍事費用的資金轉到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這一理論的前提是，這些國家無需設立國防機構。對我國出售給這些國家的武器也規定了不得超過的最高限額。無償贈與的軍事援助計劃已經停止。弗雷受到鼓動，提出拉丁美洲的各種非軍事化和裁軍計劃。到一九六九年十月間，智利軍方對於遲遲不實行專業化和軍餉過低的不滿突然爆發成為一次要推翻政府的未遂政變。弗雷當即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軍方不穩的謠言繼續傳開。尼克松政府在智利繼承下來的既有一個激進化了的基督教民主黨，又有智利軍方對美國以及基督教民主黨人的極大的反感。這幾乎肯定助長了阿連德在他任期的頭幾年「收買」軍方或使之中立的能力。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對智利的政策最清楚不過地——甚至最可悲地——表明，把我們高級研究院裡的抽像理論用於外國社會內部的複雜情況是多麼危險。認為社會改革和經濟發展會自動地產生政治穩定的想法——所根據的是美國新政[13]的經驗——在兩個激進黨都下定決心不要改革而要根本推翻現存制度的一個國家裡，其適用範圍是極其有限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正在進行著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而不是經濟學教授之間的一場辯論。由於我們不肯正視這個現實，致使我們從一九六四年是左右政局的因素到一九七年變成了只能站在旁邊急得咯咯亂叫的老母雞。
好像這樣大出洋相還不夠似的，拉丁美洲司竟然在這個時候大肆攻擊說，根本就不應該暗中支持外國的民主黨派，而這一做法正是我們長期以來在智利工作的中心內容。他們竟振振有詞地說，從今以後，阻擋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上台執政的資金可以而且應該完全由智利內部提供。拿這個題目真可以寫篇很好的大學期終論文，但在一九七年突然提出這個問題來，所冒的那種風險使人無法接受，而避免這種風險也正是決策者的本分。這樣一種政策必然使我們正要給它打氣的那些力量洩氣。那些受到美國支持的人會由此推度出一種新的冷漠態度。在得票接近的選舉中，由此所產生的心理上的微妙變化是可以起決定性作用的。
我對一九六九年的這些傾向不大瞭解。事實上，在阿連德九月四日獲勝之前，第四十號委員會在整整二十一個月的時間裡只對這個問題研究了四次。一九六九年四月它對可能需要採取什麼行動的問題未作任何決定。一九七年三月，在距離選舉只有五個月的時候，它為支持民主黨派的候選人撥了一筆微不足道的宣傳費。一九七年六月下旬，為了同樣的目的撥了稍微多一點的款項。但是，合計撥款總數仍然只有美國在一九六四年為進行隱蔽活動所花的錢數的百分之十五。所撥的款到達智利的時候已經太晚了，距離選舉日期只有四個星期。一九七年八月，第四十號委員會決定，現在在選舉之前再也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了。換句話說，在四次會議中有兩次會議沒有採取行動。另外兩次同意作一種象徵性的努力〔註解：參議院特別委員會根據在十八個月的時間裡所開的四次會的情況——其中只有兩次會議作了決定——隱晦地指責說，智利問題列在「第四十號委員會的議程上的時間超過一年……」[14]〕。開初還說明了一下無所作為的理由，因為還沒有提出候選人。因此，他們便說還沒有可以據以作出判斷或施展戰略的基礎。但是，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的時候，這種借口已經根本不能成立了。保守黨派提名智利前總統亞歷山德裡為候選人，他年過七十，很有聲望。基督教民主黨人提名他們左翼的代表拉多米羅·托米奇為他們的候選人。托米奇的綱領和阿連德的綱領比較，主要在程序問題上有所不同，還在於托米奇真誠地致力於維護民主程序。共產黨人和阿連德的社會黨人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聯盟，推選阿連德為這個聯盟的候選人。我已敘述過，阿連德在一九七年的綱領是激進的，是惡毒地反對美國的。現在出現了一個三人競選的局面。民意測驗表明，亞歷山德裡遙遙領先，美國政府部門為此感到自慰。因此，他們認為美國沒有必要插一手。
主要由於負責執行政策的部門像跳複雜的三角小步舞一樣，相互扯皮，貽誤時機，使問題提不到高級機構中來審議，因而一九七年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後我才集中注意危險的局勢。科裡大使認為，如果阿連德獲勝無異於共產黨接管政府；如果我們不把阿連德政府當作另一個卡斯特羅政府來看待，那就不是慎重的態度。而事實上，阿連德政府可能比卡斯特羅政府更壞。但是，國務院的拉丁美洲司不同意這個看法；它不認為存在阿連德取勝的可能和危險。它不想設法幫助保守的亞歷山德裡。中央情報局傾向於贊同科裡的看法，但沒有達到要求白宮出面解決分歧的程度。它知道，沒有國務院的強有力的支持，它就不能有效地進行工作。就這樣，幾個部門間的「互不侵犯條約」使我有四個月的時間根本不知道原來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間駐聖地亞哥的大使館和中央情報局的情報站曾聯名提出過發動一個制止阿連德上台的運動的建議。我也不知道為考慮這個建議而召開的部際會議，結果是同意把各種矛盾的觀點都寫進一個說明現狀的報告裡去，然後提交給第四十號委員會。而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又沒有抓緊時間辦這件事。又過了兩個月它們才對一項報告取得了一致意見。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它們終於設法聯名向第四十號委員會提交了一個對阿連德採取「破壞性」行動的計劃。計劃的內容是：由美國援助制定反對阿連德的標語、傳單和廣告，但不同時支持亞歷山德裡。所建議並獲得批准的撥款總數為十三萬五千美元[15]。但是，國務院明令禁止各項隱蔽活動有贊助亞歷山德裡的傾向，如有此傾向國務院立即停止支持，這就進一步限制了這筆錢的用途。既要擊敗一個候選人而又不幫助他的主要對手，這個想法倒是蠻新穎。但是，怎麼能夠做到既擊敗阿連德而又不讓亞歷山德裡從中得到好處，那就不明確了。這筆撥款和這個禁令互相抵銷了。
現在回想起來，顯然我當時的警惕性太不夠了。一個真正盡忠職守的總統安全事務助理決不能只是圈閱、核准一下官僚機構協商一致的意見。他應該是個吹毛求疵的人，一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一個對不言自明的事也要反覆推敲的人。可惜我自己當時對拉丁美洲這個地區缺乏專門知識。民意測驗的結果預言亞歷山德裡會取勝以及幾個政府部門協商一致的意見使我麻痺大意了。而拿幾個部門的一致意見來說，要是在我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的地區，我是不那麼輕易聽信它的。此外，在那年春天和夏天，柬埔寨問題佔去了我絕大部分的注意力。
待到智利問題再次提到第四十號委員會的議事日程上來的時候，那已經是六月二十七日，離投票選舉只有兩個月時間，要想在智利的總統選舉中起有效作用已經來不及了。科裡大使擔心阿連德獲勝的不安心情更加嚴重了，因為我們現在又面臨著另一種危險：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的專家們都突然出其不意地下斷語說，除非亞歷山德裡在選舉中取勝的票數——當時仍確信他能取勝——比阿連德的多百分之五以上，否則，即使阿連德輸了，他在智利國會中的支持者仍然可能佔上風。因此，科裡提出一個分兩階段進行的計劃：增加業已批准進行的破壞性活動的費用，然後花錢去影響國會的投票。
國務院對這兩個建議都提出了反對意見。它認為唯一還有些道理的論點是科裡提的這麼一個問題：「假如阿連德掌了權，有人問起我們都幹了些什麼，我們怎麼回答？」在競選活動還剩下的很短的時間批准的一些費用，如前所述，按一九六四年標準是很少的。對於那些想要瞭解官僚主義那一套的人來說，應當指出所投的票都是全體一致的；拉丁美洲司寧可不把它當時所鼓吹的觀點記錄在案，從而保持它不論結果如何都能加以應付的伸縮性，並在一旦有人在阿連德獲勝後再度提出科裡的那個問題時可以保護它自己。關於第二階段——謀求影響國會的階段——的決定推遲到選舉以後再作。拉丁美洲司特別注意保證科裡不至於因為批准了費用而發生誤解。它通過秘密的渠道通知他，它既反對選舉前（第一階段）的計劃，也反對選舉後（第二階段）的計劃。反對是有理論根據的，它以十分明確的語言重申它反對把批准使用的錢中的任何一部分用來幫助亞歷山德裡。我們由於過度熱情或提出了很明確的戰略計劃而在智利自找麻煩的危險根本不存在。反對阿連德而又不幫助亞歷山德裡意味著加強軟弱的基督教民主黨人托米奇，這麼一來就減少了唯一有可能取代阿連德的人的選票。因此，可以蠻有道理地說，我們官僚機構對亞歷山德裡的偏見保證了阿連德的勝利。
如果說三月份批准的款項實在太少了，那麼六月底勉強同意撥的款已經是為時太晚了。（錢數也是太少。）六月二十七日的會議離選舉投票只有兩個月。由於須經總統批准，其後還有文書手續要辦，這些款子要想在七月下半月以前送到智利是不可能的。況且已給大使館發了禁令，使這些款子幾乎無法有效使用[16]。
儘管民意測驗的結果很樂觀——在六月二十七日開會的時候，民意測驗仍然預示亞歷山德裡會得到超過其他候選人相當多的選票——我是愈來愈不安了。因此，我在七月下旬發了個指示，要求分析一下一旦和各種預測相反，阿連德贏了，我們能有幾種選擇。我要求緊急回答下列問題：
一、阿連德政府可能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其政策目標是什麼？在阿連德政府統治下，智利局勢發展的可能途徑有哪幾種？
二、這些發展途徑，不論從眼前還是從對我們的長遠目標和地位的影響來說，其對美國利益的威脅屬何性質，程度有多大？
三、針對這些問題，可供美國選擇的辦法有哪些？
與此同時，第四十號委員會八月七日再次開會研究討論智利局勢，並重申了它六月二十七日的決定。現在距離投票選舉的時間很短了，不論作什麼決定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唯一要考慮的問題是，一旦要求執行第二階段計劃，是否應授權同智利國會進行試探性的聯繫。看來事情暴露的風險很大，而好處不大，因此，會議暫不作決定。
由於我提的政策問題不涉及隱蔽活動，這些問題就由高級研究小組來審議。我已指出過，這個研究小組的成員和第四十號委員會相同，只是少一個司法部長。研究小組容許工作人員出席會議，會議文件分發的範圍也廣得多。我所提的問題，由國務院擔任主席的一個部際小組擬好文件來回答。這個文件所下的結論含糊得出奇。它一方面說，美國在智利境內沒有重大的國家利益。但是，「智利境內」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另加解釋，後面的分析也沒有為所下的結論提供佐證。我提的一個問題是，阿連德上台對於美國在西半球的利益形成何種威脅，部際小組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所提出的結論令人難以理解，怎麼能說我們的國家利益沒有受到影響。我的工作人員把那個結論概括如下：
地位穩固的阿連德政府會給美國造成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損失：
（一）西半球的團結一致將受到威脅。
（二）反美政策的一個根源將在西半球鞏固下來。
（三）美國的威信和影響將受到挫折，而蘇聯和馬克思主義的威信和影響則相應提高[17]。
高級研究小組八月十九日開會，但在九月四日舉行選舉投票之前沒有作結論，也不可能作結論。我們只能在智利選民將如何投票的預兆紛紛出現的情況下等待。
我這樣詳盡地論述了我國政府討論的情況，那是因為我們以前調查這個問題時這些情況基本上被忽略了——也許是由於這些情況和先入為主的結論大相逕庭吧。毫無疑問，在智利舉行投票選舉之前，美國只是以非常謹小慎微和無效的方式採取行動。不僅所撥的款子不足以產生任何顯著影響，而且由於我們堅決不支持唯一有可能擊敗阿連德的候選人，因而分散了資金，這樣也就很可能使反對阿連德的選票更加分散。美國參加進去本來就很勉強，更不願意被說成是站在一個德高望重的民主派前輩的候選人一邊。在我們的官僚機構看來，這個候選人的主要缺點是，他是保守派。（尼克松政府內部竟有人持這樣的看法——更不要說這種看法佔了上風——這再一次表明，哪怕是總統也很難把他的觀點強加於根深蒂固的官僚機構。）
到舉行投票的時候，我終於認識到我已被人作弄到與自己的信念不符的地步——而尤其重要的是也不符合尼克松的信念。若是我在一九七年的春天和夏天就認為阿連德很可能獲勝的話，我就有義務讓總統有機會考慮開展像一九六四年那種規模的隱蔽活動，這就包括支持一個候選人。我感到憤慨的是，這個選擇甚至未經討論就被否定了。先是有人爭辯說，沒有必要搞大規模的計劃；後來是因為要搞也來不及了。八月十九日提交高級研究小組審議的那個一致的分析說明了阿連德勝利所引起的種種問題，但如果那個分析哪怕有一部分是正確的話，那麼不及早研究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也是不可原諒的。那個分析是我們官僚機構的哲理上的偏見，再加上把經濟發展和對外政策目標混為一談，就把事情搞糟了。當時我國政府中風行一時的看法顯然是：激進派的候選人接受古巴和其他共產黨國家提供的經費是可以的，但美國卻不應該去援助一個最有希望成功的民主派候選人，儘管他的綱領不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樣帶有改良主義色彩。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我向總統概述如下：
國務院主張的真意是，為了加強亞歷山德裡力量而採取的任何措施都阻擋不住阿連德。智利這次競選的情況是，阿連德和亞歷山德裡所得票數一直十分接近，基督教民主黨人托米奇一直落後很多，因此國務院反對加強亞歷山德裡，就使我們的工作毫無效果。雖然不能肯定，推行一個不那麼受限制的隱蔽計劃會使亞歷山德裡得到取勝所需要的較多票數，但赫爾姆斯還是認為，推行一個擴大的計劃獲得成功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若是亞歷山德裡獲勝，也可能給我們造成一些問題，但是顯然不會像阿連德的勝利那樣威脅到我們的利益。我們現在同一個智利的馬克思主義政府打交道所面臨的嚴重問題至少有可能拖延六年的時間。
要公平合理地估計我們後來對待智利的行動，那就必須以這個序言作為出發點。
絕非政變
前已指出，在一九七年九月四日的選舉中，阿連德所獲得的票數的百分比和一九六四年比下降了。在一九六四年的選舉中他輸給了弗雷。但是，一九七年，反對阿連德的票數的百分比儘管較高，卻是無可救藥地分散了。按照智利憲法，既然哪一個候選人都沒有獲得多數票，那麼由國會聯席會議於十月二十四日，即過了五十天之後在兩個得票最多的候選人中選定。
爭取國會決定性投票的活動接著馬上開始。九月五日，阿連德在記者招待會上為他的勝利歡呼，並保證執行他在競選中提出的激進的人民團結陣線的綱領。但是，為了減輕國會議員的擔心，他開始去掉一些他的保證。他宣稱，他「永遠不會」贊成在智利實行一黨制。他說，他會保留智利在美洲國家組織中的成員國資格（儘管他在人民團結陣線的綱領中「譴責」這個組織）。他還宣佈說，他將要求重新安排智利欠美國的八億美元債務的償還期。（他後來跟羅吉斯·德佈雷解析說，他留在美洲國家組織內是為了緩和一下美國的反應，而他真正信賴的是他參與發起的以哈瓦那為基地的拉丁美洲團結組織。）[18]第二天亞歷山德裡的支持者表示他們不會承認阿連德的勝利。但是亞歷山德裡沒有在他們的聲明上簽字，因為他在競選的時候宣佈過，他將承認贏得票數最多的候選人。九月七日阿連德會見了弗雷總統，弗雷同意安排與阿連德商談經濟問題（他也為亞歷山德裡作了這種安排）。弗雷雖然拒絕阿連德在政治問題上建立類似聯絡的要求，但確實同意採取措施防止智利出現經濟恐慌。
至於人們在華盛頓的反應，夏天的時候聽到民意測驗的結果聊以自慰，現在簡直是目瞪口呆。官員們對不愉快的前景的反應往往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總希望這種前景會自行消失。不愉快的前景往往是自行消失的。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災難性預言都會應驗。只是當人們憑借一般常識寧可不採取行動的時候卻不曾想到如何應付無可挽回的局勢。而一九七年九月那麼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正是這種無可挽回的局勢。
尼克松大發雷霆。十多年來他一直抨擊民主黨政府容許在古巴建立共產黨政權。而現在他所認定的——並沒有弄錯——另一個古巴卻在他沒有得到機會去作決定的情況下在他自己執政期內出現了。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的反應特別強烈，他堅持必須採取某些措施，無論什麼措施來糾正以前玩忽職守的弊端。他責備國務院和科裡大使（責備科裡大使是不對的）應對所造成的事態負責。因此，他千方百計設法限制官僚們的權力。其實，他大可不必採取這種態度。因為現在要做什麼也來不及了，而且各政府部門正一個勁地重新估計形勢。有些人為早先作了樂觀的估計或因循拖延而忸怩作態。全都感到灰心喪氣。現在終於一致認為應當採取某種行動——他們這樣做也是因為總統已下定決心這樣做。不幸現在為時已晚。要是在九月四日以前花點力氣去支持一個候選人，也許可以防止現在這個新局面的出現。現在我們卻被迫在時間十分緊迫而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臨時湊合。時間是那麼緊迫，我們手忙腳亂在所難免[19]。
九月八日第四十號委員會開會審議智利問題，智利國會在這個時候顯然已不大可能作出反對阿連德的決定。畢竟，這時離國會表決只有四個星期的時間了，即使亞歷山德裡獲得較多的票數，國會也仍然可能投票選阿連德。希望智利國會在智利的溫和派仍占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會行使其獨立選擇的權力，不讓一個少數派的候選人，一個提出激進的、幾乎肯定反民主的綱領的人當總統，這種想法不能說是荒謬可笑的。不過，我們知道這是不大可能的。由於事態捉摸不定，我們決定指示科裡大使寫一個報告，「冷靜地估計」一下發生軍事政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估計一下「將來在智利組織一支有效地反對阿連德的力量」時有多少人讚成和反對。
九月九日亞歷山德裡宣佈，他怎麼也不會退出在國會中的競選。於是，制止阿連德上台的一線新的希望油然而生。亞歷山德裡還宣佈，如果他在國會中當選為總統，他就辭職。這樣就不得不重新選舉。在新的大選中一九六四年弗雷和阿連德競爭的那種局面可能再度出現。另一個人插進來任總統，儘管時間很短，弗雷再參加競選也就符合憲法的規定了。他幾乎肯定會贏。至於軍方，據報道，九月十日陸軍總司令雷內·施奈德將軍對一群軍官說，陸軍不介入選舉過程。但是，陸軍將要求阿連德「保證」，以後陸軍仍然保持職業軍人建制，不得政治化。科裡大使報告了他自己的信念，他認為這種保證簡直是一錢不值。
我本來已決定九月十四日召開第四十號委員會會議。九月十二日，應總統要求，我通過秘密渠道請科裡坦率地提出「美國在目前形勢下應採取何種切實可行的行動方針」的建議。尼克松對他所認為的官僚機構辦事拖沓和國務院四平八穩地照常規辦事的作風愈來愈不安，因為這使他想起我們早先對卡斯特羅麻痺大意的情景，他一直認為那是個教訓。（這事實上是不公平的。在智利大選之前，不論國務院怎麼因循拖拉，它還是大力支持和積極執行第四十號委員會作出的每一項決定的。）科裡作了滿懷希望的答覆。據報道，弗雷已對阿連德接管政權的前景警覺起來，正想方設法避免出現那種局面[20]。科裡大使向我建議找個華盛頓的高級官員把有關智利問題的深刻背景事實公之於美國大眾，也把我們深為關切的心情傳達給遲疑不定的智利人。
九月十四日第四十號委員會審議了我們當時以「魯布·戈德堡」為代號的精心策劃的一著：先使亞歷山德裡當選然後辭職；這麼一來，按照憲法規定，弗雷就可以在隨即舉行的特別選舉中再次參加競選。第四十號委員會同意授權科裡去探討這個可能性，並為支持這一著的各個項目撥了二十五萬美元。九月十五日，由國務院的副國務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將這個決定用電報通知科裡，還要求他讓他大使館中的全部適當成員加緊進行和智利軍方聯繫的工作，「其目的是保證我們獲得必要的情報，以便我們能夠獨立估計軍方支持弗雷再次當選的決心有多大」。
九月十六日我們得知侯賽因國王即將著手和巴勒斯坦突擊隊攤牌；西恩富戈斯正被建成一個潛艇基地也在這一天變得明顯起來。也就在這一天，我在芝加哥向一部分美國中西部的編輯和廣播人員介紹供正式發表的背景情況，其中除談到其他問題外，還特別按科裡的要求，談到我們對阿連德上台執政的看法：
智利選舉已揭曉，共產黨支持的人選（而且很可能他本人就是共產黨員）獲得的票數最多，比僅次於他的那個保守派的候選人還多了三萬張。他獲得了約百分之三十六的選票。這樣，他就得到了較多的票數。
兩個非共產黨派，共獲得了約百分之六十四的選票，可見非共產黨派的票數仍佔多數，而共產黨只是比其他候選人得到較多的票。我這樣說只是為了把情況弄清楚……
現在誰要預言，如果阿連德得勝，他就可能會在今後若干年內建立起某種共產黨政府，那是相當容易的。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建立起來的那個共產黨政府，不是在我們海岸外面一個島嶼上和拉丁美洲沒有傳統聯繫、也沒有影響的政府，而是一個拉丁美洲大國。而且這個國家的鄰邦，比如，和智利有很長的共同邊界的阿根廷，已處於四分五裂；秘魯，本已出現了難以對付的傾向；另一個鄰邦玻利維亞，即便沒有出現這種種事態，也已經是更加左傾，更加反美了。
因此，我認為，我們不能自欺欺人地說，一旦阿連德在智利接管政權，對我們、對各民主派和在拉丁美洲的親美力量，以至整個西半球不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這時候尼克松已經親自處理智利問題。在九月十四日，他採取的行動是聽信了很有威望的智利日報《信使報》的發行人奧古斯丁·愛德華茲的意見後當機立斷採取的。愛德華茲特地到華盛頓來要我們注意一旦阿連德接管政權後所造成的後果。他當時住在百事可樂飲料公司總經理唐·肯德爾家裡，肯德爾正好那天和他父親一起去見尼克松。（我和愛德華茲，還有米切爾一起吃早飯。我還要求赫爾姆斯會見愛德華茲以瞭解他所掌握的內幕情況。）
尼克松見了肯德爾以後於九月十五日下午一兩點鐘要求赫爾姆斯、米切爾和我去會談。他和我們談了不到十五分鐘，在談話中，他告訴赫爾姆斯，他想下大力氣，看能否採取什麼措施來阻止阿連德上台執政，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把阿連德搞掉，我們也應當試一下。如果赫爾姆斯要一千萬美元，他亦會批准。對智利的援助計劃應予以削減，應對智利在經濟上施加壓力，直到它「受不了」為止。他叫赫爾姆斯繞過科裡，直接向白宮報告工作，由白宮作最後決定。當時的執行目標仍然是代號「魯布·戈德堡」的計劃。尼克松事實上沒有提出具體的行動計劃，他只是在灰心喪氣之餘，毫無重點、滿腔熱情地希望有所「作為」而已。
現在人們已把這次談話看作是後來稱為第二軌道的開端。而第四十號委員會的正式決定，為區別起見後來就成為第一軌道。關於第二軌道的情況，國會委員會津津樂道地加以揭露，但是，能公之於眾的東西並不太多。我已在本書中多次闡明，尼克松老是喜歡發表誇大其詞的言論，但一旦當他看清了這些言論的影響，他並不堅持己見。霍爾德曼擔心一些粗心大意的來訪客人會以為這些言論當真是代表總統的政策，他之所以那麼小心翼翼地不讓人們隨便去見總統，這確實是原因之一。比如，就拿第二軌道來說，不但沒有一千萬美元的開支，而且根本也沒有撥出什麼專款。如果說有過什麼開支，那不過只是區區幾千美元而已。即便以赫爾姆斯所能見到的來說，所做過的事無非是試探一下，探討探討各種可能性罷了。
再說，總統的熱情迸發，雖然無疑對於接近軍方和執行「魯布·戈德堡」計劃起了推動作用，使事情更加迫切，但對各部來說，只不過促使它們得出相同的結論而已。駐智利大使館通過第四十號委員會（第一軌道）的正常系統所接到的指示，與赫爾姆斯跟總統會談後命令中央情報局進行的活動極為相似。第二軌道的出現，表明尼克松對國務院系統很不信任，他懷疑國務院不會考慮他的願望。拿這件事來說，他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阿連德在大選中獲勝之後，各部門的意見並沒有多大分歧。
中央情報局秘密活動的頭子托姆·卡拉梅西尼斯多次就第二軌道向尼克松匯報過情況，每次匯報都是悲觀的。中央情報局向黑格和我提出的報告同樣也是消極的。我在後面還要闡述，一個月以後，十月十五日那天，我下令停止這種活動。這是經尼克松批准的。得到國務院全力支持的第一軌道，圖謀鼓勵軍方採取行動，以便按照類似總統所希望採取的路線，在智利再舉行一次大選。這一軌道同樣未獲成功，在同一時間被棄而不用。這次是第四十號委員會放棄的。
不論重點放在什麼地方，是放在第一軌道（第四十號委員會的正式方案）還是放在第二軌道（中央情報局單獨提出的方案），討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智利軍方的作用上面。到九月二十一日，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出，弗雷並沒有推行能使他重新當選的任何行動計劃。科裡枉費心機地轉而採取另一套手法——顯然是經弗雷的密友同意的——令內閣主要成員辭職，並誘使他們的同事們也辭職。假如弗雷願意的話，這就可能使他有了讓軍官們去接替這些閣員的借口。換句話說，這麼一來，弗雷就有辦法可以造成一次憲政危機，和其他各項計劃一樣，其目的是再來一次選舉，使智利能在弗雷和阿連德之間任擇其一，能在民主制度和潛在的獨裁製度之間任擇其一。弗雷是否願意這樣做當時是有疑問的。而當時有目共睹的主要障礙是陸軍總司令施奈德將軍；他認為，是政客們把智利弄得一團糟的，他們有責任解救智利。據報告，另一個障礙是：軍方擔心，如果他們行動起來，他們亦會遇到希臘軍政府所受到過的那種對待——那就是說，美國立即停止軍事援助，世界各地的左派也會大肆攻擊它。
因此，第四十號委員會授權科裡同選定的一些軍方領導人接洽。科裡可以向他們說清楚，不因為他們的介入而有失掉美國軍事援助的危險。我不能根據我的記錄斷定這些信息是否已傳了過去，是什麼時候傳過去的，傳給了誰。
從九月二十六日到十月五日，我不在華盛頓，我先到巴黎去和南越副總統阮高其會談，還同北越人舉行了秘密會談，然後於九月二十七日晚又到羅馬去和尼克松會合，出訪地中海各國。尼克松一有機會就鼓勵友好國家政府利用它們在智利的影響阻止阿連德上台，或至少不過早地認為阿連德的勝利已成定局。他發現，和他一樣關心智利前途的大有人在。
九月二十九日，第四十號委員會在我未能出席的情況下開會。主持會議的是副國務卿約翰遜。會議得出結論，智利軍方只有在害怕發生經濟危機和如不採取行動美國就會停止軍事援助的情況下才會採取行動，要求重新選舉。美國已通知智利軍方，確有這種危險；為了強調這一點，美國中斷了運送軍事援助的工作。這些步驟是我不在的時候批准的。總統回來後，第四十號委員會又於十月六日開了一次會。會後，我們和出國訪問前一樣還是迷惑不解。弗雷不但沒有採取什麼行動，而且他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阻止基督教民主黨代表大會於十月五日有條件地贊成智利國會選舉阿連德為總統。代號為「魯布·戈德堡」的那一著，現在肯定是壽終正寢了。智利國會肯定會選阿連德當總統。用內閣辭職的辦法來造成憲政危機也來不及了。剩下的唯一可能是，軍方接管政權作為重新選舉的前奏，以此來阻止阿連德上台。亞歷克西斯·約翰遜和我按照全體一致意見通過秘密渠道聯名通知科裡——按第一軌道——要求他再向軍方強調阿連德就任總統的嚴重後果，並授權他重申：如果軍方行動起來，美國保證繼續提供軍事援助。
第一軌道和第二軌道事實上行將合而為一。十月十日中央情報局向黑格將軍報告——作為第二軌道的一部分——發生軍事政變的前景比以前更加渺茫了。十月十四日中央情報局的代表托姆·卡拉梅西尼斯向第四十號委員會報告——作為第一軌道的一部分——「目前不存在政變的氣候」。我向這個委員會指出，看來我們幾乎毫無辦法去這樣或那樣影響智利局勢。十月十五日，我接到卡拉梅西尼斯的一份類似的情況匯報。這是第二軌道的一部分。現在唯一還存在的可能性是由羅伯特·維奧將軍陰謀綁架施奈德將軍，把他送到阿根廷去。但是，維奧將軍對這種綁架的事很不在行。我向尼克松報告說：「今天我看見了卡拉梅西尼斯。看來那一著毫無希望。我讓他們停下來了。搞一次流產的政變比什麼都更糟。」尼克松表示同意。他現在覺得也只好任由阿連德去當總統了。他主要關切的事是不讓國務院在阿連德執政的情況下，硬要他同意恢復援助關係。他下令，如果阿連德沒收美國財產，就立即按希肯盧珀修正案行事。
卡拉梅西尼斯在十月十五日和我會面時，即奉命要維奧將軍的政變陰謀立即停下來，同時還交給他一個一般性的任務，只要將來出現其他機會（顯然很渺茫），就要「維護我們在智利的資產」。中央情報局十月十七日把這個指示傳達給了維奧集團；我們派駐聖地亞哥的情報站勸告他們，他們的計劃會失敗，因而反受其害，所以不要執行了。
參議院特別委員會以調查所謂美國政府的暗殺陰謀的名義，在它的一九七五年的報告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吹毛求疵地論述，是不是艾爾·黑格或我作證時向委員會提供了錯誤的情報；是不是中央情報局擅自輕舉妄動。我和黑格作證時說，策劃政變的工作已於十月十五日結束。實際情況是這樣。除維奧集團外，參議院特別委員會還發現了另一個陰謀集團。中央情報局和這個集團有聯繫，這個集團也計劃要綁架施奈德將軍。我和黑格從來未聽說過有這麼一個陰謀集團，理由很簡單，他們什麼事情也沒有干。一九七年十月十五日，我下令立即停止政變的策劃工作時，尼克松、黑格和我都認為，第一軌道和第二軌道都從此結束了。在智利的中央情報局人員顯然以為這道命令只對維奧集團適用。他們覺得，他們仍然可以放手和第二個陰謀集團繼續干，而白宮對這個陰謀集團毫不知情。他們於十月十九日甚至沒有通知白宮的任何人，便給了他們三挺輕機槍。對於需要外國武器來搞軍事陰謀的人，這樣做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這些人確實是這樣的。在一出《台柱子警察部隊》[21]似的錯誤百出的喜劇中，陰謀者準備要在十月十九日晚宴後，在施奈德的汽車裡綁架他。但他們沒有抓住他，因為施奈德乘了另一輛小汽車跑了。第二天，他們再次想抓住他，但是，施奈德的小汽車在聖地亞哥來來往往的汽車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那三挺輕機槍沒有用過就還給了我們中央情報局的情報站。這些陰謀者也就心安理得地不再露面，他們的英勇行為後來才由參議院特別委員會出面把它弄得臭名昭著。
隨後，十月二十二日，中央情報局於十月十七日曾明確地通知維奧集團停止活動，但它卻違反中央情報局的指令，背著我們自行活動。它試圖劫持施奈德將軍，但由於行動魯莽，施奈德立即拔出手槍自衛，中彈受重傷。施奈德將軍之死，是他們魯莽地搞綁架陰謀所造成的。對此我們曾下令停止，我們既不支持又不贊成，既不援助又不同意。而這卻是參議院特別委員會調查美國政府陰謀暗殺外國領導人的特別事件之一。參議院特別委員會進行了各種影射攻擊，卻反而證實了美國沒有陰謀暗殺施奈德將軍。確實沒有誰有意要暗殺他，連維奧將軍也無此意圖。在我因公出訪期間，第四十號委員會的任何一次會議都從未討論過暗殺或在這類問題上有所暗示，也從未把它當作第二軌道的一部分審議過。綁架是維奧策劃的。我們曾勸他不要這樣幹。第二個陰謀集團什麼事也沒有干。不論是第一軌道還是第二軌道的一切計謀，哪怕是涉及軍方的複雜計謀，其用意都是要重新舉行大選，考驗智利人民在兩個人的競選中是想選一個民主總統還是選一個標榜馬列主義的總統。幾乎可以肯定，在這兩個人的競選中，智利人民是會選擇改良主義民主派愛德華多·弗雷的。
十月十五日以後，我們的注意力已轉移到阿連德上台後怎麼辦這個問題上。十月十七日，我召開了高級研究小組會議，討論阿連德就職後可供選擇的方案。十月十八日——在上述各種陰謀活動之前——我送交總統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可以毫無疑問地證明，在美國政府最高一級的官員中都已放棄一切搞政變的想法。備忘錄說：「現在看起來，阿連德肯定將在十月二十四日國會決定性的選舉中當選為智利總統。」
我們估計了阿連德當選總統對我們的利益以及對西半球所造成的危險。我們的估計是對的。我們所尋求的解決辦法是促使人民有機會在民主力量和集權力量之間作出明確的選擇。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為努力實現上述這一解決辦法助一臂之力是對的。有人說，美國被排除在灰色區域之外，未能採取介乎外交和軍事干涉之間的行動；而在這個灰暗的世界裡，我們的敵人卻以政黨為工具，所擁有的外國資金也不知多多少倍，還有難以勝數的外圍組織為他們打掩護。我不能同意這個說法。我們所想的辦法很不在行，是慌裡慌張地臨時湊合應付，執行時也是一片慌亂。所策劃的「隱蔽活動」根本沒有開展起來。和一九六四年的情況相反，我們做得太少，行動也太遲緩，這樣阿連德就任了總統。沒有發生政變。一九七年十月以後（儘管參議院的報告中有些無中生有的含沙射影的錯誤說法），我們已不再去聯繫以圖組織什麼政變。後來阿連德終於被推翻，那是由於他太無能、太固執的緣故。軍方領導人沒有和我們商量就主動地對他採取行動，因為他們確信阿連德蓄意奪取全部權力，並將為此組織自己的政變。他們這麼認為是很有道理的，我將在第二卷中談這個問題。
阿連德就任總統
十月十五日以後，大家已公認不可能阻止阿連德就任總統，高級官員們越來越轉而注意我們同阿連德政府的關係問題。科裡大使以前認為，要想和阿連德達成臨時協議，那是幻想。但是，他現在改變了這種看法，建議立即同新當選的總統開始談判。現在科裡提出這麼一個論點：既然阿連德想要在國際上獲得威望，顯得他的政府是合法的，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我們的默認，所以我們就應主動表示我們對他毫無敵意，以換取智利方面的克制態度。在沒收問題上尤其應該這樣。十月十五日，我給科裡安排了向尼克松陳述他的意見的機會。尼克松已不再反對阿連德任總統，但不主張同他合作。他的回答有些含糊其詞，從那以後，不公平地把科裡當作一個「軟弱的人」。
科裡的建議具體分析了我們在政策上所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局面。十月十七日，我向高級研究小組介紹了建議的主要內容：
要是我們過早地公開表示敵對的態度，那就可能促使智利的民族主義分子團結一致支持阿連德。另一方面，要是我們表示願意和解，那就是甘冒表現軟弱或對在西半球建立馬克思主義政府無動於衷的風險。
我離開會場的那一天，誰也不相信可以長期採取和解的態度。我們所面臨的唯一抉擇是採取什麼策略。問題是：讓人們看到是阿連德先採取行動而造成對峙局面好呢，還是美國立即採取敵對軍事行動好。
第二天，我向總統概述了事態發展的情況。我在給他的報告中寫道，如前所述，現在阿連德肯定要就任總統了[22]。美國政府內部一致認為，阿連德是一個有強烈的反美偏見、強硬、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謀求與古巴和蘇聯建立密切的關係，領導西半球反對美國影響的一派力量，並有計劃地鼓動與我們相敵對的政策。他幾乎肯定將沒收美國人的投資，而且很可能不付出適當的賠償。這樣一個政府存在的本身，必定會助長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那些敵視我們的人的氣焰。可以斷言，阿連德開始的時候地位並不牢固，支持他的那個聯合內部派別很多。智利經濟情況在惡化。智利的民主傳統在一段時間內使他不敢輕舉妄動去建立一個極權國家。軍方亦不信任他。我寫給尼克松的報告說：「為了克服這些弱點，阿連德的『行動方案』幾乎肯定會謀求合法性和威望；使那些心存疑慮的人放心，並且十分謹慎地避免反對派很快聯合起來反對他；分散反對他的勢力，然後在他力所能及時逐一地各個擊破。如果讓他順利地執行他的行動方針，他便很有可能有能力有辦法在一兩年內鞏固他的政權，使他的反對派不起作用。」
這樣我們就面臨著和解政策不起作用的困境：「阿連德不會自動改變他的目標；他也不大可能僅僅為了能夠同我們相處下去而願意談判修改他的目標。因此，美國想要同他和解的政策，在他想要而且能夠採取反美方針的情況下，是不大可能使他改弦更張的。」換句話說，我們實際存在的選擇就是高級研究小組所已指明的：我們究竟應採取公開敵對的態度呢，還是應當採取一種「正確」而「冷淡」的態度，從而由阿連德去強行造成對峙的局面呢。我促請總統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我表明，我寧可避免對峙，建議採取「冷淡而正確」的態度。
不過，有若干禮儀上的問題必須立即作決定，那就是關於我們對阿連德很快就要就職應如何正式表態的問題。我建議由龍·齊格勒宣佈我們已注意到阿連德當選，我們未來的關係要由智利決定；我們派遣一個小的、規格低的代表團由助理國務卿查爾斯·邁耶率領去參加就職典禮；恢復給智利軍方的軍援輸送。我建議，關閉我們設在智利的空軍大氣層試驗站（因為阿連德必定會關閉）；我們和各主要拉丁美洲國家政府協商，設法協調西半球各國對智利新總統的政策。
尼克松批准了我的全部建議。這些建議於十月二十一日傳達給各政府機構。智利國會十月二十四日投票選舉阿連德為總統。十月三十日我支持國務院的建議，即授權助理國務卿邁耶向阿連德致賀詞，說尼克松總統得知，智利人民給予了阿連德巨大的榮譽和責任。這不是一個熱情洋溢的賀詞。我主張這個賀詞用口頭轉達，不要寫成書面的，但在禮貌上要做到得體，以便讓阿連德選擇和解道路，如果他願意這樣的話。
十月三十日，阿連德宣佈組成他的十五名閣員的新內閣。重大的經濟和親信職務全部交給了共產黨（財政、公共工程和勞工）；經濟部長由一名很親近共產黨的無黨派人士擔任；四個職務由阿連德自己的社會黨員擔任（內政、外交、住房和總統秘書）；其餘七個職務由其他幾個激進的小黨派人士擔任。新外交部長克洛多米羅·阿爾梅達在過去由於欽佩中國共產黨人和古巴人曾採取過反蘇立場，可見他左到什麼程度了。
卸任總統弗雷於十月三十一日向智利國會發表了告別演說，他在演說中聲明，他打算作為阿連德政府的建設性的反對派繼續積極從事政治活動。他敦促智利人維護民主制度，要人們警惕不要把大學變成政治戰場。看來，他的演說反映了人們對阿連德統治下政治民主權利前途的普遍關注。
阿連德於十一月三日在國會的聯席會議上宣誓就職。他保證「維護國家的完整和獨立，維護和遵守憲法」。他還號召智利人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工作」，並作出必要的「犧牲」。有六十多個外國代表參加這次就職典禮，包括北越、中華人民共和國、東德和古巴的非官方代表團（古巴代表團由長期任共產黨領導人的卡洛斯·拉斐爾·羅德裡格斯率領）。波多黎各獨立黨的領袖們也應邀參加了就職典禮，這使人先嘗到了一點阿連德的反美偏見的滋味。有人在公開談到就職典禮盛況時，引用了阿連德的話說，他計劃，如果國會（在兩百個議席中，他們人民團結陣線只控制了九十個席位）拒絕接受他所倡議的政府「新形式」，便舉行全國公民投票。[23]十一月五日舉行群眾大會，三天的慶祝活動至此達到了高潮。阿連德在大會上發表演說，保證建立一個「工人階級共和國」，他指責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制度不平等。他暗示要大搞國有化計劃。
阿連德接見了查爾斯·邁耶。邁耶向他轉達了尼克松的賀詞。阿連德沒有表示他會採取和解的態度。他的政府的主旨已定。例如，過了幾天，切·格瓦拉的雕像在聖·米格爾工人階級區揭幕。拉丁美洲的一些革命鬥士，其中包括古巴工人聯合會的總書記出席了揭幕典禮，參加典禮會的群眾高唱智利和古巴的國歌。[24]
十一月六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在這樣一種氣氛下開會來審議我們對智利的政策的。也就在這一天，一則可靠的報道說，阿連德和智利民族解放軍這個為在玻利維亞推進革命而成立的激進團體的成員舉行了秘密會議。這個報道自然無助於改善會議的氣氛。據說，阿連德在那個秘密會議上保證，一旦他的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政權，智利將成為謀求通過武裝鬥爭「解放」自己國家的拉丁美洲各革命組織的援助和訓練中心。
雖然如此，尼克松還是接受了大家的意見，贊成採取「冷淡而正確的」態度。他表示擔心，阿連德成功地鞏固了政權會助長整個拉丁美洲所有我們的敵人的氣焰，還可能使許多騎牆派轉而反對我們。不過，他同意，如果我們採取公開敵對態度，反而可能對阿連德有利。因此，他決定採取體現在十一月九日發佈的指示中的政策。指示申明，美國公開的表態應「冷淡而正確，避免給阿連德政府以口實來喚起國內和國際上的支持以鞏固他的政權」。但是，指示也要求聯合起來施加壓力，免得「在智利建立的敵視美國利益和其他西半球國家的共產黨國家」得以鞏固。總統下令，不得給新的私人投資頒發保證書，已經發了的也應在可能的條件下停止生效，總統還下令，運用我們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影響，限制給智利的信貸或其他財政援助。暫時不再承擔新的雙邊經濟援助義務，但是，人道主義計劃作為例外情況處理。現有的義務應予以履行。
這個指示是嚴峻的，但在執行上不像措辭所說的那麼激烈、果斷（比如，在執行上，遠不及後來對智利的奧克斯托·皮諾切特或對尼加拉瓜的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的政策嚴厲）。智利政府無償沒收的新政策是為了打擊私人投資。政府火上加油造成的通貨膨脹（在阿連德死亡的那一天）達到了百分之三百五十的水平。中產階級受到摧殘。智利已無力償還一九七一年的國際債務。在這種情況下，不論美國在國際信貸機構中推行什麼樣的政策，從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三年智利的信用都會一落千丈。阿連德在他的一九七年競選宣言中（「人民政府的頭四十項措施」），曾保證「把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承擔的義務作廢」，在他一九七年提出的人民團結陣線綱領中曾宣稱，打算「沒收帝國主義資本……增加為我們的活動自籌資金的能力」。「對於含有限制我們主權義務的條約和協定，特別是智利和美國簽訂的互惠援助條約、共同援助條約或其他條約」，他認為「酌情複查、譴責或廢除是絕對必要的」。對他這樣一個人，任何國家的或國際的金融機構要是提供大量的信貸，都是不慎重的。
至於美國的互惠援助計劃，如前所述，贈與的援助已於一九六八年弗雷任總統時就終止。貸款計劃在一九六九年即已減到四千萬美元左右，到一九七年為七千萬美元。即便是在阿連德統治時期，作為例外的人道主義計劃也還為糧食用於和平計劃撥款一千六百八十萬美元，為救濟特別災害撥款二十五萬美元，還有美國贊成泛美開發銀行一九七一年一月貸款給智利的兩所大學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和平隊留了下來。阿連德在職期間，美國還批准提供四千兩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同意重新安排智利所負的約兩億五千萬美元債務的償還期，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智利提供八千兩百三十萬美元貸款的計劃，並確認以前承擔的為數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援助義務繼續有效。阿連德從各個來源得到的新的信貸加在一起將近九億五千萬美元，其中六億多美元是從共產黨國家借到的。[25]對於那些總想找點外部原因來說明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經營管理的經濟造成了災難的人來說，承認事實也許是痛苦的事；但是，使阿連德倒台的不是美國的經濟壓力，而是他的政策。
阿連德迫不及待地執行他的綱領。十一月十二日，他宣佈和古巴重新建立外交關係。重新建交的新協定是卡洛斯·拉斐爾·羅德裡格斯參加阿連德的就職典禮時簽訂的。這個新協定違反了美洲國家組織一九六四年通過的決議，該決議被阿連德指責為缺乏「法理和道義基礎」。第二天，美國國務院就作出了反應，發表了聲明，對智利未與美洲國家組織的協商機構打招呼便採取了行動「表示遺憾」。阿連德政府還迅速地和朝鮮代表團簽訂了一項條約，條約雖然沒有提及外交關係，但還是構成了事實上的承認。智利隨即退出了聯合國朝鮮委員會。
十一月二十日，阿連德對美國產業採取了第一個行動，他根據一九四五年勞工法下令接管了北印第安納黃銅和羅森·普瑞納公司控制的兩家智利公司的行政管理權。阿連德指責這兩家公司蓄意剝奪智利人的工作權利。他接著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共產黨的一次全體大會上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宣告，他的政府很快就要提出把美國公司、智利人和外國人的銀行與保險公司以及未指明的產業財產收歸國有的立法。據報道，他在提出這類立法的同時，很可能也提出提案，修改憲法中保證私有財產的條款，使政府可以接管廠房設備（如工廠、礦山）以及私人所有的土地（業已授權沒收）。在他發表了這篇演說後，又公佈了把大量基礎產業收歸國有的計劃，對產業、銀行業、商業和農業實行由中央計劃管理的措施。這些正是他一九七年的綱領保證要做到的。阿連德的財政部長向智利國會的一個委員會提出經濟計劃提綱，他把智利的經濟問題歸咎於「資本主義制度」，歸咎於外國的，特別是美國的投資商。
阿連德在一個月內就赦免了屬於戰鬥工人團的數以百計的革命恐怖分子。戰鬥工人團是一個比共產黨還要左的決意用暴力奪取政權的組織。在一九七一年一年內，特別突出地標誌著西半球團結破裂的一件事情是，菲德爾·卡斯特羅對智利作了一次長達近一個月的訪問。訪問結束時，還發表了聯合新聞公報，申明「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共同鬥爭和對世界形勢的共同觀點」，譴責「帝國主義」對越南的「干涉」，為「資本主義貨幣危機」和「社會主義陣營經濟、政治、社會和技術力量的日益壯大」而歡呼。
阿連德的女婿、古巴人路易斯·費爾南德斯·奧那，曾積極參與策劃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遠征，很快就在聖地亞哥的總統府擔任了要職。阿連德在現有的軍隊和警察系統外還組織了他私人的安全部隊，其成員基本上是戰鬥工人團的極端分子。他秘密進口了大量的古巴武器，把他的支持者武裝起來，為巷戰作準備。一個「按照憲法產生的」總統竟採取這種手法真是太有趣了。一萬到一萬五千名無需簽證的外國人前來幫助組織智利境內的游擊隊左派，並在鄰近國家進行恐怖活動。他們企圖推翻軍事機構，一九七一年，一群士官在總統默許下曾發動一次兵變，要接管海軍。
有人說阿連德是民主人士，這種話不管說得多麼天花亂墜，也不能叫人信以為真。智利最高法院於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審計長於一九七三年七月二日、眾議院於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後宣告，阿連德政府所採取的各項措施違反了憲法，超越了法律的範圍。促成一九七三年軍事政變的是在智利國內人們對他的不滿。這一政變的醞釀、策劃和執行我們都沒有插手。
在一九七年九月，這一切都還是難以逆料的事。那時我們未能阻止阿連德上台執政。我們準備同他和解，如果阿連德出乎意料想要和解的話。但是，我們也認為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阿連德說話算數，履行自己的諾言，因而我們也做好了準備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這就是智利在我們那個危機四伏的秋天中所處的地位。我們在約旦和西恩富戈斯都已得手，但是，在西半球，我們還要去面對繼續出現的挑戰。我們的討論磨煉了我們自己去對付將來其他危機的能力。我們所經受的各種考驗，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而且是緊接著我們在柬埔寨問題上慘痛的經驗之後出現的，因而更加錯綜複雜。我們既已擋住了別人強加於我們的挑戰，現在可以設法按照我們自己的目的去左右局勢的發展了。
[1] 見保羅·E·西格蒙德著《阿連德的倒台和智利政局，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六年》（美國匹茲堡，匹茲堡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八九頁。人民團結陣線綱領全文見喬丹·贊米特編《智利的社會主義道路》（美國奧斯汀，得克薩斯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五五至二八四頁。
[2] 見羅吉斯·德佈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連德的談話》（紐約，蘭多姆出版社，普及本，一九七一年），第一五九頁。
[3] 見羅吉斯·德佈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連德的談話》（紐約，蘭多姆出版社，普及本，一九七一年），第一一九頁。
[4] 見羅吉斯·德佈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連德的談話》，第一二頁。
[5] 見羅吉斯·德佈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連德的談話》，第一一八頁。
[6] 見羅吉斯·德佈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連德的談話》，第一一七頁。
[7] 見羅吉斯·德佈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連德的談話》，第一一八頁。
[8] 見羅吉斯·德佈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連德的談話》，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頁。
[9] 見羅吉斯·德佈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連德的談話》，第八二頁。
[10] 按照福特總統一九七六年改組情報系統的命令，第四十號委員會改名為行動顧問組。按照卡特總統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發佈的第一二三六號行政命令，一個稱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協調委員會的類似委員會行使同樣職能。
[11] 至少從肯尼迪政府以來，司法部長就一直參加該委員會監督隱蔽的行動。現在他已成為這個委員會的正式成員。
[12] 我看了一些由丘奇委員會公開發表的中央情報局的內部文電，特別是一九七年十月十五日以後發表的那些文電。看過以後我確信，我們本應堅持這些文電須經總統國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辦公室審閱，這和國務院的重要文電須經此辦公室審閱是一樣的。
[13] 新政是美國羅斯福政府為挽救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造成的嚴重後果而採取的政策。——譯注
[14] 見美國國會參議院研究政府情報活動特別委員會《關於暗殺外國領導人陰謀案的特別報告》，第九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第二二九頁。
[15] 所有這些數字都已經由國會的一些委員會公開發表。
[16] 我後來才知道，中央情報局的代表在七月下旬和八月間曾非正式地通知一些美國企業公司在選舉期間向什麼地方送錢。在白宮和國務院都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不管怎麼說，這也同樣太晚了。我自己的態度是：在智利的隱蔽活動統統應由我國政府進行。這不是私營企業的活動範圍。基於這個理由，我拒絕接受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為幫助影響智利選舉而提供的一百萬美元。我也許會同意這個目標，但肯定不會同意用這個手段。
[17] 科裡大使對阿連德勝利的後果不抱幻想。他在回答是否有可能達成某種臨時協議這一問題時說：「有意識地努力達成臨時協議是一種不切合實際的理論假設。阿連德政府在開始的時候在國內會慎重行事以圖維持一種按憲法和法律辦事的外表。但是，正如阿連德所說過的，他將堅決執行把美帝國主義當作西半球『頭號公敵』的政策。有些具體行動，包括把美國產業公司收歸國有，承認古巴、北越等等，使美國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同阿連德訂立臨時協議。除此之外，由於智利國家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很可能需要樹立一個外部『敵人』來證明加快進行革命是對的……阿連德這一派勢力必然作這樣的結論：一旦他就任總統，美國只好承認它自己無能為力。」
[18] 德佈雷著《智利的革命》，第一二三至一二五頁。
[19] 我在這裡想要討論的是：白宮是否知情，採取什麼態度，作出什麼決定並參與其事，而不是完整地闡述中央情報局的全部文電。我認為公佈第四十號委員會的討論情況是違反公共利益的。不幸，這裡所提的第四十號委員會文件早已由丘奇委員會公開發表。
[20] 弗雷後來堅決否認他會做任何違反智利憲法的事。科裡的消息是從弗雷的助手那裡得來的。這些助手很可能是未經授權擅自提供消息的。我們不管怎麼樣必須根據我國大使館所確認的事實辦事。
[21] 《台柱子警察部隊》是二十世紀十到二十年代在美國流行一時的一部無聲影片。這支台柱子警察部隊在執行任務時大打出手，錯誤百出，大鬧笑話。——譯注
[22] 這毫無疑問證明，我們事先並不知道維奧十月二十二日的陰謀。
[23] 與墨西哥城報紙《至上報》記者的談話，於一九七年十月四日發表。
[24] 見一九七年十一月九日《紐約時報》。
[25] 在阿連德任總統期間，智利從共產黨國家和西方國家共得到九億四千七百九十萬美元的新貸款，其中六億二千萬美元是蘇聯和其他共產黨集團國家提供的。這些數字不包括根據以前允諾繼續提供的貸款。比如，泛美開發銀行在阿連德時期便繼續向智利提供四千六百二十萬美元的貸款，事實上，這一時期該銀行每年提供貸款的平均數比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年任何一年所提供的貸款都大。見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一九七至一九七三年阿連德時期美國和智利的關係，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泛美事務小組委員會聽證會記錄》，一九七五年出版，第三二四、第四四七頁；美國國會參議院研究政府情報活動特別委員會《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三年在智利的隱蔽活動》，第九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工作報告，一九七五年出版，第三二頁；美洲國家間爭取進步聯盟委員會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提出的關於智利國內形勢和需要從外面籌款情況的報告（美洲國家組織叢書H/XIV，美洲爭取進步聯盟委員會/650號）V14至V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