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星期四凌晨一點以後不久，我乘一架總統專機啟程赴莫斯科。和我同行的有我的助手哈爾·索南費爾特、溫斯頓·洛德、約翰·內格羅龐特、彼得·羅德曼、兩個特工人員、兩個秘書，以及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因為這是他回到莫斯科去最快的辦法了。飛機上有一名蘇聯領航員，帶我們飛過蘇聯領土。
像往常的幾乎每一次出行那樣，動身時間選在使我能於深夜抵達莫斯科，這樣由於時間太晚，可以不再舉行嚴肅的會談。這保證我在參加重要的會談前能有一整夜的休息，減輕因高速飛行而引起的時差不適應感。我曾經兩次違反過這個原則，在通宵飛行後直接去同黎德壽談判，結果都使我在心理上付出了代價。當時，北越人的策略是用冰川流動那種低速度來消磨我們的精力，在每次會上重複同樣的基本發言稿，並且對我們所提的每一個建議，拒不承認它有絲毫可取之處。為了表示我們也和他們一樣有耐心，我通常的反應是講幾句逗樂的話，或者把同樣的問題重複來重複去，或者在輪到我發言的時候一再重複我早已表示願意作的讓步，就像它是一個新讓步似的。但是，每當我剛剛飛越大西洋直接去參加會談時，我發現我對北越人的無禮差一點就要發火——差一點就掉進他們為我安排的圈套。打那以後，我從不在經過長途飛行後立刻去參加談判。
我的莫斯科之行是秘密的，消息要等到我返回後才能公佈。幾個月來，蘇聯人一直敦促我秘密地去訪問，唯一的理由大概就是因為我曾秘密訪問過北京，而他們有權得到同等待遇！尼克松對秘密訪問也是歡迎的，因為除其他理由之外，這有助於推遲尼克松同他的國務卿之間的爭論。我贊成秘密訪問，因為這樣我就不必受輿論界和批評我的人事先定的規矩的掣肘。事後匯報情況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根據所取得的成果的來龍去脈講話，而不必按別人的期望、願望或虛構的口徑來談。
我是在同一天晚上當地時間八點左右抵達莫斯科的。我們的飛機滑行到軍用機場一個僻靜、黑暗的角落裡停住了。在舷梯跟前迎接我的是第一副外長瓦西裡·庫茲涅佐夫。他是蘇聯外交部一位葛羅米柯式的白髮蒼蒼的老外交家：很內行、守紀律、注重策略多於戰略。陪他來的是一位克格勃的將軍塞爾蓋伊·安東諾夫，他將負責保護尼克松的工作。中國的禮賓司把我當作安排總統活動日程的試驗品，而安東諾夫則拿我來試驗他的安全程序。
一個快得嚇人的車隊以幾乎是一百英里的時速把我們送往俯瞰莫斯科河的列寧山上的賓館大院，那裡離莫斯科大學這座斯大林時代的哥特式摩天大樓不遠。這些賓館的設計同北京的幾乎一模一樣；這種設計是經受了時間考驗的、向中國出口的蘇聯貨色之一。這些賓館樓房很像那些上層中產階級、白手起家的實業家的別墅，想用它們外貌的莊嚴和傢俱的規模來顯示主人新獲得的殷實地位。蘇中兩國賓館的主要區別在於佈局。中國賓館的各棟樓房坐落在大花園裡的小湖周圍，彼此可以相望，雖然有衛兵設崗，不能通行。蘇聯人怕有人不守規矩，不保險，把每棟樓房隔成獨院，有自己的圍牆和緊閉的大門。看不到任何其他住宅，只能望見河對岸廣闊無際的俄羅斯平原上的莫斯科城。
賓館極其舒適。在這裡，俄國人傳統的好客同蘇聯人出名的狡猾融為一體。在隨團工作人員可以當辦公室用的房間裡放著一個保險櫃。賓館經理盛情地請我們把機密文件存放在裡面。保險櫃是個搖搖晃晃的老古董，它的構造使人覺得裡面的部件很可能是活的；不難想像，放文件的隔板會像送菜升降機那樣，把文件送到樓下主人的手中，供他們在夜間慢慢研究。我們謝絕了這番盛情。我們的機密文件放在一個大錫盒裡，由特工人員加裡·麥克勞德在他醒著的時候加以看守。夜間，這個盒子放在他和另一特工人員傑克·雷迪合用的房間裡他們的床鋪之間。
也是在那次訪問中，我第一次得知如何使用「干擾器」。它是我帶來的一盤盒式錄音帶，它放出的奇特聲音就像幾十個人同時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話。我若要和同事們商談問題而不被竊聽，我們就聚集在干擾器周圍低聲交談。我們聽得懂彼此講的話，但據信竊聽的人不可能從嘈雜的錄音聲中分辨出真正的談話。究竟干擾器靈不靈，我們永遠沒有把握。只有一點可以肯定：誰想長時間地夾在這種令人麻木的噪聲中間同別人談話，他一定會精神失常。因此，我們不常用它。我們通常用省略語或彼此遞條子。有時，我和一位同事在園子裡散步，但即使在園子裡，我們也採取咬耳朵的辦法，因為維利·勃蘭特的安全人員曾經警告過我們，樹上也裝了竊聽器。我有一次對葛羅米柯開玩笑說，園子裡有一棵怪樹，它的樹枝跟蹤我的每一個行動。我們如此相信克格勃的手段高明，以致我們的秘書都用國內帶來的手提打字機，以免電動打字機的信號被我們慇勤的主人「遙測」去了。
晚上十一點，葛羅米柯和多勃雷寧到賓館來同我商量第二天的日程，我讓我的秘書朱莉·皮諾在場記錄。這顯然使葛羅米柯感到不安。他大概不願有人做速記記錄，所以他低聲地用英文講話，好像故意使她難以聽清。對工作人員記筆記，葛羅米柯並不在乎；使他不安的是女速記員。女速記員不知是冒犯了俄國人的大男子主義，還是蘇聯人的保密心理。（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幾年以後，勃列日涅夫在接見我時讓兩個蘇聯姑娘列席。這或許是專門做給我看的。）
葛羅米柯告訴我說，除了星期天以外，勃列日涅夫將代表蘇聯方面主持會談，星期天他要去參加他孫女的婚禮。我向他強調，我的首要使命是使越南問題不成為最高級會談的障礙。由於我們兩國有能力摧毀全人類，我們有義務改善兩國關係。現在我們有機會這樣做，但河內在進行阻撓。我受權就廣泛的問題進行討論，但我奉命首先要探討結束越南戰爭的辦法。葛羅米柯說，勃列日涅夫準備詳細討論越南戰爭問題，而這種表示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葛羅米柯用大部分時間來強調，蘇聯領導人如何重視最高級會談，以及他們多麼認真地在準備同美國總統會晤。葛羅米柯在我們的B-52飛機大規模轟炸海防地區後才四天就如此積極，使我強烈地感到，可以利用最高級會談約束蘇聯的行動，同時我們可以放手推行自己結束越南戰爭的計劃。
籌備最高級會談
到一月二十一日多勃雷寧興高采烈地從莫斯科回來時，最高級會談的籌備工作已扎扎實實地開始了。他說，他同蘇聯領導人有過重要的交談，後者熱切希望最高級會談取得成功。他帶了一封勃列日涅夫給尼克松的信，主張雙方「對最重要問題的關鍵方面定期交換意見」，以此著手進行有關最高級會談的「實際工作」。他指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東問題；歐洲安全；消除貿易和經濟合作方面的障礙；擴大雙方在外層空間、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方面的科技交流。他表示希望以最高級會談作為期限，爭取在莫斯科就若幹上述的領域簽訂一些協議。在信的結尾部分，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保證「我們極其重視即將同你舉行的會晤，也十分重視這次會晤能在怎樣的形勢下舉行」。這一笨拙的短語透露了蘇聯對尼克松的中國之行感到不安，或許還透露了勃列日涅夫預感到越南的前景不妙。
我告訴尼克松說，多勃雷寧表現得「過分熱情」。他把越南僵局怪罪於中國人——他總是下意識地提醒我們可以設法利用蘇聯的敏感反應。我向他提出警告：如果對方發動攻勢，我們將報之以盡可能強烈的行動，不論這種行動對美蘇關係會有什麼影響。在同尼克松商量後，決定我應接受他們的邀請去莫斯科，條件是：莫斯科應為停止越南戰爭採取某種行動，最好是安排一個受權來解決問題的河內方面的談判代表。
最高級會談的籌備工作這時加速了，而且像通常一樣，一開始就引起了一場內部爭論：究竟是由羅傑斯國務卿還是由我來負責這次籌備工作。那時我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已經惡化到這樣的程度，以致連共同負責的門面都裝不起來了。有一個很說明問題的跡象，就是一年一度圍繞起草和出版向國會和公眾做的長篇外交政策報告的鬥爭。接連三次，在總統發表外交政策報告的同時，國務院發表了它自己的同樣內容的長篇報告。過去，總統不提出外交咨文之前，國務院自己從未出過這種報告；從那三次以後，它再也沒有發表過這種報告。從理論上說，這兩份報告應該是相輔相成的。由我和幾位同事起草的白宮的咨文是一份較短的分析性文件，只談總的原則。國務院的那份報告則反映了那個部門官僚機構的需要。報告是由委員會草擬的，因而比較模稜兩可，同時又包羅萬象，因為各個局的局長和各個地區司的司長都堅持要把他所主管的問題列在報告之內。於是，就不可避免地搞出一個羅列各地區和各專業問題的冗長的清單。白宮和國務院每年都有激烈的爭論，問題之一就是先發表哪個報告。當然，像預料的那樣，總是先發表總統的報告。這種競爭並不總是圍繞國策問題。我總是設法使總統的報告多少提到羅傑斯國務卿的作用，但強調的當然是總統的關鍵作用，這樣也就包含著突出我自己的意思。國務院也毫不遲疑地參加這種競賽。國務院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報告提到總統的地方有一百七十二處，提到羅傑斯的地方有九十六處，而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一處，即在重印總統中國之行的公告全文時，他們無法刪掉我的名字。那份報告登了四張總統的照片，八張羅傑斯的照片，沒有登一張我的照片。這足以反映那一年的活動嗎？在那一年裡，我秘密訪問中國一次，同北越人秘密會談七次，更不要說在限制戰略核武器談判中的突破和關於柏林的協定了。上述統計是我手下一名工作人員做的。我不知道哪一方面更小氣些，是國務院對我的冷落呢，還是我對冷落的計較。
正是在這種氣氛中，羅傑斯於三月十四日向總統呈送了一份報告，說他打算「親自負責」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籌備工作。熟悉尼克松脾氣的人都知道，他是不會同意的。霍爾德曼奉尼克松之命發去一份措辭謹慎的批復，要求國務院同多勃雷寧的每一次接觸都得事先經白宮批准。這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於是尼克松在三月十七日我同多勃雷寧會談的時候突然走進屋來告訴多勃雷寧說，籌備最高級會談的所有重要工作都由我主管。關於經濟關係和科學文化交流方面的技術性談判，則交由內閣各主管部門在國務院指導下進行，但主要的政策性問題將通過現在這個渠道處理。
我們對勃列日涅夫一月來信所列舉的幾個問題並不同樣感興趣。我們準備完成限制戰略核武器的談判。我們認為，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應放在西德聯邦議院批准了德蘇條約之後，我們把這些條約看成是誘使蘇聯在總體上、特別是在越南問題上克制自己的因素。至於中東，我們認為按照蘇聯迄今提出的條件是不可能解決的。我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在那個地區的策略，與其說是通過合作謀求解決，不如說是為了證實蘇聯的影響有限——只要蘇聯繼續支持阿拉伯人的極端主張，我們就遵循這種策略。至於經濟和技術協定，多勃雷寧很懂得我們把問題聯繫起來的做法，他知道在基本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我們是不會締結任何協定的。當然，隨著籌備工作的進展，我們將不得不草擬一份公報。
在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中，重大的分歧已經壓縮到只有三個。蘇聯當初堅持在研究限制進攻性武器系統之前必須先締結一項限制反彈道導彈的協議，但是他們在一九七一年五月的公告中同意這兩個問題可以同時討論。然而，如何限制反彈道導彈的問題尚在爭論中。我們堅持要允許我們有兩個反彈道導彈基地（即我們正在馬姆斯特羅姆和格蘭德福克斯修建的兩處，或者其中的一處再加上華盛頓），而蘇聯的系統則限於現在莫斯科附近的那一處。蘇聯則主張平等；雙方都應該可以放手保護自己的首都，同時保持同等數量的導彈。由於蘇聯的導彈基地比我們的小，這意味著按照這項建議蘇聯將有三個基地來對我們的兩個。第二，我們已同意凍結洲際導彈的部署，但凍結的期限沒有定。蘇聯方面，按它慣常的做法，一開始只提議凍結一年半到兩年。我們則主張五年。到我去莫斯科的時候，蘇聯方面暗示他們或許可以同意凍結三年。第三個問題是蘇聯方面根本不願意對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加以限制。
我們在談判中的立場，總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我們在國防預算上單方面作出的決定的影響。我對於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的立場和我們在防務問題上的決定相互越來越背離的狀況感到不安。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我給萊爾德寫信，把總統對一九七三財政年度國防預算的決定告訴他。我在信中說，一個堅強的防禦態勢對執行我們的外交政策至關緊要，特別是在來年，「因為我們在外交上將要採取主動行動，要求我們從強有力的地位而不是虛弱的地位進行討價還價」。為了能在談判中施加壓力，新的預算應安排修建四處反彈道導彈基地，儘管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一旦達成協議，可能規定我們只能有兩處。我也請萊爾德考慮贊成「一項擴大的戰略潛艇計劃」，並且要以一種蘇聯方面很容易看得見的方式實施這項計劃。我告訴萊爾德，總統指示為了實現以上目標應該大大增加國防預算。
關於反彈道導彈的這個指示，遭到了總統給國防部的其他許多指示同樣的命運。反對的勢力太大了。三軍不願意把他們寶貴的採購撥款用來發展反彈道導彈，因為國會通過一再削減經費，已經使反彈道導彈的計劃不再具有軍事價值。而五角大樓的支持充其量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參院軍事委員會早在一九七一年就拒絕批准修建兩個以上的基地。國務院傾向於完全禁止反彈道導彈，它支持傑勒德·史密斯關於最好只建一處基地的意見。史密斯三月十六日在參院軍委會作證，表示支持該委員會已經得出的結論。他說，在他看來，批准修建兩處就夠了；修建更多基地所需的錢可以暫時存放起來，待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有結果時再說。既然談判快要進入高潮，最高級會談在兩個月內就要召開，總統關於擴大反彈道導彈計劃的決定實際上等於被駁回。
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問題更為複雜。本屆政府並沒有在造這種潛艇；前幾屆政府在造了四十一艘攜帶北極星式和海神式導彈的核潛艇，達到最高限額後，就停止建造核潛艇了。蘇聯則開始時每年約造八艘新的潛艇，總共攜帶九十六到一百二十八枚導彈，視潛艇類別而定[1]。到一九七二年，蘇聯有四十三艘潛艇已經下水或正在建造。我們估計，到一九七八年他們潛艇的總數將超過八十艘。
當時，我們面臨一項重要的武器採購決定，這項決定反過來會決定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的立場。我們有兩種選擇：或者迅速開始生產一種改進型海神式潛艇，或者等到有了全新的三叉戟潛艇後再購買，這種潛艇最早要到一九七八年才能生產出來。如果我們選擇建造改進型海神式潛艇，我們就寧願使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不包括在戰略武器凍結項目之中；這樣我們就能通過迅速建造新潛艇而同蘇聯競爭。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決定投資於新的三叉戟計劃，那麼我們就得堅持把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包括在凍結項目內，以便凍結蘇聯的數目，而同時我們自己則得以在條約規定的五年內研製成我們的新的武器系統。
五角大樓基於充足的理由選擇了發展三叉戟的計劃。把我們的資金用在研製新的一代潛艇和導彈上，比用來改進原來的海神系統要好。如果突擊建造新的海神式潛艇，就會佔用許多船塢，影響其他的造船計劃。萊爾德國防部長在一月四日的備忘錄中，穆勒海軍上將在三月八日核實小組的會上，以及他們兩人在三月十七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都慷慨激昂地爭辯說，寧願在一九七八年得到一種新一代的潛艇，即便在此期間少得幾艘戰略潛艇也在所不惜。海軍作戰部長埃爾莫·朱姆沃爾特海軍上將也持這一立場。[2]萊爾德歸納了反對建造現有型號潛艇的各種方案的人的意見，他說：「這類方案……都是一種應急的權宜之計，而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建設性的長期計劃，因此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都可能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然而，如果我們決定要三叉戟，我們就得在談判中迅速就凍結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達成協議。這項協議要在蘇聯知道我們已經決定在凍結期間不再建造導彈潛艇之前就談成，否則就沒有什麼動力來促使他們同意凍結。我們還可能面臨最糟糕的局面，即蘇聯放手大幹，而美國則在好幾年內不建造新的海基導彈。如果不凍結包括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在內的進攻性武器，那麼對我們不利的數量差距就會逐月擴大。但是，在我們自己沒有發展計劃，而且在五年內不可能有發展計劃的情況下，我們怎樣才能誘使蘇聯停止它的計劃呢？一月十八日，萊爾德想出了一個極妙的辦法。他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建議迅速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凍結進攻性武器的協議；為了使我們在潛艇問題上有討價還價的本錢，他主張同意蘇聯可以繼續建造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系統（當然建造的速度要放慢些），但條件是：每造一枚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就得拆除一枚老一代的洲際導彈或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我們估計蘇聯約有二百零九枚老一代的洲際導彈和裝在核動力潛艇上的三十枚老一代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即共約二百四十枚。如果蘇聯採納這一選擇，全部以新換舊，我們就可排除掉他們幾百枚投擲重量很大的老一代導彈，這種導彈因為易受襲擊，只能被蘇聯用來作為第一次打擊力量。同時，我們就可以使蘇聯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總數，比穆勒海軍上將估計他們有可能建造的少將近二百枚。
核實小組在三月八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體會議在三月十七日審議並總的來說贊同了萊爾德的方案（但總統像慣常那樣，沒有立即最後拍板）。在三月八日的核實小組會上，傑勒德·史密斯和副國務卿約翰·歐文都力主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問題留給總統帶到莫斯科去談判。我表示反對說，一個牽涉到這麼多技術判斷的問題，要總統在最後一分鐘去進行談判，實在使我感到害怕。我擔心急於解決問題的壓力可能太大，以致不能得到一項合理的結果。（這場爭論從事後來看有諷刺意味，因為後來有人批評說，在莫斯科最高級會談期間談的問題太多，而且時間太緊。事實上，除了一個問題外，所有的重大問題都是在最高級會談前就解決了的，而那一個問題又遠沒有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問題複雜。）
總統同意我的意見，但是為了避免同他的軍備控制談判代表和國務院爭吵，他叫我通過那條特殊渠道把萊爾德的方案告訴多勃雷寧。如果蘇聯接受，我們就可以去同我們的官僚機構爭辯；如果蘇聯拒絕，這也沒有什麼壞處，倒可以省去許多內部爭吵。我在三月九日執行了這項任務，我以探討性的口氣把這個方案作為我自己打破僵局的設想提了出來；多勃雷寧似乎不感興趣。於是我威脅說，我們將著手突擊建造潛艇。（當時，報紙上正開始攻擊萊爾德的三叉戟計劃，主張我們放棄建造新的一代潛艇，以換取暫停建造一切潛艇。輿論界的這一批評運動削弱了我那句威脅性的話的影響。）[3]多勃雷寧的論調同批評我們的人的論調一樣：他認為最好只就反彈道導彈問題和凍結洲際導彈的問題達成協議，而把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問題留待將來解決。我堅持說，我們不會對蘇聯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放任不管。多勃雷寧說，那就很可能出現僵局。到四月初，多勃雷寧暗示說，蘇聯領導人正在研究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問題，但他絲毫沒有透露他們研究的結論。我動身去莫斯科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停留在這個地步。
通過我和多勃雷寧這條渠道討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最高級會談的最後公報。一月二十一日，多勃雷寧小心翼翼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問我們的設想是要發表一個列舉雙方討論的各項問題的單一文件，還是願意另外發表一項「原則宣言」。蘇聯人對搞原則宣言很有癮頭。他們大概認為這種宣言確認了他們的平等地位，並且可以用來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在雙邊關係上正在取得重大的進展。也許由於俄國歷史上的原因，使他們重視唸經式的、冠冕堂皇的宣言和顯眼的象徵。不論出於什麼原因，當我們的最高級會談籌備工作大力開展起來的時候，蘇聯已經同法國蓬皮杜總統和土耳其各簽訂了一長篇充滿熱情言辭的「原則宣言」，同加拿大也簽訂了一項協商議定書，更不用提同西德簽訂的那個互不侵犯條約了。我對多勃雷寧的提議未置可否，雖然我知道我們準備在訪華的公報中聲明若干原則。我認為避免給人以存在某種美蘇共同統治的印象是重要的，所以我一直拖到完成了中國之行以後才著手同蘇聯討論公報的草案，以免消息傳到北京，引起誤解。
尼克松和我都認為，鑒於早有先例，要想避而不搞原則宣言是不容易的。因此我們想利用原則宣言達到某些積極的目的。我們可以闡述我們主張的國際克制原則，類似一九七年十月尼克松在聯合國的演講中所闡述的那些。這些原則如果付諸實施，就可以緩和緊張局勢，而如果被違反，就可以用來動員人們共同反對蘇聯的咄咄逼人行徑。所以，二月七日（仍然是在北京的首腦會晤之前），當多勃雷寧再次提到這件事的時候，我告訴他，我們將樂於看到蘇聯的方案。多勃雷寧很機靈，不肯拿出來；他怕蘇聯政府提出的草案有可能被拒絕。至少，公報的最後文本將表明蘇聯作了重大的讓步。三月九日，也就是尼克松的中國之行以後，多勃雷寧建議我們用蘇法宣言作範本。我再次要求拿到一份蘇聯的草案。多勃雷寧不同意，他的理由是：一旦有了一份蘇聯的草案，今後任何修改都須經過政府的批准了；遠距離的談判將會是極其麻煩的。
到三月中，我覺得北京最高級會談已經過去了一段足夠的時間。三月十七日，我得到總統的批准，交給多勃雷寧一份公報草案，像《上海公報》那樣列舉了我們認為應該用以指導美蘇關係的原則。我們強調了雙方要克制，不干涉他國內政，放棄為謀求單方面的好處而施加壓力。他當時沒有表態。直到一個月後我到達莫斯科之前，關於這個問題再也沒有聽到什麼新的意見。
在中東問題上，多勃雷寧要同我進行對話，實際上是企圖強迫推行極端的阿拉伯計劃。這同我們的戰略是矛盾的，起碼當蘇聯的軍隊和顧問還如此顯眼地待在埃及，而蘇聯還在支持阿拉伯激進派的時候。當我就以色列的安全問題提出反提案時，他很快就失去興趣了。
在其他方面，我們利用五月要開最高級會談的前景，催促我們兩國的政府機構就適合進行雙邊合作的各種技術項目草擬詳細的協定。這些協定並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但它們可以顯示美蘇兩個產業大國在許多領域有著共同的利益。一旦讓我們的政府機構放手去幹，它們就把多年來擱置一邊的項目都挖了出來，並且以最高級會談為期限，迅速地一一談定。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白宮和各部之間爭功勞的無休止的競爭。例如，在二月份達成了一項擴大美蘇民用航空服務的協議。按照通常做法，這個協定於三月十七日在國務院簽字。三月二十二日，我給總統寫便條告知其事時，尼克松在便條上批示：「基：設法在功勞簿上給我們記一筆。」
後來，終於達成了一種妥協，既滿足了各部希望人們承認談判是由它們搞的要求，也滿足了尼克松堅持要分享榮譽的願望，決定把大部分雙邊協定的簽字儀式推遲到最高級會談期間。在莫斯科，將由負責談判這些協定的各部的部長在滿面笑容的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面前在協定上簽字。羅傑斯簽署衛生和科技協定；海軍部長約翰·沃納簽署防止海上事故的程序的協定。由於某種現在回憶不起來的原因，尼克松決定自己簽署環境保護協定。推遲這些協定的簽字儀式的後果之一，是無意中建立了一種連鎖關係。如果最高級會談開不成，那麼蘇聯很想要的這些協定就不能正式生效。
在經濟方面，我們受到蘇聯和國內的雙重壓力。我在第五章裡已經說過，本屆政府執政初期，蘇聯方面已經表示希望發展貿易。一九七一年秋天，當終於商定要舉行最高級會談以後，葛羅米柯就正式向尼克松提出了這個問題。接著多勃雷寧建議由兩國貿易部長進行互訪。十一月底，商務部長莫裡斯·斯坦斯訪問了莫斯科，他回來時熱烈稱頌蘇聯的好客，並樂觀地認為對蘇貿易將出現高漲。其實存在著三個障礙：給蘇聯最惠國待遇的問題、蘇聯欠下的租借法案債款問題和用貿易作交換條件的問題。美國給蘇聯的最惠國待遇是在朝鮮戰爭期間取消的；恢復這種待遇雖然不會對我們的貿易有多大影響，但卻有相當重要的象徵意義。然而，沒有國會的支持就不可能給予最惠國待遇，而要取得這種支持就必須解決一個二次世界大戰時留下的老問題，即要蘇聯償還租借法案欠款。蘇聯對要求他們償還在反對共同死敵的戰爭中給予他們的援助一事十分反感，他們在那次戰爭中蒙受了最重的人員犧牲。國會則認為，起碼應償付我們所給的消費品，尤其是因為英國已經按照這個辦法結算了。於是，最惠國待遇和租借法案欠款就聯繫在一起了；而直至一九七二年初，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仍然沒有結果。美國要求八億美元來算清這筆賬，蘇聯只願意出三億美元。他們還表示有興趣購買糧食——不過他們玩牌太巧妙，一直沒有露底，等我們發現他們的需求的迫切性，時間已經太晚了。
莫裡斯·斯坦斯所遇到的第三個亦即最後一個障礙，就是拿貿易作交換條件的問題。白宮決心要在政治問題取得進展以後，而不能在這以前擴大貿易。尼克松和我一致認為，在出售糧食的問題上，步驟要慎重（所以把農業部長厄爾·巴茨的莫斯科之行推遲到四月）。我們決定把解決租借法案欠款作為最惠國待遇的先決條件。我們決定在越南戰爭停止之前，不同他們搞西伯利亞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的聯合開發。簡單說來，我們要使經濟關係取決於在對美國有重要意義的外交問題上是否取得進展。
我們發現很難說服斯坦斯理解這個方針的明智性。我對他說，根本的問題在於：「是我們利用他們，還是他們利用我們。」他拒絕這個論點；在他看來，貿易本身就是好事；貿易的定義就意味著互利。他是一個保守的共和黨人，但他卻加入了批評我們的自由派大合唱，這些人繼續把美蘇貿易的一切障礙斥之為過時的冷戰遺產，並且把那種用貿易作交換條件的主張指責為頑固阻礙緊張局勢的緩和。斯坦斯不斷來懇求我多給他一點活動餘地。當我們堅持原來的政策時，他的同事們就向報界抱怨，或者斯坦斯本人就對多勃雷寧說，真正妨礙擴大貿易的是白宮。他這樣做無意中證明了我們的策略是可取的。多勃雷寧對美國人的作風很熟悉，他並沒有輕易放過一個部長去向一個共產黨大使抱怨自己在政治上受到束縛的現象。但是多勃雷寧向我解釋說，莫斯科把斯坦斯的熱情看成是一種巧妙計策的組成部分。斯坦斯本想表示他個人的善意，卻被莫斯科認為是我的辦公室導演的一種特別巧妙的政治壓力。
所有這些政策性的問題，其中許多是聯繫在一起的，都將在我去莫斯科的時候受到考驗。但是，到我將要出發的時候，壓倒一切的問題卻是北越軍隊在三月三十日發起的攻勢。能否誘使蘇聯為了最高級會談的緣故而對它的代理人施加壓力？還是我們自己會被蘇聯擺佈得不敢對北越的挑戰作出軍事反應？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尼克松在四月十二日決定讓我去莫斯科和我動身去莫斯科之間的一周時間內明顯地表現出不安。他擔心蘇聯會在越南問題上採取拖的策略，從而妨礙我們作出反應。我倒覺得更大的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可以利用最高級會談即將召開這一事實來阻滯蘇聯的反應，從而離間河內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
在我動身前，尼克松發出他慣常的指示，要我採取強硬路線。這並不特別；每次我出發去參加談判時，他總是這樣指示的。這次，它同我自己的意見並不相左。現在河內已把它的全部軍隊投入了攻勢，我強烈主張要攤牌。我深信一旦挫敗了河內的攻勢，談判就勢在必行。另一方面，我認為莫斯科不可能發一道聖旨就使戰爭停下來，也不能期望它公開背叛它的盟友。河內那些獻身的革命者打了一輩子的仗；他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物資，不管莫斯科如何施加壓力，都能夠把攻勢進行到底。他們把戰爭勝利的希望寄托在這次攻勢上；莫斯科要命令他們停止，現在已經為時過晚。要挫敗這個攻勢全得靠南越，還有美國，採取必要的措施。莫斯科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代理人，但它如果默許我們的反應，我們的事當然會好辦些。
我在一份備忘錄裡向尼克松闡述了我建議採取的策略。我說，我將向莫斯科說明，「你（尼克松）打算採取必要的軍事措施以制止共產黨的攻勢；從這個意義上說，你準備使對蘇關係服從於越南局勢當前的需要。」我還說，我將堅持要先討論越南問題，「然後才轉入討論同最高級會談有關的美蘇關係的各項實質性問題」。我將要求北越
停止他們越過非軍事區的入侵；把入侵的三個北越陸軍師，連同裝甲車、大炮和防空設備一起撤回北越；全面恢復一九六八年的各項諒解，包括充分尊重非軍事區和不對南越主要城市進行炮轟。
如果同意以上各點，那麼我們將在其執行過程中相應地減少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海空轟擊，並且在做到前述各點時完全停止這種轟擊。
我在備忘錄中分析說，蘇聯想得到的好處在於他們同我們的總的關係。
蘇聯要對共產黨在越南的攻勢負相當大的責任，因此不能因為他們施加影響來促成逐步降級而期望我們給予「獎賞」。儘管如此，為推行我們的總方針而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策略大概是：使勃列日涅夫感到存在著廣泛改善美蘇關係的前景。
換言之，胡蘿蔔加大棒。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採取為打垮河內攻勢所必需的軍事措施，不管這樣做會使蘇聯感到多麼難堪，不管它會不會危及我們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以及不管國內定將出現的一片喧鬧。同時，我們將把大大改善美蘇關係這根胡蘿蔔懸掛在蘇聯領導人的面前。我向尼克松陳述了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歐洲安全和他的訪蘇公報等問題上我將要採取的立場。我將把經濟關係同政治上的進展，包括蘇聯在越南問題上給予的幫助，聯繫起來。
尼克松用草簽的方式批准了我的備忘錄，並批注說：「好，按本人口頭指示修改。」至於這些口頭指示的詳細內容，要等尼克松的有關錄音帶公佈之後才能介紹。我的唯一的資料來源是當時在一個黃拍紙本子上記下的筆記，這種本子是白宮橢圓辦公室的標準用品。從當時的筆記來看，給我的指示不免有尼克鬆通常的那種誇張語言。他要我著重說明蘇聯和美國是對國際和平負有最大責任的兩個國家。這次最高級會談有可能成為「本世紀」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會晤。最高級會談前，在越南問題上必須取得「進展」。我的筆記裡還記載有我應怎樣向勃列日涅夫介紹尼克松的特點，即：「乾脆、誠實、堅強……相信宿命論——大選對他來說不是主要的。他絲毫不被輿論所左右。沒有第二個總統可以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達成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另一方面，除非在越南問題上取得進展，否則國會就會反對經濟上的交易。我應轉達總統本人對勃列日涅夫的敬意。在公報中我應強調按單一標準行事的必要性；我們不能接受那種認為蘇聯有權在世界各地支持解放運動但卻又堅持在它的衛星國範圍內實行勃列日涅夫主義的主張。
尼克松的口頭評論大部分是對我在備忘錄中提出的基本方針的發揮。如果我們之間有分歧的話，這種分歧在他和我的談話中是不明確的，也不是由於這些談話而引起的。他這次對我說的話同歷次派我出國起程前的指示基本上是一樣的。但不久後，明顯地可以看出我們在著重點上有重大的分歧。
事實上，就在我乘飛機前往莫斯科的時候，這種分歧就開始出現了。這是第一次我們兩人之間在有關一次重要談判的方針問題上明顯地缺乏完全一致的意見。尼克松把電報拍到我的座機上來。他說，經過一段思考，他深深地認為我應該立即談越南問題，而不讓勃列日涅夫用其他的話給岔開。我應該堅持談越南問題，直到勃列日涅夫和我達成「某種諒解」為止。尼克松說，如果莫斯科保持它全力支持河內的公開立場，批評我們的人就會認為我的莫斯科之行失敗了。「附帶指出，在對蘇關係上將遠比在對華關係上難辦。我們從來沒有假裝成好像同中國人在越南問題上取得了進展。另一方面，我們卻要設法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我們同蘇聯人取得了某些進展。」為了避免上述危險，他要我在關於我這次訪問的公告中加上一句話，或者明說，或者暗示，越南問題將是最高級會談日程上要優先討論的題目之一。此外，尼克松要我堅持已經商定的計劃，即作為我們停止轟炸北越的先決條件，要求把參加這次攻勢的額外的北越部隊撤回非軍事區以北。
這是一個奇怪的指示，一方面太軟，另一方面又太硬。我在讀這份電報時，在上面做了一點筆記，以便作答。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假裝」取得了進展，而是實際的進展。尼克松關於要把越南問題公開列入最高級會談議程的指示，在我看來是「過於拖拉」。這樣的公告會使我們在最高級會談結束前難於對河內進行報復。我通過黑格給尼克松回電說：「我認為，發表一個聲明把越南問題推遲到最高級會談去討論，這不是一個好主意。我們現在勢頭最大，而河內卻在這次戰爭中第一次有所退卻。另外，最高級會談是我們討價還價最好的籌碼之一。因此，我們必須現在就取得某種具體的成果。」
尼克松很快就回電表示同意，這個困難似乎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好景不長。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我和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會見安排在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點鐘。事先，多勃雷寧來拜訪我，看看一切是否正常。我相信多勃雷寧是真誠地獻身於改善美蘇關係的；他急於設法保證不發生什麼出乎意料的事來敗壞他的辛勤勞動的成果。他顯然對於總書記將如何行事沒有把握，這位總書記在外交政策方面經驗有限，只是在近兩年才同外國領導人經常有所接觸。
事實說明，多勃雷寧的不安是沒有根據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我們下榻的別墅中最大的賓館樓裡等著我們。葛羅米柯和多勃雷寧站在他的兩旁，他的助手安德烈·阿歷克山德羅夫侍候在他後面一步遠的地方。列寧、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這位繼承人熱情地歡迎我。事先一定有人勸他要注意行為檢點，而他的本性卻又愛好交際；這兩種相反的傾向顯然使他不知所措，所以他時而拍拍我的肩膀，時而又一本正經。他引我進入一間餐廳，桌面上鋪著綠色的檯面呢以表示將在這裡進行談判。我感謝他的熱情歡迎。勃列日涅夫開玩笑地說，他們希望能使我感到更加熱火。我問這是一種威脅還是意味著一種愉快的前景。勃列日涅夫答稱，蘇聯不贊成搞威脅——這是令人高興的消息，而且使我感到頗為新鮮。
這樣，在兩個月的時間內，我同兩個共產黨大國的強有力的領導人都會了面。勃列日涅夫和中國人大相逕庭。這兩國領導人都領導著多次遭受過外國入侵的幅員遼闊的國家。但是，由於文化、歷史和個人經歷的不同，產生了他們個性和風格上懸殊的差別。毛澤東和周恩來代表這樣一個社會，它在行政管理藝術方面具有最悠久的連續經驗；他們代表這樣一個民族，它的文化一直為本地區之冠。中國同化了征服者，使他們歸化於自己的社會方式和思想作風，從而證明了自己內在的力量。中國領導人瀟灑、自信、安詳。勃列日涅夫則代表這樣一個民族，它生存下來並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是因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離於歐亞之間，既不完全屬於歐洲，也不完全屬於亞洲，他們的文化傳統已經被破壞，但還沒有完全被取代。他老是試圖用吵吵嚷嚷的言辭來掩飾他的缺乏自信，有時則靠嚇唬人來掩飾他的外強中乾。
勃列日涅夫很注意體面。在我那次秘密訪問期間，他很自豪地安排我參觀尼克松將來的住處，即克里姆林宮寬敞而豪華的「沙皇套間」，並明顯地期待著我表示讚許。中國領導人是絕不可能這樣做的。順著走廊，在每兩個窗戶之間都有巨大的花瓶立在大理石的基座上。每個花瓶都套著布罩，只有一個花瓶例外，這是為了給我看耐心的勞動把花瓶擦得多麼光亮。據解釋，為了保護光澤，布罩要等到尼克松抵達前一小時才揭下來。這一切隱約反映著一種內心的不安，一種可憐的防禦心理和脆弱感的混合體，它同那種專斷的個人作風不大相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的性格在這一點上有共同之處。
當然，沒有強硬的手腕，誰也不能登上共產黨的最高統治地位。然而，中國領導人的魅力掩蓋了這一特性，而勃列日涅夫笨手笨腳的粗暴作風卻強調了這種特性。中國人即使在最融洽的氣氛中也保持一定的距離。體魄引人注目的勃列日涅夫，卻總是使同他對話的人感到壓抑。他的情緒迅速變化，他的情感流露在表面。這種風格的不同似乎也反映在中國菜和俄國菜上。中國的烹調很細膩、精緻，而且變化無窮。俄國菜很扎實、直截了當，而且不出所料。吃中國菜用文雅的筷子；吃俄國菜用手大概也不成問題。吃完一頓中國飯，感到心滿意足而不撐，下次還想再吃。吃完一頓俄國大菜，感到很膩，不堪面對再吃一頓的前景。
我們頭一次遇到的中國領導人自己就是革命家。毛和周親自開創了他們心目中的歷史新時代。勃列日涅夫已經是革命的第四代繼承人——同西方國家相比，四代為數很少，但已經足以使他背後有漫長的傳統。中國人從他們親身的英雄經歷，特別是史詩般的長征中得到鼓舞。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們的長征則是共產黨制度中野蠻的爭奪和官場的傾軋。他們一輩子在向上爬，在把有勢力的馬克思主義同事擠開（或者消滅掉）。通過一次次的繼承，他們的戰略理想也許有所磨滅，但是他們的策略技巧卻越練越精。
在六十年內，一共只有過四個蘇聯領袖，這個事實對於蘇維埃制度，或許對於任何一個共產主義制度，是很說明問題的（當然，蘇聯被這個問題纏繞的時間最長）。沒有一個共產黨國家解決了有規則的繼承問題。每一個領袖不是在在職時去世，就是經過類似政變的程序被取代。帶著榮譽退休的人是罕見的，這種做法對於最高領袖則是從未有過。除列寧以外，沒有一個蘇聯領導人的名譽在他死後得以保持不變。在每一個共產黨國家內，都是由一個領導集團奪取了政權，他們一起老化，最終被一批繼承人所取代，而這批人之能夠爬到頂峰則取決於他們掩飾自己野心的本領。在向上爬的時候，他們經常面臨不測的風雲，而即使在取得最高權力以後，也總有一種暫時感，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繼承人很可能會不讓他們在歷史上享有應有的榮譽，而這正是大多數政治家追求的東西。這種基於歷史真理性的政治制度卻不承認其信徒在歷史上的作用——這真是莫大的怪事。他們為了長期執政，得付出最終被遺忘的代價。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我會見他的時候，顯然是蘇聯的最高領袖。但同樣明顯的是，他還沒有掌握全部權力，而他的體力卻已經在開始衰退。在首腦會議期間，他特別注意使柯西金總理和波德戈爾內主席也參加雙方的會晤。即使在同我的第一次接觸中，他就給我留下印象，他是在闡述一個集體商定的立場，而他又有義務向這個集體匯報。（當然，故意讓人看到自己沒有機動權也是一種有效的討價還價的手段，我自己有時也使用過。）勃列日涅夫看來有權對一個集體商定的立場做一點細微的補充，但他不能擅自斷然改變立場——而美國的總統卻有權力和獨立性這樣做。同時，勃列日涅夫使我得到一個印象，如果他深信有必要改變立場，他是可以說服政治局跟他走的。越往後，勃列日涅夫的權威顯然越增加了。但是在一九七五年以後，由於身體越來越差和能夠關注的範圍有限，他不得不讓葛羅米柯在外交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我們第一次會面時，勃列日涅夫似乎有點緊張；這大概是因為他對於初次同美國的高級官員打交道感到沒有把握，部分地也因為他吸煙、喝酒太多，曾經犯過心臟病，工作壓力太重。他的雙手總是在動：把表轉來轉去；把香煙灰彈掉（他吸煙一根接一根，直到後來規定他只能用一種定時開啟的香煙盒，但他還是想出巧妙的辦法來對付這個煙盒）；或者用煙嘴敲擊煙灰缸。他是閒不住的。當譯員在翻譯他的講話時，他會煩躁地從椅子上跳起來，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同他的同事們大聲談話，甚至不加解釋就離開房間，過一陣再回來。因此，同勃列日涅夫談判還包括這樣一種異常的特點，即他隨時都可能失蹤，或者當你正在講得最雄辯的時候，他不是專心聽你講話，而是硬逼著你吃東西。有一次他把一門玩具炮帶進通常是政治局開會用的會議室。炮打不響。他專心致志地修那門炮，遠比注意我當時可能在講的什麼深刻的話為甚。那個傢伙最後轟的一聲打響了。勃列日涅夫在屋裡昂首闊步走了一圈，活像一個把對手打倒在地的拳擊師。當一種尷尬的肅靜降臨後，談判又恢復了，但我們這些已經熟悉勃列日涅夫的人知道，這種肅靜只是暫時的。
在他健康惡化之前，他喜歡用講故事來打斷會談，這些故事有好有壞，有時切題，有時未必。在我們第一次會晤時，為了強調取得重大進展的重要性，他講了下述故事：
從前有一個旅行者想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村莊。他不知道距離有多遠，只知道該走哪條道和他的目的地。他看見路旁有一個人在砍柴，就問他到那個村莊要多少時間？那樵夫說，不知道。那個行人對樵夫有點生氣了，因為後者就是這一帶人，他應該知道。於是行人順著路走了。他走了幾步以後，樵夫大聲喊道，「停一下。你大約需要走十五分鐘。」行人問道：「為什麼當初你不告訴我呢？」「因為我當初不知道你一步有多大。」
勃列日涅夫引述這個陳腐的寓言，為的是敦促我在談判中要「跨大步」。
勃列日涅夫講的另一個故事，聽了可以多少領略到我們第一次會晤時談話的風味：
勃列日涅夫：「有一個故事，講到沙皇審理一個被逮捕的人的案子。問題是，應該處決這個人呢，還是予以赦免？沙皇在紙上寫了幾個字：『處決不可能赦免』，但逗號的位置擺得不對。這句話原來應該讀作：『處決不可能，赦免。』但接到這個上諭的官員卻讀成：『處決，不可能赦免。』其實，不完全是那樣。沙皇寫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加逗號，於是得由律師來判斷沙皇本來的意思是什麼。」
基辛格：「那個人結果怎麼樣？」
勃列日涅夫：「我會在會談結束的時候，在你走以前告訴你。我的回答取決於我們會談的結果如何。」
葛羅米柯：「也許只應該在最高級會談的時候把答案告訴他。」
勃列日涅夫：「不，基辛格博士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的每一個問題都應得到明確的答案。因為你或許要把這個故事講給總統聽。總統一定會想知道故事的結局。如果你不知道，他就會懷疑你在這裡談了些什麼。」
基辛格：「根據我對官僚主義的體會，他們大概既處決了這個人，又赦免了他。」
我始終沒有得到答案。
簡言之，勃列日涅夫不僅是蘇共中央的頭頭，而且是一個典型的俄國人。他又粗魯又熱情，又蠻橫又可親，又狡猾又善於使人不生芥蒂。當他吹噓蘇聯強大的時候，給人一種似乎他並不真正有那麼大把握的感覺。他是在一個幾乎被納粹入侵所席捲的落後社會裡長大的，他可能知道實力對比的統計數字，但他似乎在骨子裡感到他的制度的脆弱性。我的噩夢是：勃列日涅夫的繼承者們，是在太平盛世成長起來的，習慣於現代技術和軍事實力，可能沒有他那麼缺乏自信；正由於他們沒有這種自卑感，他們或許會相信自己的吹噓，並且因為到那時他們有了一個擴及全球的軍事體制，他們也許更加危險得多。
勃列日涅夫似乎很重視平起平坐。難以想像中國領導人會開口要求平起平坐——別的理由且不說，按照中央王國的傳統，讓外國人平起平坐本身就已經是一大讓步。對勃列日涅夫來說，這卻是一個核心問題。我們剛會晤才十五分鐘，他就對尼克松在上海的即席祝酒詞表示不滿。當時尼克松說，美國和中國掌握了世界的未來。勃列日涅夫認為，起碼這是對蘇聯的貶低。當我在簡短的開場白裡說，我們是以平等互惠的精神對待這次最高級會談的；這句話本是不言而喻的，勃列日涅夫卻對此表示高興。一個安全感較強的領導人可能會把這句話當成是陳詞濫調或惺惺作態，而勃列日涅夫卻把它看成是我們態度誠懇的表示。（即使他的動機是想奉承，他選擇的話題也是很奇怪的；因為只有當恭維話使人多少感到可信的時候，奉承才能夠起作用。）
勃列日涅夫領導的國家經過近六十年可怕的艱苦努力，仍然在技術和生活水平方面落後於西歐。美國的技術似乎使他生畏；每當在一次危機中我們毫不含糊地把美國的實力擺到他面前時，他就退卻了。蘇聯已經取得了巨大的軍事潛力；它是一個超級大國；對它必須認真對待。但它逃避不了這樣一個現實——甚或是一種預感——即共產主義制度同人的精神是不相容的；靠全面計劃不可能有效地管理現代經濟；人缺乏自由就不能活躍。這個企圖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的國家，自己卻產生出一種矛盾，它既使我們感到安慰又使我們受到威脅。按照它現有的體制，這個國家不可能興旺，因為它沒有靈魂的官僚制度扼殺了一切創造性。它只有一件事做得好，而且專心致志地在做，這就是聚集赤裸裸的軍事實力。這使它握有破壞一切平衡的手段，並抱有到國外去尋找成就的動機，即使它已經越來越外強中乾。因此，這個國家使我們面臨嚴重的危險：它的領導人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會設法利用幾十年來頑強地積累起來的武器，以求擺脫他們的歷史性窘困處境。
勃列日涅夫最集中地體現了這種矛盾心理。在他的領導下，蘇聯實現了巨大規模的擴軍。它的起因，除了一個精心設計的謀求世界霸權的計劃以外，很可能是因為勃列日涅夫在推翻赫魯曉夫的鬥爭中需要使軍事機構站在自己一邊。但是，隨著時間的消逝，當初的動機逐漸變得不相干了。積累起來的軍事手段要為自己尋找機會，成為一種威脅全球力量平衡的內在危險。另一方面，把不足的資源大量用在製造武器上，也會妨礙蘇聯社會的現代化。勃列日涅夫想用緩和緊張局勢的辦法來逃避這種困境，以便得到西方的技術而無須改變本國的體制，無須削減他的擴軍計劃，無須減輕蘇聯在全世界各地的壓力。尤其使他想這樣幹的理由是，蘇聯儘管貌似強大，但從地緣政治上看位置不好。由於我們打開了對北京的關係，要不了多久，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力量中心，美國、西歐、中國和日本，都將站在一邊，而蘇聯則站在另一邊。勃列日涅夫急於求成，他面臨著兩方面的挑戰：他要安撫來自西方的對蘇傳統威脅，以便騰出手來對付未來的中國。他想通過緩和來做到這一點。中國人沒有看錯，這是對他們潛在的威脅。對我們的挑戰是，我們能否明智地發揮我們的影響以促成緊張局勢的真正緩和，也就是說，一方面減少歐洲面臨的危險，而同時又不增加對亞洲的威脅。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在緊接一九七二年以後能否有真正的緩和。勃列日涅夫在說服他的同事們時，無疑是把緩和政策說成是欺騙西方的一種手段。這當然是緩和政策的危險之一。但我也認為，勃列日涅夫所真誠尋求的東西中也包括了西方意義的和平；如果不是這個，那至少是想在經歷一輩子的冒險和鬥爭之後能夠休息一下。我讀過一本小說，它的中心思想認為，每一個人所具有的勇敢、耐力和智慧等品質的數量是有限的，而生活就是不斷付出這種日益減少的資源。勃列日涅夫似乎經歷了類似的過程。我和他相識時，他已經經歷過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黨（就在那時他在飛黃騰達的階梯上第一次躍進了一大步）、第二次世界大戰、新的一輪清黨、斯大林逝世後的權力鬥爭，以及導致推翻赫魯曉夫和把勃列日涅夫推上頂峰的陰謀活動。他看上去既興高采烈又精疲力竭；他迫切希望得勝，但所冒風險必須是最小的。他的一輩子熱鬧夠了。他常常談到二次大戰的痛苦和創傷，而且有時說得很感人。
這一切當然絲毫也沒有改變蘇聯實力的現實，而他正在使勁擴充這種實力。不論勃列日涅夫的意圖和口號如何，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實力來和他抗衡。緩和從來不能代替均勢；它只能是平衡的結果，不可能是它的代替物。因此，我一貫敦促加強我們自己的國防。勃列日涅夫的表現也許完全是裝腔作勢，但是我認為局外人誇大了忙碌的領導人長時間進行偽裝的能力。我認為他真誠地希望為他的國家贏得一個喘息的機會。我感到沒有把握的是，他願意為此而付出多高的代價。他準備放棄不斷試探有無空子可鑽和考驗各地的力量平衡的做法嗎？他準備開始一個真正同我們共處的時期嗎？還是這一切只是策略花招，為了在施加下一輪更大壓力之前使我們放鬆警惕？
我們的緩和戰略始終取決於堅定地施加心理上和物質上的約束，並堅決地抵抗各種挑戰。我們在約旦、西恩富戈斯、印巴事件上就是這樣做的；不久後我們在越南也是這樣做的；後來，我們在安哥拉也試圖這樣做。在此後的年月裡，水門事件所造成的我們行政權威的垮台、甚至在國會內領導體制的被侵蝕、在越南受挫而引起的孤立主義，以及正在形成的那種自願放棄地緣政治優勢的格局，這一切合起來阻礙我們建立一種獎勵和懲罰相結合的平衡來防止某些危機的形成，並且從長遠來看給我們帶來一個真正的克制的時期。相反，我們把事情弄得極其糟糕而告終：不斷用針去刺痛蘇聯熊（例如拒絕給予最惠國待遇），但又不準備同時冒那種非冒不能使蘇聯行為檢點的風險（例如在安哥拉）。由於缺乏力量平衡，同時又賞罰不分明，於是，一九七二年最高級會談後沒幾年蘇維埃制度內在的動力又引誘它再次走上擴張的道路。而勃列日涅夫越來越惡化的健康狀況，也許有助於那些精力更加充沛的人籌劃在七十年代後期向西方提出有意識的挑戰。現在，連勃列日涅夫也不知道，如果我們在緊接一九七二年之後，在堅定與和解之間保持恰當平衡的話，他可能作多大的克制來換取真正的和平。
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羅米柯會談
四月二十一日，當勃列日涅夫在會談中首先發言的時候，他是按照提綱講話的。這和我們過去聽到的情況不同，據說他早先在會見外國領導人的時候，總是靠宣讀書面講稿。他熱情洋溢地表示他決心使即將舉行的最高級會談取得成功。他說，一定會達成若干協議的。「我們不希望在（最高級）會談上吵架。要吵的話，我們完全可以待在華盛頓和莫斯科吵。」他只是略為觸及越南問題。他以很不典型的微妙語言提到我到達莫斯科四天以前我們用B-52對河內和海防進行的轟炸。他說：「不幸的是，近來——也就是我們這次秘密會晤前不久——發生的事情使得氣氛有點陰沉。」這樣一句話，對於每天仍在被轟炸的盟友來說，並不是很有力的支持。即便這句話，他還立刻加以沖淡，以使我放心，他說：「我不是說這將減少會議成功的前景。」第二天，勃列日涅夫說，他既控制不了我們的和平建議，也控制不了我們的轟炸機。對於前者，他沒有提出改進的辦法；對於後者，也沒有發出任何威脅。他優先注意的顯然是最高級會談和美蘇關係，而不是越南。
然而，第一天的全部時間還是不得不都用來談越南戰爭問題了。我沒有一開始就發最後通牒，而是先代表總統表示我們將致力於最高級會談的成功。我們不僅想改善東西方關係的氣氛，而且想改善它的實質。這是一個引子，好接著揭露北越出爾反爾，和表示我們決心在越南攤牌。我直率地說，河內的攻勢威脅了最高級會談。我大膽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論點，我說：防止北越的勝利符合蘇聯的利益；如果我們吃了敗仗，我懷疑尼克松總統還能不能到莫斯科來。即使到時候戰爭還勝負未定，美國人民也知道是蘇聯的武器使河內得以發動攻勢，因此總統的活動餘地仍然是很有限的。我說：「我必須坦率地告訴總書記，如果局勢不受阻擋地發展下去，那麼一種可能是，我們將被迫採取勢將危及最高級會談的行動；另一種可能是，如果最高級會談舉行，我們將失去我們實現已申明的目標所必需的行動自由。」我說，必須在五月六日之前同黎德壽再舉行一次秘密會談，而且一定要談出結果。我說：「我們對會談本身不感興趣。我們關心的是結果。我喜歡黎德壽先生。他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要見他，不是因為我喜歡和他交往，而是想得到一些具體的成果。」
勃列日涅夫的反應是極其溫和的。對於我對北越人的表現的描繪，他沒有進行爭辯。他也沒有回答我那比較露骨的威脅。相反，他宣讀了河內的一封電報，內容是拒絕派使者到莫斯科來和我會面。他自豪地把這份電報給我看——我當然一字不識——指出抄報對像只有他一個人。（假如這是真的，那麼他顯然當場就擴大了閱讀範圍。）北越人現在堅持在四月二十七日恢復全體會議，然後在五月六日舉行秘密會談。但是，他們加了兩點次要的讓步：如果我們同意開全體會議，黎德壽將立即從河內動身；只要讓黎德壽有一周時間前往巴黎，我們可以建議一個更早的日期。（黎通常要途經北京和莫斯科，以便在這兩個「兄弟」國家的首都進行磋商。）北越人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他們的主要支持者，他們早在四十八小時前就把勃列日涅夫讀給我聽的那個建議直接交給我們了。但是，他們覺得沒有必要提醒我們，他們一向反對在莫斯科和我會面。
我在去莫斯科前就清楚，要舉行秘密會談需要有一個法子保全大家的面子。為此，我們並不需要蘇聯的幫助。我們在莫斯科需要做的是表達我們有攤牌的決心；估計一下蘇聯在我們單方面行事時可能有什麼反應；以及用一種最能使河內感到日益孤立的方式來同蘇聯打交道。我用一種兆頭不妙的語氣對勃列日涅夫說：「那樣我們有兩個要求必須滿足。第一，會談不能在五月六日進行。首先是因為我那天有事；其次，我已經告訴你們的大使，那個日期太晚了。五月二日是我能參加會談的最晚的日期，而且秘密會談在那天舉行還有點意義。」我警告說，在我們下次會談的時候，黎德壽得改變一下他的談判習慣。我們將不再耐心地聽他背誦最後通牒，在那裡邊把河內的要求簡直說成是金科玉律：「如果他繼續這樣做，我們就將單方面行事，不管這對哪方面的關係有什麼樣的危險。」
勃列日涅夫聽完了我這些挑釁性的話沒有表示反對，可見他是多麼想開成這次最高級會談。他說，只有中國人反對最高級會談：「你應該記住，世界上有些強大的勢力想要阻撓這次最高級會談。如果會談開不成，這對中國人一定是個大的禮物。這只會對中國有利。」這句話使我深信，勃列日涅夫會作出很大的讓步以防止取消最高級會談。最能說明中國是蘇聯的一塊心病的，莫過於勃列日涅夫的那種淺顯的假定，即任何對中國有利的東西勢必是我們所十分厭惡的。「中國的威脅」，已經成為一種第二天性；它是不言而喻的，甚至講給不到兩個月前剛在北京草擬了譴責霸權主義的公報的美國人聽，也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公報明顯是針對蘇聯擴張主義的。這塊心病使蘇聯領導人感情衝動地不斷提到中國，有時似乎很不安，有時又似乎深信只要他們講得多了，我們遲早會同他們搞聯合行動，來扼殺他們所認為來自東方的主要威脅。
我沒有立刻提出一個打破程序問題上的美越僵局的方案。我也沒有提出我們關於談判的實質性建議，因為我認為我已經達到了那次會見的負荷極限。而且時間也已經很晚了，我不願意在結束會議的時候提出一些可能被拒絕的條件，讓勃列日涅夫有一整晚的時間來研究拒絕這些條件的理由。
在宣佈結束那次五小時會晤的時候，勃列日涅夫建議雙方都考慮所交換的意見，以求「取得成果」，使他免遭中央委員會的批評，使我免遭總統的批評。我答稱，我被總統責罵的危險比他被中央委員會責罵的可能性要大。他不知道我講的話有多少真實性。
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又舉行了五小時的會談。一開始，我就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以打破我們和北越在全體會議和秘密會談的次序問題上的僵局：我們將出席四月二十七日全體會議，條件是河內事先同意在五月二日舉行秘密會談。我以兆頭不祥的語氣指出，五月二日是切實可行的最後一天，在那以後我們將不得不「另作決定」；因此，必須在那次會談中取得成果。為了加強這個不太委婉的警告，我說在那次會談前我們將不轟炸河內或海防地區。勃列日涅夫稱讚我的建議是「建設性的」。對我來說，建議的主要作用在於使蘇聯人對會談的結果分擔責任，並且把會談失敗的責任放在河內身上。
因此，我也描述了我準備在五月二日向黎德壽提出的實質性建議。這就是我在給總統的談判方針備忘錄中提出而被尼克松在四月十九日批准的那個建議，即撤走三月二十九日以來進入南越的北越部隊，尊重非軍事區，立刻交換已經拘禁四年多的戰俘，並認真努力在雙方商定的時間內談妥解決辦法。作為交換條件，美國將停止轟炸北越，並撤走三月二十九日以來新派去的海空軍力量。
有人對這個建議大做文章。一種說法認為這是一個「巨大讓步」，使勃列日涅夫感到「驚訝」，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外交炸彈」，「是越南問題談判中第一個重大的轉折點」。[4]據我的印象，勃列日涅夫對越南談判的細節並不那麼熟悉，就是撇開這一點不說，上述說法也純屬胡說八道。我的建議並不像乍一看那樣了不起。它比美國的標準立場更強硬，因為它加上了要北越單方面撤走三月攻勢中南侵的部隊這個胃口很大的要求。這個要求是張廣告傳單，用一下就扔的；至今還沒有人發明出一種在談判桌上取得在戰場上所沒有贏得的東西的好辦法。這個要求可以在河內準備進行認真談判時予以放棄；後來尼克松在五月八日的講話裡就悄悄地把它放棄了。我四月之行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提出那項實質性建議，而在於蘇聯捲入了和談的過程，而且捲入的方式對我們有利。
對於我那項多少有點蠻橫的建議，勃列日涅夫的反應卻是異常地和解。他咕噥道，要幾師北越軍隊在進攻之中撤退是有困難的。他表示不想「提出任何條件」，不過，他「剛用耳朵聽了一遍」，不知我們是否可以刪掉這一條規定。假設所有部隊原地不動，按現有戰線停火，我意見如何？我說，三星期前，我們會立刻接受這樣一個好機會。現在不行了，因為河內已經把它的全部陸軍派到了南方：
但現在的情況是，北越違背了一九六八年我們之間達成的諒解。你們在座的都知道，當時有一項關於尊重非軍事區的諒解。因此，如果要我們停止轟炸，他們就必須將越過非軍事區的師團撤回去，並從此尊重非軍事區。
我懷疑河內還會接受就地停火——這個建議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就提出了，一直有效。如果河內感興趣，五月二日我們一定會聽到他們這方面的表示的。那將是作出決定的時刻；這不是要在莫斯科解決的問題。我的蘇聯主人不想同我辯論越南問題的各種方案。勃列日涅夫顯然急於想討論其他問題。所以，他同意把我們的建議轉交給河內。事實上，蘇共中央負責同外國共產黨聯絡的那位部長康斯坦丁·卡圖謝夫不久就乘專機去河內了。現在莫斯科捲進來了。一個國家一般是不會答應轉達一項它自己也想拒絕的建議的。勃列日涅夫對待越南問題的這種很有節制的態度，以及他沒有設法軟化我們的威脅和反對我們的強硬要求，進一步表明，我們還可以走得更遠，而不致引起蘇聯威脅取消最高級會談。這是一件關鍵性的情報，有助於我們對付下述情況下我們將面臨的危機：如果北越拒絕在五月二日舉行秘密會談，或者會談失敗。
這時，我做了一個關鍵性的決定。我同意把越南問題放在一邊，著手進行最高級會談的籌備工作。由於通信上的錯亂（這點下面將談到），我沒有接到與此相反的指示。根據我在飛機上同尼克松之間那次含糊的電報來往，我毫不懷疑如果我討論越南以外的問題，他會感到神經緊張。前天晚上，我接到一項指示，要我縮短會談，提前回國，除非蘇聯決定使印度支那戰爭能夠結束。我當即回電請求重新研究這項指示。我認為這樣做是危險和不明智的，因此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總統給予我的酌情處理的權力，開始討論議程上的其他問題。一天半來，勃列日涅夫克制地聽取了我針對蘇聯的一個盟友所講的威脅性的話，這顯然是因為他想朝最高級會談前進。如果我現在就離開莫斯科，甚至不讓他有機會提出他顯然已經準備好的建議，他勢必會把這看成是有意冒犯，是在他的同事面前拆他的台，是徹底扭轉方向，是蓄意在總的美蘇關係上，而不是在越南問題上逼蘇聯攤牌。我認為，搞對抗的合乎邏輯的對手是河內。對莫斯科，我們應該設法使它陷入只能選擇開最高級會談的地位；我們不應搶先而應逼它作出決定。由於這些理由，以及我下面還要更詳細地談到的其他理由，我決定讓勃列日涅夫提出他對最高級會談各項主要問題的建議。如果我們想要攤牌的話，總統隨時可以拒絕這些建議；這樣做要比在莫斯科根本拒絕聽蘇聯的建議，並逼使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面前公開丟臉要好得多。
勃列日涅夫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也是幾乎所有蘇聯談判者的特點，就是一旦他決定要實現一次突破，他就急於求成。他可以討價還價，拖上幾個月，甚至幾年。但是一旦他自己笨重的機器吐出一項計劃之後，他在國內的地位看來似乎就取決於他是否有能力使這個計劃迅速實現了。
勃列日涅夫是帶著一些重大建議來同我談的。在限制戰略武器和最後公報這兩個主要的懸案上，他們幾乎完全迎合了我們的立場。他首先在反彈道導彈的問題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建議。他說，為了說明「蘇聯方面是如何本著建設性的精神來解決問題的」，他放棄了蘇聯原先那個複雜的公式，就是主張讓蘇聯擁有三個反彈道導彈基地來對我們的兩個。他的新方案是讓各方都保護自己的首都和一處洲際導彈基地。勃列日涅夫指出，鑒於蘇聯導彈部署的格局，這意味著蘇聯所保護的導彈數目只及我們的一半。除了最後這一點外，這個建議恰好就是萊爾德的主張。我懷疑我們將來能否為華盛頓的導彈防務取得撥款。因此，我寧願主張各方有權選擇它自己要的兩個基地。就美國來說，我們的第二個基地本來會是業已開工修建的馬姆斯特羅姆導彈基地（第一個基地是格蘭德福克斯）。但既然雙方已經走到這一步，談判當然不會在雙方的反彈道導彈公式的這個比較次要分歧上出現僵局——尤其是因為五角大樓似乎更傾向於勃列日涅夫的公式。
但是，我沒有對這項建議表態，因為我看到勃列日涅夫手中還另有一份他急於要提出的文件。但在提出之前，雙方還有一段附帶的對話，我在此把它重印出來，以傳達一點當時的氣氛：
基辛格：「總書記先生，請允許我說這是一種建設性的做法。我將等到聽完你關於潛艇問題的意見後再發表評論。」
勃列日涅夫：「沒有什麼說的。」
基辛格：「沒有什麼說的？」
勃列日涅夫：「耐心一點嘛。關於潛艇，我能說些什麼呢？它們在水下航行，它們是看不見的，它們是無聲的——」
葛羅米柯（用英語說）：「是個謎，是個謎！」
基辛格：「關於潛艇，你們確實有些想法，對嗎？」
葛羅米柯：「蘇霍德列夫還沒有看呢，你怎麼能先看！」[5]
結果發現，勃列日涅夫的新文件實質上接受了萊爾德一月十八日的方案，這個方案我在三月份曾作為一種「探討性的設想」告訴了多勃雷寧。蘇聯同意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的最高限額為九百五十枚（這個數目比我們估計他們在協定生效期間能達到的數目至少少二百枚），並且為了不超過這個數目，他們將以老一代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和老一代的洲際導彈來替換新一代的導彈。（以老換新的導彈數目尚待進一步商談。）勃列日涅夫還同意限制進攻性武器協議的期限可以是五年；這是我們一直想要的，而出席赫爾辛基會議的蘇聯代表團卻還在堅持三年。在那次會晤的剩餘時間裡，我試圖摸清「以舊換新」條款的確切含意，並討論限制戰略武器的正式談判應該怎樣進行才能使它在最高級會談之前完成任務。我對勃列日涅夫說，他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們將在我回國後的十天內提出我們的答覆。
勃列日涅夫關於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和五年凍結期的建議是蘇聯方面的重大讓步。鑒於我們的三叉戟計劃意味著五年內將不生產新的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把蘇聯的計劃限制在它的潛在能力之下，這是對它單方面的一種限制。而且讓蘇聯拆除幾百枚老一代的導彈，這是另一個好處。五年的凍結期恰恰是我們研製新武器以彌補六十年代停止發展新戰略導彈的決定所造成的差距所需要的時間。
在會晤快結束的時候，勃列日涅夫又在一片笑語聲中拿出了另一個文件，即新的「原則宣言」草案。蘇聯人把我三月十七日提出的六項原則分做十二項，加上了《真理報》式的語言。我想，葛羅米柯或多勃雷寧一定事先對勃列日涅夫說過，儘管這一草案包括了我們關於國際行為要克制的許多想法，但我是不會接受這一草案的，所以他要我「加強」他的文件，並說如果我聽他的勸告，我將會受到歷史的讚揚。即使我像傳說那樣的虛榮，我也不相信歷史上會有一套如此被沖淡了的原則，它們既可以被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接受，又可以被最強大的共產黨國家所接受。然而我認識到，蘇聯領導人既然已經走了這麼遠了，他們是不會堅持要使用自己的語言而使這個文件搞不成的。他要我「改進」這個文件，顯然表明還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以搞出一個我們可以接受的文本。最後決定由我試擬一個新的草案，然後第二天（星期日）在勃列日涅夫去出席他孫女的婚禮時，葛羅米柯和我將加以審閱。
唯一值得記載的另一件事是，勃列日涅夫和葛羅米柯要我們協助使波恩議會批准即將交付表決的那幾項東方條約。（他們要我們幫助勃蘭特贏得兩次關鍵性的補缺選舉，就好像我們有辦法這樣做似的。）我用友好的口氣做了模稜兩可的答覆。我說，河內的攻勢使得這樣做難以有真正的用處。如果越南問題在今後幾周內發展成危機的話，蘇聯這種急於使東方條約生效的心情倒的確是對我們有利的。從我們的觀點看，使東方條約暫被擱置正好是最理想的形勢。
星期天，葛羅米柯和我在索南費爾特和我連夜起草的文件的基礎上商定了「美蘇關係基本原則」。這個文件強調有必要採取克制態度並平息世界多事地點的衝突。雙方聲明不要求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享有特權（至少我們方面是可以把這解釋為放棄對東歐關係上的勃列日涅夫主義）。
在中東問題上討論了一下，但沒有取得結果。葛羅米柯想使我同意制定某些美蘇兩國能夠共同遵守的總原則。我沒有直截了當地拒絕他，而是用一些聽起來很善意但很不具體的話來安慰他。我建議把這個問題留待最高級會談去詳細討論。其實，在中東搞一個美蘇共管是我們根本不想玩的一張牌。我在中東問題上的目的很有限，我只是想贏得時間，並利用將來有可能進行美蘇協商的前景來盡量誘使蘇聯採取克制的態度。
最後，葛羅米柯和我商定了一個宣佈我這次訪問的簡短公告。蘇聯想造成一種印象，似乎這次會談是我們要求舉行的，而且討論內容僅限於最高級會談的籌備工作。尼克松給我的指示卻正好相反，要暗示或表明我在莫斯科討論了越南問題，從而使北越感到不安並鼓舞我們國內的公眾。我準備把誰最先提出的問題掛起來，只要公告中不暗示我們有求於他們。雙方最後商定的措辭如下：
四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艾·基辛格博士在莫斯科同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外交部長葛羅米柯進行了商談。會談涉及重要的國際問題以及與籌備尼克松總統和蘇聯領導人五月會晤有關的雙邊問題。會談是坦率的和有益的。
所謂「重要的國際問題」，在歷史的那個時刻（河內發動攻勢之後三周），顯然是指越南問題。
第二天上午，我和勃列日涅夫又談了一次。他一開始便就越南問題發表了一通長長的感情用事的議論，但離開支持河內的目標很遠。勃列日涅夫強調說，莫斯科不是這次攻勢的後台；兩年來河內一直在囤積蘇聯的武器；向美國挑戰的不是莫斯科而是反對最高級會談的人，主要是中國人，還有河內。勃列日涅夫堅持說，他是致力於改善美蘇關係的。他說河內曾經正式請求取消最高級會談，但是他不顧這個要求，還是在進行準備。他正在把我們的建議轉給河內。
我們接著討論了經濟關係。勃列日涅夫說，兩國在西伯利亞搞合資經營可以帶來很多好處。他用利他主義的理由來鼓吹搞這些項目，說這對美國大有好處，因為我們即將面臨天然氣的短缺。勃列日涅夫關心緩和美國經濟困難，與其說是暖人心腸的，不如說是十分荒謬的。他談到了最惠國待遇和貸款問題。他十分精明地避而不談他所真正需要的糧食。我的對策是，把經濟問題推遲到在政治上有了進展之後。我對他說，如果在最高級會談上兩國關係能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發展，那麼「在最高級會談期間我們就可以擬定一項完整的計劃，並在夏天把它具體化」。但是我沒有忘記提醒他，國會的反應將受越南問題的影響。我說：「當越南用俄國製造的卡車運送武器的時候，要說服國會是比較困難的。」
然而，勃列日涅夫當時心情樂觀。他要求和我單獨會見，並突然提出了一個想法，要雙方就互不使用核武器達成「諒解」。他說這將是「極其重大的步驟」，是一枚「和平炸彈」。這話不假。它會在北約內部，在中國，乃至在全世界引起爆炸。它會被看成要麼是美蘇聯合統治，要麼是美國棄權讓位。我客氣地把話題引開。（蘇聯並沒有放棄這個想法。一九七三年六月我們終於同意了一套平淡的原則，當然是在我們系統地刪去了所有可能有損我們利益的提法之後。）
接著，勃列日涅夫聲稱要去參加一次政治局的會議。他說，他認為葛羅米柯和我在前一天討論起草的那份關於我這次訪問的公告，總的來說是可以接受的，但有「幾處小的修改」，他已標在他的那份文件上了。他把這份文件甩過來就走了。結果發現，他的這份文件還是我前一天拒絕了的蘇聯最初草案，其中把我訪問的目的說成僅僅是為了籌備最高級會談，並且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是我們要求對方邀請我去的。
我當然跳起來了。葛羅米柯說，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接受勃列日涅夫的草案，要麼不發表公告，因為他不能去干擾政治局的會議。我警告說，訪問結束時如不發表公告，將會造成災難性的印象；公眾和輿論界勢必會認為這是承認徹底失敗。但是，我寧可這樣也不願放棄要求公告必須提到討論了「國際問題」（作為越南問題的代號）。葛羅米柯繼續申辯說，他不能改動文本。我也絲毫沒有動搖。最後，葛羅米柯還是決定和勃列日涅夫聯繫看看。他讓我等了幾分鐘，回來後很快就接受了略加修改的、他和我兩人前天商定的草案。主要的修改是，刪去最後那個說法，即會談是「坦率和有益的」。但是葛羅米柯同意，我在向記者吹風時可以用這句話，而蘇聯方面也會予以證實。換言之，將有兩個版本，一個給美國，一個給河內。
這件事的意義就在於它是一個小動作。採用這種笨拙手段所能得到的任何東西肯定不足以抵消給人造成的強烈印象，即你和蘇聯領導人打交道必須時刻保持警惕。這個例子表明：蘇聯人寧可丟掉善意來換取極微小的好處，他們迫切想要得到毫無意義的分數，可是這種分數對於他們在政治局內部的鉤心鬥角中卻是有作用的。
在那次波瀾起伏的會晤以後，一切又恢復了寧靜和愉快。蘇聯談判者在最終發現了談判的極限以後，就總是這樣的。葛羅米柯重新提起越南問題。他說，他奉命告訴我，莫斯科只是在十天前才充分認識到局勢的嚴重性。蘇聯現在需要一些時間才能使自己的影響發揮作用。他們將設法促使戰爭得以迅速解決。他沒有再提停止轟炸的問題。
在離開莫斯科之前，我還需要做最後一件不愉快的事：向我國大使通報我這次訪問的情況。雅各布·比姆是一個地道的職業外交家。當尼克松在野時，比姆以尊敬的態度對待尼克松，從而贏得了尼克松的感激。他在莫斯科任大使期間，以溫文和謙遜的作風顯示了才能。撇開他等於是對他的不信任，這是我們奇怪的政府制度強加於他的不應有的待遇。在我和他會見的時候，他表現得很大方，著重顯示出外交官員的為國服務的精神。從那以後，每當我再次訪問莫斯科的時候，總是要讓我們的大使一起參加會談。
我秘密訪問莫斯科就是這樣結束的。我在給尼克松的最後一份情況匯報電中，對我認為取得的成就總結如下：
（1）在我們轟炸河內、海防之後三天，並且在我們正在轟炸和炮轟（北越）的時候，莫斯科願意接待我。
（2）訪問公告加上適當的吹風可以清楚地看出討論了越南問題。把重要的國際問題和與最高級會談有關的雙邊問題區別開來，這就是暗指越南問題。
（3）在我們繼續進行轟炸的時候，蘇聯願意把我們的程序性建議轉告河內並勸它進行秘密會談。
（4）蘇聯願意將一項很強硬的實質性建議轉告河內。
（5）蘇聯認識到我們極其認真地對待越南問題，認識到其他一切都取決於越南問題。
（6）蘇方提出了一個限制戰略武器建議，該建議使通過白宮渠道的討論產生了最後的結果，並且接受了我們方案的大部分。
（7）就最高級會談時將予公佈的原則宣言達成了協議，其中包括了我們建議的大部分，而且包含著一項明確的承諾：放棄勃列日涅夫主義。
（8）同意開始探討中歐共同均衡裁軍。
（9）同意不撇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而力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進入聯合國。
（10）在雙邊問題上採取了足夠的拖延策略，使我們得以監督對以上各點的實施。
為交換以上各點，我們同意停止轟炸海防一周。
與總統的一點分歧
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華盛頓不同意我對所取得的成就的估計。事實上，我在莫斯科的整個期間，一直處於兩線作戰：一面對付談判桌對面的勃列日涅夫，一面對付在戴維營悶悶不樂的尼克松。
當時尼克松從沒有明確堅持這一點，但是現在看來很清楚，尼克松根本反對我在莫斯科討論除越南問題以外的其他問題。而我卻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給我的權力去討論其他的問題[6]。他要我用停止籌備最高級會談的威脅來迫使蘇聯在對越政策上作重大的改變。我認為這樣做是危險的，而且如果我按照他的建議縮短在莫斯科的逗留，這樣做就更完全不可能了。對於應採取什麼措施來對付北越，如果它不停止攻勢的話，尼克松和我是沒有分歧的。在我動身去莫斯科的四天前，我就主張用B-52轟炸海防的油庫。我建議當我在莫斯科的時候由B-52飛機轟炸二十度線南邊的清和機場，以此來強調我的警告。我和尼克松一樣認為有必要把我們的經常轟炸範圍擴大到二十度線以北的地方，並且進行封鎖，如果北越拒絕和我們再次舉行秘密會談，或者會談失敗的話。
隨著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電報往來的發展，可以看出尼克松和我的分歧在於上述這些決定和即將舉行的最高級會談之間的關係。尼克松想用威脅取消最高級會談來換取蘇聯在越南問題上的合作態度；我則認為更明智的做法是把取消最高級會談的風險和責任推給蘇聯，並且利用蘇聯急於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心情來離間蘇聯和河內的關係。看著這種分歧發展下去是非常令人沮喪的，因為我們的通信系統和時差關係使得華盛頓總是比事態的發展落後幾個小時。這樣，尼克松對我的匯報的批語總是在當天會談已經舉行後很久才收到，而且常常是在我已在進行第二次會談時才收到。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我也會因此而難以執行他的指示。由於我的訪問是秘密的，我們又不能使用大使館的通信系統；而且無論如何，總統也不太願意使用大使館的電台，因為他決心把最高級會談的籌備工作限制在白宮的這條渠道，以防走漏消息。因此我們使用我們的飛機來進行通訊聯絡。這架飛機有極好的設備，而且我們帶有白宮通訊處的兩個人員。但是每當我們要發一個電報，他們就得開將近一小時的車前往機場，才能發報。每當收到華盛頓的來電，程序就倒過來。由於我們一般要到深夜才能寫完我們的報告，這些報告抵達華盛頓時（包括去機場途中和發報的時間）已經下班了。造成延誤的另一個原因是對通信的干擾。[7]不論原因如何，這次我們訪問莫斯科發回的第一個報告抵達華盛頓的時候，電文錯亂，不得不重發——這使得尼克松更加煩躁。他以為我在執行一項他不願意（或者起碼不再願意）我執行的方針，從而更加感到不安。
即使通信聯絡更加順利的話，我也不知道如何處理我所收到的那些情緒激動的電報。我同尼克松聯繫是經過我辦公室裡的黑格。尼克松當時同他的朋友比比·雷博佐一起蹲在戴維營——這兩人在一起無助於進行冷靜的思考。蘇聯人又不必要地增加了另一個複雜因素。四月二十一日，我們參加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代表傑勒德·史密斯從赫爾辛基來電說，他的談判對手弗拉基米爾·謝苗諾夫表示，莫斯科正在認真地重新考慮潛艇發射彈道導彈的問題。他沒有對史密斯講更多的話，但僅僅這一點暗示就足以使史密斯緊張得趕快向白宮匯報，羅傑斯又向總統打電話，使尼克松認為狡猾的蘇聯人在設法使尼克松不能從可能簽訂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中撈到個人的功勞。至於謝苗諾夫為什麼要像他一年前那樣，在我們的兩條渠道之間進行挑撥離間，這只能由蘇聯方面來回答了。看來，要不是蘇聯官僚機構發生混亂，就是他們在有計劃地施加壓力。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蘇聯這樣做是為了對我們所收到的那種指示採取雙重保險的措施。如果我由於越南問題而中斷莫斯科會談，那麼記錄上表明，他們事先已經暗示要在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問題上採取新的立場。不僅是最高級會談，而且一項幾乎已達成的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看來都好像成了越南問題的犧牲品。如果我們把兩者都放棄的話，國內的新聞界、學術界和國會中將會出現一片難以控制的抗議聲。
史密斯的電報和羅傑斯的電話使尼克松對我在莫斯科的會談更加感到不安，並使他對蘇聯的動機更加猜疑。他現在深信，這一切完全是莫斯科和河內勾結在一起搞出來的複雜計謀，以使我們更難於對越南採取強硬行動，並且使他不能從最高級會談可能得到的任何成就中撈到功勞。根據這個理論，莫斯科是在利用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前景作為手段誘使我們不轟炸北越——這是一種不無道理的猜想。尼克松給我發電說，蘇聯暗示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採取靈活態度，是為了給我們「一些甜頭以換取我們在越南問題上讓步」——不過他們並沒有要求我們讓步，我們也沒有作出什麼讓步。尼克松擔心我會在莫斯科同意停止對北越的轟炸——其實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列入議程，而且有趣的是，勃列日涅夫從來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
事實上，我這次訪問莫斯科期間，尼克松發來的電報指示始終是極其模稜兩可的。對於謝苗諾夫向史密斯所做的暗示將使白宮渠道撈不到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的功勞一事，尼克松非常生氣。同時，如果我按照他的建議行事，只同勃列日涅夫談越南問題，其他一概不談，那麼莫斯科若有任何限制戰略核武器方面的建議就極有可能會通過赫爾辛基這條正常渠道提出，而且這些建議將被利用來證明，我們因在越南問題上拒不讓步而失去了多麼好的機會。他在同一份電報裡既指示我延擱最高級會談的一切籌備工作，又指示我大力支持當時正在莫斯科安排總統的最高級會談日程的技術先遣組[8]。總統把我罵了四十八個小時，因為我討論了有關最高級會談的實質問題。後來，尼克松看到了一條新聞報道，說克里姆林宮在禮賓規格上把他的訪問從國事訪問降為一次正式的工作訪問，於是立刻指示我告訴葛羅米柯，不得這樣做。（我照辦了。事後發現那條新聞是不可靠的。）
這些電文的自相矛盾姑且不論，從這些激烈的、長距離的來往電報中可以看出，我和尼克松之間有一個根本的分歧。我認為，在談判中最不應該犯的一種錯誤是提出顯然不能被滿足的要求。不論這種要求聽起來多麼強硬，它對雙方心理上的平衡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對方也許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力量或影響是有限的，所以它就可能製造某些理由來予以拒絕，這些理由會惡化整個關係。提出要求的一方則面臨抉擇，或者中斷談判，或者，如果談判繼續下去，等於暗示對方不必嚴肅對待它所提出的要求。我認為，華盛頓要我採取的方針，很快就會使我們面臨這個兩難處境。不可能設想，北越人會在我訪問莫斯科的不到九十六小時內同意放棄他們進行了一輩子的鬥爭。即使它受到莫斯科的壓力，河內也會要把決心進行的當前攻勢進行到底，以改進自己的談判地位。不論莫斯科作出怎樣的決定，停止這次攻勢並把它頂回去是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放鬆軍事努力，那麼在勢將到來的談判中，我們的地位將會是沒有希望的。如果我們加強自己的反應，那麼蘇聯對河內施加壓力的最好形式就是默許我們的行動。
如果尼克松要在最高級會談問題上採取拖延策略，他本不應該派我到莫斯科去。拖延策略最好從華盛頓進行。他派我去是因為他知道，我若不去，他自己就會在莫斯科遇到相同的窘境。從邏輯上說，他自己的莫斯科之行也只好被取消，除非越南問題得到解決。如果尼克松照樣去的話，他就會被人們認為作了讓步——而且那時，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大部分主要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解決，而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就將受到大得多的壓力。另一方面，如果尼克松取消他自己的莫斯科之行，那麼促使蘇聯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採取克制態度的主要動機也就會消失了。那樣我們將不得不冒著蘇聯強大的宣傳和政治攻勢來執行我們的越南政策，而且將受到國內外的指責，批評我們拿世界和平作冒險，以在東南亞追求虛幻的軍事解決。縈繞在尼克松腦際的一九六年艾森豪威爾最高級會談夭折的先例，反倒要重演了。
因此，看來奇怪的是，在越南採取強硬政策的條件是讓莫斯科去承擔取消最高級會談的責任，同時拿美蘇關係取得重大進展的前景來最大限度地使蘇聯難以作出決定。我們處在有利的地位，能夠這樣做。勃列日涅夫表示願意親自同我會談，他就拿自己的威信作了擔保。現在他必須使最高級會談取得成功了；蘇聯要拖延的話，本來同樣可以由葛羅米柯來做，或者由多勃雷寧在華盛頓做。
在莫斯科的頭一天半，我按照尼克松的指示就越南問題訓斥俄國人。然後，他要我停止會談，不再討論其他問題，並早日回國。我回電表示異議，尼克松就回心轉意了；但到那個時候，我已經擅自開始談判了。由於通信聯繫的時間耽誤很長，我不得不這樣做。
如果尼克松堅持，而我也嚴格執行他的指示，這就等於在莫斯科向蘇聯領導人挑戰，向他們提出一系列不可能得到滿足的要求——這樣做尤其沒有意義，因為勃列日涅夫急於要使尼克鬆去莫斯科，正在接受我們關於限制戰略武器的立場和我早先通過多勃雷寧傳去的公報。如果那樣做，我們就會同時在越南問題和對蘇關係問題上都面臨危機。我們想建立一種三角關係的戰略就會徹底完蛋，而我們本想通過這種戰略來穩定全球的平衡，來促成越南問題的解決，孤立越南並使我國公眾受到鼓舞，看到我們可以不受戰爭偏激情緒的影響，仍然執行一項創造性的外交政策。越南就會果真消耗掉我們的精華——這是我們的噩夢，不僅僅是批評我們的人的噩夢。在此時放棄我們外交政策的整個構想，勢必會被莫斯科解釋為我們根本改變了航向，而河內只是我們這樣做的一個借口。蘇聯會認為我們已轉而選擇中國這張牌，而這將對東西方關係，乃至對中國的安全造成不可預測的後果。
斷然要求蘇聯領導人做他們不可能做到的事，意味著突然改變我們的戰略，這直接違背我們同蘇聯打交道的長期戰略。我認為，美國在當今蘇聯強盛的時代面對著一個理念上的問題，即我們的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傳統可能使我們在挑戰還不明朗的初期階段不願意去正視挑戰；而我們的注重道德的反共傾向又可能妨礙我們去探討同蘇聯建立更加建設性的長期關係的現實機會。在蘇聯擴張的早期階段，我們作出強烈的反應，需要時使用暴力，那是必要的——在西恩富戈斯、約旦、印巴，以及後來在安哥拉問題上，我都是這樣主張的。在五月份，我準備冒喪失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險而採取擊敗河內攻勢所必需的一切措施。必須防止蘇聯獲得過多的勢頭，以免我們面臨均勢垮台，或發生巨大對抗的抉擇。
另一方面，我們始終不能忘記核時代加在我們肩上的責任。和平是兩個超級大國由於對自己技術力量的破壞性感到害怕而不得不追求的目標，不論它們各自的意識形態、野心和過去的勢頭如何。和平的門永遠不應關死。總統在一九七二年的外交政策咨文中說過：
蘇聯可以自行選擇：當前的緩和僅僅成為另一次進攻的策略，還是真正成為發展以超級大國間關係穩定為基礎的國際體系的一個機會。它作出哪一種選擇，將在最高級會談前後的行動中表現出來。
正是這些考慮促使我同勃列日涅夫討論最高級會談的議程——這樣做不是違抗總統的指示（指示來得太晚，也太含糊），而是執行我們兩年來的一貫政策和幾天前剛商定的策略。
每天結束的時候，我都向華盛頓作詳細的報告。對我第一天的報告的反應是，黑格抱怨通信聯繫不好，而尼克松警告我不要就越南問題突然作成「交易」。（我是在四月二十一日深夜接到這份回電的。）這項指示文不對題，因為並沒有在醞釀這樣一筆交易。尼克松要我在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晚上趕回華盛頓。我原來的計劃是一直待到二十四日星期一中午（我是星期四夜間抵達的），因為星期天勃列日涅夫沒有空，他要去參加他孫女的婚禮。星期五全天和星期六的一部分時間都被我用來討論越南問題了。蘇聯領導人知道我是有空的，因為我本來建議在那個日期同黎德壽會晤。回華盛頓的實際結果將是在星期六進行完同勃列日涅夫的認真討論。我在四月二十二日清晨給黑格發去了一份帶情緒的回電：
我是這樣估計形勢的：勃列日涅夫幾乎是不惜任何代價要舉行最高級會談。他等於對我明說，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取消最高級會談。他發誓說他對越方的攻勢一無所知。還說，他們沒有增加援越物資。這些雖然不真實，但卻給我們提供了三個機會：
（1）我們也許可以得到他的幫助來使戰爭逐步降級或停止下來。
（2）否則，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得到他的默許，讓我們（對北越）施加最大限度的壓力。
（3）我們可以利用最高級會談來控制美國國內的反越戰喧囂。
我們今天能夠做到這一步是因為我們審慎地使用了壓力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政策。但是，我們在這裡根本還沒有表現出任何靈活性。為什麼現在要使最高級會談告吹？這樣做是為什麼？……
我已用最強硬的語言要求五月二日（同黎德壽）的會談一定要有具體的進展。今天我將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我們的方案，要求把軍隊撤過非軍事區，釋放一些俘虜，等等。他們幾乎已答應設法給予幫助。我認為更可取的做法是在本周內加緊在二十度線以南地區的軍事行動，前去參加（五月二日的）秘密會談，如果會談失敗就大打出手。現在叫得最凶的那些人，到將來形勢真正艱難的時候就會垮台的。但你可以向總統保證，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在這裡同意停止轟炸；何況蘇聯甚至沒有提出這個要求。但是我必須放緩和一些，而不能搞挑釁。尤其重要的是，總統必須相信我。我在出使執行其他各次任務中，從沒有讓他失望吧。
現在我指靠你的幫助，使形勢被正確地看待。我們的全部目標已可望實現了。在最後衝刺階段，讓我們不要動搖。此電你也可給總統一閱。
黑格的答覆證實了我的猜想。尼克松之所以想取消最高級會談，主要是因為他擔心如果他增加對北越的壓力，蘇聯就會取消最高級會談。而尼克松和我都決心要增加對北越的壓力，如果我計劃在五月二日同黎德壽的會談失敗的話。甚至在我出發去莫斯科之前，尼克松就曾考慮取消最高級會談。我懷疑這是他的政治經歷引起的又一種使他煩惱的恐懼感，就像我在第十六章中解釋過的他對古巴事件的神經痛。他十分肯定地認為，他在一九六年競選失敗，主要是由於外交政策方面的兩件事：一是他在同肯尼迪辯論時，在古巴問題上採取了克制態度，另一件是赫魯曉夫取消了艾森豪威爾原計劃去莫斯科舉行的最高級會談。如果不得不取消這次最高級會談的話，尼克松希望由他來取消；這樣做比讓蘇聯在選舉年把一次最高級會談從他的腳下踢開丟的面子要小些。我之所以會從黑格那裡接到語氣強硬的電報，還有一個因素。他告訴我說：「你要知道，總統看到了辛德林格民意測驗的結果，說他自從越南戰爭升級以來，名望已急劇上升……你可以看到，從今天下午起總統的態度硬了很多。」
不論尼克松有什麼懷疑，最終他還是授權我一直待到星期一，只要「在越南問題上的進展」證明應該這樣做的話。這再次使人懷疑，尼克松是否真正同意我的談判方針，或者僅僅是在吹毛求疵；從技術上講也不可能在七十二小時內就越南問題從蘇聯方面得到具體的結果。黑格把總統日益不耐煩的情緒描述如下：
在戴維營總統還顯得日益不安。他要我告訴你，你必須不遲於星期一晚華盛頓時間六時抵達戴維營。這就是說，你一定要在莫斯科時間下午一點以前離開莫斯科。我剛寫完這份電報的時候，總統又來電話補充說，他認為蘇聯在南越問題上的立場是瘋狂和不鄭重的，因此他決心要進一步轟炸河內和海防，除非出現重大的突破。我堅持說，在五月二日會談結束前必須把轟炸繼續限制在二十度線以南，但總統以「這也許能夠做到，也許不能夠做到」這句話結束了這次談話。
如果把我對黑格的復電描述為寬厚的，那是誇大其詞：
我讀你的這些來電越來越感到驚訝。我不能同意華盛頓據以進行工作的理論。我不認為莫斯科與河內是直接勾結在一起的。此時此刻，這裡的領導人似乎極為窘迫和慌亂。他們為最高級會談所定的目標遠遠超過越南，而且如果沒有越南問題，達到這些目標會容易得多。他們可能希望瓦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破壞我們的其他同盟關係，並用一段時間的表面善意來軟化我們。但為此他們並不需要越南；相反，越南問題現在恰好是一種障礙。
何況，他們從這一切究竟能得到什麼好處？他們在我們轟炸河內三天以後會見我。他們同意發表一項會談公告，一定會使河內感到惱火和沮喪。當總統還在轟炸河內的時候，他們願意同總統會晤。……我們能得到一切好處：（一）最大限度地懲罰河內，（二）使鷹派滿意，（三）使鴿派滿意，（四）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取得有歷史意義的進展，（五）取得一項不錯的公報。我看不出我們怎麼能甚至考慮用你所說的那種態度來使這一切化為烏有。……請設法使大家保持冷靜。我們正接近勝利實現我們的政策了。難道我們一定要勾銷這一切，僅僅因為我們連一個星期也不肯等待，要馬上去轟炸那些不會搬家的目標嗎？
我讓艾爾·黑格去用更婉轉的語氣向美國總統轉達我的想法。類似這樣的來回電報還有一些，但是基本的問題是清楚的。總統急於要立刻對北越採取無保留的行動，他寧可取消最高級會談也不願放棄這一可能性。我贊成用同樣的措施來挫敗北越的攻勢，但是我想用即將舉行的最高級會談和同黎德壽的另一次會談來取得在國內的活動餘地和對蘇聯施加壓力的手段，並且孤立河內。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尼克松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於越南當前危機對美國公眾輿論的影響。我則認為我們應該把問題同更大的戰略聯繫起來。擴大河內和它的保護人之間的分歧，而不是迫使莫斯科和河內站在一起，這只會更加瓦解河內的士氣，並且最終為我們贏得更多的公眾支持。如果北越人堅持進行攻勢，拒絕談判的話，誰也不能頂替我們去對付他們。但為了在國內爭取支持強硬路線，必須先有一種北越人頑固不化的明顯跡象。因此，奇怪的是，我們反倒需要同黎德壽再舉行一次會談。而且為了孤立河內，我們必須繼續籌備莫斯科的最高級會談。
如果是在幾個星期之前，尼克松本會對我這次莫斯科之行的成果感到十分高興。成功的最高級會談已有保證；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基本上將按照我們自己的建議達成協議；最高級會談的公報將符合我們的各項原則。但是，尼克松只有雷博佐做伴，獨自待在戴維營，變得急躁起來。雖然我和我的同事們都知道我們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我們卻不斷地接到來自華盛頓的電報，指責我們在狡猾的蘇聯人面前「上了當」。尼克松生怕我們受騙而停止轟炸，而在一九六八年他恰恰抨擊了搞這種停炸的約翰遜，而且他認為這是他差點在選舉中失敗的原因。儘管絲毫沒有這方面的證據，儘管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甚至提都沒有提這樣的要求，他的懷疑一點也未消除。我也未能說服尼克松，使他相信勃列日涅夫並不是在設法使他得不到對最高級會談成果的功勞，而且一切跡象表明情況恰恰相反，勃列日涅夫同尼克松一樣需要使自己的名字和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聯繫在一起。
總統感到不安的全部內容最後都列在他在戴維營口授的一份冗長的備忘錄裡。（由於時差關係，我收到這份備忘錄的時候，已經結束了我在莫斯科的全部會談，宣佈我此行的公報已經雙方商定。）尼克松先是表揚我的「技巧、有辦法和決心」，可是在下文中實際上收回了這些表揚，說我一切都搞錯了。他說：「在我看來，他們已經達到了把你弄到莫斯科去討論最高級會談的主要目的，而我們要在越南問題上取得一些進展的目的卻沒有達到，當然你所指出的那些很重要的無形收穫沒有計算在內。……」尼克松仍然擔心，在我的莫斯科之行以後同意回到巴黎開全體會議，會顯得好像是一個退卻。左右兩方面都會攻擊我們到莫斯科去而又未能解決越南問題。如果河內在五月二日的會談中毫不妥協的話，「我們就得毫無保留地進行轟炸」。他自己不能處於軟弱地位而去莫斯科。他覺得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還有問題，因為謝苗諾夫向史密斯提出了「和你四月二十二日電報中提出的完全一樣的建議」。鑒於尼克松對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細節不感興趣，我無法使他相信情況完全不是這樣。謝苗諾夫只是說莫斯科在研究這個問題；他沒有舉出任何細節。尼克松爭辯說，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無論如何只是「少數幾個行家」所關心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是越南，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失敗了。為了不使我感到灰心，尼克松以一種友好的、安慰的語氣結束這份備忘錄。他說：「不論結局如何，請記住我們大家都知道，此時此刻我們找不到一個比基辛格更好的人去莫斯科。雷博佐和我們一起向你致意。」鑒於以上所列舉的各項錯誤，人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即尼克松政府處境很糟，因為它的最能幹的人也不能做得比這更好一些。
我從飛機上含糊其辭地回答道，我很看重尼克松的來電。我不同意他對巴黎全體會議的意見，我說：
我不同意你的擔心。首先，看了我的莫斯科之行的公告後，大家都會估計這裡面還大有文章。其次，我們可以強烈地暗示，這同秘密會談有關。第三，我們可以把全體會議限於討論如何結束北越的入侵，並且明確表示在這事做到以前，我們將不討論其他問題。
我在飛機上起草了一份給總統的長篇報告，在那裡我再次試圖解釋我建議採取的戰略。我說：
勃列日涅夫的表現令人感到他在最高級會談上是押了大寶的……我們的大選在十一月份，而他的表現卻似乎下一周以及今後每週他都要面臨大選。……蘇聯在目前形勢下可以選擇的各種做法都面臨著難題。在北越攻勢仍在繼續的時候，如果他們對河內持消極態度，他們現在必然假定你會放手對付北越，在這種情況下按原定計劃舉行最高級會談，這對他們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一種痛苦的前景。而取消最高級會談，在他們看來，將導致你在十一月（大選中）的失敗，但在那以前越南民主共和國將已被我們炸得粉碎，勃列日涅夫的西方政策也會垮台。如果由你來取消最高級會談，或者你雖然來了，但受右翼勢力的壓力沒有行動自由，結果也會大體上相同。然而，（蘇聯的）另一種選擇，也就是逼河內放棄攻勢，就意味著背叛一個社會主義盟友，喪失對河內的影響，而且也不能保證河內一定會停止攻勢或我們不進行報復。
總之，我只能認為勃列日涅夫本人，以及蘇聯作為一個集體，遇到了他們多年來沒有遇到過的最大政治難題。他們一定希望越南局勢能夠平靜下來，而且我猜想，在他們的各種都十分難辦的做法當中，他們有可能選擇對河內施加壓力的辦法——這樣做不是為了幫助我們而是為了他們自己。把勃列日涅夫的親信卡圖謝夫派往河內就可能是個證明。
利用你的決心這根大棒和有成果的最高級會談這根胡蘿蔔（我去莫斯科所帶的和用的就是這些；現在我們必須繼續這樣做），使我們最有可能左右克里姆林宮內部的政治，而且在我們自己國內的政治鬥爭中處於最有利的地位。
尼克松讀到我這份報告的時候，他的情緒已經穩定下來，使他能在報告上批註：「幹得出色」。這或許是他的真實判斷的反映，也可能只是接受既成事實。因為我去莫斯科會談的成果正在造成自己的勢頭。事態發展證明，我們並沒有放棄我們的任何一種選擇，事實上我們的活動餘地大大增加了。四月二十三日，我們從莫斯科通過我們的巴黎渠道向北越送去了那項程序性建議。（在沃爾特斯將軍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副局長之後，這條巴黎渠道被我們的空軍武官喬治·R·蓋伊上校操作得效率更高了，雖然不像以前那麼花哨。）如果我們馬上接到答覆說，河內同意在五月二日舉行秘密會談，我們就準備在四月二十五日宣佈我們將在四月二十七日回到全體會議。換言之，我們給河內二十四小時來作出答覆。以前在答覆信息時河內往往讓我們等上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這次卻在第二天就接受了我們的建議。
四月二十五日，我們在白宮宣佈，我去過莫斯科。我對此行影響的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在同一天較晚的時候，當確信我們的宣佈將成為一條單獨的新聞時，我們宣佈願意恢復巴黎和談的全體會議。雖然我們沒有作任何暗示，新聞界就像我預言的那樣，把這項宣佈同我的莫斯科之行聯繫了起來。當人們得知黎德壽已經動身去巴黎的時候，這個消息進一步推動了關於外交上的主動行動的樂觀猜測。
促使蘇聯和北越在政策上分道揚鑣的重要意義越來越明顯了。四月十九日，《紐約時報》在題為「失敗的戰略」的一篇措辭尖銳的社論中批評政府不該轟炸北越，致使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有可能達不成。但是四月二十六日，當我的莫斯科之行宣佈後，該報另一篇樂觀得多的社論卻表示相信，如果我訪蘇「未能對越南問題上的秘密外交史增添新的一章」，那才令人感到驚奇。其他報刊，包括《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也反映了這種普遍的意見。
我的莫斯科之行給人以一種印象，即我們也許不必在對蘇政策和對越政策之間進行選擇，因此它為我們贏得了時間。但它沒有回答我們心裡的根本問題，即我們能對莫斯科施加多大壓力而不致危及最高級會談並因而在國內引起動亂？我的莫斯科之行使莫斯科更加意識到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利害關係，因為蘇聯從中嘗到了一點甜頭，並且幾乎保證了會談一定會成功。它消除了一種天生的懷疑，即我們不會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但它未能使我們解開什麼是蘇聯忍耐的限度這個謎。答案將取決於兩個因素：北越攻勢能否取得成功，以及我五月二日和黎德壽秘密會談的結果如何。
[1] 蘇聯的Y級潛艇，每艘載十六枚導彈，相當於我們的「北極星」；而每艘載十二枚導彈的D級潛艇則相當於我們的「海神」——但我們的潛艇比他們的更好，聲息更小。
[2] 見埃爾莫·R·小朱姆沃爾特所著《回憶錄：保持警惕》（紐約四邊形書社/紐約時報圖書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一五二至一六三頁。
[3] 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紐約時報》。二月四日《洛杉磯時報》甚至重新主張一項僅限於反彈道導彈的協議。
[4] 例如，見塔德·蘇爾茨在《外交政策》第十五期（一九七四年夏季）所載文章：「基辛格是怎樣幹成的：越南停火協定內幕」和他所著《和平的幻覺》（紐約：維京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五四四至五四五頁。蘇爾茨說，這是美國第一次明確放棄雙方撤軍要求而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議。其實，總統在一九七年十月七日的演講中就已經提過就地停火的建議。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秘密建議中就已經不再期望能夠通過談判商定雙方撤軍，而且我們加速單方面撤軍本身就意味著我們放棄了那種期望。我們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的秘密建議中再次提出就地停火，而且總統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演說中公開提出了這項建議。在我們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的各項建議中，雙方撤軍的概念只剩下了這樣一個提法，即：「印度支那各國之間的問題將由印度支那各方按照互相尊重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來解決。有待解決的問題包括如何實施印度支那各國的武裝力量必須全部留在本國境內的原則。」
[5] 維克托·蘇霍德列夫是蘇聯的卓越的譯員。人們常常批評我為什麼要依靠蘇聯的譯員。這正像指責我不該用中國譯員一樣毫無道理。事實上，我的工作人員中有三位懂俄語（索南費爾特、海蘭和羅德曼）；在勃列日涅夫那一面也有好幾位懂英語（葛羅米柯、多勃雷寧和阿歷克山德羅夫）。如果蘇霍德列夫在一個字或短語上遇到了困難，馬上就有好幾個人插話幫助他。此外，我始終不明白如果蘇聯人故意譯錯我說的話或勃列日涅夫的話，這對蘇聯人有什麼好處。至於一切要簽字的文件，我們都能核閱俄文文本。
[6] 見《尼克松回憶錄》，第五九二頁。
[7] 當時我沒有注意這個問題，以為只是氣候的關係。一九七二年我去莫斯科為中東戰爭安排停火，當時時間因素極其重要，但又出現了干擾——於是我想到也許這種干擾不是偶然的。
[8] 先遣組由總統的軍事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准將率領。他是一個聰明的軍官，後來成為我的助手。他知道我的莫斯科之行，因為我的座機是他安排的。陪同他來莫斯科的有我的一位工作人員比爾·海蘭。過於熱情的克格勃工作人員老是問海蘭有沒有替基辛格帶一封密信給勃列日涅夫。海蘭客氣地回答說沒有，因為他知道我也在莫斯科，我不需要採取這樣迂迴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