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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一九七二年:从战争到和平 第三十四章 和平终于实现

理查德·尼克松就职第二任总统那天的天气,和他就职第一任总统时的天气差不多:寒冷、晴朗、刮大风。我和我的八十六岁的老父亲坐在台上各位内阁部长的后面。我对于在这里就座已不再感到惊奇了,过去几个月那些令人激动的事件使我的感情有些麻木了。战争即将过去,人们普遍抱着希望。参众议员们过来同我聊天并表示祝贺。父亲毕生的努力,由于纳粹接管他的祖国而付诸东流,现在他笑容满面。他对发生的事几乎不能置信。他一生的痛苦好像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得到了补偿。

号角吹响,尼克松随着《向总统致敬》的乐曲声出现了。他好像也不太相信已经发生的一切。虽然做过一任总统,但他对能出现在这里仍不乏新奇之感。他显出一种超然的神态,如果不是真正高兴的话。

胜利似乎使尼克松预感到好景不长。正如他不厌其烦地常说的那样,在压力之下他的才干才能发挥得最好。的确,有时难于避免这样一种印象,即他需要危机作为动力——而成功对他来说不是目标,却是一种烦恼,以致他在得到成功之后,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好。围绕就职的庆祝活动是隆重的,但不是轻快的。从参加者的举止看,好像他们是为此付出过代价的,而不是来分担一个新的共同事业。尼克松自始至终表现得像旁观者,而不是主角。他已经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达到了为第一任总统期间规定的国际方面的目标。现在他面前是一张白纸,任他描画,一位总统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交工作新的创造性的任务上,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机会。过去的遗产正在得到克服;国际环境正处于流动状态,有待塑造,这是三十年最多出现一次的情况。但是,今天的尼克松却有一种超脱的神态,好像他永远舍不得离开他所蛰居的冷漠和敌意的世界,这个世界他可能也恨过,但至少已经习惯了。也许这是一种单纯的腼腆或宿命论思想,也许这是对一场隐约可见的灾祸的预感。

两天以后,一月二十二日,我前往巴黎和黎德寿举行最后一次会谈。会谈将第一次出于中立和礼节性的考虑,在一九六八年以来一百七十四次毫无成就的全体会议的所在地克莱贝尔大街的小会议室里举行。即使这次,它也是被用来做一件象征性的事情。沙利文和阮基石已花了几天时间审查了所有的文本。最后,北越像得了怀疑症似的,坚持每个定稿文本都要用线装订好,并将线头用火漆加封——这大概是防备我们夜里偷偷夹进新页吧。

我到达巴黎时,获悉林登·约翰逊在那天去世了。他本人就是越南战争的牺牲品,他继承并扩大了这场战争,为的是完成他认为是我们国家的责任,并履行对倒下的前任[1]的义务。他最不想当一名战争总统,这无疑也是使他没有能领导战争取得结果的因素之一。退休后,他表现端庄,但带有伤感的色彩,因为他痛心地感到他唯一真正想做的事,即担任公职,现在对他大门紧闭,就像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被永远拒诸医院大门之外一样。霍尔德曼在一月十五日曾打电话告诉他,轰炸就要停止。(过去我曾多次代表尼克松向他吹风,可是现在“降格”了,霍尔德曼要我别再给他吹风。)可是,我已经送他一份和平协定的副本,并附了一封热情的便函。这是个身材高大、威严端庄却又很脆弱的人,他很健谈,富有理想,生气勃勃,如今竟同使他心碎的战争一起完结了,这真是一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

会谈于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开始。就是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场合,黎德寿还坚持让美国作出给北越援助的铁的保证,真是讨厌之极。我对他说,签约之前不能进一步讨论此事,而且这还取决于国会的同意和协定被遵守的情况。最后,在十二点三刻,我们草签了各种文本,双方还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黎德寿说:

顾问先生,我们谈判快五年了。我可以说,这是我们之间新气氛的开端。虽然离开正式签字仪式还有几天的时间,这是标志我们两国新关系的第一块碑石(原文如此)。恢复和平是越南人民的愿望,美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人民的愿望。

我们今天完成了我们的工作。我通过你向你的政府讲话,你通过我向我的政府讲话。我们两人都不要忘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因为为了取得今天的成果,我们走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程,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克服了所有的困难。这是令双方满意的事,你也满意,我也满意。再有几天就要正式签约了。我谨此向你郑重致意(原文如此),我们将严格地履行协定。我认为,要想在越南和东南亚保持持久和平,我们双方都应该这样做。

我致答词说:

特别顾问先生,我们两国人民经受了很大的痛苦,经历了很多悲惨的时刻,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你我有幸参与结束了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然而,只有当我们给印支人民带来持久和平,给北越人民和美国人民带来和解的气氛,我们的工作才算完成。我也愿严肃地向你许诺,我们将严格地履行协定。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努力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我想,你和我在这方面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负有一种特殊的义务。我们今天的工作完成了我们的谈判。我希望,我们将来回顾起来将能够说,今天标志着北越和美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起点。

接着,黎德寿和我走到冷雨蒙蒙的街头,握着手让摄影记者照相。我和南越外长陈文林共进午餐。他举止庄重而豪迈,没有流露出最近几个月激烈争吵造成的什么芥蒂。

美国的越南战争结束了。

尾声

一月二十三日,华盛顿就像以往在大事件的前夕那样,忙于技术上的琐事。那天下午六点三十五分左右,我回到我的办公室,离尼克松宣布协定和停火还有几个小时。这次,叫我第二天才向记者吹风。据认为(这很正确),总统的讲话不需要什么解释。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向国会领袖们吹了风,大部分解释都是他自己作的。

我一个人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待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是四年来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所作出的努力的最后结果。二百多万美国人把生命的一部分献给了那个遥远的国家;四万五千人为它牺牲了生命,几十万人为它受了伤。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现在可以因为没有白白地作出牺牲而感到自豪。现在,和平的目标最终已经实现,我们可以希望,那些曾经反对我们在印度支那作出努力的人们会团结起来。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人民也许最终能得到安宁、安全和进步的前途、一个值得为之付出这些牺牲的前途。

我诚挚地希望,我们正处于一个全国和解时期的开端,而我所预见得到的发挥创造性的独特机会将会推动这种和解。美国也许已经找到了把六十年代初期的理想主义和最近比较严谨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方式。中国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朋友;通过柏林协定、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一致同意的国际行为准则,我们和苏联建立了稳定关系的新基础。已实现的外交革命为美国外交开辟了不寻常的机会。除去消除越南战争的创伤之外,这一点也是我们满怀希望的一个理由。我们已缓和了同敌人的关系;现在是转而加强同朋友的关系、解决悬案的时候了。我们决定使一九七三年成为“欧洲年”,重申我们同大西洋集团的同盟关系——当然还有日本。我们要表明,这些关系比同共产党国家的试探性的新关系要牢固和深刻。在同盟协调和活力的基础上,我们将考验缓和的真正机会。我们在中东面临着特别好的机会,我被指定在二月份同萨达特总统的国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菲兹·伊斯梅尔会晤——这是我作为中东问题谈判者的第一步。尼克松是受压倒多数选民的委托开始第二任期的,他是处在威信顶点的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人。

政治家面临一个各种因素的可塑性都这样大的环境,在历史上是少有的。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借助美国人民的精力和梦想,借助人类的希望,创造形势、建设新世界的大好机会。几乎可以肯定,我将不能在今后四年整个地参与这项事业;和平确立以后,我就将离去——可能在年底吧。我为能有机会帮助做些准备工作而感到高兴。

晚上十点钟尼克松作了简短的、语调和解的讲话。他表示悼念曾盼望这一天到来的林登·约翰逊,并要求美国人民致力于“使我们所取得的和平成为持久的和平”。

和过去每次重要讲话之后一样,我马上会见了尼克松,向他表示祝贺。他好像不能在任何成就之后稍事休息一下。他已经在担心第二天的国会吹风了。

尼克松夫人打电话向我祝贺。她说,搞成这件事可真要有巨大的勇气啊。她是一位多么坚强的女性!她默默地、痛苦地忍受了似乎追踪着她丈夫的诽谤和仇恨。和总统不同的是,她不会用罗曼蒂克的想象来装点往往是自找的日常的失望。她没有任何幻想,而始终坚持在孤独中面对考验。她永远是那样庄严。如果她显得不易接近,又有谁知道在她那严峻的生活之中,她不得不压制着怎么样的火热感情呀!她从来不向别人要求什么,她的坚韧不拔使人敬佩,并具有相当大的鼓舞力量,因为人们感觉到那种刚毅是从温柔的天性中有意锻炼出来的。

过了几分钟,纳尔逊·洛克菲勒打来了电话。是他把我介绍进公职生活的,并且一直支持我干下来。很怪,他不爱说话,还有点腼腆,但是充满热情。熟悉他的人才能了解他通过一些动作传话的方式,如挤眼、用胳臂肘轻轻地推你一下、嘴里小声地咕哝,分别表示他的关心、他的满意和他的放心。他具有典型美国人的顽强的乐观主义。他不相信冤案不能纠正,不相信努力不能克服横在高尚目标之前的障碍。他总是鼓励别人,支持别人。在这些年的每个危机中,他都主动给予可靠支持。他本着这种精神,以自豪的口气对我谈到他的国家取得了哪些成就。他认为美国的力量既是天赐的幸事,也赋予了责任——保卫自由的人们,给予处境不利的人们以希望,做到真正的正义和宽容。

午夜左右,我正在家里的时候,在林肯厅孤独沉思的尼克松打来电话。他在考虑新闻界对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否欣赏;大概不会。但是他真正担心的倒不是这个。他说他知道每个成功都会带来一种可怕的失望。我不应该让这事发生,我不应该泄气。今后还有很多战斗;我不应该软下去。实际上,我既没有泄气也没有感到失望。听着他的讲话,我想象得出那幅画面:尼克松独自坐在那里,深陷在咖啡色的绒面椅子里,两腿搁在前面的小沙发上,一盏小小的台灯划破了周围的黑暗,烧着木柴的炉火把黑影投在墙上。扩音器里放着罗曼蒂克的古典音乐,大概是柴可夫斯基吧。他在对我谈话,但实际上他是在独白。

命运为了实现自己的设计,选择了多么奇怪的媒介啊!这位成功时如此孤寂、在有些事情上动机如此褊狭的人,领导我们国家度过了历史上最令人痛苦的时刻之一。他生性并不勇敢,但是他硬逼着自己做出了卓越而罕见的英勇行为。他通常并不外向,但他强迫自己把人民团结起来对付挑战。他努力变革美国的外交政策,以使它能克服在过多承担义务和孤立主义之间的灾难性的摇摆。他被权势集团所鄙视,他对人的看法暧昧模糊,然而他却牢固地怀有一种国家荣誉和责任感,决心证明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自由国家无权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如果他既爱又恨的权势集团对他表示一些爱心的话,事情会是怎样呢?他会在自己怨恨的荒野里越躲越深呢,还是会来一道大赦令把他解放出来?事到如今,这已经无所谓了。他现在处在难以排解的孤独之中,已经经历了国内严重分裂的时期,但他却看到了光明的前途,这是很少政治家有福气能够企望的。他能够设想一种缓和积怨、加强友谊并给新兴国家带来希望的新型的国际秩序。这对美国和整个人类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在胜利的时刻,他孤独地待在一个峰巅,而这个峰巅很快就要变成峭壁。但是,尽管他有许多不稳定性和瑕疵,他却以巨大的毅力给我们带来了使理想和可能性相结合的非凡的时代。

当我终于草签了《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巴黎协定》之后,当天晚上这些往事一一掠过了我的脑海。我觉得心旷神怡,既不兴奋,也不悲伤。


[1] 指被暗杀身亡的约翰·肯尼迪总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