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八股黨化暗為明

由於場面漸大,杜月笙的生活與派頭,就隨之水漲船高,他現在已屬於錦衣玉食,席豐履厚的享受階層。他不講究吃穿,卻豪於賭,呼盧喝雉,一擲千金,毫無吝色。他身為公興俱樂部當權,當然不能下賭台賭。他愛和三朋四友打麻將,推牌九。如所周知,賭博是漫無止境,沒有底的。杜月笙就時常輸得脫了底,黃老闆聽到了些風聲,每每把他叫過來,很誠懇的勸他:

「月笙,賭銅鈿本來是壽頭碼子的事體,你不要忘記,你是吃俸祿的,哪能你也著起迷來了呢?」杜月笙這時總是陪著笑臉否認:

「我不過偶而白相白相而已,我並不曾怎麼賭呀!」

除了賭錢,他也染上了黃公館眾家弟兄的習慣,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逍遙得意如神仙。每天九十點鐘起來,先往茶館裡一坐,泡壺茶,吃點心。中午回家吃過午飯,兩三點鐘便到混堂裡去孵著,洗澡要洗大湯,休息則必在洋盆單房間,擦背敲腿扦腳捶背,一定要來一個全套其實呢,像他們這一幫人,既無寫字間,又沒有連絡處,而日常事務卻又千頭萬緒,接觸人物更是三教九流,因此茶樓浴室便成了他們談生意、講斤頭、開會議、見朋友的聯絡站。

杜月笙在黃公館,由孤小人而小夥計,而得力助手,而方面大將,自立門戶。漸漸的,內有黃老闆、桂生姐的寵信備至,外有各界朋友的深相結納,他在黃老闆跟前,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浸假而在老闆身邊坐上了第二把交椅。黃老闆的心腹大將八個生,唯獨杜月笙以後來居上之勢,脫穎而出。此之謂:「出道你早,運道我好。」

賭與土兩大事業,賭業方面杜月笙一日千里,進展神速,詳情已如上述。至於煙土一門,在杜月笙飛黃騰達的那些年裡,由於時局的變化,國內外各地情勢的影響,誠所謂波譎詭秘,變幻萬端。

首先是由於國內各省軍閥構釁,連年戰亂頻仍,上海拜領「租界」、洋人之所「賜」,居然成為地位衝要的一片乾淨土,國內國外所產的鴉片,鹹以上海為最理想的集散市場。這也就是說,上海的煙土生意越做越大了。自世界各地而來的鴉片集中於上海,其銷售最盛時期供應地區遠至淮海區域,以至長江兩岸。另一個也有租界之設的海港都市天津,則為華北各省鴉片的吐納港,但是由於華北地區與財富不能與東南及華中相比擬,因此,上海鴉片市場的規模,自然遠勝於天津。

鴉片為暴利之所在,西南邊陲省份的若干農民,如川康滇黔各省,莫不紛紛改植鴉片,再加上各地軍閥為了應付軍費,中飽私囊,也在不斷鼓勵農民種煙,因此往往有罌粟花開香聞百里的大量生產現象。

最盛時期,甚至連北方的熱河、陝西,東南的福建、安徽等省,由於某一地區氣候及土壤的特別適宜,也有不少的鴉片煙田。

不論西南或東北,國內各地所生產的鴉片,都很希望銷往上海這個大市場,主事者不辭萬里跋涉,不惜遶道迂迴,經過他們多方的努力,上海便不斷的有新鴉片品種問世。上海人按其產品的來源,為它們定名雲土、川土、陝西土、毫州漿(產自安徽毫州)、福州漿,以及「一三八」(熱河產土,因為每隻重一三八兩,故名之。)

鴉片生產在短暫期間,擴充到這麼許多地方,它的產量當然可觀,照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國產鴉片應可取洋土而代之,將外國鴉片驅出中國,藉以「提倡國貨,挽回利權」。然而實際上在民初以至民十五六那十多年裡,以上海為例,仍以外國鴉片為進口大宗,長江兩岸包括蘇北,亦以波斯產的「新山」「紅土」最為暢銷

研究這個反常現象之所以形成,最大的癥結,還得歸咎國內各地的動亂不安,交通阻隔,業者長途運輸,風險太大。還有,則是強有力者明搶暗奪,沿途更是關卡重重,橫徵暴斂,竟無已時。

舉例以言之,四川農民種植鴉片豐收時期,收購價格僅合每兩一二角錢,但若運到上海,售價即在一二元間,這麼說來,鴉片煙自四川順江而下,航運無阻,它所負擔的運費和苛捐雜稅,即達鴉片煙本身價值的十倍左右。

和國產煙土比較,外洋煙土確實幸運得多,它們自原產地運送出口以後,沿途不管經過那些國家,那些口岸,都無須繳納稅款,而運到上海吳淞口外的公海上,自有走私入口者以神出鬼沒的技倆,接駁到上海租界——同樣的不必完糧納稅。運費與厘稅加重了十倍生產成本的國產煙土,因此始終無法和洋土抗衡。

於是,吳淞口外成箱成包的鴉片,猶仍絡繹不絕,源源而來。層出不窮的搶土事件,也在照常的進行不輟。

以搶土、硬吃,漸漸的改為收取保護費,大八股黨的八位英雄好漢,他們的名單是沉杏山、楊再田、鮑海籌、郭海珊、余炳文、謝葆生、戴步祥,他們的根據地在英租界,由於腰纏萬貫,有了身家,銳氣消減,迥異當年。他們同樣的從紊亂中產生了組織,自暴力的手段而漸趨溫和,他們開始另一種穩妥可靠不冒風險的斂財方法,或前或後,紛紛投效上海的兩大緝私機構:水警營與緝私營,以及英租界的巡捕房,仗著他們的多金善「賈」,上下交「讙」,很快的洊升到高級職位,甚至有擔任這兩個「肥」營的營長者。

如此這般,大八股黨將水陸兩途,英租界裡的查緝煙土大權抓到了手裡,於是他們予取予求,大發利市,化暗為明,廣向鴉片煙業者,土行老闆,大量收取其所謂之保護費。——潮州幫的大老闆們歡天喜地,自願奉獻,他們以為從此可以安享太平,再也不會發生令人心驚膽跳而又肉疼的「搶土」事件了。

大八股黨和土商們不把法租界的朋友看在眼裡,毋寧是合理而自然的事情。首先,法租界統共只有一千多畝地方,地小,人少,所能使出的力量有限。其次,鴉片商和土行,多半開設在英租界,相反的,法租界沒有碼頭,罕見土棧,他們認為偶而有些法界朋友搶個幾包土,發筆小財,和他們成千論百,大來大往比起來,無異是癬疥小疾,渺不足道。當初他們的構想,收了土商的保護費以後,法租界那邊,只要打個招呼,分幾份俸祿,也就夠了。

持此論調最力的,是英租界巡捕房裡的探目沉杏山,沉杏山是崇明人,他患有神經質失眠症,身體不好,每每無精打彩,對於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勁。當時他仗恃平時辦案,和黃金榮頗有來往,心想法界方面只要他跟黃老闆打個招呼,憑黃老闆閒話一句,天大的事都可以解決。

但是他不曾想到,利之所趨,關係飯碗問題,黃老闆和沈杏山交情再好,叵耐他手下還有一批龍爭虎鬥的腳色,凡事不是他一個人做得了主的。自從大八股黨轉為地上,收保護費,包接包運。利用水警營、緝私營、英捕房的三重力量,煙土一到吳淞口外公海,便明目張膽,沿途順利無阻的向英租界運送,這麼一來,以「搶土」為生,靠「搶土」發財的各路朋友,一個個目瞪口呆,驚慌失措,因為他們的財路幾已全部斷絕。

時間是在民國七年的冬天,杜月笙在黃老闆和桂生姐跟前,正是扶搖直上,炙手可熱。面臨這麼重大的事件,老闆和桂生姐,少不了要問計於他。

《杜月笙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