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的一場風波敉平，杜月笙沉思默想，吳紹澍苦苦與自己作對，理由究竟何在？他是否有背景，受人指使？在作他人的工具？然而，他所得的結論，則是吳紹澍自大才疏，野心勃勃，抗戰勝利，列強間的不平等條約一概取消，租界不復存在，整個黃浦灘都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上海金融工商的極大潛力，當時正由於做了八年的「日本順民」，而普遍存有疑懼不安，瑟縮惶悚的心理，這般人一時無從發揮其力量，因為他們已自「順民」一變而為「柔民」。吳紹澍掌握了黃浦灘黨、政、團多方面的權力，以他的為人和性格，理該趾高氣揚，君臨一切，而環顧左右，不作第二人想。此之所以杜月笙要成為他第一個該打倒的對象。
基於對吳紹澍的深刻認識，杜月笙乃決定其應付的方針，吳紹澍在黃浦灘上欲與天齊，杜月笙便韜光養晦，甘願迴避，他連自己的家都不回去，躲在顧嘉棠家長期作客，顧家門庭因杜月笙而來的熱鬧風光，他盡可能的減少避免。不僅如此，杜月笙尤能做到公開場合，決不拋頭露面，為了表示他有退讓歸隱的決心，尤在上海各報大登廣告，不惜將自己在抗戰八年期間，放棄一切，冒險逃出上海，出錢出力，無役不從的許許多多功勳勞績一字不提，反而謙沖自抑的說：
「天河洗甲，故土遄歸，自維無補時艱，轉覺近鄉情怯！」
用這種深切「自責」的語句，即令是共產黨的「坦白」、「交心」，只怕也通得過了。退一步說，設若吳紹澍一定要故入「師」罪，何患無詞，誣陷杜月笙是所謂的惡勢力，那麼有他自甘入罪的這幾句話，不也可以當作吳紹澍的「最佳註腳」？
上海市民在北站的盛大歡迎，他躲過了，各界人士爭相籌辦的歡迎之宴，他一一謝絕不問世事，其程度的澈底，連上海市商會嘸啥介事的聚餐，他也遜謝不遑，托故避過。尤且，不論何等人物，在杜月笙面前提起吳紹澍，他不但絕無怨言，反而聲聲讚譽，滿口推許。依他想來，你要進取，我便退讓，你要風光，我便隱晦，你要君臨黃浦灘，我便樂為在你統治之下的含餔鼓腹之民，歌功頌德，掬乎至誠，難道說你吳紹澍還有不盡滿意我杜月笙之處嗎？堂堂杜月笙已經「心悅誠服」，伏下來當你吳紹澍平步青雲的墊腳石了，以至誠對至佞，杜月笙認為他自己的做法無懈可擊。
然而不然，吳紹澍妄想一把抓牢黃浦灘，誠如張九齡的感遇詩：「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吳紹澍金丸之發，唯有珍木之巔的珍禽，方可列為射擊目標。杜月笙是五百萬上海市民心目中的偶像，的領袖，的抗日戰爭英雄人物，儘管他樸質無文，生平未嘗參加實際政治，同時他患有喘疾，體質素弱，但在外國人的觀感之中，約翰根室稱他為：「有把日本人當早餐吃掉的名氣」，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中將也說：「在上海的外國人，聽到杜月笙的名字便會不寒而慄」。杜月笙名氣這樣響，地位如此高，吳紹澍對杜月笙的打擊越多，越重，便越足以顯示吳紹澍的人高馬大，身手不凡，有杜月笙這麼一個好靶子，光挨打，不還擊，吳紹澍又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杜月笙越讓，吳紹澍越凶，散散傳單，貼貼標語猶不足，吳紹澍更進一步，他插足新聞界，創辦「正言報」，用「正言報」此大眾傳播工具，發為輿論，對杜月笙展開持續不斷，愈演愈厲的攻訐，刺激。以「打倒惡勢力」為主題的社論，開始有計劃的逐日發表，傳播，正言報成為吳紹澍最有力的武器他彷彿抱定了決心，每打杜月笙一記，便水漲船高，使自己的地位更增一級。
是可忍，孰不能忍？此一問題，開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爭論杜美路作戴笠總部
繼吳開先之後出任上海統一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的王新衡，膺命擔任軍統局上海區長，上海市調查室主任，上海市肅清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搭乘第一架由重慶直航上海的飛機，抵達上海。
杜月笙幾乎已經忘記了，他還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上海統一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說起來，倒是唯有他這個職位纔能君臨黃浦灘，而把黨團政軍大權一把抓。上海統一工作委員會的第一任秘書長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兼任，民國三十三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王新衡自香港撤回重慶，他常到重慶汪山杜公館，參與杜月笙的午餐晤談，不久吳開先在上
海以被捕聞，上海統一工作委員會書長一席遂告虛懸王新衡問戴笠，可否向杜月笙自告奮勇，討這個差使做，以使上海工作統一委員會這個重要機構不致形同虛設，漸趨瓦解。當時戴笠對杜月笙難有把握，他遲疑不決的說：
「恐怕杜先生不肯給你做啊，他手底下陸京士、朱學范，……都是這個秘書長的候補人選。」
其實王新衡早已心有成竹，他當時便說：
「試試看嘛。」
其結果，是杜月笙欣然應允，請王新衡擔任上海統一工作委員會的秘書長，有此因緣，王新衡和東南方面普遍建立關係，因而膺選勝利後在上海權傾一時，職責無比重大的新職。
王新衡往見杜月笙，杜月笙十分之喜，寒暄過後，第一句話便問：
「新衡兄，你準備住在那裡？」
「我剛剛到。」王新衡坦然回答：「先來拜望杜先生，住的地方還不曾安排好。」
於是，杜月笙便請王新衡住到杜美路，早年金廷蓀為他建造的那一幢華麗宅第，五開間的門面，三層樓。杜月笙告訴王新衡說：他原打算五幢三層樓房子分三幢給他的三位太太，子女佔兩幢。那五幢華廈美輪美奐，每一間房都是套房，內裡的衛生設備尤且五彩繽紛，各間不同。房子是金廷蓀替他造的，設備則由美國成套的買來，抗戰前固屬華貴無比，抗戰後還是精美絕倫。
但是，王新衡只需要幾間房子，還包括辦公室在內，不久後戴笠戴老闆也到上海，急切間找不到合適的辦公住宿場合，這是因為戴笠以身作則，避免物議，敵偽財產他有處理之權，卻是沾也不沾。戴笠見王新衡的住處相當不錯，而且空屋還多，問明白了是杜月笙的私產，他便請王新衡去跟杜月笙商量，也借住他幾間，杜月笙聽後哈哈大笑，他慨然的說：
「雨農兄弟，儘管用好了。」
因此，進駐上海的軍統局本部、中美合作所，和王新衡所管轄的各單位，從此統統設在杜美路杜氏大廈，杜月笙除了房屋，尤且供給得力人員，他派得意門生陳默，和他的親信總管萬墨林，雙雙到杜氏大廈去，擔任戴笠總部的總務。
萬墨林是杜月笙的親眷，又復是追隨了三十年來的心腹親信，杜月笙和各方面的關係，他事事留心，瞭然於胸，跑出去傳話遞信，儼然便是杜月笙的代表。抗戰八年期間，他奉杜月笙之命留在上海，看家守宅，照應一切。後來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等先後潛赴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他又遵照杜月笙的指示，多方掩護，聯絡奔走，其間尤曾兩度被捕入獄，迭遭酷刑一字不吐，立下很大的功勞。杜月笙在梵皇渡車站下車，他到站迎接，見到一別八年的「爺叔」，當時喜極而泣。杜月笙住進顧嘉棠家，他立刻趕去照舊執役如故，並不以功在國家，地位增高而有所不屑。有一天晚上杜月笙和他單獨相處，曾經試探的問：
「墨林，抗戰勝利，敵偽倒台，以你當時的地位，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你阿曾搞到銅鈿？」
萬墨林則大搖其頭，斷然否認，說是：
「嘸沒。」
於是杜月笙又好奇的再問一句：
「儂那能肯放棄這個大好機會的哩？」
「這是爺叔從前交代我的嘛，」萬墨林脫口而出的回答：「銅鈿用得光的，做人（口麼）一直要做到嚥氣為止，不義之財，決不可取。」
「很好，」杜月笙很滿意，欣然的說：
「儂能夠一生一世照我的話做，我保險你決不吃虧，慢慢交，我弄一廠撥儂。」
因此，戴笠抵達上海，建立總部，問杜月笙要兩個得力的人，杜月笙經過考慮，首先便把萬墨林薦過去。他這麼做，有其深意。第一，萬墨林人頭熟，地頭更熟，又有杜月笙總管的身份，他確實可以為戴笠出力跑腿，第二，萬墨林有功國家，做過長時期的地下工作，卻是一清二白，並無貪贓枉法的紀錄，第三一層原因，萬墨林是杜月笙倚之為左右手的活電話簿，最佳聯絡奔走者，如今他把萬墨林都推薦給了戴老闆，正好向吳紹澍表明：他確有退隱決心，無意再作出岫之雲。
陳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門生，硬而狠的腳色，人卻老實。抗戰八年，戴笠借將，派陳默、於松喬等擔任行動工作，鐵血鋤奸，把斧頭手槍機關鎗當成家常便飯，歷盡腥風血雨，出生入死的驚險場面，上海鋤奸行動向由戴笠親自主持，行動之先他很少和杜月笙商量，因此陳默和萬墨林不同，他等於是由戴笠直接指揮。民國三十年底太平洋變作，日軍進入租界，陳默的行動工作失卻地利人和的掩護，戴笠命令他撤退，回大後方，工作安排便由戴笠一手包辦，所以他正式列入軍統局編制之內，擔任過軍統西安和成都檢查所所長，但是他覺得大後方靜態的工作不夠刺激，因為他也是浦東人，曾經擬了一個再進浦東打游擊的計劃，送請夫子大人杜月笙轉交戴笠，戴笠表示同意，陳默便又到上海附近。可是他到達不久抗戰便告勝利，陳默一馬當先，進了上海。他本來就是軍統人員，戴笠抵滬杜月笙叫他也跟過去，算是納入軍統局的原建制。陳陶遺杜門受冷落
陳陶遺的確是上海大老之一，他是江蘇金山人，原名公瑤，字陶怡、陶遺、又號道一劍虹。光緒七年（公元一八八一）誕生於金山松隱裡的一個書香門第，他比杜月笙大七歲二十一歲入庠，即以金石書畫名於世，二十五歲入中國公學，倡呼革命，交遊文士，二十六歲在上海西門刱辦健行公學，加入同盟會，東渡日本，接辦醒獅月刊，擔任暗殺部副部長，並且師事章太炎。翌年回國被推為同盟會江蘇支部長，不料剛到上海，便被革命叛徒劉師培出賣，由滿清兩江總督端方系之於獄。一年後幸而獲釋，但他仍然奔走革命如故。前後四年間，陳陶遺曾與陳去病、高天梅、柳亞子發起「南社」，為當年最重要的革命文字宣傳機構。又赴南洋籌款，參與黃花崗之役，辛亥起義，上海光復，陳陶遺從南洋攜款來助，曾與馬君武代表滬軍，到武昌聯絡。江蘇各地先後反正，陳陶遺和章梓的遊說疏通，厥功甚偉。
陳陶遺醉心革命，卻並不熱中於官場，他的勳績、人望和資格，乃至道德文章，和杜月笙可說是截然相反而在兩條路上。民前一年他便是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副議長（議長林森），選舉國父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民國成立，他薄官不為，遠赴東北開荒，民國十五年他被孫傳芳拖出來當了一任江蘇省長，後來他便杜門謝客，日以讀書寫字為娛，直到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上海第一屆臨時市參議會成立，史量才、杜月笙擔任正副議長，陳陶遺則應聘擔任秘書長。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他留在上海，也曾為敵偽利誘威脅，請他出山，陳陶遺不勝其煩，便由杜月笙設法接到香港，住過一段時期，不久風聲稍緩，他又潛回上海，直到抗戰勝利他六十五歲，其間迭經敵偽強逼，陳陶遺穩如泰山，乃能保全黃花晚節。
陳陶遺腹笥極廣，頗有幽默感，他有幾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傳誦一時。其一是民國二十九年汪精衛粉墨登場，一再派人逼他同流合污，某次請陳陶遺的朋友趙正平往說，當時陳陶遺便拉下臉來，厲聲叱道：
「做人時短，做鬼時長！」
義正詞嚴，罵得趙正平狼狽辭去。其次是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上海，陳陶遺驟聞佳音，喜形於色，當下對他家人說：
「『家祭毋忘告乃翁』，此刻用不著咧！快去備幾隻小菜，一家團宴，就算你們當面祭告我吧！」
錢大鈞奉到中央電令，為尊老敬賢，親自登門拜訪，勸請陳陶遺擔任臨時參議會議長，陳陶遺以年老多病為詞，（他也氣喘，還有左肺擴張，循環障礙與結核諸症。）婉言遜謝；與此同時，黃浦灘上的環境複雜，越演越烈，他當然也耳熟能詳，殊不願以風燭殘年，捲入漩渦，跳進火坑，他辭意極堅，錢大鈞勸他不動，就說為便於向上級有所交待，請陳陶遺薦賢自代，這時陳陶遺殊不便強人之難，隨口漫道：
「錢市長看徐寄廎這人如何？」
斯語一出，便成定局，上海市臨時參議會的議長由陳陶遺保舉了徐寄廎。徐寄廎和杜月笙素稱知己，交情極夠，照說徐寄廎當議長杜月笙是蠻歡喜的，然而，當時情況，對杜月笙來說無異陳陶遺「一喪邦」，因為吳紹澍以杜月笙為敵，正把杜月笙逼得透不過氣來，如果當時陳陶遺薦賢自代屬意杜月笙，他躍登議長寶座，就可以和錢市長錢大鈞分庭抗禮，吳紹澍見他還得矮上一截，縱使他不掌握議壇，展開反擊，至少他也有了和吳紹澍握手言和化除敵意的立足地。這一個上海臨參會議長對於杜月笙實在太重要了，可惜「徐寄廎」三字從陳陶遺口中輕輕吐出。還有一層，不論從何種角度說，杜月笙實在比徐寄廎更具有當議長的資格。
跌足太息，懊惱不已，杜月笙不知不覺，又犯了二三十年前黃金榮黃老闆說他的「小囝脾氣」，他要向陳陶遺表露他心中的悶悒與憾意，他假顧嘉棠宅請陳陶遺餐敘。六十四歲的陳陶遺準時赴席，但是座中不見主人，而且從開席一直到宴畢祇由顧嘉棠、徐采丞等杜氏親信奉陪，杜月笙始終不曾露面，陪宴諸人明知底蘊，見陳陶老談笑風生，坦然自若，未免有點踧踖與愧疚，席終乃由徐采丞善為說詞，編了個理由，一再的為杜月笙失儀而道歉，詎料陳陶遺早已瞭然心胸，全不在意，他打個哈哈向徐采丞等說：
「何必道什麼歉呢？這明明是月笙懊惱不過，有意撥點顏色給我看呵！」
於是，大笑而去。半年後，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陳陶遺六十五歲，也是應友人之招參與一次午宴，席未終，喘大發，遍體汗出如漿，急車送歸，臥床兩周，終以心臟衰竭而告不治。這東南一代物望死於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半杜月笙聞訊至為震悼，曾經親往弔唁。萬墨林三度入牢監
於是萬墨林黯然神傷，一聲苦笑，既然「爺叔」這麼說了，他只好回家收拾隨身攜帶各物，赴淞滬警備司令部自動投到。坐他一生之中第三次監牢，當然，中國同胞不會像東洋人那般對他濫施毒刑。
杜月笙毅然下令萬墨林自動投案入獄，不僅使黃浦灘上五百萬市民駭然驚異，競相走告，而且也使淞滬警備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大出意外，開始對杜月笙刮目相看，肅然起敬。宣鐵吾頒下萬墨林的逮捕令，可以謂為對杜月笙的一項挑戰，以杜月笙在上海所佔的天時、地利與人和，宣鐵吾這一挑戰實無必勝的把握。他想不到杜月笙會這麼「落門落坎」，大力捧他這上海治安首長的場，他更無法料及萬墨林果然便祇為了恪遵「爺叔」之命，不惜老老面皮，甘願投到。
上海米價還在繼續攀高，五百萬市民的怨懟竟而迅速平息，筱快樂的熱門廣播節目自沸點急速下降，他再冷諷熱嘲，破口大罵「米蛀蟲」也沒有用了，因為杜先生的總管、米業公會、上海市農會理事長萬墨林業已自動投案，身陷囹圄。宣鐵吾宣司令的的聲望由此臻於最高點，杜月笙和萬墨林的守法精神，坦白態度，為大上海五百萬市民帶來新希望與新觀念。
上海在蛻變，在一團亂麻中，萬墨林三度下獄也是一個轉折點。乍看起來彷彿是杜月笙在向民主、法治投降，實則是他在為民主、法治樹立一個好榜樣。──杜月笙又結交了個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長，萬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查無實據，抽絲剝繭般弄清楚了事實真象，萬墨林很快的獲得釋放。
宣鐵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誠擁載的盛意，他送了一幀放大照片給杜月笙，親筆題款，還蓋了官章，杜月笙把這幀照片配以鏡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讙，使老上海們額手稱慶，杜月笙又順利渡過一道難關。
吳紹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縱放巨奸、吞沒逆產」案雷聲大，雨點小，於是讓他保全了上海黨、團主管，以及國大代表和正言報董事長的職位。由於他受過打擊，身上所繫的罪案猶未終結，於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愷切陳詞，苦口婆心的勸：
「紹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職時，事必躬親，氣概彷彿很盛，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與錢慕尹錢市長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與以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會上你又不能與杜月笙合作，你的挫敗現在還只不過開始，從今而後，你要改變作風才好。」
吳紹澍聽後，嗒然無語。
杜月笙因吳紹澍的「欺師滅祖」，橫施打擊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復以戴笠之死椎心刺骨，哭出一場大病，然而以他當時的交遊之廣，物望之隆，社會國家，依然還是少不了他。加上恆社子弟，多的是社會中堅，出類拔萃人物，杜月笙有這麼完整的班底，優秀的幹部，事業當然大有可為，因此，便在三十五年春夏之交，杜月笙經過審慎考慮，多方試探，又有了東山再起，捲土重來的跡象。
早年在重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幹勁十足的得意門生，一向從事棉紡工業的袁國梁勝利後袁國梁做麵粉和棉紗，大來大往，氣魄很夠，麵粉大王榮德產曾經開頑笑的對他說：
「我辦工廠，就像吸海洛因，不過你也不錯，可以算得上吃香煙的。」
由此可知袁國梁辦事業和做生意，自有其刺激緊張之處，民國三十五年袁國梁投資設在江陰的「福澄公司聯營紡織廠」。他投下的股本甚多，預定當年七月開工，公司成立，規模很大，因而引起「江陰三大亨」黃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間的雄心，袁國梁唯恐董事長一席，落在他們之手，兼以公司股東，群起反對，鬧得股東大會幾乎流產，他無可奈何，只好拖牢同為福澄公司常務董事之一的王先青，到十八層樓杜公館謁見杜月笙，打算請老夫子出來擔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長，在他認為，必須如此事體才能擺平。繼之以朱學范事件繼吳紹澍之叛，又有朱學范之變，這是杜月笙在抗戰勝利以後的兩大憾事。比較起來，朱學范之投共，對於杜月笙心理的打擊，較吳紹澍尤甚。因為，後者發生在民國三十五年八月，當時恰值杜月笙掙破吳紹澍的困擾，戰戰兢兢，經之營之，開始為重建聲勢而努力，朱學范事件，對他可能發生不良的影響。尤且，回想當年朱學范拜門，年方二十四歲，還在上海郵局當一名郵務生，自民國十七年到三十五年，前後十八年間，師生之誼，幾如家人父子。朱學范一面協助陸京士，從事工運，另一方面也和楊管北、陸京士、駱清華等同樣的是杜月笙智囊之一，參與密勿，朝夕與共，在個人感情份量上，朱學范要比吳紹澍重得多了。
朱學范一雙濃眉，滿面春風，能言善道，中英文都有點根柢，為人則慷慨大方，罕見疾顏厲色。因此，照杜月笙衡量人才的標準來看，他是有本領，嘸沒脾氣的第一等人才，他投身杜門十八年，杜月笙大力提拔，一手扶植，朱學范在黃浦灘竄頭勢之快，即可作為明證。
籍隸浙江嘉善，民前七年（公元一九○四）出生，朱學范在民國十年以後，在上海讀教會學堂聖芳濟學院，畢業了投考郵務生，幸獲錄取。以一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在十里洋場得了個待遇優厚的鐵飯碗，血氣方剛，難免浪漫荒唐，於是有一段時期，他生活過得很不正常。不過他這個人還算有作為，能夠迷途知返，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青天白日旗飄揚上海，朱學范眼見陸京士、錢麗生、黃小村、張克昌、於松喬等奮起清共，改組郵務工會，這一股革命的浪潮，使朱學范躍躍欲試，自此他揚棄了吊兒啷當的生活，漸漸的和陸京士等接近。由於他個人的才華能力，不在眾人之下，很快的便成為陸京士左右手，兩人不分彼此，並肩作戰，他們雙雙膺選上海郵務工會常務理事，又雙雙的投入杜門，成為杜月笙的學生。從此陸、朱並駕齊驅，扶搖直上，得到杜月笙的全力支持，數年之間，朱學范即因師門拔擢，當選了上海總工會常務理事。尤其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工潮頻仍，陸京士席不暇暖時期，世界第二十屆國際勞工會議在日內瓦舉行，陸京士無法分身，推薦朱學范擔任我國代表。自此以後，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朱學范一連六次代表我國出席參加該會，使他一躍而為國際知名的工運領導人物。
若干年來，提起我國工運領袖，每以陸、朱並稱，而論杜月笙的得意門生，亦多稱陸（京士）、朱（學范），與吳（紹澍），其實這三個人脾氣性格，大不相同。前文所述，戴笠批評朱學范「浮而不實，弊過於詭」，可謂一針見血。即以陸、朱二人作一比較，陸京士實事求是，淡於名利，朱學范則輕於利而熱中於名；陸京士家庭和樂，夫妻情篤，朱學范則家裡勃溪時起，兩夫妻鬧得勢同水火。既好名又不得家庭溫暖，於是給了中共可趁之機。
還有一層，朱學范組織力強，因而野心勃勃，在杜月笙的恆社弟子之中，唯獨朱學范另外創立「毅社」，「毅社」所吸收的門生弟子，居然多達千人，聲勢頗為浩蕩。像這樣的事，也唯有杜月笙「宰相肚裡好撐船」，讓他放手做去。
抗戰時期，朱學范先隨杜月笙到香港，後亦在渝，當立法委員，兼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中國勞動協會創辦於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會址設於上海。民國二十六年底中國勞動協會自上海撤退到漢口，曾經參與「工人抗敵總會」的籌備工作。二十七年七月，該會遷重慶，設址於九道門，旋不久，便呈准社會部，特准「中國勞動協會」代表中國工人，加入國際工會聯合會為會員，遂使該會不僅成為全國性勞工團體，尤且為國際性勞工團體之一。
當時社會部作此決定，可能由於並無全國性的總工會，因而為一時權宜瓜代之計。不久後，「中國勞動協會」便獲得國際勞工團體的經濟支持，名利兼得，業務迅速發展，任何人再要想組織個純勞工團體，與之分庭抗禮，也就很困難了。
「中國勞動協會」得到了國際支持，合法地位，因而也引起了中共攫奪的野心，同時種下朱學范個人悲劇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