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運動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污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籠統說來,是資產階級思想;具體說來,則可以分為幾項。首先,在解放前,我從對國民黨的觀察中,得出了一條結論:政治這玩意兒是骯髒的,是污濁的,最好躲得遠一點。其次,我認為,外蒙古是被原蘇聯搶走的;中共是受蘇聯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檢查、批判這兩個思想。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裡,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彷彿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彷彿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彷彿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佈,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xdx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黨的威信至高無上。許多愛護黨而頭腦簡單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有的話說得並不好聽,但是絕大部分人是出於一片赤誠之心,結果被揪住了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游離於敵我之間,徒倚於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後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裡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我懷著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1958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裡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煉鋼鐵上。至於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大煉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全國人民響應號召,到處搜揀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但是,廢鐵揀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然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佈全國,適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個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有的糧食爛在地裡,無人收割。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把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有人說,如果畝產幾萬斤,則一畝地裡光麥粒或谷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惟我獨馬,惟我獨革。

    跟著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餓。我在德國挨過五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了一個彭德懷。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勳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於,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麼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煉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裡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哄哄,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學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