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海城山村(2)

日本人不斷加寬南滿鐵路路基,佔地毀莊稼,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窪地長草,很茂盛,村裡人放牧牲畜,被日本人碰上就毒打,有時把牲口打死,或是搶走。我的祖父、大伯過鐵路時,都被日本人砍傷過。

一九一三年,我八歲的時候開始讀書,就在唐王山後本村上小學。村邊有條人行橫道不准中國人走,中國人必須繞很遠到平交路走大車道。有一次,我看見老師過鐵路人行橫道,被日本人用戰刀砍得頭破血流。當時我都氣哭了。還有一次,門前小河漲水,水深行人難以過往,又不許中國人過橋。有個鄉親從橋上走過,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河裡了。眼看著父老鄉親被日本人凌辱、屠殺,我恨透了日本人,總想長大了可以當兵打日本,報仇雪恨。

我上小學時,已是民國時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提倡剪髮,縣裡派督學來查。當時同學們都不敢剪,我早就想剪,可是家裡不答應。就此我在班上第一個站出來,把小辮剪掉了,回到家奶奶一看,就罵起來。我提著剪下來的辮子,得意地抖落著說:“剪下來有啥不好,上邊長滿了虱子!”我為了剪辮子,成心不梳不洗,讓它生虱子。

山後村小學的華蔭南老師,他偏向東街地富子弟,叫一個有錢人家的孩子當班長,時常欺負西街的窮孩子。我不服氣,就和班長打起來了。找老師去評理,他偏袒地主子弟,拉過我去要打手板,我氣急了,也不知從哪兒來那股勁兒,把板凳條掀下來一根,狠狠揍了老師一下子。我知道惹了禍,撒腿就跑,不敢回家,就躲到河邊壕溝裡貓了三天。村裡人河裡、井裡找遍了,到處找不到,都很著急,怕發生意外。因為我路過家門口時見到母親,曾告訴她我藏在哪裡,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母親不聲不響地每天給我送點吃的。村裡人找不到我,老師也著慌了,都說只要找回來,可不能再打再罰了。母親隨即送信給我,說老師再不打了。這樣,我才回到了學校。老師說,不打了,可是要罰我背書,讓我背三篇古文:韓愈兩篇《祭十二郎文》和《祭鱷魚文》,歐陽修一篇《醉翁亭記》。要我溫習一下,第二天背。當時我念了兩遍後,自信地說:“我現在就背!”於是一口氣一字不錯地背了下來。華老師很驚奇,立即改變了對我的態度。爺爺和父親都沒念過書,所以對我唸書很重視,每天下學後爺爺都要我背書,他不識字卻嚴厲,我不敢糊弄他,只要一打“奔”兒,他就用煙袋鍋子敲我的腦袋。我唸書還沒入門,怎麼也背不好,常挨打。這次卻非常流暢地背下來了。從此我在學習上一下就開了竅。以後華老師對我特別好,給我補課吃偏飯。

我在小學念了不到四年書,家裡就供不起了。買一支鉛筆要哭幾次,才進城給買,有時靠大姐、母親的體己錢買支鉛筆。一九一六年冬我就輟學了。一九一七年初開學時,華老師認為我輟學可惜,他要我復課學習,由他為我補習國文、數學、英文等課,準備一年後,再由他送我免費入縣立中學。我自己也想繼續讀書,即重新入學復課,農閒補課,農忙幹活。復學的半年,家裡買不起書,要是上中學更交不起飯費、書費,所以到下半年就又輟學了,在家幹農活。

一九一八年春,我由華蔭南老師介紹,到他家在海城北關開的裕德號繅絲(柞蠶)廠去學徒。學徒很苦,起早貪黑,干重活、雜活,時間長了,過於勞累得了肺病,吐過血。

在繅絲廠期間,有一次我在上工的路上,一進北關,有個賣嗎啡、“白面”的日本浪人家的孩子,擋著路不讓走,踢了我一腳。於是我揍了他一頓。這個孩子跑回去後,日本人就告起狀來,告到繅絲廠,告到縣政府。絲廠經理和縣長都嚇壞了,我站出來說:“是他先打的我,我的腿還被踢紅了一塊呢。”絲廠經理和縣長聽我說的在理,就向日本人解釋說不怨我,這孩子幹活挺老實,不惹急了他不會無故打人的。好說歹說,這件事總算過去了。

學徒時,我擠時間唸書,抓著什麼看什麼,《千字文》、《百家姓》、《論語》、《詩經》、《古文觀止》、《封神演義》、《東周列國》、《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如饑似渴地讀了不少書。還堅持練字、打算盤,文化有提高。在農村講究“說書”,誰講我都去聽。

在繅絲廠學徒將近三年,到一九二○年冬繅絲廠倒閉,經理是華蔭南老師的哥哥,他將我介紹到海城車站附近一家糧棧學徒。到一九二一年春,因糧棧生意不好,我被辭退回家,在家種地。

兄弟姐妹長大起來,父親對兒女的婚事當交易,做人情,在外面拉腳合夥喝酒時,說近乎了就給兒女訂親。他說一不二,母親根本說不上話。我的幾個姐妹長得都很俊氣、靈巧,卻都很不幸。大姐很能幹,待我極好,她羨慕男孩子,對我說還是你們在外邊好,走南闖北,女的活一輩子死時落塊棺材板。二妹既漂亮又聰明,我參加直奉戰爭負傷,她用體己錢買東西到醫院看過我,臨走還留了幾塊錢給我。父親給她找了個很不如意的丈夫,一直憂傷哀怨,終於得了肺癆病,死得很早。我對大姐、二妹的感情深,對她們的悲淒的命運,極為同情。

母親溫和仁慈,為兒女操勞一生。三弟貪玩,不好好唸書,我打過他一次。母親傷心地說:“我再苦再累,可也沒打過你們誰一巴掌。”一九五○年即來京和我家老小住在一起,和全家、工作人員及其家屬、鄰居,都和睦相處。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勤勞儉樸的習慣,縫補、洗涮、種植,整天閒不住。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非分明,對來家打砸搶的歹徒突然厲害起來,造反派到家裡鬧。我被關押後她回家鄉,專案組又多次去調查逼供,她始終理直氣壯地堅持說:“鬧到多會兒,我這個兒子也是好人。在國民黨時官不大,錢花不完,現在官大、事多,掙錢少。還是共產黨好。國民黨的官可好,大小都能撈,錢有的是。你們別跟著胡折騰,遲早會清楚的。”她對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新社會始終充滿信心。身邊工作人員和鄉里鄉親,更加同情和尊重她老人家。

在我少年時代,就是痛恨侵略中國的日本人。入學時老師給起了個學名“正言”,我自己改為“正操”,意思是操練好了打日本。

正是懷著這樣一個目的,十七歲那年我參加了東北軍。

《呂正操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