噴氣式飛機從渥太華向西飛行2300英里便是加拿大的西海岸。12月23日在陣雨停息的間歇中，瓦斯特維克號船靠上了碼頭。
溫哥華港內寒風呼嘯。半小時前登船的領港員下令放下了3條錨鉤鏈條。此時瓦斯特維克號正靜靜地停泊在港口，巨大的錨在船後拖宕著，像一道閘門在淤泥沉積，礁石狼藉的海底劃過。船前的那艘輪船的汽笛短促地鳴叫了一聲，一根向海岸方向伸展的索纜繃緊了，另外幾根索纜也隨即拉緊了。船移動了。
10分鐘後，也就是當地時間下午3點鐘，船被拴牢了，船錨也恢復了原狀。
該船系泊的“海角碼頭”與鄰近的幾個碼頭象手指一樣凸出在這條海岸線上，碼頭上一片繁忙，建築物密聚，在這條新停泊的船周圍，有幾條船正在裝卸貨物，吊貨用的吊索迅速地升降著，運貨篷車忙亂地穿梭於船塢邊上的鐵軌上。與此同時，起重機車東搖西晃地往返於貨船與倉庫之間。在附近的一個泊位上，一艘灰色貨船向大海深處徐徐移去，船前船後各有一條拖船。
一行3人有目的地朝瓦斯特維克號走來。他們邁著整齊的步伐，熟練地繞開障礙物和一夥伙幹活的人。他們當中有兩人穿著制服，一個是海關工作人員，另一個是加拿大移民局的。第三個人穿著便服。
“該死的！”那位海關工作人員罵道，“又下起雨了。”
“到我們的船上去吧，”那位穿便服的人咧嘴笑著說道。此人是貨運公司的代理商。“那裡能幹些。”
“我可不指望那個，”那位移民官板著臉說道。“你們的一些老牛拉破車的船，船裡比船外更潮濕。真不可思議，你是怎樣使這些破船在海上漂起來的。”
一架銹跡斑斑的鐵舷梯從瓦斯特維克號船上降了下來。
貨運公司代理商抬頭看了看船舷說道：“有時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不過，我想它再多裝3個人還不至於沉吧。”他大搖大擺地上了舷梯，另外兩個人也跟著他走了上去。
在駕駛台正下方的船長室裡，船長西古爾德·傑貝克正笨拙地整理著他的貨物和船員入港所需的證件。他寬肩闊背，長著一張飽經風霜的海員的臉龐。在船停泊之前，他就把整日穿在身上的毛衣和粗藍斜紋布工作服脫下，換上了一套雙排鈕的藍西裝。但他仍舊跟趿著他那雙舊式的氈制拖鞋，在船上他幾乎總是穿著這種鞋。
西古爾德·傑貝克船長想，真不錯，終於在白天靠上了碼頭，這樣他們今晚就能上岸吃飯了，不必再忍受船上嗆人的化肥氣味了。船長對著房間裡瀰漫著的氣味厭惡地吸了吸鼻子。這是受潮的硫磺與腐爛的洋白菜混合的氣味。幾天來這種氣味一直從3號貨艙外逸，又被熱氣管道傳播到全船的各個角落。想到他的船下次將運送剛從鋸木廠出品的加拿大木料，他覺得十分欣慰。
他手中拿著那些文件，走出船長室，來到了甲板上。
在船尾的船員居住艙裡，身強力壯的水手斯塔比·蓋茨在白天兼作休息室的小餐廳裡慢慢地踱著步。他來到了一個人身邊。那人默默地佇立著，目光透過舷窗凝視著港口。
蓋茨是個倫敦佬。他長著一副傷痕纍纍，五官錯位的臉，這是由於他曾當過拳擊手。他身材矮胖，手臂修長，使他看上去象猿人一樣。他是這條船上身體最強壯的人。不過如果不被激怒的話，他又是最溫順的人。
另外的那個人很年輕，身材矮小。他有一張圓圓的，很有特色的臉，深邃的雙目和留得過長的黑髮。他看上去還是個孩子。
斯塔比·蓋茨問道：“亨利，你想嘛？”
亨利就像是沒有聽見似的，仍然朝外看著。他的臉上有一種奇怪的渴求表情，他的目光怔怔地望著在碼頭周圍高大整齊的城市建築物的輪廓。城市繁忙的交通聲響越過水面和空曠的碼頭清晰地傳了過來。一會兒，亨利聳了聳肩，轉過身來。
“我什麼也沒想。”他的口音很重，並伴有不太令人討厭的喉音。英語他說起來很吃力。
“我們將在碼頭停泊一個星期，”斯塔比·蓋茨說道，“你以前來過溫哥華？”
這個名叫亨利·杜瓦爾的年輕人搖了搖頭。
“我來過3次，”蓋茨說。“這裡好玩的地方不多。但海員俱樂部還算可以，在那裡你很快就可以找到女人。”他斜乜一眼杜瓦爾，“夥伴，你認為他們這次會讓你上岸嗎？”
亨利·杜瓦爾用憂鬱、沮喪的口吻答道：“有時，我想我永遠不上岸。”他說的英語很生硬難懂，但斯塔比·蓋茨還是弄明白了。
當他們一行3人登上船時，船長傑貝克迎接了他們。他與那個貨運公司的代理商握了握手，那個代理商又把那位海關工作人員和移民官介紹給了他。這兩名工作人員都一本正經，彬彬有禮地對船長點了點頭，但沒有握手。
“你的船員都召集好了嗎，船長先生？”那個移民局的人問道。
傑貝克船長點了點頭。“請跟我來。”
這是慣例，不需要誰發佈什麼命令，全體船員都被召集到貨船中部的高級船員餐廳。普通船員在餐廳外整整齊齊地排好了隊，而高級船員們則等在餐廳裡。
當船長領著他們3人從隊伍前走過時，斯塔比·蓋茨用肘輕輕碰了碰亨利·杜瓦爾，悄聲說道：“這些都是政府的人，你能不能上岸他們說了算。”
亨利·杜瓦爾轉向比他年長幾歲的蓋茨。“我很想試試。”他輕聲說道。他那生硬的口音中蘊藏著一種孩子氣的熱情，先前的那種沮喪心情完全不見了。“我盡量勞動，或許能留下來。”
“亨利，這真是個好辦法，”斯塔比·蓋茨歡欣地說道。“不要氣餒！”
在餐廳裡為那個移民局的人準備的桌椅已經擺放好了。他坐在桌前，查閱著船長剛才遞給他的那份打字的船員名單。在餐廳的另一邊，那名海關人員在翻閱著貨物清單。
“30名船員，包括高級船員，一名偷乘者，”移民局的人宣佈道，“這個數準確吧，船長？”
“準確，”傑貝克船長頷首答道。
“你們是在什麼地方帶上那名偷乘者的？”
“在貝魯特，他叫杜瓦爾，”船長說道。“他跟我們在一起很長時間了，很長時間了。”
那移民局的人的面部表情沒有任何變化。
“我先檢查一下高級船員，”他召喚過最前面的那名高級船員，那人走上前來，遞上了一本瑞典護照。
高級船員檢查完之後，其他船員們從外面魚貫地走進餐廳。對每個人的檢查都很簡單。姓名，國籍，出生地，另加幾個敷衍塞責的問題，在此之後，被檢查過的人便到餐廳的另一邊接受海關人員提問。
杜瓦爾是最後一個。移民官向他提出的問題就不是那樣應付差事了。他帶著渴望，操著笨拙的英語小心翼翼地回答著每一個問題。斯塔比·蓋茨和其他幾名船員故意磨磨蹭蹭地不肯離去，偷聽著他們的談話。
是的，他的名字是叫亨利·杜瓦爾。是的，他是船上的偷乘者。是的，他是在黎巴嫩的貝魯特搭上這條船的。不，他不是黎巴嫩公民。不，他沒有護照。他從未有過什麼護照。也沒有出生證明書和其它任何證件。是的，他知道自己的出生地。是非洲的法屬索馬裡。他的母親是法國人，他的父親是英國人。他的母親已不在人世了，而他的父親他從來就不認識。不，他沒有任何辦法來證明他說的話是真的。是的，他們不准許他進入法屬索馬裡。不，那裡的政府官員並不相信他的話。是的，其它港口也曾拒絕他登岸。有很多的港口，他記不清有多少個港口。是的，他的確沒有證件，什麼證件也沒有。
在其它的港口他也曾多次地回答過這些問題。隨著移民官的頻頻發問，這個年輕人臉上的希望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失望。但他還是作了最後的努力。
“我幹活，”他要求道，他的目光極力在移民官的臉上搜尋著反應。“求求您，我幹活好的，在加拿大幹活。”他很不熟練地發出了最後那個國名，就像他曾學過，但沒有學好似的。
移民官搖頭表示不同意。“在這不行。你不能上岸。”他衝著傑貝克船長說道，“船長先生，我將發佈一道拘留令，不允許這個偷乘者上岸。這件事由你負責了。”
“儘管放心吧，我們會照料好這事的，”那位貨運代理商說道。
移民官點了點頭。“其他的船員都獲准了。”
沒走的那些人紛紛開始離去。突然斯塔比·蓋茨大聲說道：“先生，我能與你說句話嗎？”
移民官感到很意外，但還是說道：“可以。”
走到門口的人都駐了足，有一兩個人又磨磨蹭蹭地踱了回來。
“我想談談小亨利的事。”
“他怎麼樣？”移民官的語調中含著鋒芒。
“是這樣。再過三兩天就是聖誕節了，那時我們都要上岸，我們想是不是也讓亨利隨我們一同去，就上岸去待一個晚上。”
移民官厲聲說道：“我剛才說過他必須待在船上。”
斯塔比·蓋茨提高了嗓音說道：“這我完全知道，但你就不能把你那條條忘掉5分鐘？”他本來並不想發火，但一個海員對從不出海的官員們的蔑視驅使他動了肝火。
“你說夠了吧！”移民官刺耳地說道，他的眼睛怒視著蓋茨。
傑貝克船長走了過來，屋裡的船員們頓時緊張了起來。
“這對你來說可能是夠了，你這個勢利小人。”斯塔比·蓋茨用挑釁的口吻說道。“可是如果一個人兩年不讓下船，又趕上了該死的聖誕節……”
“蓋茨，”船長輕聲說道，“適可而止吧。”
雙方都緘默不語。移民官的臉漲得通紅，但紅暈馬上就消退了。“你的意思是說，這個叫杜瓦爾的人有兩年未上岸了？”
“兩年差一點，”傑貝克船長突然輕聲地插了一句。他的英語說得很清楚，只是略帶點挪威腔。“自從這個年輕人20個月前搭上了我這條船以來，任何國家都不允許他上岸。無論到達哪個港口，我聽到的都是同樣的話：他沒有護照，沒有證件。因為他不能離開我們，他是我們的。”船長伸出了一雙海員所特有的大手，手指張著做了一個質問的手勢。“這叫我怎麼辦——難道因為任何國家都不肯要他就把他扔進大海裡去餵魚？”
一顆顆繃緊的心鬆弛了下來。出於對船長的尊敬，斯塔比·蓋茨默默地退了下去。
那個移民官此時已消了氣。他疑惑地說道：“他聲稱自己是法國人，因為他出生於法屬索馬裡。”
“不錯，”船長表示同意。“可惜的是法國同樣要求有證件，但這個小伙子什麼也沒有。他向我起誓說，他什麼證件也沒有，我也完全相信這一點。他很誠實，幹活是把好手。要瞭解這一點20個月的時間是足夠了。”
亨利·杜瓦爾一直在一旁密切注視著談話的進行，他那滿懷期望的目光從一個人臉上移向另一個人。此時他的目光又重新落在了移民官的臉上。
“對不起，他不能在加拿大上岸，”看來移民官有些不安了。儘管他表面上很嚴厲，但他並不是鐵石心腸的人，有時他真希望自己的職責規定的含糊些。他不無歉意地補充道：“恐怕我無能為力了，船長先生。”
“上岸一晚上也不行？”有著倫敦佬的固執的斯塔比·蓋茨仍抱有一絲希望。
“一晚上也不行。”聽得出這一回答是最終的結論了。“現在我就頒布拘留令。”
船靠碼頭已經有一個小時了，船外，夜幕已降。
溫哥華時間下午11點剛過，在總理於渥太華的官邸入寢後大約兩個小時後，一輛出租汽車冒著傾盆大雨駛到海角碼頭那黑黝黝，空蕩蕩的入口。
從車上下來兩個人。其中一個是《溫哥華郵報》記者，另一個是該報的攝影記者。
那記者名叫丹·奧利夫，有三十七、八歲的樣子，雖然他是個大塊頭，但並不顯得笨拙。他紅光滿面，臉頰很寬，舉止隨便，這使他看上去並不像個成功的，偶爾也很冷酷的新聞記者，倒像個和藹可親的農夫。與他相反，那位名叫沃利·迪·維爾的攝影記者身體瘦削，6英尺出頭，走路時的步態快而緊張，顯出一副悲觀厭世的樣子。
出租汽車倒了回去，丹·奧利夫環顧了一下四周，攏平了雨衣衣領。由於突然後退的出租車的前燈的照耀，周圍一時什麼也看不見。他們站的地方周圍都是些暗淡的，幽靈般的幻影和一塊塊深黑色的微微泛光的水域。萬籟寂靜；空空如也的建築物隱隱約約地呈現出它們朦朧的輪廓。他們的眼睛漸漸地適應了這種黑暗，近處的影子也悄悄進入了他的焦距。他看到他們正站在一個與海岸線平行建築的寬敞的水泥斜坡上。
在他們身後，就是出租車載他們來的方向，有一座塔狀穀倉的圓柱形倉體和幾座黑黝黝的建造在船塢上的倉庫，在它們旁邊是成堆的貨物。它們都被防水帆布覆蓋著，亂堆在斜坡上，兩個碼頭像兩只手臂一樣在水面上朝外伸展著。每個碼頭的兩側都停泊著船隻，有幾隻燈發出暗淡的光亮，向人們表明這裡一共停泊了5條船。但四周都見不到一個人影，也沒有任何動靜。
迪·維爾扛著攝影機和攝影器材。他朝停泊著船隻的方向努了努嘴問道：“是哪條船？”
丹·奧利夫用隨身帶來的那只袖珍電筒查看著一張紙條，那是值夜班的本地新聞編輯主任在一個小時前接到一個秘密電話後交給他的。“我們要找的船叫‘瓦斯特維克號’”他說道。“我想它應該在這幾條船裡。”他朝右拐去，攝影記者跟著他。下了出租車到現在已經有一、二分鐘了，雨水順著他們的雨衣嘩嘩地朝下流著。丹能夠感覺到他的褲腳都濕透了，一股涓細的水流在他們衣領下流著，令人很不舒服。
迪·維爾抱怨道：“他們應該在這裡設一個問事亭，裡面坐個漂亮的姑娘。”他們小心地穿過了一些橫七豎八地堆放在地上的破包裝箱和油桶。“不管怎樣，我們要找的那個人到底是誰？”
“是個名叫亨利·杜瓦爾的人，”丹說道，“據編輯部說，他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誰也不允許他離開船一步。”
攝影記者一本正經地點了點頭。“一個非常悲傷的故事，是不是？我懂，又是一個關於聖誕節前夕有人無家可歸一類的報道。”
“這也是一個角度，”丹承認道，“也許應該由你來寫它。”
“我不行，”迪·維爾說道，“等我們在這辦完事，我還得沖洗照片。而且我敢和你打賭，這個傢伙是個騙子。”
丹搖了搖頭。“嗯，你可能贏。”
他們已來到了右邊船塢的中部，小心翼翼地走在一排鐵路貨車旁。在離他們50英尺處，海水在黑暗中泛著光亮，在陰沉的港灣裡雨水打著浪濤的聲音歷歷在耳。
他們翹腳伸脖地看著第一條船的船號。船號是用俄語寫的。
“走吧，”丹說道，“不是這條船。”
“可能是最後那條船，”攝影記者斷言道。“事情總是這樣。”
結果第二條船便是“瓦斯特維克號”。“瓦斯特維克號”這6個大字醒目地，高高地寫在船首的外側那斑斑銹跡，快要腐爛的船板上。
“這條快要淘汰的破船還能航行嗎？”迪·維爾用懷疑的口吻問道。“不是什麼人在說謊吧？”
他們爬上了搖搖欲墜的舷梯，站在了似乎是船的主甲板的地方。
剛才從碼頭上看，即使在黑暗中“瓦斯特維克號”也是一條形容枯槁的船。現在，從這樣近的角度來看，年久失修的跡象更加令人觸目驚心。船的上部結構、門和艙壁表層褪了色的油漆上已經佈滿了大塊大塊的銹斑。一縷縷油漆剝落的殘痕到處可見。借助舷梯上唯一的那盞燈，他們能夠看到腳下的甲板上有著一層厚厚的污垢，旁邊是只未加蓋的看樣子是裝垃圾的箱子。在他們前方不遠的地方，一隻鋼製的排氣扇已經腐銹，從風扇殼裡斷了下來。顯然是由於無法修理了，被無用地廢棄在甲板上任憑風浪的吹打。
丹用鼻子嗅著。
攝影記者說道：“你也聞到了。”
這股化肥的惡臭是從船艙裡散發出來的。
“我們看看從這下去，”丹說道。他打開了正前方的那扇鋼製的門，下到了一條窄窄的通道裡。
走了幾碼遠，出現了兩條側廊。右面是一排小艙門，顯然那是高級船員們的臥艙。丹拐向左道，朝前面不遠的一個小門廊走去，因為從那個門廊裡射出了一道燈光。原來那是船上的廚房。
斯塔比·蓋茨穿著一套滿是油膩的連褲工作服，正坐在桌子上看著一本印有半裸體女人畫像的雜誌。
“喂，朋友，”他招呼道，“你們是誰？”
“我是《溫哥華郵報》的，”丹告訴他說，“我要找一個名叫亨利·杜瓦爾的人。”
蓋茨高興地咧著大嘴，露出了一排佈滿黑銹的牙齒。“小亨利剛才還在這，現在回到他自己艙裡去休息了。”
“你看我們可以把他叫醒嗎？”丹問道，“或許我們應該先見見船長。”
蓋茨搖了搖頭。“最好別打擾船長。他不喜歡在港內被人叫醒。但我估計我能把亨利帶來見您。”他朝迪·維爾瞟了一眼。“這傢伙是幹什麼的。”
“他是照像的。”
蓋茨站起身來，將那本印有半裸體女人畫像的雜誌塞進連褲工作服裡。“好的，先生。”他說道，“隨我來。”
他們走過兩個升降口，又朝前走去。暗淡的通道上僅有一盞低瓦數的燈泡亮著。斯塔比·蓋茨砰砰地敲打了幾下門，擰動了一下鑰匙，打開門，伸手摸索地將燈打開。
“起床，亨利，”他大聲叫道。“有兩位先生要見你。”他向後讓了讓，朝丹點了點頭。
丹朝門口湊了湊，看見屋裡金屬製的小鋪上坐起了一個睡眼惺忪，身體瘦小的人。這時丹又朝那人的身後望去。
天啊！他想道，這裡竟能住人？
整個房間像一只大鐵箱子，大約有6平方英尺。原先這裡的艙壁似乎是被漆成黃褐色的，但現在大部分油漆都剝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斑斑鐵誘。油漆和鐵銹都被潮濕的水霧覆蓋住了，水氣比較重的地方，已經形成了水珠，涓涓地朝下淌著。那張“鋪”佔了這堵艙壁的全長和幾乎是全部的寬度。在它上方是一隻大約有1.6英尺寬的小架子。在它的下面是一隻鐵桶。這就是艙內所有的一切了。
艙內沒有窗，也沒有艙口，在靠近一面艙壁的頂上僅有一扇勉強稱得上是通風口的裝置。
艙內的空氣污濁得很。
亨利·杜瓦爾揉著眼睛，瞟了一眼門外面的那兩個人。
使丹·奧利夫驚奇的是這個偷乘者看來竟是那樣年輕。他長著一付圓圓的，並不太惹人喜歡的臉龐，很勻稱的身材，一雙深陷的黑眼睛，他上身穿著一件汗衫，一件法蘭絨襯衣，敞著懷，下身是一條藍色斜紋粗布褲子。裹在這身衣服裡的軀體還算得上是堅實的。
“晚上好，”丹用法語說道，“請原諒我們今晚打擾你的休息，不過，我們是從報社來的，知道你有一件很要緊的事情要告訴我們。”
亨利·杜瓦爾緩緩地搖著頭。
“說法語不行，”斯塔比·蓋茨插話說。“他不懂法語。看樣子是他還很小的時候他的語言就混亂了。最好用英語和他談，但要說得慢一些。”
“好吧，”丹轉回身來一字一板地對杜瓦爾說道，“我是《溫哥華郵報》的。這是一家報紙。我們想瞭解瞭解你。你懂嗎？”
杜瓦爾沒有回答。丹又試著說：“我想與你談談。然後寫一篇有關你的報道。”
“你為什麼寫？”在杜瓦爾說的第一句話中包含了他驚詫和疑惑的複雜感情。
丹耐心地說道：“一也許我能幫助你。你想下船嗎？”
“你幫我下船？找工作？住加拿大？”這三個問題是那樣笨拙地出了口，但卻是那樣無可置疑地迫切。
丹搖了搖頭。“不，我做不到這些。但許多人看到我寫的報道。或許哪個看到這份報道的人能夠幫助你。”
斯塔比·蓋茨插話說：“亨利，你害什麼怕？這對你沒有什麼害處；也可能對你會有點好處。”
亨利·杜瓦爾似乎在思考著。
丹仔細地打量著他。在丹看來無論這個年輕的偷乘者是什麼出身，他顯然具有一種獨特的，但不引人注目的尊嚴。
這時，他點了點頭，只簡單地說了一句，“好吧”。
“聽我說，亨利，”斯塔比·蓋茨說，“你去洗洗，我和這兩位先生到上面的廚房裡等你。”
杜瓦爾點了點頭慢慢地從鋪上下來。
當他們離開小艙時，迪·維爾輕聲歎息道：“可憐的小傢伙。”
“他總是這樣被鎖在艙裡嗎？”丹問道。
“只是在晚間，當我們停泊在碼頭上時才鎖上他。”斯塔比·蓋茨說，“這是船長的命令。”
“為什麼？”
“為了提防他擅自下船。船長要對他負責，明白了嗎？”蓋茨在升降口的頂端停了下來，“在這裡要比美國強。我們的船停靠在舊金山時，他們曾把他銬在他的鋪上。”
他們來到廚房門口，走了進去。
“喝懷茶怎麼樣？”斯塔比·蓋茨說道。
“好的，”丹說道，“謝謝。”
蓋茨取出了3只茶杯，走到放在煤氣灶上的一隻搪瓷茶壺前，從壺裡倒出一種已經加了奶的深黑色的飲料。然後把3只盛滿飲料的杯子依次擺放在餐桌上，打手勢示意讓他們就座。
丹說道：“在這種船上，有的是機會，能見到各種各樣的人。”
“正是，先生，”蓋茨咧嘴笑道，“各種體形，各種膚色，各種身高的人。還有一些神經不很正常的人，怪人。”他故意朝他們瞟了一眼。
“你對亨利·杜瓦爾怎麼看？”丹問道。
斯塔比·蓋茨從他自己的杯子裡喝了一大口茶，然後答道。
“他是一個很正派的小傢伙。我們大家都喜歡他。無論我們讓他幹什麼活，他都干，儘管作為一個偷乘者他並非一定得幹這些工作。這是海上的規矩。”他很在行地說道。
“他偷乘上這條船時，你就在這條船上嗎？”丹問道。
“沒錯！在我們離開貝魯特兩天後，我們才發現他。當時他像一把討厭的掃帚柄。我估計這個可憐的傢伙上船之前一定餓了好久了。”
迪·維爾嘗了一口杯中的茶，然後放下杯子。
“難喝極了，是不是？”主人歡快地說道。“喝起來是一股濃縮鋅的味。我們在智利裝了滿滿一船這玩藝。結果到處都是它——頭髮裡，眼睛裡，連茶裡也是它。”
“謝謝，”攝影記者說道，“這麼說我到醫院去就有話說了。
10分鐘後，亨利·杜瓦爾來到了廚房。他已漱洗完畢，梳理好了頭髮，刮過了鬍子，並在襯衣外又罩上了一件海員穿的藍色衛生衣。儘管這些衣服都很舊，但卻很整潔。丹注意到，他的褲子上的一道劃破的口子已被整整齊齊地織補上了。
“過來，坐下談，亨利，”斯塔比·蓋茨說道。他斟上了第4杯茶，把它放在杜瓦爾的面前，杜瓦爾報以微笑表示感謝，在這兩個記者面前，他是第一次露出笑容，這使他的面龐生輝，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個孩子了。
丹從簡單的問題開始。“你多大了？”
停了片刻，杜瓦爾說：“我23。”
“出生在哪裡？”
“我生在船上。”
“船的名字叫什麼？”
“我不知道。”
“那你是怎麼知道你出生在船上的？”
又停頓了片刻，杜瓦爾說道：“我不明白。”
丹耐心地重複了一遍剛才的問題。這次杜瓦爾明白地點了點頭答道：“我母親說給我的。”
“你母親是哪國人？”
“她法國人。”
“你母親現在在什麼地方？”
“她死了。”
“什麼時候去世的？”
“很多年前——在亞的斯亞貝巴。”
“你的父親是誰？”丹問道。
“我不知他。”
“你母親向你談起過他嗎？”
“他英國人，海員。我從沒見過。”
“你也從未聽說過他叫什麼名字？”
他搖頭否認了。
“你有兄弟姐妹嗎？”
“沒有兄弟姐妹。”
“你母親什麼時候去世的？”
“原諒——我不知道。”
丹換了個角度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你知不知道你母親去世時你幾歲？”
“我6歲。”
“在此之後，誰照顧你？”
“我照顧自己。”
“你上過學嗎？”
“沒學校。”
“你識字嗎？”
“我寫名字——亨利·杜瓦爾。”
“再什麼也不會了？”
“我寫名字，”杜瓦爾堅持說，“我給你看。”
丹從桌子上把一張紙和一支鉛筆推到他的面前，杜瓦爾用顫抖，幼稚的手一筆一畫地寫下了他的名字。他寫出的名字只是勉強能夠辨認出。
丹揮了揮手問道：“你為什麼要偷乘這條船？”
杜瓦爾聳了聳肩說：“我試找個國家。”他吃力地選擇著詞句，接著又補充說：“黎巴嫩不好。”
“為什麼不好？”丹不自覺地也說起了這個年輕偷乘者的簡略了的英語。
“我不是公民。如果警察發現——我就進監獄。”
“你是怎樣到了黎巴嫩的？”
“我乘船。”
“那是條什麼船？”
“意大利船。原諒——我不記得船名了。”
“你是那條意大利船上的旅客嗎？”
“我偷乘。我在船上一年。想下船。沒人要我。”
斯塔比·蓋茨插嘴說：“據我估計，他當時是乘一條意大利不定期貨船，明白了嗎？那條船往返於中東。因此他在貝魯特跳上了那條船。明白嗎？”
“明白了，”丹說道。然後他轉向杜瓦爾。“你在上意大利船之前幹什麼？”
“我跟人和駱駝在一起。他們給我吃的，我幹活。我們到過索馬裡，埃塞俄比亞，埃及。”他的手前後揮動著，吃力地說出了這幾個國家的名字。“在我小孩，過國境線可以，沒人管。等我大了，他們不讓過——誰也不要。”
“就是在那時你偷乘上那條意大利船的？”丹問道。“對吧？”
杜瓦爾同意地點了點頭。
丹問：“你有什麼護照，證件，任何可以說明你母親是哪國人的證明嗎？”
“沒有證件。”
“你屬於哪個國家嗎？”
“沒國家。”
“你想有個國家嗎？”
杜瓦爾看來有些迷惑不解。
“我的意思是，”丹慢慢地說道，“你想下這條船，你對我這樣說過的。”
他使勁地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這麼說你想有個國家——一個住的地方？”
“我幹活，”杜瓦爾堅持說，“我幹活好。”
丹·奧利夫再次審視著面前的這個偷乘者。他無家可歸的身世是真實的嗎？他真是一個任何國家都不認領，都不收留的投錯胎的棄兒嗎？他是個無國籍的人嗎？也許這一切都是偽造的，都是為了博取同情，而精心編織的？謊言加部分屬實的混合故事？
這位年輕的偷乘者看起來很誠實。但他真是誠實嗎？
他那雙眼睛流露出懇求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中好像還隱藏著一種令人費解的神態。難道這喻示著一種狡詐，還是我自己的想像力在開玩笑？
丹·奧利夫猶豫了。他知道無論這次他寫出什麼樣的報道，都將受到郵報的午報競爭對手《溫哥華移民報》的反覆推敲與核實。
既然沒有最後的截稿期限，他就可以自己來決定花多少時間來完成這篇報道。他決定先把他的疑團徹底搞清楚。
“亨利，”他問杜瓦爾，“你信任我嗎？”
一瞬間，一開始的那種疑惑又回到了這個年輕人的眼裡。緊接著他出其不意地點了點頭。
“我信任，”他簡單地說道。
“很好，”丹說道，“我覺得或許我能幫助你。但我想知道你的一切，從頭談起。”他朝正在安裝照相機閃光燈的迪·維爾瞟了一眼。“我們先照幾張相，然後再談。不要漏掉什麼事情，也不必著急，這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談清的事情。”
亨利·杜瓦爾仍疲倦地坐在“瓦斯特維克號”船的餐廳裡。
郵報記者丹是個很有提問口才的人。
杜瓦爾有時覺得要搞清那記者希望瞭解什麼是很難的。
他頻頻發問，並期望著得到明瞭的回答。而且在杜瓦爾的每個回答都被迅速地記錄在擺在他們面前桌上的一疊紙上。那疾速移動的筆尖彷彿把杜瓦爾的一生按先後順序仔細地再現了出來。然而，他的一生是那樣坎坷，哪有什麼順序呢？有的只是互相間沒有什麼聯繫的片斷。同時很多事情是無法用杜瓦爾那簡單的話來表達的，甚至連記住它們發生的情景都很難。
如果他識字，能用筆和紙像這個記者和其他人那樣把腦子裡的東西記錄下來，那他亨利·杜瓦爾也能把往日的記憶和想法保存下來。並不是一切事情都能長期裝在腦子裡的，就像把東西放在一個架子上那樣，不至於因為它被遺忘而消失，就像他現在正搜腸刮肚企圖回憶起的那些事情那樣，因遺忘而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的母親曾經提到過送他上學讀書一事。她本人在孩提時代受過教育。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能夠接受教育之前，他的母親就去世了。在此之後就無人關心他學些什麼，或是否有機會學習了。
他皺了皺眉，極力在記憶中搜索著往事；想方設法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回憶，回憶，回憶……
首先是那條船。他的母親曾對他談起過那條船，就是在那條船上他降生到了人世。那條船是他出生前一天從法屬索馬裡的吉布提開出的，他確信他母親曾告訴過他那條船的目的地，但他早已忘記了。而且她還曾告訴過他船上掛著哪國的國旗，但這也被他忘得一乾二淨。
他的降生是難產，並且沒有醫生。他的母親產後身體十分虛弱，而且還在發高燒。船長命令調轉船頭，返回吉布提。船一靠岸，母子倆就被送進了一家為窮人開的醫院。當時他們很窮，沒有什麼錢，後來也一直是這樣。
亨利記得他的母親很善良也很體貼人。在他印象中母親是很美麗的，但或許這只是他的想像，因為他記憶中的母親的相貌已經淡漠了。現在每當想起母親，她的臉就好像是在陰影裡，面容模模糊糊。但她把母愛給予了他；這一點他確信自己絕對沒記錯，因為這是他所享受的唯一的愛。
他對童年時代的記憶只是些支離破碎的片斷，他記得只要有可能，他的母親就一直在幹活，使他們母子倆有個溫飽，只是她時常找不到活幹。他無法追憶母親都幹過哪些工作，但他記得有一次她當了舞女。母子倆經常四處漂泊——從法屬索馬裡遷入了埃塞俄比亞，首先住在亞的斯亞貝巴，後來到了馬薩瓦。有兩三次他們艱難跋涉於吉布提與亞的斯亞貝巴之間。
儘管他們很貧困，但一開始他們與法國人住在一起。後來，由於他們變得越來越貧困了，土人居住區就成了他們的家。在亨利·杜瓦爾6歲那年，他的母親離開了人間。關於他母親去世後情況的記憶又模糊不清了。有一段時間，他浪跡街頭，以討飯為生，晚間露宿在他能夠找到的洞裡或角落裡。他從未找過政府；也從未意識到有這個必要，因為在他生存的這個範圍裡，警察從來就是敵人而不是朋友。
不知過了多久之後，一個孤寡的索馬裡老人收留了他。老人住在土人居住區的一所陋棚裡。他們相依為命地生活了5年。後來不知什麼緣故，這位老人走了。亨利·杜瓦爾又重新陷入隻身一人的境地。
這次他從埃塞俄比亞漂洋過海，來到英屬索馬裡，有活便干。4年間，他幾易工作，當過牧羊幫工，看山羊的人和船工。他用他那極為可憐的微薄工資勉強維持著朝不保夕的每日生存需要。
在當時和後來一段時間中，穿越國境線對亨利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眾多的家庭拖兒帶女地移居他國，以至於邊防哨卡上的官員們很少一個個仔細地過問小孩。那時他只要混在一家人中，就能不引人注目地混過哨卡。慢慢地，他幹這種事情越來越在行了。即使在他十七、八歲時，由於他那瘦小的身材，幹這種事情也還是很順利。他曾跟隨著一些阿拉伯遊牧民經常穿越國境線，直到他20歲那年，他第一次在法屬索馬裡的邊境線上被截住，並被攆了回去。
亨利·杜瓦爾突然發現了兩個事實。一個是：他跟著一群小夥伴隨意混過國境線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另一個是：到那時為止他一直當作祖國的法屬索馬裡也把他拒之門外。對於第一個事實他已經猜想到了；而第二個事實的出現對他則是一個巨大的震動。
他命裡注定要遇到現代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那就是，沒有檔案材料。沒有一些重要的證明，最主要的是出生證明書，如果一個人什麼證明也沒有，那麼他從法律上講就是不存在的，在這個被劃分為不同領土的地球上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即使是對有知識的人們來說，他們也會發覺這一事實很難接受，對於亨利·杜瓦爾這個沒有一點文化，從童年時代起就一向不受人喜愛的拾垃圾的人來說，這一事實簡直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那些阿拉伯遊牧民繼續上了路，把杜瓦爾拋棄在了埃塞俄比亞。此時他已經意識到他同樣也無權逗留在這個國家。整整一天一夜的時間，他踡縮地坐在哈德勒古堡的國境線的哨卡邊……
……那裡有一塊飽經風雨，曬得發白的巨石。在許多方面這個20歲的年輕人仍然是個乳臭未乾的孩子。他獨自棲身於石下，一動不動。在他的正前方就是那貧瘠的、礫石遍野的索馬裡平原。在月光下它一片淒涼，在正午的驕陽下它一派荒蕪，像一條暗褐色的蛇蜿蜒橫臥於這片平原中的是一條通向吉布提的灰褐色的公路。在公路的盡頭就是亨利·杜瓦爾的過去。他的童年、成年，他那活生生的、但沒有任何材料以資證明的軀體與生活，和那沐浴在陽光下的海濱城市，該市那充滿魚腥味的小巷，以及他當成自己出生地和唯一家園的外表覆蓋著鹽的碼頭。
突然，面前的那塊不毛之地看起來是那麼的熟悉，那麼的誘人。就像一個人被某種原始的本能吸引到他的出生地和母愛身邊一樣，他此時也渴望著回到吉布提。但是現在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就像很多其它的東西一樣，都變得可望而不可即了，並將永遠可望而不可即。
後來，在飢餓和乾渴的折磨下，他站了起來。他轉身離開了這個禁止他入境的國家，朝北走去，因為他必須到一個地方去，到厄拉特裡亞和紅海。
厄拉特裡亞是埃塞俄比亞西海岸的一個省，到那裡去的旅程是他記得很清楚的一次。他還記得在那次旅途中，他第一次開始了有計劃的偷竊。他以前曾偷過食物，但那僅僅是在乞討無門，打工無路，瀕於絕望的時候才幹的。現在他不再尋求工作了，他只靠偷竊為生了。只要有機會他仍然偷些食物，也偷些貨物和一些小玩意兒，以便賣掉換點零花錢。他得到的那點微不足道的錢似乎一到他的手裡就花掉了，但在他的頭腦深處，他仍在想積蓄點錢，付上船費，然後到某個能收留他，並能夠重新開始生活的地方。
終於，他到了馬薩瓦。這是一個珊瑚港，同時也是從埃塞俄比亞進入紅海的門戶。
在馬薩瓦，他因偷竊差點受到了懲罰。一次他混進了一個魚販攤前的人群中，偷了一條魚，但被那個眼尖的小販子發現了，追趕了上來。人群中還有幾個人也加入了追捕的行列，包括一名警察。不到幾秒鐘的功夫，亨利·杜瓦爾那幼稚和嚇壞了的耳朵就聽出在他後面窮追不捨的憤怒的暴民已迅速增加到一大群，他絕望地奔跑著，引著那夥人圍著馬薩瓦的珊瑚建築物兜著圈子，穿過當地居民住宅區那迷宮般的後街。最後，他把那夥人甩在了後面，朝碼頭跑去，藏在了一包包等待裝船的貨物中。他從一個小洞裡看到前來追捕他的人在四周搜尋了一陣，最後漸漸失望地走開了。
但這一遭遇給於他的震動太大了，他決心通過各種可能的方式離開埃塞俄比亞。在他的藏身地前面停著一條貨船。等到夜幕落下之後，他爬上了船，從下甲板蹣跚地進到了一個黑洞洞的小貯藏箱裡，藏在了裡面。第二天早晨貨船起航了。兩個小時後他被發現了，並被帶去見了船長。
這是一條極為老舊的意大利燒煤船，在海水不停地滲進船艙的情況下，勉強地往返於亞丁灣和東地中海上。
那位倦怠的意大利船長令人厭惡地從指甲縫裡朝外剔著污垢，亨利·杜瓦爾抖抖瑟瑟地站在他的面前。
幾分鐘後，船長用意大利語尖利地問了一個問題。沒有反應。他試著用英語，接著又用法語，但還是一無所獲。杜瓦爾早已忘記了他從他母親那裡學來的那點法語，他現在的語言是阿拉伯語，索馬裡語和阿姆哈拉語（埃塞俄比亞官方語言——譯者）混合的大雜燴，還摻雜著埃塞俄比亞境內所使用的70多種語言和比這多一倍的方言土語中的一些詞彙。
船長發現無法與他交談，便不感興趣地聳了聳肩。偷乘上船者是不足為奇的，船長根本不必顧慮那令人討厭的海商法，隨之就吩咐安排杜瓦爾去幹活。他的目的是想在下一次停靠碼頭時將這個偷乘者送下船。
然而，船長沒有預料到的是，亨利·杜瓦爾是個沒有國籍的人。在該船停靠的任何一個港口，包括該船幾個月後返回的港口馬薩瓦，移民局的官員都拒絕他上岸。
隨著杜瓦爾在船上逗留的時間的延長，船長的惱怒也隨之增長。10個月後，他召來了他的水手長商量辦法，他們設想出了一個主意。水手長又按吩咐通過一名翻譯把這個主意轉告給了杜瓦爾。他們的主意是想方設法地在生活和勞動上折磨杜瓦爾使他覺得痛苦難忍，以至於（最終）情願跳下這條船。漸漸地，在經受了兩個月的超負荷的勞動、毒打和半饑半飽的折磨之後，杜瓦爾真的這樣做了。
杜瓦爾很清晰地記得，那天晚上他默默地溜下那條意大利船的舷梯。那是在黎巴嫩的貝魯特，這裡是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的一個小緩衝地帶，傳說聖·喬治就是在以色列殺死了他的龍。
他的離開和他到來時一樣，都是在黑暗中；然而離去卻要容易得多，因為他沒有任何東西可攜帶，除了他穿在身上的那身襤褸的衣裳，他一無所有。上岸以後，他首先急促地穿過船舶修造廠，想溜進市區。但當他看見在前方一塊被燈光照得通亮的地方有一個穿制服的人時，他立時喪失了勇氣，飛快地奔了回去，在陰暗處尋找著藏身之地。他的進一步偵察表明，船舶修造廠設有防護牆，並有人巡邏。他感到自己渾身在戰慄；他才21歲，忍饑挨餓使他身體虛弱，而且他還感到一種難以置信的孤獨和令人絕望的恐懼。
就在他離開的時候，又一個陰影赫然聳現在他的面前，是一條船。
一開始他還認為他又回到了那條意大利船旁邊。他當時產生的衝動是再偷偷溜回船上去。忍受他已熟悉的苦難也要比讓警察逮住後送進監獄強。接著他看出那個陰影不是那條意大利船，而是一條較大些的船。他急忙逃了上去，像一隻鑽進洞去的老鼠。這條船就是現在這條瓦斯特維克號。他知道這一點是溜上船兩天後，船駛出海面20英里時，飢餓終於壓倒了恐懼，驅使著他顫顫巍巍地從藏身處走了出來。
“瓦斯特維克號”的船長西古爾德·傑貝克與那名意大利船長截然不同。這個船長是個挪威人，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對人很嚴厲，但很正義。他尊重他所信仰的《聖經》裡的戒律，同時也尊重海商法。傑貝克船長嚴厲但卻又很細緻地對亨利·杜瓦爾解釋說，偷乘者是不必被迫幹活，但可以自願地幹些活，只是沒有工錢。總之，無論他幹不幹活，他都能得到與其他船員一樣多的伙食定量。杜瓦爾選擇了後者——自願地幹活。
與那位意大利商船船長一樣，傑貝克船長也一心打算在他停靠碼頭時，就把這個偷乘者弄走。但他與那個意大利船長不同的是，在瞭解到杜瓦爾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甩掉之後，他並沒有產生虐待他的念頭。
就這樣，亨利·杜瓦爾在船上待了20個月。在此期間，“瓦斯特維克號”航行了地球上海洋的一半，運送著貨物。他們單調地，緩慢地行駛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他們到過北非，北歐，南歐，英國，南美，美國和加拿大。每到一地船長就請求允許亨利·杜瓦爾上岸，然而這些申請都被斷然拒絕了。港口上的官員提出的理由總是不謀而合：這位偷乘者沒有證件，沒有身份，沒有國籍，也沒有權力。
後來，“瓦斯特維克號”安下心來接納杜瓦爾為永久的水手。很快這個年輕的偷乘者便成了船上的寵兒。
“瓦斯特維克”上的船員是由各個不同國籍的水手組成的，其中包括波蘭水手，斯堪的納維亞水手，印度水手，一名中國水手，一名美國水手，還有幾名英國水手。斯塔比·蓋茨是這幾名英國水手中公認的領袖。就是這夥人接納了杜瓦爾，使他的生活雖說不上舒適，至少在船上這樣擁擠的條件下，還算是可以了。他們教他說英語，現在儘管他的口音還很重，措辭還很笨拙，但至少在雙方都具有一定耐心的情況下，他講的話別人可以勉強聽懂了。
這是亨利·杜瓦爾很少遇到的慷慨與仁慈，他對此抱以的回答，像一隻熱切的小狗報答它主子的讚許一樣殷切。現在他為船員們個人服務，在高級船員餐廳裡幫廚，還在船上當個跑腿的。作為回報，船員們把從岸上買來的香煙和糖果送給他，偶爾傑貝克船長也給他一點錢，由別的船員代替他花掉。但儘管這樣，杜瓦爾仍是個囚徒，這個一度是他的庇護所的“瓦斯特維克號”成了他的監獄。
就這樣，以海為家的亨利·杜瓦爾在聖誕節前夜來到了加拿大的門檻前。
談話持續了近兩個小時，中間，丹·奧利夫從不同的角度重複了一些他先前提出的問題，為的是造成這個年輕的偷乘者在談話中產生自相矛盾。但是他的詭計失敗了。除了語言的不通造成的誤解外，事情的主要情節是相吻合的。隨著他們之間的交談的深入，誤解又一個個澄清了。
談話接近尾聲時，丹有意措辭模糊地提出了一個暗示性的問題，但杜瓦爾拒絕回答。他用他那雙黑眼睛打量著丹。
“你欺騙我，你懷疑我說謊，”杜瓦爾說道。丹再次在杜瓦爾身上看到了他早先看到的那種無意識的尊嚴。
丹·奧利夫看見自己的詭計被戳穿，感到有些羞愧地說道：“我只是想進一步核實一下。我不會再這麼做了。”他們又接著談了一些其它的事情。
現在，丹回到了《溫哥華郵報》的那間狹窄的，雜亂的新聞編輯室，坐到了他那張年久失修的辦公桌前，攤開了他的記錄本，伸手拿過一束稿紙。他邊用複寫紙草草地寫著，邊對坐在對面本地新聞編輯桌前的值夜班的市區版編輯埃德·本尼迪克特大聲說道。
“埃德，這是一篇很精彩的報道。你能為我安排多少字。”
編輯考慮了一下說：“不超過1000字。”
丹點了點頭，並把椅子朝打字機前挪了挪。還可以，他本想多寫點，但如果寫得緊湊點，1000字也可以說明不少問題。他動手在打字機上打起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