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之壁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貽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
    楚國的狂人接輿唱著歌經過孔子的車旁,歌中言詞警告孔子參與政治危險。所謂狂人是指怪異之人的意思,大概他是老莊的弟子吧。
    從老莊尊重無為自然的立場來看,如此警告他人的行為應視為多管閒事。因此孔子欲下車與接輿辯論,而接輿卻避開孔子逃之夭夭。
    這個故事在《莊子·人間世篇》中亦可看到,狂人接輿所言「來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這是說無論對過去還是未來,都不應有追求或期待的行為。然而《論語》說過去之事無奈,將來之事可追,這種異端者的話也多少含有儒家似的肯定意思。
    由此可見,即便對同一個故事,諸家所表現的也有差異,此點在閱讀中國古典時必須要留意。
    但不管是《論語》還是《莊子》,文章都以「鳳兮!鳳兮!」開頭,這是接輿面對孔子打招呼時所說之言。
    在《莊子·天運篇》中,孔子見到老子後對弟子們說:「吾乃今於是乎見龍。」
    孔子說出這樣的話。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也有孔子見到老子後的情景。
    「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
    這麼記錄著孔子的感言。
    聞一多在解釋《莊子》寓言所具有的多種民俗學要素時,他認為稱孔子為鳳,老子為龍不是僅憑想像。因為孔子的故鄉魯屬於殷人之國。老子生於楚,而楚有「人面龍身而無足」的祝融六姓,即楚為龍族後裔所開創的土地。
    在孔子和老子的時期,圖騰時代已成為雲霧般遙遠的過去。在人們的口傳中,是否留下這樣的痕跡,頗值得懷疑。
    作為語言表達的方式,龍和鳳就像用兩根纖維編成的繩子,任何一根都是出色人物的象徵,就像對偶句式一樣精彩。總之,將天子的容貌稱為龍顏,同樣將天子的坐乘稱為鳳輦,對此誰都不會感到奇怪。
    被稱為鳳的孔子,是純粹的人文主義者,因而不如說他更像龍。但孔子把自己的信念向社會廣泛傳播的姿態極為積極,甚至有些強制,就這點來看又使人感到了鳳的狂躁。而被稱為龍的老子,採取從不勉強的態度,的確像龍。但無為自然一旦帶有野性味道,就會露出鳳的尖利爪子。如果一切聽之任之放縱自然的話,有時會變成無比冷酷的可怕行為,這一點不容忽視。
    拋開稱呼問題,在以儒教、道教為代表的中國精神中,有似龍的東西也有似鳳的成分。不同時代可看到龍鳳這兩根纖維的粗細程度不一樣,一根粗而另一根細。不過有時看似粗的卻脆弱,看似細的卻堅韌。
    這是中國具有的矛盾,正因為存在這種矛盾,中國所走的道路雖蜿蜒曲折,卻頑強地生存下來。
    談起漢武帝登場的時代,儒教處於蕭條期,秦始皇焚書坑儒還留有巨大的傷痕。再加上漢朝初期是由暴發戶集團掌握政權,鹿爪似的儒家教義不合他們的口味。
    在武帝之前的漢帝國,儒家充其量只能保住司職朝廷禮儀的地位,時代精神反而以老莊為主流。在當時與其說老莊,不如說「黃老」更為普遍。可以認為老子繼承了傳說中的聖人黃帝的精神。
    在編成繩子的兩根纖維中,應是「黃老」的那根粗,儒家的那根細。
    當時屬於粗野的、現實主義的時代。談起黃老,就像現在我們認識老子和莊子那樣,黃老所包含的形而上學因素極少,是極為樸素的東西,其中神仙說、長生不老的方術、咒文等要素較多。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以上述老子的話為參照,我以較幼稚的眼光來推測社會現實,即當時一定是「黃老之道」。
    實際上,為政者並不是毫無建樹,而是盡量恪守不勉強的原則。文帝、景帝時代的政治就是如此。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莊子的話連政治也否定了,所謂「在宥」,是指順從自然之意。
    文帝和景帝時代實行這種政策,國家的根基漸漸穩固,控制了戰亂,人心安定。如果大興不必要的建設項目,民間定會怨聲載道。在一定時期,什麼也不做反而更加安全。
    然而到了武帝繼位時,他父親和祖父的措施已不適用。
    要做到「化無為」是需要條件的,首先人民必須無慾而純樸。
    戰亂剛結束後的民眾,只要沒有戰爭,全家能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就別無慾求,這種心情十分強烈。這就是寡慾。——也有人認為這才是最大的慾望。
    民眾盼望和平,即便有某種程度的不自由,只要想起戰爭時代就不會不順從。正因為人們的這種心理,為政者才不用採取相應的各種政策。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這是老子所提倡的一種理想社會。
    無論多麼襤褸的衣衫,人們視其為美麗的服飾,即便是粗食淡飯也當做美食,如這麼想就會安居樂業。不過要建立這種社會,連老子也有附加條件。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必須是這種小國寡民的狀態。
    武帝時代已完成了世代交替,人民沒有經歷過*,因此沒有認識到和平是可貴的,而是視其為理所當然的狀態。交通產業發達,人們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儘管人們將粗衣當成美服,可現實中身著華麗服飾的人卻隨處可見,大概沒有人來比誰腰纏草繩吧。從富裕人家的廚房裡飄來陣陣香味,誰都會與自家寒酸的飯桌相比。雖說聯想過去能讓人們忍耐,但人們並沒有*的痛苦記憶。
    不僅是物質方面,求知慾望也在不斷地高漲。
    曾拔刀亂砍宮殿立柱、身著樸素服飾、簡單粗暴的重臣們已不在人間,其子孫從出生起就在奢靡中長大。他們與那些誠惶誠恐地參加朝儀、樸實無華的車伕級別的老頭們相比,是屬於完全不同的人種。他們很自然地按照優雅的禮節,完成複雜的朝禮,這些是他們已掌握在身的東西。在宮廷儀式方面,他們甚至認為仍缺乏威嚴和典雅的風度。
    在持續的和平環境中人口增加,成為大國多民,既然老子所設定的小國寡民的前提已經崩潰,在政治上的黃老主義也只是徒有虛名了。
    17歲的新皇帝不是平庸之輩,他已敏感地嗅到這種時代氣息。
    無論民眾還是廷臣,一定都不滿足這種現狀。貧者憧憬富有,高官渴望用名副其實的威儀來裝飾自己。
    人們這種內心的痛楚,武帝無法直接感覺到。那麼能直接刺激他感官的又是什麼呢?並非一般大眾式的,而是來自他經常接觸的教育官——儒者所發出的歎氣聲。
    宮廷充滿著清一色的黃老思想。高祖本來是曾往儒者冠帽中撒尿的人物,相比之下,文帝醉心於刑名學,不重視儒者的繁瑣學說。曾輔佐梁懷王后來殉死的賈誼,也是被文帝輕視的儒者之一。在景帝時代儒者也不受重用。儒者僅有博士的官名,那也只是湊數而已。
    儒者在宮廷只被當做主持儀式的專職官員。儒學原本應以治國平天下為目標,是具有實踐性的政治學問。儘管如此,當時也不允許儒者涉足重要的政治領域。儒者教皇太子讀書寫字,只不過是教育家而已,想必他們會感到無奈吧。
    武帝覺察到儒者的無奈心態,並且已看出儒教具有廣闊的前景。武帝雖沒有接觸民眾,但他是想像力豐富的人物。
    「已經與父親和祖父時代不同了。如時代變了,施政方針也必須改變,總是恪守無為自然的黃老之道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武帝這麼思考著。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文帝、景帝兩代,積累的財寶充滿國庫,銀兩不計其數,穀物滿倉無處可藏。如武帝想開拓什麼新事業,有充裕的軍事財力做後盾。
    「必須有所建樹。」
    年輕的內心想到的是行動。
    國家有機構、行政、法制、經濟、國防、產業、倫理、秩序。——在新時代,所有的東西應追求嶄新的形式,並希望將上述各項也納入新形式中。
    武帝所憧憬的新時代,實際上是中國的誕生。
    功罪暫且不論,從武帝時代以後的兩千年,到封建中國因鴉片戰爭崩潰,社會持續保持著與武帝時代相同的結構。在兩千年間基本上沒有發生多大變化,這是令人震驚的停滯。
    秦朝統一中國的大業由漢帝國繼承,在武帝時代使其完成,並將其延續到19世紀。為順應社會發展趨勢,人們期待強大力量的出現,湧現出的傑出人物支撐了兩千年。
    制定理想的模式,並將一切強行納入其中,只有這種積極的儒學才是傑出人物所選擇的理想武器。武帝能支配封建國家的形式,且超越了王朝更替,面向未來長久維持下去,都是因為發揮了儒學的巨大威力。
    血氣方剛的少年武帝,在登基第一年的建元元年十月,召集群臣,讓眾人舉薦賢良、公正、直言、極諫的人士。
    從太子時代起,武帝就喜愛儒學,這在朝廷大臣中人人皆知。
    「今後是儒者的時代。」
    很快,就不斷出現了迎合者。
    「申、商、韓非、蘇秦等言論擾亂國政,鑽研這種學問之輩,請准予罷免。」
    丞相這麼上奏,其意為只能任用儒者。丞相已覺察出武帝這種心情。
    成為御史大夫的趙綰建議在城南修建「明堂」,即為孟子所稱的「王者之堂」。在儒家的理想中,政治和禮樂中心被視為神聖的場所。他還推薦了自己的老師申培。
    申培受到最高禮遇,他從遙遠的魯(山東省)被召到國都長安。據《漢書》記載,使者帶著「束帛加璧」的禮物,用「安車蒲輪」前去迎接,這是指用蒲葉裹著車輪,以減少顛簸的貴賓車。《史記·儒林列傳》中也有關於「安車駟馬」的記載,其意為由四匹馬所駕轅的車,這與特製的專車沒有多少區別。
    就這樣,武帝打算著手進行新體制的準備。在他周圍,開始形成有學者參與的新官僚集團。
    可在宮廷中,即使皇帝下旨意,也有令他無可奈何的人物,那就是皇帝的祖母竇太后。她把17歲的孫子當成孩子看待,她認為武帝熱衷於新思想,是不能依靠的小毛孩——即使已登基,把一切交給他也是危險的。
    竇太后酷愛黃帝、老子之言。丈夫文帝在位時,她已雙目失明,這使她變得更加固執。丈夫死後到了兒子景帝時代,竇太后強制家族成員閱讀「黃老」。這沒有什麼理由,只是無論如何必須照辦的一種狂熱信徒心理。
    「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在《史記·外戚世家》中有以上記載。
    所謂「帝」是指兒子景帝,就連皇太子武帝也被強迫讀黃老的書。武帝登基後不久,就想將儒學變為國政的基本方針,可見強迫所讀的黃老學說沒有對他產生多大影響,有人持這種看法。但分析一下武帝一生的言行,就會發現「黃老」竟意外地深深地影響了武帝。
    這是武帝具有的矛盾之一,同時也是中國人的矛盾。
    在武帝以前,宮廷中盛行「黃老」,儒學受到*潛伏下來。但在武帝以後,儒學變成為政者的學問,相反「黃老」卻深入民間。關於中國人的生活,很多人認為表面上是孔孟之道,而基礎則是老莊學說。這種說法似乎切中了實質,武帝本人就是這種矛盾的象徵。
    剛登上寶座的武帝雄心勃勃,但環境卻不允許年輕的皇帝自作主張,因為竇太后在幕後操縱著一切政治。
    作為「黃老」狂熱信徒的竇太后,當然最討厭儒學。
    在景帝時代,有一位名叫轅固生的博士官。有一天,竇太后將他叫來,問有關老子書中的問題。
    「老子此家人言耳。」
    轅固生這麼回答。
    所謂家人是指沒有官品,服雜役的下賤者,也可譯成家庭奴隸。
    竇太后聽後,怒髮衝冠。
    第一,她為之傾倒的老子受到侮辱。
    第二,她本人也受到羞辱。
    竇太后是「家人」之女,她最初只是呂太后的一個使喚侍女。侍女沒有自由,經常被新來的侍女更換,更換掉的侍女再賜給各地諸王。那時她被編入轉讓組,送給各地諸王的侍女每五人分為一組。她希望去老家清河附近的趙王之處,並將此事托付給管事的官吏,可那個管事人卻忘了,結果她被編入去代王處的名單中。或者因賄賂太少,她也許被戲弄了。
    她痛哭流涕,不情願地去了代王那裡,因為她是沒有自由的宮廷奴隸。
    然而,在代王那裡等待她的卻是幸運。
    她受代王的寵愛,生了兩男一女。不久代王的正妃死了,而且正妃所生的四個兒子也都死了。不僅如此,推翻呂氏家族的國都要人還專程前來提出:讓代王繼任漢帝國皇位。這樣一來,代王成為漢朝皇帝,登基後諸臣請求立皇太子,她的長男被選上,即後來的景帝,她也自動成為皇后。……如此這般青雲直上,人們不禁懷疑代王的正妃以及四個兒子的死因。
    她成為皇后,兒子時代她是皇太后,在孫子武帝時代則成為太皇太后,但竇太后沒有忘記自己的出身——不是別的階層,而是「家人」。
    轅固生的一句話刺痛了她的心。
    她使用極為殘忍的處置手段。在侍女時代,她服侍過發明「人豬」處置法的呂太后,也許想倣傚這種殘忍的方法。
    「把這個傢伙扔進野豬圈!」
    她這麼下命令。
    連景帝也覺得母親的做法太過分,故遞給那可憐的儒者一把利刃。母親已雙目失明,沒有必要躲避她的目光。轅固生用景帝頗費苦心的武器,刺死一頭野豬,才幸運地免除一死。
    轅固生的「家人」之說,並不一定是對竇太后的誹謗。
    黃老的虛無思想,從儒家觀點來看,是沒有自由的可憐奴隸在心中尋求自我安慰的東西。而我們修身養性,是通過政治報效國家社會的自由人,怎麼能退卻到無為自然中去呢?——轅固生的話一定有這種含意。
    總之,因這樣的老太婆執掌著大權,新皇帝要向以儒學為中心的體制轉換,當然不會一帆風順。
    可以說御史大夫趙綰對形勢判斷錯誤,他低估了衰老的竇太后。趙綰一步一步地整頓以儒學為中心的體制,目的是要將竇太后從政治舞台上拉下來,開拓皇帝親政的道路。
    趙綰上奏:「毋奏事東宮。」
    東宮住的不是皇太子,而是竇太后,她居住的長樂宮在宮城的東側。皇帝住在未央宮,因在西側稱為西宮。趙綰試圖將一切政務只向皇帝奏本,排除東宮竇太后的垂簾聽政。
    對此竇太后大為震怒。
    漢帝國政府機構的最高官僚,文官為丞相,武官為太尉。《史記》中也有「太尉、丞相尊等」的記載。當時的丞相為竇嬰,他是武帝祖母竇太后的親戚。太尉田蚡為武帝之母王太后的異父弟。王太后的母親臧兒在丈夫王仲死後,同田某再婚,在田家生下兩個兒子,其中的哥哥就是田蚡。
    文武兩人的最高權力者皆為外戚。他們也是儒教主義者,都被竇太后罷免。然而他們的部下,實際推行儒教化副總理級別的御史大夫趙綰以及郎中令王臧,不僅官職被罷免,甚至連性命也沒有保住。
    「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
    《史記·封禪書》對上述事件只做了如此簡要的敘述。

《龍鳳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