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驅車上路。這一次是去貝弗利山的一個地方。此刻是深夜一點多鐘，我已覺得很疲勞了。「大廳裡那部付費電話怎麼那麼重要？」我問道。
「因為，」康納解釋道，「我們對此案的整個構想都圍繞著是否有人用這部電話報過警。真正的問題是，是否有哪家日本公司與中本公司有直接利害衝突。」
「哪家日本公司？」
「是的。顯然是屬於另一個系列的一家公司。」康納說系列兩個字的時候用的是日語。
「系列？」我問道。
「日本人把他們的大企業集團公司稱之為系列。在日本共有6大系列，規模都極其寵大。比如說，三菱集團公司就是一個由七百多家公司組成的系列。這些公司相互協同動作，抑或在財政上有內在聯繫，抑或相互間有各種各樣的協議。在美國不存在這種龐大的集團公司系列，因為這是違反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的。可是這卻是日本的標準形式。我們往往認為大公司都是獨立存在的。要弄懂什麼是日本的集團公司，你得做這樣的設想，比如說，IBM公司、花旗銀行、福特汽車公司以及埃克森石油公司之間的聯合，它們達成了秘密協議，同意相互合作，財政上相互支持，科研上共享成果。這就是說，一家日本公司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總是與幾百家其它公司之間存在著某種夥伴關係，跟其它集團公司的各個公司進行競爭。」
「所以，你在考慮中本公司當前的所作所為時，得問問自己，中本集團公司在日本本土上正在幹什麼，有哪些集團公司在跟它作對。這樁謀殺案使中本公司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說是對中本公司發動的一場進攻。」
「一場進攻？」
「你想想看，中本公司安排了一次規模盛大、名人雲集的大廈落成典禮，他們希望招待會能圓滿成功。由於某種原因，出席招待會的一位來賓被人勒死了。問題在於是誰打來的電話？」
「誰報的案，是嗎？」
「是的，因為中本公司畢竟完全控制著當時的局面：這是他們的招待會，而且又是在他們自己的大廈裡。他們完全可以拖到11點，等招待會結束、所有來賓離開之後再向警方報告。如果我要考慮公司的面子、考慮公司在公眾中形象的微妙變化，我也會這樣做，因為任何其它做法對中本公司的形象都是潛在的危險。」
「是的。」
「可是報警時間並沒有拖延，」康納說道，「有人在8點32分就打來電話，而當時招待會仍在進行之中。這一來就使整個招待會蒙上了一層陰影。所以說這裡始終存在著一個問題：誰打來的電話？」
我說道：「你要石倉把那個打電話的人找出來，可他到現在也沒找到。」
「是啊，因為他是找不到的。」
「他會不知道是誰打的電話？」
「正確。」
「你認為電話不是中本公司的人打的？」
「正確。」
「是中本公司的一個對頭打的？」
「幾乎可以肯定。」
「那我們怎麼才能找到打電話的人呢？」我問道。
康納笑起來。「所以我才要查大廳裡那部電話嘛。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為什麼呢？」
「假定你為一家競爭對手的公司工作，你想打探中本公司的內部情況。你是打探不到的，因為日本公司所雇的管理人員是終身制的。他們覺得自己是公司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從不背叛這個家庭。這樣一來，中本公司的內部奧秘外人就無法看清。所以，一些細枝末節的事，像日本來的哪些經理現在在市裡、誰和誰在見面、誰來了誰走了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含義。如果你能跟一名整天坐在監視器前的美國警衛拉上關係，尤其是如果這名警衛感受到日本人對黑人的歧視，你就能瞭解到這些細節。」
「說下去。」我說道。
「日本人經常拉攏收買一些公司僱傭的當地警衛人員。日本人是正大光明的，但幹這種事似乎沒有超出他們的傳統所允許的範圍。戀愛和打仗都可以不擇手段嘛。在日本人眼裡，商場即是戰場。只要你善於進行拉攏收買，那也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
「沒錯。」
「你想想，在這樁命案發生後的數秒鐘之內，我們可以肯定只有兩個人知道有個姑娘被人給害了。一個是兇手本人，另一個就是那位從監視器上看到這樁殺人案的警衛特德·科爾。」
「等等。特德·科爾從監視器上看見了？他知道兇手是誰？」
「明擺著的嘛。」
「他說他是8點1刻離開的。」
「他說謊。」
「可是，既然你知道這一點，當時我們為什麼不……」
「他是永遠也不會告訴我們的，」康納說道，「就像菲利普斯不肯告訴我們一樣。所以我就沒有把他抓起來訊問，因為那只能是浪費時間——我們沒時間跟他磨。我們知道他是不會告訴我們的。可是我有個問題：他是否告訴過別人？」
我開始明白他的意思了。「你是說，他是否離開值班室到大廳裡去打過電話？打給一個人，告訴他這兒發生了一起人命案？」
「正確。他不想使用值班室的電話，所以就去使用那部付費電話給某個人通風報信。此人為中本公司的對手工作。」
我接上去說道：「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沒有人用過那部電話。」
「正確。」康納說道。
「這樣一來你的整個推理就斷了線。」
「其實不然。現在事情更清楚了。如果科爾沒有通風報信，那麼又是誰打電話報的案呢？顯然報案的人只能是兇手自己。」
我覺得一陣寒意。
「他打電話報案是為了出中本公司的洋相？」
「很有可能。」以納說道。
「那他從哪兒打的電話呢？」
「現在還不清楚。但我認為電話是從大樓裡打出去的。此外，一些撲朔迷離的細節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理出頭緒。」
「哪些呢？」
這時汽車上的電話鈴響起來。康納抓起電話，接著遞給我說：「找你。」
「不，不，」阿森尼奧太太說道，「孩子很好，我幾分鐘前才看過。我想轉告你的是，戴維斯夫人來過電話。」她指的是我的前妻。
「什麼時間打的？」
「我想有10分鐘了吧。」
「她留回電號碼了沒有？」
「沒留。她說今天晚上你沒法給她打電話。但她要我告訴你，她今晚有事，也許要到外地去，所以也許週末就不來接孩子了。」
我鬆了口氣。「行啊。」
「她說明天給你打電話，給你個准信。」
「那好吧。」
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勞倫就是這種人，總是在最後一分鐘時變卦。任何事情只要一涉及到她，你就無法安排計劃，因為她總是不斷變卦。也許這次變卦說明她又新交了男朋友，所以她有可能跟他出去。這到明天才能知道。
我以前總認為，這種變化無常、無法預測的做法對米歇爾沒有好處，會使孩子覺得沒有安全感。不過，孩子是很講求實際的。米歇爾似乎能理解她媽媽的行為方式，所以也就不覺得很難受或失望。
感到難受的是我。
「你是不是很快就回家，中尉？」阿森尼奧太太問道。
「不，看來我得整夜呆在外面了。你能留在我家裡嗎？」
「行啊，不過早上9點我就得走。我可以把長沙發拖出來嗎？」
我的起居室裡有張長沙發床，她呆在我家時就睡在上面。「哦，當然可以。」
「好吧。再見，中尉。」
「再見，阿森尼奧太太。」
「出了什麼事？」康納問話的語氣中有幾分緊張不安，我感到有些驚訝。
「沒事兒。我的前妻又犯怪了。她說週末不一定把孩子接去了。怎麼啦？」
康納聳聳肩說：「隨便問問。」
我覺得他並不是隨便問問。我說道：「你說過這案子可能會變得很棘手，你指的是什麼？」
「也許不會很棘手，」康納說道，「我們最好的結局就是再過幾小時就把案子結束掉。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到。前面左邊不遠的地方就是那家餐館。」
我看見了霓虹燈的大招牌：玻拉玻拉。
「這是阪村經營的餐館？」
「是的。實際上他只擁有部分資產。別讓侍者把車開走。把它停在紅燈區。我們也許很快就得離開。」
玻拉玻拉餐廳是本周洛杉磯市最熱門的餐館。用來裝飾餐廳的是一堆玻利尼西亞人的面具和盾牌。從酒吧櫃檯向外伸出的歐椴綠的木質支架就像一排牙齒。露天廚房的上方有一個5米寬的大屏幕，上面播放的普林斯錄像片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供應的菜餚都是太平洋的海鮮。餐廳裡一片震耳的嘈雜聲。顧客都是到電影城來求職的人，個個穿著黑色的衣服。
康納笑道：「看來真像是剛遭到炸彈襲擊似的，一片亂哄哄，是不是？別愣著看啦。他們不太讓你出來玩嗎？」
「是不太讓我出來。」我答道。康納轉身跟那位歐亞混血的女招待搭話。我的眼睛看著酒吧櫃檯，看見兩個女人嘴碰嘴地親了一下。再往前看，一個穿著皮夾克的日本男人用手臂摟著一個身材高大的金髮女郎，兩人都在聽一個頭髮稀疏、一副好鬥相的男人在說話。我認出他來了，他是位導演，導演過……
「走吧，」康納的話打斷了我的思路，「我們走吧。」
「什麼？」
「埃迪不在。」
「他上哪兒去了？」
「他到貝弗利山一家人家赴宴去了。我們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