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芝加哥的雨沉悶地下了整整一夜，落在弗雷迪·勞厄茲的露天墓地的雨篷上。
雷鳴讓威爾·格雷厄姆由於勞累已經很疼的頭顫震動著，他從書桌前起身走到床邊的時候搖搖晃晃。床邊，夢如蛇一般纏繞在他的枕頭下面，等待著他。
聖查爾斯城北部的一棟老房子任憑冷雨敲窗、電閃雷鳴，在風雨中重複著它長長的歎息。
樓梯在黑暗中吱呀作響。多拉德先生下樓了。他的和服在他走路時窸窣作響，他的雙眼因為充足的睡眠而圓睜。
他的頭髮潮乎乎的，整齊地梳理過。他已經清理過指甲。他走路的時候既緩慢又沉穩，注意力很集中，好像在小心地端著滿滿的一杯茶。
膠片在他的投影儀旁邊。兩個家庭的。其他的膠片成卷地堆在廢紙簍裡準備銷毀。他從十幾部家庭自製影片裡選中了兩個家庭的，在公司複製好然後帶回家觀看。
在他的舒適的靠背椅旁邊放著奶酪和水果，他舒舒服服地坐進去，開始看影片。
第一部是國慶週末的一個野餐會。一個很溫馨的家庭，三個孩子，父親很強壯，用他粗大的手指伸進醃菜罐。後面是母親。她拍得最好的鏡頭是在她和鄰居的孩子們玩壘球的時候，儘管她在鏡頭上只有大概十五秒鐘。她在第二壘上面衝著投手和投手板，兩腳分開，做好從兩個方向都能出球的準備，在她彎腰向前傾的時候她的前胸在套衫下顫動著。一個孩子揮舞了一下球棒，可惡地中斷了她的鏡頭。現在又是她了，返回觸壘。她把一隻腳放在船用的坐墊上，坐墊在這裡當了壘，兩腿一彎一直；她大腿的肌肉在她彎曲的腿上緊繃著。
一遍又一遍多拉德看著這女人的身體。腳放在壘上，髖部傾斜著，大腿的肌肉在剪短了的牛仔褲裡繃緊了。
他定住最後一個片段。母親和她的孩子們。他們玩累了，身上很髒。孩子們偎依在媽媽的懷裡，一隻狗在他們的腿中間搖尾巴。
一陣震耳的雷鳴把外婆的高高的櫥櫃裡的水晶雕刻品震得玎玲作響。多拉德伸手拿了個梨。
第二部影片分了幾個部分。影片的名字叫「新家」，用幾分錢的硬幣在一個打破了的豬形撲滿上方的襯衫盒上拼出來。開頭是父親在院子裡立起一塊「出售」的標牌。他拿著標牌，臉衝著鏡頭露出一個無可奈何的鬼臉，他的褲兜掏空了被翻出來。
媽媽和三個孩子在台階上的一個特寫，拍得搖搖晃晃。這是棟很漂亮的房子。鏡頭切換到游泳池。一個孩子，頭髮油光光的，個子很小，啪嗒啪嗒地走到跳水板前，在瓷磚上留下濕濕的腳印。水裡露出了幾個小腦袋。一隻小狗向一個女孩游過去，它的耳朵往後伸，臉高高地露出水面，眼白都看得很清楚。
媽媽在水中拉著登梯的扶手抬頭看鏡頭。她黑色的鬈發有光澤；豐胸在泳衣的上方膨潤閃亮。她兩腿分開站立，腿的影子在水波的蕩漾中浮動。
夜裡。一個曝光很差的鏡頭從游泳池移到燈光明亮的房子，燈光在水中反射。
切換到房子裡面，一家人在歡笑。到處是盒子，還有裝箱用的材料。一隻老式的大箱子，還沒搬到閣樓上去。
小女兒在試外婆的衣服。她戴上一頂花園晚會的帽子。父親坐在沙發裡，他看起來好像喝醉了。然後顯然是父親拿著攝影機。高度並不是很合適。媽媽在鏡子前面戴帽子。孩子們在她身旁歡笑，男孩子們在旁邊一邊笑一邊拉拽著上面的古董裝飾。女孩靜靜地看著媽媽，審視著若干年後自己的模樣。
到片尾了。媽媽轉過身，沖鏡頭擺了個姿勢，還做了一個誇張的微笑，手放在脖子背後。她很討人喜歡。她的脖子上戴著一塊有浮雕的玉石。
多拉德定住屏幕，往回倒影片。一遍又一遍她從鏡子前面轉過身，微笑著。
心不在焉地，多拉德拿起壘球賽的膠片，把它扔到了廢紙簍裡。
他把膠片從投影儀裡取出來，看了看盒子上的地址標籤：鮑伯·謝爾曼，俄克拉何馬州，塔爾薩城，603號郵箱，星光大道7號。
開車去會很方便。
多拉德把膠片放在手心裡，用另一隻手蓋住，彷彿它是一隻小生命能掙扎著從手中逃走似的。它好像是一隻在手心裡蹦的蛐蛐。
他記得在利茲家時開燈以後的慌亂和跳動。他必須把利茲先生處理好才能打開他的攝影燈。
這一次他可要做一個流暢的過程。要是能在暗中把攝影機開著，偷偷地爬到睡覺的兩個人中間依偎一會兒該多愜意啊。然後他可以在黑暗中搏鬥，再坐在他們倆的血跡中間快活自在。
他可以用紅外線膠卷做到這一切，他知道該上哪裡去找。
投影儀還開著。多拉德手裡握著膠片，眼睛看著明亮的空屏幕，可他卻能看到心中的影像，與窗外風的歎息連在了一起。
他並不是出於報復的心理。只有愛和榮譽就要來臨的企盼與興奮。他的狩獵目標的心跳變得微弱而急促，像一下跨進了靜謐的腳步。
他躁狂地躍立著，躍立著，被愛充滿了。謝爾曼一家向他敞開了大門。
他的過去絲毫不會來干擾他，現在只有即將到來的榮耀。他從來不去想他母親的家。事實上，他對那段時光的記憶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朦朧的。
二十幾歲的時候多拉德對他母親家的房子的記憶變得模糊不清了，只在他的記憶宮殿裡留下了一層膜。
他記得他只在那裡住了一個月，忘了是因為他九歲時吊死了維多利亞的貓才被送走的。
在他僅有的幾個記憶片段裡有一個是那房子本身，裡面燈光明亮，那是他在冬天的一個黃昏從街上路過房子時看的一眼。那天他從波特·施羅德小學放學回到一英里以外他寄宿的人家。
他能記起瓦格特家書房的氣味，像鋼琴被打開時發出的氣味，他媽媽在那裡給他假期需要的東西。他不記得臨走時樓上窗戶裡的一張張臉。外面的地被凍得硬邦邦的，那些實用的禮物在他發熱的胳膊底下面目可憎；他的思想逃到了大腦深處的一個家裡，與聖路易斯的家完全不同。
在十一歲那年他的臆想開始非常活躍而且變得強烈。在他的愛發展得太猛烈的時候他就釋放它。他捕捉寵物，小心翼翼地，觀察它們的反應。它們是那麼馴服，每次動手都很容易。警方從來沒有把他和車庫地面上的小小的血滴聯繫在一起。
四十二歲的他已經不記得這些了。他也不再想他母親家中的人了——他的媽媽，同母異父的姐妹和兄弟。
有時候他在夢中看到他們，在光彩奪目的夢境中的幾個片段；已經面目全非，而且都是高高的個子，臉和身體是鸚鵡一樣艷麗的顏色，他們在他身邊保持螳螂一樣的姿勢。
當他有意識地回憶時——雖然他很少這樣做——就有很多令人滿意的畫面可以追尋，都是在他參軍時的場景。
在十七歲那年，他無緣無故地從窗戶闖進一個婦人家裡，被抓住了。法庭給他兩個選擇，要麼服兵役，要麼按刑事犯罪定刑。他選擇了參軍。
在接受了最基礎的訓練以後他被派往專業學校學習暗室操作，然後被海運到聖安托尼奧，在布魯克部隊醫院的醫療隊裡沖印膠卷。
布魯克醫院的外科醫生們對他產生了興趣，並決定給他整容。
他們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軟骨來延伸鼻樑，然後用一個奇妙的阿貝皮片技術縫合了他的上唇，手術在演示廳裡吸引了一大批學習和觀摩的醫生。
醫生們對手術的效果很滿意。多拉德婉言謝絕了別人舉過來的鏡子而向窗外望去。
音像資料圖書館的記錄顯示多拉德曾借出過很多電影，大部分都是關於外傷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總是隔夜才還。
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他所在的部隊的軍部在南朝鮮的漢城駐紮，在五十年代末期他為部隊沖洗小型的偵察機跨越三十八度緯線而拍攝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兩度去香港。香港和九龍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嚮往的地方。
外婆在1961年從療養院被接回家，她的狀態是長期服用鹽酸氯丙秦後的無表情的靜默。多拉德申請因需復員並獲批了，所以他比計劃提前兩個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顧外婆。
那段日子對他來說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靜的日子。他在蓋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讓他請得起一個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們在客廳裡坐著，互相不說話。一台老式座鐘的滴答聲和打點聲是打破寂靜的惟一聲響。
他看到過母親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禮上。他仔細看著她，從她身旁走過，他黃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樣驚人地相似。她也許是個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讓母親吃了一驚。他的胸很闊，身體壯實，和她一樣的漂亮的膚色，還有別緻的小鬍子。她懷疑那鬍子是從他的頭髮中移植過來的。
她在葬禮一個星期後給他打了個電話，可是對方的聽筒慢慢地掛上了。
外婆去世後的九年裡多拉德的生活沒有被打擾過，他也沒有去打擾任何人。他的前額平滑得像一顆種子。他知道他在等待，可為什麼而等，他不知道。
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事情，告訴他顱骨裡的那顆種子：時間到了。那一天他在朝北的一個窗戶前站著看某個膠片時，他發現自己的手在變老。彷彿他拿著膠片的雙手剛剛在他眼前出現一樣，在明亮的光線照射下，他看到手上的皮膚在筋骨上鬆弛了，而且他的手上開始出現菱形的像蜥蜴身上的鱗一樣小的細紋。
當他向著光線把手轉過去的時候，一股強烈的煮西紅柿和捲心菜的味道把他全身浸了個通透。儘管屋子裡很暖和，他卻不禁發起抖來。那個晚上他比平時還賣力地工作。
多拉德的閣樓的牆上掛著一面與身齊長的鏡子，在槓鈴旁邊。那是整棟房子裡惟一一面掛著的鏡子，對著它他可以盡情地欣賞自己的體格，因為在外面他總是戴著面具。
在鼓起一塊塊肌肉時他仔細審視著自己。四十歲的他完全可以在當地的健美比賽中出色地一展雄姿。可是他並不願意。
在那個星期裡他後來看到了布萊克的版畫，他在剎那間被吸引住了。
他在《時代》雜誌上看到了一張面積很大的全色的照片，那是作為一張插圖配在一篇報道倫敦泰特博物館回顧布萊克作品展的文章旁邊。布魯克林博物館當時把《紅色巨龍與披著陽光的女人》寄到了倫敦參加展出。
《時代》的藝術評論家說：「西方藝術中惡魔似的形象很少能像這幅畫一樣輻射出噩夢一般的性的力量……」多拉德不用看這句評語就能領略到畫的魅力。
隨後的幾天中他把這幅畫帶在身邊，晚上在暗室裡他把它拍下來並放大了。許多時候他都很激動。他把畫掛在健身室鏡子的邊上，鍛煉的時候盯著它看。他只有在工作得筋疲力盡而且需要他的醫療的影片幫助他釋放性慾以後才能入睡。
九歲那年他就知道在心靈的最深處他是孤獨的，而且注定了一輩子都要孤獨，這個結論是四十歲的人常有的。
現在在他步入四十歲的時候，他被一種臆想的怪誕的生活征服了，這種生活有童年時代的五彩斑斕、新鮮和直觀。這種生活使他跨越了孤寂而前進了一步。
在其他四十歲左右的男人開始看到並且害怕自己被孤立的時候，多拉德的孤獨感讓他很能理解：他孤獨因為他與眾不同。在轉變的狂熱中他認定如果他向這個方向努力，如果他解放多年來他一直抑制的這些真實的強烈慾望——這些慾望是真真切切的靈感，如果他把它們當做靈感一樣呵護——他一定會超凡的。
在畫卷中龍的臉是看不到的，然而多拉德越來越明確地知道龍頭的模樣。
在客廳裡他看著醫療方面的錄像，做俯臥撐，並把嘴巴鼓圓以便能戴上外婆的假牙。假牙與他的畸形的牙齦不配套，而且他的下巴很快就疼得痙攣起來。
他在一個人的時候做做動作改變自己的下巴，咬硬的橡膠塞直到他的嘴巴兩側的肌肉開始鼓起來，像含了兩顆胡桃。
1979年秋天，弗朗西斯·多拉德從他可觀的積蓄中取了一筆現金，從蓋茨威申請了三個月的年假。他帶著外婆的假牙去了香港。
他回來以後，紅頭髮的艾琳和他其他的同事都覺得假期對他很有益處，他變得更平靜了。他們幾乎沒有察覺到他再也不使用員工衣櫃或者淋浴室了——不過他以前也不常用。
他外婆的假牙又重新放在他床頭櫃上的玻璃杯裡。他自己新做的一套被鎖在樓上的書桌裡。
如果艾琳能看到他在鏡子前面的樣子，把假牙戴好，新的文身在強烈的健身房的燈光下格外鮮麗，她會失聲尖叫的，然後昏倒。
有的是時間，他用不著慌忙，他擁有永恆。那時距離他選擇雅各比一家有五個月。
雅各比一家是第一個幫助他的家庭，第一個把他向轉變的光環中推進。雅各比一家比什麼東西都要好，比他所知道的什麼東西都要好。
直到利茲一家出現。
而現在，在他的力量和榮譽正成長的時候，謝爾曼一家又要來臨了，還有紅外線技術所允許的新的更親近的接觸。這將是最有希望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