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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這是政治，你知道這是政治，可你現在做的其實就是政治。」克勞福德告訴格雷厄姆。時間是下午晚些時候，他們在去聯邦調查局辦公樓的路上，正穿過國家購物中心。「接著做你的事，找出一些共性，其他的由我做。」
芝加哥警察局向行為科學院要一份具體的遇難者檔案。警察局官員說他們需要依據這份檔案來決定哪些地區需要在臨近滿月的日子裡增派治安巡警。
「給他們自己遮羞是他們實際在干的。」克勞福德說，搖著他的塔特茲提包。「這些遇難者都是富人，他們需要在富人區增派崗哨。他們知道這樣做肯定會引起強烈不滿的——監獄看守的頭頭們自從弗雷迪被點炮後就已經在和他們爭搶多餘的警力了。如果他們在上層社會中增加警力而兇犯襲擊了貧民區，上帝會保佑我們的城市高層人物。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們可以把矛頭指向聯邦調查局。我現在就能預知他們到時候會說什麼：『是他們讓我們這麼做的，這是他們對我們說的？』」
「我不認為他襲擊芝加哥的可能性比任何其他城市的可能性大。」格雷厄姆說。「並不存在這樣考慮的理由。這樣做簡直愚蠢之極。為什麼布隆不能寫這份檔案？他是行為科學院的顧問。」
「他們不想從布隆那裡得到，他們想從我們手裡得到。讓布隆受責備他們得不到任何好處，而且他現在還在住院。我受命處理這件事。國會山的某個人剛剛和司法部通過電話。頭兒說做。你就不能聽命去做嗎？」
「好，我做。這本來也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本來就是，」克勞福德說，「繼續做就是了。」
「我更願意回到伯明翰去。」
「不行。」克勞福德說。「留下來和我在一起完成它。」
最後一個星期五浪費在西邊了。
還有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