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嚴寺本《大唐西域記》有關錫蘭山之戰記載的史源研究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領導的軍事遠征創造了疆域空前的蒙元帝國。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蒙哥登極以後,拖雷家族控制了帝國最富庶的土地,即位於東亞大陸的元朝本土與立國於西亞的伊利汗國。由於元朝統治者與伊利汗國血緣相近,雙方往來最為密切。兩國之間除通過傳統的陸路往來外,海路交通因之大興。在依靠自然動力——主要是季風——航海的時代,海路交通有很強的季節性。換而言之,每年冬初西北風起時,是海舶從中國沿海啟程的時間。而初春時節西北風止時,海船必須擇地停船候風。

從地理上看,南亞次大陸插入海中,將印度洋分為東西兩部分。其南端與錫蘭島(今斯里蘭卡)是季風航海時代東西亞之間天然的中繼站。次大陸南端與錫蘭山在古代東西海路交通中的地位,在《元史》中有明確的記載。元代居於印度次大陸南端東海岸的是馬八兒國(即西洋),西海岸的是俱藍,即明代之古裡。《元史》記載: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余國最大。至元十八年,元使楊廷璧奉詔出使俱藍,「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註:《元史》卷208《馬八兒等國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669頁。)楊廷璧使團一行正月從福建泉州啟程,至三月西北風盡,抵僧伽耶山,無法繼續航行。這裡提到的僧伽耶山,即錫蘭山。

錫蘭山在東西海路交通上地重要地位在明代依舊,是鄭和下西洋時寶船隊的主要停靠地之一。明與錫蘭山的交往中有兩件大事最為引人注目。其一為鄭和代表明政府向錫蘭佛教寺院佈施,其二為鄭和率領的艦隊與錫蘭發生衝突,鄭和率水軍陸戰,攻入錫蘭都城,俘其國主而歸。有關鄭和向錫蘭寺院佈施之事,詳見於錫蘭山碑。此碑為漢、回回(波斯)與泰米爾三種文字合璧之碑,其漢文碑文由向達教授刊布。

《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