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日耳曼

歌德、洪堡的日耳曼,理性、啟蒙、世界主義;費希特、施密特的德意志,浪漫、民族、國家主義。兩者都必須犧牲對方,而後方可生存。歌德及其晚輩一向相互鄙視,不過前者世故圓滑、後者魯莽率真而已。

歌德、洪堡的日耳曼,隨弗裡德裡希[10]皇太子與英國公主同歸沒落,非待另一個德意志自我毀滅不能復興。另一個德意志需要國際新秩序,即革命外交或理想主義外交,然而其不能如法國、美國理想主義外交那樣贏得海外支持者,現實主義不過失敗中權宜之計,屬於政策而非價值。

因而德國從不能確定其核心利益究在何處:摩洛哥、中非、太平洋?她不謀求具體利益,只知處處破壞國際秩序。若能傚法法國,有具體利益,英德早已實現局部妥協。就此而言,現實主義外交不過表象,革命外交決定根本。德國之所欲,不在於具體利益,而在於世界新秩序。

傷害女王陛下威望或憲法神秘性,必然危及其臣民自由及世界和平。然而,不傷害日耳曼民族威望或國家神秘性,同樣必然危及其國民自由及世界和平。國家自由與國民自由不能兩立,內置於靈魂分裂的國家政治邏輯,懦弱文人不敢面對,何怪乎為老辣政客所輕。

《從華夏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