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師與徒弟:自然科學流派

你認為,今天世上還有一塊可供哲學容身之地嗎?

當然。可是,卻只能建立在目前科學的知識與成就之上……哲學家們再也不能把自己隔絕起來,與科學不相往來了。科學,不但已經大大地擴大並改變我們對生命和宇宙的觀念,對於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也起了革命性的變化。

——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1988)

氣體動力學(gas dynamics)中的標準內容,是該作者擔任古根海姆獎金研究員(Guggenheim Fellowship)時完成的。它的形式,根據作者自己所言,是受到行業的需要左右。在這樣一個架構裡,針對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予以證實,隨之被視為一項重要步驟,因為它可以促成「通過對細微地心引力影響的考慮,造成彈道精確度」的改進。戰後物理學的發展,愈來愈集中於這類具有軍事應用的領域。

——雅各布(Margarev Jacob,1993,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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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在20世紀無孔不入,20世紀也對自然科學依賴日深,這兩方面都史無前例。但是,自伽利略(Galileo)被迫放棄自己對天文的學說以來,還沒有一個時代像20世紀這般,對自然科學感到如此不自在。這種二律背反的現象,正是20世紀史學家必須處理的一大課題。不過在作者冒昧一試之前,對於這個矛盾現象,有幾個方面得先交代清楚。

回到1910年,英德兩國的物理學家、化學家人數,全部加起來約有8000人。到80年代末期,全世界實際從事研究實驗的科學家及工程師們,據估計在500萬名左右。其中有100萬人,是在科學頭號大國的美國;比此稍高一點的人數,則在歐洲。[1]

雖說科學家的總數,仍只佔人口的極少數——即使發達國家亦然——可是他們的人數,卻在繼續驚人地增加,在1970年後的20年間,幾乎呈倍增之勢,連最先進的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到80年代末期,科學家人口只是一座更大冰山的小尖頂而已。這座冰山,是一股龐大的潛在科技人力,反映出20世紀下半期教育革命的成果(參見第十章),代表著全球總人口的2%,及北美人口的5%(UNESCO,1991,Table5.1)。而真正的科學家,越來越通過高級「博士論文」的方式選拔,博士學位便成為進入科學這門行業的必備門票。以80年代為例,任選哪一個西方先進國家,平均每年每百萬人口中,便產生出134名的自然科學博士(Observatoire,1991)。這一類的國家,也在科學上花了天文數字的投資,而且其款項多來自公共資金——甚至連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例外。事實上,某些最昂貴的所謂「大科學」,除了美國,還沒有其他任何一國單獨玩得起呢(到了90年代,連美國也供不起了)。

但是其中卻有一個嶄新現象。雖然約九成的科學論文(論文數則每十年倍增一次),都以4種文字面世(英、俄、法、德),事實上以歐洲為中心的科學發展,卻在20世紀宣告終了。大災難的時期,尤其是法西斯主義暫時得逞的那個年頭,已經將科學的重心移向美國,並且從此就由美國長執牛耳。1900—1933年間,美國科學家得諾貝爾獎者只有7人,但到1933—1970年間,卻暴增為77人。其他由歐洲移民組成的國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實力經常被人低估的阿根廷,[2] 也成了境外中心、獨立的研究重鎮。不過其中也有一些國家,例如新西蘭和南非,卻基於國小或政治之由,重要科學家們紛紛出走外流。與此同時,非歐洲系科學家也迅速崛起,尤以東亞及印度次大陸為首,且增長情況驚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遍數亞洲地區,只有一人得過一次諾貝爾科學獎的榮銜——印度的物理學家拉曼(C.Raman)於1930年獲物理學獎。但自1946年以來,卻已有10位以上得主的大名,是來自日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區。當然,光看諾貝爾獎記錄不足為憑,明顯有低估亞洲的科學振興之嫌;正如單憑1933年前的得獎名單,也有小覷當時美國的科學進展之虞。不過值此世紀末時,世界上的確也有部分地區,論其科學家的人數,不但實際數字偏低,相對比例更低,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驚人的是,亞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國名下得獎,而非以本籍獲此榮銜(事實上在美國得主裡,身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為在這個日益國際化的世界裡,自然科學家講的是同一種國際語言,採取的是同一種研究方法,卻出現一種怪異現象,那就是反使他們大多集中於一兩處擁有合適設備資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數幾個高度發達的富國之內,其中尤以美國為最。當年的大災難時期,世上的天才智囊為了政治理由紛紛從歐洲出逃;但是1945年以來,主要卻是為了經濟原因由貧國改投富國。[3] 這一趨勢並不足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研支出,竟佔全球總科研開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貧窮國家(發展中國家)則少得可憐,甚至不及2%—3%(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

但是即使在發達國家裡,科學家的分佈也漸漸失去分散性,一方面因為人口及資源集中(為了效率之故),另一方面則由於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長之下,無形地在教育機構中形成了一個等級,或所謂寡頭階級。50年代和60年代時,美國半數的博士,是出自15家最負盛名的大學研究院,因此愈發吸引了最出色的年輕科學家趨之若鶩。在一個民主的民粹世界裡,科學家卻成為社會上的精英階級,集中在數目極少、資助很多的幾處研究聖地。作為「科學族」,他們以群體的姿態出現,因為對他們從事的活動而言,溝通交流(「有人可以共談」),是最重要的中心條件。於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的活動對非科學家的外人來說,越發如謎,奧不可解——雖然作為門外漢的一般凡人,藉著大眾化的介紹文字(有時由最優秀的科學家本人執筆),拚命地想去聽懂。事實上隨著各門科學的日益專深,甚至連科學家之間,都得靠學刊之助,才能向彼此解釋自己本行之外的發展動態。

20世紀對科學依賴程度至深,自是毋庸多言。在此之前,所謂「高級/精深」科學,即那種不能從日常經驗取得,非多年訓練無法從事——甚至無法瞭解——最終以研究進修為最高頂點的知識學問,與今日相比,實際應用範圍極狹窄,直至19世紀末時才開始改觀。17世紀時的物理學和數學,主宰著工程師們;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中期,18世紀末期及19世紀初期在化學和電氣方面的發現,已成為工業及傳播不可或缺之物。專業科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探索,也被認為是必要的前鋒,甚至可帶來科技上的進步。簡單地說,以科學為基礎的科技,早已是19世紀資產階級世界的核心;雖然一般實際之人,並不曉得該把這些科學理論成就如何應用是好。唯一用途,只能在恰當時候派上用場,轉為意識形態發揮:例如牛頓定理之於18世紀,以及達爾文學說之於19世紀末期。可是除此之外,人類生活的絕大多數方面,繼續為生活經驗、實驗、技能,以及訓練過的常識所主導,充其量,也只能將人生累積的現有最佳方法技巧,有系統地傳播而已。其中包括農業、建築、醫藥,以及其他各種供應人生需要及享受的多項人類活動。

但是到了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情況發生了改變。進入「帝國的年代」,不但現代高科技的雛形開始出現——單舉汽車、航空、無線電廣播、電影等為例足矣——現代科學理論的輪廓也於此時成形,如相對論、量子論(the quantum)、遺傳學(genetics)等等。更有甚者,連最奧秘、最具革命性的科學發現,如今也被視為可以有立即實際應用的潛能:從無線電報到X線的醫學用途,都是深奧理論應用在實際技術上的實例,兩者都是19世紀90年代的發現。不過,儘管「短20世紀」的高等科學面貌,在1914年之前即已可見;儘管新世紀的高等技術,也已潛藏在高等科學之中,但是就當時來說,後者畢竟仍不是一件時時處處不可缺少,沒有它難以想像每日如何生活行動之物。

然而,這卻正是時至今日,當兩千年正近尾聲之際的現象。我們在第九章中已經看見,建立於高級科學理論研究之上的應用技術,壟斷了20世紀下半期經濟的興旺繁榮,而且此景不限於發達世界。若沒有已達目前農藝之境的遺傳科學,印度和印尼兩國,便不可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餵飽它們爆炸般增長的人口。到20世紀結束時,生物科技已成為農業和醫藥領域極為重要的一環。這一類先進科技的應用,給人印象最深之處,即在其根據的理論及發現本身,根本遠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範疇之外(包括最先進最發達國家在內),所以事實上全世界只有極少數人——也許幾十位,至多數百名——從剛一開始,就能領悟到它們可以應用在實際用途之上。當年德國物理學家哈恩(Otto Hahn),在1939年初發現核裂變時,甚至連某些物理界最活躍的成員,例如偉大的玻爾(Niels Bohr,1885—1962),也懷疑這項發現能否在和平或戰爭上找到實際用途;至於眼前直接的應用,自然更是存疑。如果當初深諳其潛在用途的物理學家們,不曾把這項發現告訴將軍和政治家,這類武夫和政客鐵定永遠懵然不知——除非後者本身也是高級物理學家,不過此事極不可能。再以圖靈(Alan Turing)1935年那篇為現代計算機理論奠定基石的著名論文為例,本來也只是數理邏輯學家(logician)純理論性的初探而已。戰爭爆發,給了他及其他科學家試將理論應用於實際的機會,主要是為破譯密碼。然而當圖靈論文初發表時,除了少數幾名數學家外,連有興趣一讀之人都沒有,更別說予以重視。甚至在他自己的同事眼中,這名外貌粗拙、臉色蒼白的天才,當時不過是一名嗜好慢跑的後進新人,根本不是什麼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至少在作者記憶裡的他,絕非如此(可是他謝世以後,在同性戀者圈中卻廣受膜拜,頗有一代聖者之勢)。[4] 事實上,甚至當科學家的確在嘗試解決眾所周知的重大問題時,也只有極少數的聰明人,在與世極為隔絕的知識圈中,清楚知道這中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記得當年作者在劍橋從事研究時,克裡克(Crick)和沃森(Watson)二位學者,也正在該處進行其著名的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the Double-Helix)結構研究。研究結果一經發表,他們的成就立即被公認為20世紀最具決定性的突破。雖然我甚至記得,當時曾與克裡克在應酬場合碰面,可是我們當中的多數人,卻懵然不知就在離我們學院大門不過數十碼處,那個我們每天走來走去經過的實驗室裡,以及我們每日閒坐喝酒的小酒吧中,正醞釀著一項非凡的發明。我們的不知情,倒也不是由於對這些事情沒有興趣,而是從事這類高深活動之人,找不出任何理由相告。因為對於他們的工作,我們既不可能有任何貢獻;對於他們遇到的難題,恐怕更連聽都聽不懂吧。

然而,不論科學發明多麼艱深難懂,一旦發明出來,便立即轉向實際科技用途。因此,晶體管是1948年固體物理研究(即稍有瑕疵的結晶的電磁性質)產生的副產品(8年之內,發明者便榮獲諾貝爾獎);正如1960年發明的激光,也非來自光學研究,卻是研究電場中分子共振的附帶結果(Bernal,1967,p.563),激光的發明人,也很快得到諾貝爾獎。而劍橋和蘇聯物理學家卡皮察(Peter Kapitsa,1978),也由於低溫超導的研究獲此殊榮。1939—1946年間戰時的研究經驗證實——起碼對盎格魯—撒克遜裔而言——只要將人力物力資源大力集中,再困難的科技難題,也可以在幾乎不可能的短時間內解決。[5] 於是更加鼓勵了不計成本,只要於戰爭有利,或於國家名譽有益的各種先鋒性科技研究(如太空計劃)。因此,越發加快了實驗室科學轉為實用技術的速度,其中某些項目,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用途廣泛。激光,就是實驗科學快速搖身一變,成為實用技術的最佳例證。1960年首次於實驗室中出現,到80年代末期,已經以激光唱盤(compact disc)的形態推廣到消費者手中。生物科技的腳步更快。脫氧核糖核酸再制的技術(DNA recombinant)——就是將一種生物基因,與另一種生物基因組合合併的技術——其實際用途的應用性,1973年首次獲得認可。不到20年的光陰,生物科學已經是醫學和農業研究上主要的投資項目了。

更有甚者,全息理論及其應用的爆炸性增長,使科學新發現如今更以越來越短的時差,轉變為種種終端使用者根本不需知其所以然的實用科技。最理想的成果,就是一組連傻瓜也會按的鍵鈕,只要按對了地方,就可以觸發一連串自我行動、自我校正,甚至能夠自我決策的程序,並且不再需要一般人有限且不可靠的智慧及技術,再予以任何指令。其實更理想的情況是,這一組程序可以事先以程序全盤設定,完全不用人插手,只要在出錯之時更正即可。90年代超級市場的結賬台,就是去除人為行動的最佳例證。收款員只要會認錢,知道什麼是元角分,什麼是一元十元,再把顧客遞來的錢數,打進收款機即成。自動掃瞄機則將商品上的條碼轉成價錢,全部計算好,再從客人所付的金額減去,然後便告訴收銀員該找多少零錢回去。這一連串程序背後的實際操作,其實極為複雜,要靠一組非常精密詳盡的軟硬件設備才能進行。但是除非出了什麼差錯,這一類20世紀末期的科技奇跡,往往只需收款員認得基本數字,具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集中時間,以及耐得住無聊就可以了。不需要識字,更不用有學問。對收款員來說,這中間到底怎麼回事,機器怎麼知道客人該付多少,自己又該找多少,根本無關緊要,雖不懂也不必懂。他們的操作條件,並不需要知道其背後的所以然。魔法師的徒弟,再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學問不夠了。

就實際目的而言,超級市場的結賬台,的確代表著20世紀末期人世的常態。先進前衛的科學技術奇跡,不需要我們有任何認識,也不需我們進行任何修改——就算我們真的瞭解,或自以為瞭解——就可以輕鬆使用。因為別人會替我們,甚至已經替我們想好做好了。更有甚者,即使我們本身是這一行或那一行的專家,即也能夠設計、製造,或如果東西出了毛病,知道如何修理——面對著每天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科學技術結晶的產品,也不得不屈就門外漢的身份。而且,即使我們真的瞭解,深悉其中的奧妙原委,事實上這份知識也無必要,與我們實際的操作使用毫無關係。就好像撲克牌到底如何製造,對一名(誠實的)玩牌者而言,又有何意義可言?傳真機的設計(為什麼洛杉磯塞進一張紙頭,倫敦就如樣複製吐出一張),乃是為了那些對其中道理毫無概念者所製造。同樣的傳真機,換由電機系教授使用,也不會因此便產生更佳的效果。

因此,通過緊密聯繫人類生活行動的實用技術,科學每天都向20世紀的世界展示著它的神奇功力。不但不可或缺,而且無所不在——就像安拉之於虔誠的穆斯林一般——甚至連最偏遠的人類社會,也知道晶體管收音機和電子計算機之為何物。人類這股可以產生超人奇效的能耐,究竟於何時成為共有的普遍意識,說法雖然紛紜,尤其在「發達」工業社會的都市裡,確定時日更不可考,不過一般來說,肯定從1945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後即已存在。無論如何,20世紀,是一個科學改變了世界以及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的時代,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依此推論,20世紀的意識形態,應該沐浴在科學的勝利光輝中發揚光大,正如19世紀的現世意識一般,因為這是人類意志的偉大成就。同理,傳統宗教思想對科學的抗拒,19世紀對科學產生的重大疑慮,至此也應該更加削弱才是。因為宗教的影響力,不但在20世紀多數時期日漸衰微(我們在後面將會有所討論),即使連宗教本身,例如發達世界中其他任何人類活動一樣,也開始倚重奠定於高等科學的現代技術。遇上緊要關頭,一名20世紀初年的天主教神父、伊斯蘭教經師,或任何宗教的智者,都大可根據15世紀的方式,進行他們的宗教活動,宛如伽利略、牛頓、法拉第(Faraday)、拉瓦錫(Antoine Laureat Lavoisier)等人從來不曾存在似的。事實上,這一類19世紀的科學技術,對於他們的宗教活動並無大礙,與其神學或經典內容也沒有不甚相容之處。可是時至一個梵蒂岡不得不通過通信衛星舉行聖餐儀式,16世紀以來一直保存在意大利都靈(Turin)教堂,被羅馬教會宣稱為耶穌受難後的裹屍巾,也可以用輻射碳(radio-carbon)鑒定年代以辨真假的今天,就很難令人忽略其中的矛盾之處了。霍梅尼流亡在外,向伊朗民眾傳播他的談話,使用的媒介是盒式錄音機;而決定獻身於《古蘭經》訓誨的國家,同時也全力進行本身的核武裝。當代最精密複雜的科學,通過經由它們產生的實用技術,被人類在「事實上」(de facto)全盤接受。在20世紀末的今日紐約,高科技電子產品和攝影器材的銷售,竟多成為哈西德教派中人的專業——哈西德是美國東部地區一支彌賽亞的猶太宗派,除了儀禮嚴格並堅持穿某種18世紀波蘭服裝之外,還以對知識追求具有狂熱愛好聞名。就某種形式而言,所謂「科學」一詞的優越性,甚至以正式的姿態為今天的宗教所接受並承認。美國的新教激進主義者,即駁斥進化論不符合《聖經》的教訓(即宇宙今日的面貌,是6日之內的創造所成),要求學校以他們所稱的「創世論科學」(creation science)取代達爾文學說,至少也應該兩說並陳。

但是儘管如此,人們在20世紀與其最大成就和最大依靠之間,卻感到侷促不安。自然科學的進步,是在充滿著疑懼的背影之下進行,偶爾甚或燃起仇恨,排斥理性及其一切產品。在科學與反科學之間的不明地域,在永恆的尋求真理之中,在充滿著幻想預言者的世界裡,一種新文學類型(主要是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下半期,大多由盎格魯——撒克遜裔所特有)因而產生,即「科幻小說」。這一新的類型,於19世紀正進尾聲時,由凡爾納(Jules Verne,1828—1905)最先提出,並由韋爾斯(H.G.Wells,1866—1946)首發其初。雖然在科幻作品最幼稚的表現裡,例如電影、電視上常見的「太空西部片」,宇宙飛船是馳過太空的馬匹,死光槍是其六髮式的左輪槍,充其量不過是借用高科技的新玩意兒,延續其冒險幻想片的舊風而已;可是在20世紀下半期一些比較嚴肅的科幻作品中,卻可見其偏向幽暗沉鬱,至少對人類現狀與未來不敢肯定的模糊觀點。

人們對科學的疑懼,主要基於四種感覺而生:科學的奧妙深不可解;科學的實用及後果晦不可測,甚至有災禍可能;科學越發強調了個人的無助,並有損及權威之虞。我們更不可忽略那第四種心情,即就其對自然秩序造成的某種干擾程度而言,科學天生便具有危險性質。前兩種想法,為科學家及一般人所共有;後兩種感情,多為外行人所獨具。作為門外漢的個人,面對這種無助感覺,只有去尋找那些「科學無法解釋」的事物幫助,也即循哈姆雷特(Hamlet)所云,「天地之間,有許許多多事物……遠超過你的大道理所能想像」。他們的解脫之道,就是拒絕相信這些事物可以用「正式科學」解釋;並飢渴地信仰那幽不可解的迷霧——「正因為」這些謎團看來不合情理,極端荒唐。至少,到這個未知並且不可知的世界裡,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樣無能為力。科學的勝利愈明顯,尋求不可解的飢渴愈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原子彈告終,戰後不久,美國民眾(1947年)就開始沉迷於看見大批「不明飛行物」(UFO)出現(美國佬這股新風氣,不久就為一向是他們文化跟屁蟲的英國人所跟從),顯然是受到科幻小說的想像激發。他們堅信,這些不明飛行物,肯定是由外太空文明來的訪客;其文明不但與我們不同,而且更比我們優異。其中最狂熱的「目擊者」,甚至口口聲聲宣稱,親眼見形狀怪異的外來客,從這些「飛碟」之中現身;有的還表示被它們招待上船兜風呢。這種現象,成為世界性的奇觀,不過若打開這些天外來客的分佈圖一看,就可發現來客們特別偏愛盎格魯—撒克遜族,老喜歡在他們的地域上空降落或打轉。此外,若有誰對「不明飛行物」現象提出任何疑問,就被這批UFO迷斥之為科學家的小心眼兒,因為他們不能對此現象提出解釋,因而產生的嫉妒心理作祟。甚至還有陰謀論一說,認為某些人故意將高級智慧隱瞞起來,好讓一般人永處「不可使知之」的無知之中。

這些想法,卻與傳統社會對魔術和奇跡的信仰不同,也與人類自古以來即對神明靈怪永遠充滿好奇的心情有異。在傳統的社會裡,現實中發生的奇物異事,往往是不可完全控制的人生中當然的一部分——事實上,看到一架飛機,或拿起話筒講話這類經驗,遠比自然中的奇異現象令傳統人驚異多了。而自印刷術發明以來,從單面木刻的傳奇故事開始,一直到今天美國超級市場收款處擺賣的通俗雜誌,更充斥著種種古靈精怪的詭異報道。今天人們的反應,都不屬以上感情,卻是對科學主張及統治的一種反抗,有時甚至是有意識的抗拒心理。例如自從科學家證實了氟可以有效降低現代都市人的蛀牙之後,一些邊緣團體(又以美國為風氣中心),便起來強烈反對在飲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反對的理由,不但是基於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選擇是否要降低蛀牙的自由,而且更把加氟視為卑鄙的陰謀(這是最極端的看法),是有心人想借這種強制下毒的手段,戕害一般大眾的身體。庫勒裡克(Stanley Kubrick)導演的《奇愛博士》(Dr.Strangelove ,1963)一片,即對這類意識有極為生動的描寫,將人類對科學的懷疑以及對其後果的恐懼,完全表露無遺。

隨著生活日益為現代科技——包括其中的醫學技術——及與之同來的風險所吞沒,北美文化的孱弱體質,也有助於這類疑懼心理的散佈。美國人好訴訟,喜歡上法庭解決人生一切問題的這種奇怪癖性,更讓我們看清他們心中存有的恐懼(Huber,1990,pp.97—118)。豈不見殺精型避孕藥(spermicides)導致畸形胎兒嗎?豈不見高壓電線對附近居民的健康有害嗎?專家有專家的判斷標準,平常人則有他們的希望和恐懼,兩者之間的鴻溝,更由於雙方在意見上的差距而愈深。在專家只顧「一萬」的冷靜分析裡面,可能認為利害相權之下,為了更大的利益,值得付出少量風險。但是對只怕「萬一」的個人來說,自然只希望風險為零(至少在理論上如此)。[6]

《極端的年代:1914—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