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它們如何運作，不論它們的原因和結果如何，這些機械價值無限，它們都歸功於這位具有獨創精神的有用天才，不論他走到哪裡，人們都將想起他的功績……游手好閒、懶惰、愚蠢的冷漠、漫不經心的粗枝大葉，處處使得人們束縛起來，步祖先的後塵，沒有思想，缺乏研究，也沒有雄心。如能擺脫這一切，你一定能積德。從布林德利（Brindley，英國工程師）、瓦特、普裡斯特利、哈里森（Harrison，英國鐘錶師，發明鐘的補償擺）、阿克賴特（Arkwright，英國發明家）這些人的工作中，在他們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上，湧現了源源不斷的思想，產生了多麼努力的精神、多麼巨大的創造力量……對於參觀過瓦特蒸汽機的人而言，還有什麼樣的人生追求是他無法激起的？
——阿瑟·揚（Arthur Young），《英格蘭威爾士遊記》（Tours in England and Wales ）[1]
從這污穢的陰溝裡泛出了人類最偉大的工業溪流，肥沃了整個世界；從這骯髒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純正的金子。人性在這裡獲得了最為充分的發展，也達到了最為野蠻的狀態；文明在這兒創造了奇跡，而文明人在這兒卻幾乎變成了野蠻人。
——1835年托克維爾（A. de Toqueville）論曼徹斯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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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從工業革命，也就是說，從英國談起。乍看之下，工業革命的起點令人捉摸不定。在1830年以前，人們肯定不曾明確無疑地感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至少在英國以外的地區是如此。大約在1840年前後，它的影響可能也不太明顯，一直要到我們所論述的這段歷史的較晚時期，人們才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影響。文藝作品要到19世紀30年代才開始明顯地魂牽夢繞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那是一個除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這一說法來自卡萊爾（Carlyle）〕以外，所有的社會束縛都已打破的世界。巴爾扎克（Balzac）的《人間喜劇》（Comedie Humaine ），這部資本主義興起時期最為傑出的文學代表作，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大約到1840年，官方和非官方關於工業革命社會影響的作品才開始如溪流般湧現出來，在英國，有大量的藍皮書和調查統計資料，如維勒梅（Villerme）的《工人物質和精神狀況之概述》（Tableau de l』e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iers ），恩格斯（Engels）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在比利時則有迪克珀蒂奧（Ducpetiaux）的作品；從德國到西班牙和美國，到處都有憤世嫉俗的批評家評論。無產階級這個工業革命的產兒和當時熱衷於社會運動的共產主義——《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個幽靈——也在19世紀40年代開始遊蕩於歐洲大陸。工業革命一詞是英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本身也是前無古人的一群——在19世紀20年代發明的，可能是從與法國那場政治革命的類比中引申而來。工業革命這個名稱反映了它對歐洲大陸影響的相對落後。在英國，在工業革命一詞發明之前，工業革命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3]
我們之所以要先研究工業革命，其原因有二：第一，因為工業革命事實上「爆發」（broke out）——我們用一個有待探究的措辭——在巴士底獄被攻陷之前；第二，因為沒有工業革命，就無法理解本書所論時期較為突出的歷史人事巨變；沒有工業革命，也無從理解其節奏不平衡的複雜性。
「工業革命爆發」這一用語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在18世紀80年代的某個時候，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擺脫了束縛它的桎梏，在人類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從此以後，生產力得以持久迅速地發展，並臻於人員、商品和服務皆可無限增長的境地，套用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說，就是從「起飛進入自我成長」。在以往，還沒有任何社會能夠突破前工業化時期的社會結構、不發達的科學技術，以及由此而來的週期性破壞、饑饉和死亡強加於生產的最高限制。當然，「起飛」並不像地震或隕石這類自然現象，是在突然之間侵襲這個非技術支配的世界。有的史學家因興趣所致，把工業革命的前史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有些甚至更早。早先投入這一領域的人，笨拙得像小鴨子，想一步登天，他們一味在「工業革命」的名字上大做文章，把工業革命的起飛定在13世紀、16世紀、17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從18世紀中葉起，起飛的加速過程已清晰可見，以致一些老資格的歷史學家往往把工業革命開始的時間定在1760年。但是，經過深入詳細的研究，大多數專家傾向於把18世紀80年代，而不是18世紀60年代作為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就我們所知，只有到那個時期，所有相關的統計數據才都突然快速地、幾乎直線式地上升，這才是「起飛」的標誌，工業經濟彷彿從天而降。
把這一過程稱為工業革命，既合乎邏輯，又與業已形成的傳統相一致，雖然在保守的歷史學家中間——可能是由於在具有煽動性的概念面前有些羞羞答答——曾經有過一種時尚，否認工業革命的存在，而代之以諸如「加速演進」這類陳詞濫調。如果發生在18世紀80年代前後那次本質上的、基礎性的突然變化不是一場革命，那麼，革命這個詞就不具常識意義。工業革命的確不是一段有始有終的插曲。要問工業革命「完成」於何時，那毫無意義，因為就其本質而言，從此以後，革命性的變化已成為常態。這一變化仍在繼續進行，我們最多只能問，經濟上的轉變發展到什麼時候才足以建立真正的工業化經濟；廣義地說，什麼時候才能夠在既有的技術條件下生產它想生產的一切東西，用專業術語來說，什麼時候才能成為一個「成熟的工業經濟」。在英國，因而也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工業化的初始階段可能與本書所述時期幾乎完全一致，因為，如果工業革命的「起飛」是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那麼，或許可以說它結束於19世紀40年代英國鐵路的修建和大規模的重工業建設。但是，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飛時期」，或許能夠盡可能精確地確定在從1780—1800年這20年中的某個時候，與法國大革命同時代，而又稍稍早於法國大革命。
不論怎麼估計，工業革命無論如何都可能是自農業和城市發明以來，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由英國發端，這顯然不是偶然的。倘若18世紀有一場發動工業革命的競賽，那麼，真正參加賽跑的國家只有一個。在歐洲，從葡萄牙到俄國，每個開明專制國家的工業和商業都有長足的進步，這種進步都是由每個開明王國中那群明智且經濟概念並不幼稚的大臣和文職官員所推動的，他們每一個人至少都像當今的統治者那樣關心「經濟成長」。有一些小國和地區的工業化確實給人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比如薩克森和列日（Liege）的主教轄區，儘管它們的工業實力太小、太具地方性，還不能像英國那樣產生世界性的革命影響。不過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到，即使在革命發生以前，英國在每人平均的生產量和貿易額方面已經遠遠地走在它主要的潛在競爭對手之前，即使在總產量和貿易總額上彼此還相差無幾。
不論英國領先的原因是什麼，它在科技方面並不佔優勢。在自然科學方面，法國幾乎肯定走在英國之前。法國大革命相當大程度地加強了這種優勢，至少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是如此。因為，在法國，科學受到革命的鼓勵，而在英國，反動派則懷疑科學。甚至在社會科學方面，英國人距離使經濟學成為——並且基本保持為——盎格魯——撒克遜人顯學的優勢還遠得很呢。不過在此時，工業革命的確使它們置身於毫無疑問的首要地位，18世紀80年代的經濟學家不僅喜歡讀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或許比較有益——喜歡研究法國重農學派和國民所得會計學派，魁奈（Quesnay）、杜爾哥（Turgot）、尼摩爾公爵（Dupont de Nemours）、拉瓦錫（Lavoisier），或許還能讀到一兩位意大利人的著作。法國有著比較獨到的發明，例如1804年的雅凱（Jacquard）紡織機，這種機器的裝置要比任何一種英國設計的機器複雜。法國也製造了較好的船隻。日耳曼人擁有像普魯士礦業學校（Bergakademie）那樣的技術培訓機構，在英國就沒有類似的機構。法國大革命創造了獨一無二、給人深刻印象的巴黎綜合工科學校（Ecole Polytechnique）。相較之下，英國的教育如同兒戲，儘管它的不足之處多少因要求嚴格的鄉村學校，以及具有嚴謹、激情和民主氣息、信奉加爾文教派（Calvinist）的蘇格蘭大學所抵消。這些學校把一大批才華出眾、勤奮刻苦、追求事業、具有理性精神的年輕人，源源不斷地送往南方，這些年輕人包括瓦特、特爾福德（Thomas Telford，英國工程師）、麥克亞當（Loudon McAdam，蘇格蘭發明家）、穆勒（James Mill）等人。牛津和劍橋是英格蘭僅有的兩所大學，從學識上看，它們無足輕重，除了那些被排斥在（英國國教）教育體制之外的非國教新教徒們所建立的專科學校之外，這兩所大學和公立學校或文法學校一樣，毫無生氣可言。甚至希望自己兒子能接受良好教育的貴族家庭，也依賴私人教師或蘇格蘭的大學來完成學業。19世紀早期，教友派信徒蘭開斯特（Quaker Lancaster，以及在他之後，他的國教派競爭對手）建立了一種自願式的大眾識字教育，這個教育系統在經歷了一番教派爭論之後，很偶然地永遠承擔起英國教育的重責大任，而在此之前，英國並沒有任何初等教育體系。社會恐懼阻礙了窮人的教育。
所幸的是，進行工業革命並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學問。[1] 工業革命的技術發明極為平常，其技術要求絕不會超出在工廠學得豐富操作經驗的聰明工匠，或者說，絕不會超過木匠、磨坊製作匠和鎖匠的創造能力：如飛梭、珍妮紡紗機、走錠精紡機。即使從科技上看來最為複雜的機器，如1784年瓦特發明的旋轉式蒸汽機，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會超過此前大半個世紀已經達到的程度——蒸汽機的完善理論直到19世紀20年代才由法國人卡諾（Carnot）加以發展——並且可以在以往幾代人實際使用蒸汽機（主要在煤礦）的基礎上製造出來。假如條件適當，工業革命的技術革新（可能化學工業除外），實際上是水到渠成。但這並不表示早期企業家通常對科學不感興趣，只一味尋求實際利益。[4]
在當時，這種適當的條件在英國是顯而易見的。在英國，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審判並處死了國王，個人利益和經濟發展變成了政府政策的最高目的，這些都已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出於實際的目的，英國已經找到了解決土地問題的革命性辦法，這是獨一無二的。相當一部分具有商業頭腦的地主幾乎已經取得了對土地的壟斷地位，這些土地由農場主人僱用無地或小土地持有者來耕作，農村大量古老的集體經濟殘餘，仍需借由《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1760—1830）和私人交易加以掃除。但是，我們幾乎不能再以法國農民、德國農民或俄國農民那種意義上的農民來形容「英國農民」了。市場已經支配著農場，製造業早已滲透到非封建性的農村。農業已經做好了在工業化時代實現它的三個基本功能的準備：（一）增加生產，提高生產率，以便養活迅速增長的非農業人口；（二）為城市和工業提供大量不斷增長的剩餘勞動力；（三）提供一個累積資本的機制，把資本用於經濟活動中較為現代的部門。（另外還有兩個功能在英國可能不太重要，那就是在農業人口中——通常占總人口的大部分——創造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以及提供出口盈餘，以有助於保證主要商品的進口。）大量的社會管理資本已經被創造出來，它們是為使整個經濟平穩前行所必須投入的昂貴的基礎設施，尤其在船運、港口設施，以及道路和水路的改進方面更加明顯。政治已經適應利潤的需要。商人的特殊需求可能會遭到其他既得利益團體的抵制，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土地利益團體將在1795—1846年間豎立最後一道障礙，以阻止企業家前進。但是，從整體上看，金錢萬能已深入人心，企業家要想在社會的統治階層中爭得一席之地，其所必備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夠的金錢。
毫無疑問，商人正處在發達致富的過程中，因為對大多數歐洲國家來說，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一個繁榮的時期，是一個經濟自由發展的時期，是伏爾泰（Voltaire）《老實人》中的潘格羅斯（Dr.Pangloss）幸福樂觀主義的真實背景。人們很可能認為，這種受到輕微通貨膨脹推動的經濟發展，遲早會把某些國家推過區分前工業化經濟與工業化經濟的分水嶺。但是，問題並沒那麼簡單。事實上，18世紀大部分的工業發展並沒有立即，或者說並沒有在不遠的將來導致工業革命，即導致一個機械化「工廠制度」的產生。這個制度反過來生產大量的產品並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賴於現有的需求，而是創造了自己的市場。[2] 例如建築貿易，以及在英格蘭中部和約克郡（Yorkshire）無數生產家用金屬製品——釘子、鐵鍋、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規模行業，在這一時期顯得蓬勃發展，但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總是現存的市場。在1850年，它們所生產的商品遠多於1750年，但生產方式本質上還是舊式的。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哪一種類型的發展，它所需要的是一種創造了曼徹斯特而不是伯明翰的特殊發展。
此外，初始的工業革命是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在這個條件下，經濟發展是從無數個私人企業家和投資者紛繁複雜的決斷中出現的，每一個決策都根據那個時代的第一條聖訓，即賤買貴賣。他們是怎麼發現最大的利潤來自有組織的工業革命，而不是他們更為熟悉（在以前也是更有利可圖）的經營活動？他們是怎麼知道當時尚無人知曉的秘密：工業革命將創造一種空前的力量，加速擴大他們的市場？倘若工業社會主要的社會基礎已經打好，就如18世紀晚期的英國幾乎肯定已經形成的那樣，它們仍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需要存在一個已經為製造商提供了特殊報償的行業，如果需要的話，他可以通過簡便廉價的革新，迅速擴大他的產量；第二，需要有一個基本上為某個生產國所壟斷的世界市場。[3]
上述考慮在某些方面適用於本書所述時期的所有國家。例如，在所有這些國家，工業成長的前導都是大眾消費品——主要（但不是絕對）是紡織品[6] ——的製造商，因為這類商品的巨大市場已經存在，商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擴大生產的可能性。但是，在別的方面，上述考慮只能適用於英國。因為早期企業家面對的問題最為艱難。一旦英國開始實行工業化，其他國家就可以開始享受由原發性工業革命所推動的經濟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此外，英國的成功證明了工業化的成就，其他國家可以模仿英國的技術，引進英國的工業和資本。薩克森的紡織工業，由於自己無法創造發明，有時它就在英國技工的指導下照搬英國人的發明。像科克裡爾（Cockerill）這類對歐洲大陸感興趣的英國人，在比利時和德國各地自己設立工廠。1789—1848年，英國的專家、蒸汽機、紡織機和投資，像潮水一般湧入歐洲和美國。
英國本身享受不到這種好處。但另一方面，英國擁有足夠強大的經濟和敢作敢為的政府，可以從它的競爭者手中奪取市場。1793—1815年的戰爭，實際上是英法長達一個世紀決鬥的最後決定性階段，從某種程度上說，除了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外，這場戰爭把所有的競爭對手從非歐洲人的世界中排擠了出去。而且，英國還擁有一個令人羨慕、適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首開工業革命的行業，以及允許其與棉紡織業和殖民擴張相聯結的經濟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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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其他國家的棉紡織業一樣，英國的棉紡織業最初是作為海外貿易的副產品而發展起來的，海外貿易帶來了紡織原料（倒不如說是其中的一種原料，因為早期產品是「粗斜紋布」，一種棉麻混紡布），以及印度棉紡織品，也就是「白布」，歐洲的製造商試圖用他們自己仿造的產品來搶佔印度棉紡織品的市場。雖然他們後來能成功地仿製比精紡織物更具競爭力的廉價粗糙產品，但是，他們起先並不是很成功。幸運的是，在毛紡織業中根深蒂固、勢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能夠採取相應措施，經常確保對印度白布實行進口限制〔盡可能地從印度出口白布，完全是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追求的商業利益〕，於是為本國的棉紡織業提供了一個機會。棉花和棉紡織品的價錢要比毛紡織品便宜，遂使得它們在國內為自己掙得一個雖然有限卻很有用的市場。不過，棉紡織業迅速擴張的主要機會還是在海外。
殖民貿易造就了棉紡織業，而且繼續使它得到繁榮。18世紀時，棉紡織業在一些主要的殖民地貿易港口，在布里斯托爾、格拉斯哥，尤其是利物浦這個巨大的奴隸貿易中心發展起來。這種非人道但卻迅速擴大的商業，它的每一個階段都推動了棉紡織業的發展。實際上，在本書所關心的整個時期裡，奴隸制度與棉紡織業並肩成長。非洲的奴隸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印度的棉紡織品購買來的，但是，一旦印度棉紡織品的供應因發生在印度和印度附近的戰亂而中斷，蘭開夏郡便乘虛而入。在西印度群島上，採用奴隸勞動的種植園為英國棉紡織業提供了大量原料，種植園主人反過來又大量購買曼徹斯特的紡織品。到「起飛」前不久，蘭開夏的棉紡織品已大量地傾銷到互相結合在一起的非洲和美洲市場，[7] 蘭開夏欠奴隸制度的債後來要借由支持奴隸制度去償還，因為在18世紀90年代以後，美國南部的奴隸制種植園由於蘭開夏棉紡織廠貪得無厭、飛速膨脹的胃口，而得以維持和擴大，它們為蘭開夏的棉紡織廠提供了大量的原棉。
就這樣，棉紡織業像一架滑翔機，在它所依賴的殖民地貿易推動下起飛了。殖民貿易不僅展示了廣闊的前景，而且還指望獲得迅速、無法估量的發展，它鼓勵企業家採用革命性的技術以滿足它的發展需要。從1750年到1769年，英國棉紡織品的出口增長了10倍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手裡握著最多棉紡織品進入這個市場的人來說，其回報是無比豐厚的，很值得冒險大膽地進行技術革新。但是，海外市場，尤其是海外市場中貧窮落後的「低開發地區」，不僅經常性地急遽擴大，而且通常是沒有明顯限制地不斷擴大。毫無疑問，其中任何一個地區以工業時代的標準來衡量都是微小的，看上去是孤立的，而不同的「先進經濟」之間的競爭更使得每一個部分愈加顯得渺小。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假如有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有充分的時間設法取得對所有市場，或者說幾乎是所有市場的壟斷地位，那麼，其前景確實無限廣闊。這恰恰就是英國的棉紡織業在英國政府大膽支持下取得成功之所在。從銷售方面看，除了18世紀80年代的頭幾年外，工業革命可以說是出口市場對國內市場的勝利：1814年，英國生產的棉布出口和內銷之比約為4︰3；到1850年，已加大為13︰8。[8] 英國貨物出口的主要市場，長期以來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市場，因此，在不斷擴大的出口市場中，必然也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市場的巨大勝利。在拿破侖戰爭期間，由於戰爭和封鎖，歐洲市場基本上已告斷絕，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就是在戰爭過後，歐洲市場仍繼續維護自己的利益。1820年，歐洲大陸再次打開大門，解除對英國貨物的進口限制，從英國進口了1.28億碼棉布；美國以外的美洲地區、非洲及亞洲，則進口了8 000萬碼英國貨。但是到了1840年，歐洲進口數量為2億碼，而「低開發地區」的進口量卻高達5.29億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