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目前的協調一致，是其對付在每個歐洲國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余火的唯一保障；而且……最明智的做法是擱下平時的小爭端，共同支持現有的社會秩序準則。
——卡斯爾雷（Castlereagh）[1]
此外，俄國沙皇是當今唯一能夠立即進行大戰的君主。他掌握著當今歐洲唯一能夠調用的軍隊。
——根茨（Centz），1818年3月24日[2]
在20多年幾乎沒有中斷的戰爭和革命之後，戰勝的舊政權面臨著尤為困難而危急的締造和平以及維持和平的問題。它們必須清理20多年的廢墟，並重新分配領土戰利品。此外，對所有明智的政治家顯而易見的是，今後任何大規模的歐洲戰爭都是無法容忍的，因為這樣一場戰爭，幾乎意味著一次新的革命，也就是舊政權的毀滅。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King Leopold，維多利亞女王聰明但略嫌討厭的舅父）在講述稍後的一次危機時說：「在歐洲充滿社會弊端的現狀下，發生……一場全面戰爭，其影響將會是空前的。這樣一場戰爭……必定會帶來一場原則性的衝突，我認為這樣一場衝突，將改變歐洲的形式並推翻它的整體結構。」[3] 國王和政治家既不比以前更聰明，也不比以前更愛好和平，但是他們無疑會比以前更加恐懼。
在避免全面戰爭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成就相當不凡。從拿破侖失敗到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1854—1856年）之間，歐洲實際上既沒有全面戰爭，也沒有在戰場上發生一個大國與另一個大國的任何衝突。的確，除克里米亞戰爭外，在1815—1914年之間，沒有任何戰爭同時牽涉兩個以上的大國。20世紀的人民應當可以體認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當時國際舞台的不平靜以及衝突誘因的層出不窮，更讓這樣的成就令人難以忘懷。革命運動（我們將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摧毀了得來不易的國際穩定：在19世紀20年代的南歐、巴爾幹半島和拉丁美洲，1830年以後的西歐（尤其是比利時），以及1848年革命前夕的全歐。而內有分崩瓦解的危機，外有強國——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國——覬覦的威脅，奧斯曼帝國的衰落，使所謂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成為一個持久的危機根源：19世紀20年代爆發於希臘，19世紀30年代引燃於埃及。儘管它在1839—1841年一場特別尖銳的衝突後，暫時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樣具有潛在的爆炸性。英、俄兩國為了近東和亞洲兩大帝國間的未被征服土地而關係交惡。法國則十分不甘於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不過儘管有這許許多多的陷阱和漩渦，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艱難的水道上，並沒有發生碰撞。
我們這一代人，在國際外交的基本任務上，即避免全面戰爭上，有著如此顯著的失敗，因而，我們傾向於用他們的直接後繼者不曾感知的敬重，來回顧那些政治家及1815—1848年的外交方法。1814—1835年間主管法國外交政策的塔列朗（Talleyrand），迄今仍是法國外交家的典範。而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坎寧（George Canning）和帕默斯頓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們分別主掌1812—1822年、1822—1827年和1830—1852年所有非托利黨（Tory）執政期間[1] 的外交政策——更已成為令人仰歎緬懷的外交巨人。從拿破侖戰敗便出任奧地利首相，直到1848年垮台為止的梅特涅（Metternich）親王，在今天通常不會只被當作是一個反對改革的強硬敵手，而更常被視為一個維持穩定的明智之士，這和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然而，即便以信任的眼光也不能說明在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統治下的俄國外交家有什麼建樹。這個時期相對說來不那麼重要的普魯士外交大臣，則是值得加以理想化的。
在某種意義上，上述的讚譽是合理的。拿破侖戰爭之後的歐洲安排，絕不比任何其他決定更公正、更道德；但是，以其制定者完全反自由主義和反民族主義（即反革命）的目標來看，這種安排既現實又合理。他們不曾試圖將全面勝利加諸法國身上，以挑起法國人投入一場新的雅各賓主義。戰敗國的邊界得到了比1789年還要好的保護，戰爭賠款並不太高，外國軍隊佔領極為短暫，而到1818年，法國再次被承認為「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組織的正式成員。（若非1815年拿破侖失敗的復辟舉動，這些條款甚至會更為溫和。）波旁家族復辟了，但可以理解的是，他們必須向其臣民的危險精神做出讓步。大革命的重大變革被接受承認，而且那個富有煽動性的憲法機制，也在復辟專制君主路易十八「慷慨賜予」的一個憲章幌子下——儘管自然極為有限——留給了他的臣民。
歐洲地圖的重畫，既沒有考慮各國人民的願望，也沒有顧及曾被法國人在不同時候趕下台的王公權利，但卻相當關注從戰爭中崛起的五大列強的平衡：它們分別是俄國、英國、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而其中只有前三者才真正算數。英國對歐洲大陸沒有領土野心，它在意的是控制或保護在航海和商業上的一些重要據點。於是，它保留了馬耳他、愛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和赫裡戈蘭島（Heligoland），密切注視西西里，而且顯然從丹麥將挪威移交給瑞典，以及荷蘭、比利時（前奧屬尼德蘭）的結合中得益。前者防止了波羅的海入口控制在單一國家之手，後者則把萊茵河和斯凱爾特河（Scheldt）河口，置於一個無害但又足夠強大的國家手中，特別是在得到南方的堡壘屏障下，能夠抵抗法國對比利時眾所周知的胃口。這兩項安排都很不受挪威人和比利時人歡迎，尤其是後者，只能勉強延續到1830年革命。經過法、英之間的一些摩擦之後，比利時成為一個永久性的中立小國，而其親王則由英國選定。當然，在歐洲之外，英國的領土野心便大得多了。儘管英國海軍對海洋的全面控制，使什麼地方是否實際在英國旗幟之下，基本上無關緊要，除了印度西北部那幾個扮演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分界線的混亂弱國之外。但是英俄間的這種對立，對1814—1815年必須重新安排的地區，幾乎不具影響。對歐洲，英國僅要求不要有任一大國變得過於強大。
歐洲大陸的決定性軍事強權俄國，由於獲得芬蘭（以瑞典為代價）、比薩拉比亞（以奧斯曼為代價）和大部分波蘭，因而滿足了其受到限制的領土野心。波蘭在一貫支持與俄國人聯盟的當地派別領導下，被賜予一定程度的自治（1830—1831年的起義之後，該自治被取消）。波蘭的剩餘部分由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只有克拉考（Cracow）這個城市共和國除外，但它也未能在1846年的起義後倖存。至於其他方面，俄國滿足於對法國以東的所有專制公國，行使鞭長但遠非莫及的支配權，其主要的課題是必須避免革命。沙皇亞歷山大為此目的而發起成立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奧地利和普魯士加入，但是英國置身其外。在英國看來，俄國對大部分歐洲的實際霸權，也許遠非一種理想的安排，但它反映了軍事現實，而且無法阻止。除非讓法國保有比其前對手準備給予的更大程度的實力，否則無法忍受的戰爭將是其代價。法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顯然得到承認，但那是任何人準備接受的極限。
奧地利和普魯士只是承蒙禮貌好意才實際成為大國，或者說人們是因奧地利在國際危機期間眾所周知的軟弱（這是正確的），以及根據1806年普魯士的崩潰（這是錯誤的），才如此認定。它們的主要作用是扮演歐洲的穩定者。奧地利收回了其意大利諸省，加上前威尼斯共和國的意大利領地和達爾馬提亞，並對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小公國享有保護權。這些公國大多由哈布斯堡家族的親戚統治。〔皮德蒙特——薩丁尼亞（Piedmont-Sardinia）除外，它吞併了前熱那亞共和國，使之成為奧地利和法國之間一個更有效的緩衝地。〕如果要在意大利任何地方維持「秩序」，那麼奧地利就是執勤的警察。因為其唯一關心的就是穩定，消除任何將導致其瓦解的事物，因此它必須扮演一個永久性的安全警察，以對抗在歐洲大陸製造動亂的任何企圖。普魯士受益於英國想在德意志西部建立一個適當強大國家的願望，該地區的公國長期以來皆傾向於支持法國，或被法國控制。普魯士還收回了萊茵地區，而這個地區的巨大經濟潛力是貴族外交家無法估計的。普魯士也從英、俄衝突中獲利，英國認為俄國在波蘭的擴張太過分了，因戰爭威脅而更為複雜的談判結果是，普魯士將之前佔領的部分波蘭地盤讓給俄國，但是收回富裕而且工業發達的半個薩克森。從領土和經濟上說，在1815年的解決方案中，普魯士比任何其他大國獲益更多，而且在實際資源方面，它首次成為一個歐洲大國，儘管要到19世紀60年代，政治家們才明顯認識到這點。奧地利、普魯士和一批日耳曼小邦國的主要作用，在於為歐洲各王室提供教育良好的血統。它們在日耳曼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內相互提防，雖然奧地利的較高地位沒有受到挑戰。邦聯的主要作用是使小邦國保留在法國軌道之外，因為傳統上它們很容易被吸引過去。儘管民族主義者不願承認，但它們作為拿破侖的衛星國一點也沒感到不幸。
1815年的政治家們清楚地知道，儘管精心制定，但沒有任何解決辦法能長久經得起國家對立和環境變化的壓力。因此他們借由定期會議的方式，即一旦發生重大問題立即開會解決，從而提供一種維護和平的機制。在這些會議上的重大決定理所當然都是由「大國」（great power，亦即強權，這一詞彙本身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做出的。「歐洲協調」（另一個那時開始使用的詞彙）並不相當於聯合國，而是很像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然而，定期會議只在最初的幾年裡召開過，即從法國正式重新獲准加入協調組織的1818—1822年。
會議制度解體了，因為它挺不過緊接在拿破侖戰爭之後的那些年代，當時因1816—1817年的饑荒和商業蕭條，到處都籠罩著對社會革命的強烈恐懼，其中包括英國，儘管這種恐懼最後並未得到證實。在大約1820年經濟恢復穩定後，每一次違反1815年解決方案的事件，都僅反映出列強利益間的分歧。面對1820—1822年的第一撥動盪和暴動，只有奧地利堅持必須立即主動地加以鎮壓這類運動，以維持社會秩序和奧地利領土統一。在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問題上，「神聖同盟」的三個君主國和法國立場一致，雖然喜歡在西班牙行使國際警察職責（1823年）的法國，對歐洲穩定不如前三國那麼感興趣，其更感興趣的是拓寬它的外交和軍事活動領域，特別是在西班牙、比利時和意大利，因為其大量投資都投注在那裡。[4] 英國則置身事外。這部分是因為——尤其是在靈活的坎寧代替古板反動的卡斯爾雷（1822年）後——英國相信在專制主義的歐洲，政治改革遲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因為英國政治家不同情專制主義，加上警察原則的運用只會把敵對列強（特別是法國）引入拉丁美洲。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拉丁美洲是英國的經濟殖民地，而且是非常有活力的殖民地。因此英國人支持拉丁美洲獨立，正如美國在1823年《門羅宣言》（Monroe Declaration ）中所主張的那樣。這個宣言沒有實際價值，但有重大的利益暗示，如果有任何東西確保了拉丁美洲獨立，那就是英國海軍。對於希臘問題，列強間的分歧甚至更大。對革命具有無限憎惡的俄國，卻無疑能從這場東正教（Orthodox Church）人民的起義中得到好處，因為它一方面可以削弱奧斯曼的力量，而且必定要依靠俄國幫助（此外，俄國還擁有一項為保護東正教基督徒得以干涉奧斯曼的條約權利）。對俄軍干涉的擔心、親希臘的壓力、經濟利益以及雖不能阻止奧斯曼瓦解，但最好能讓它保持秩序的普遍信念，最終導致英國從敵意轉為中立，再轉到親希臘的非正式干預。於是，希臘因得到俄國和英國的幫助而贏得了獨立（1829年）。藉著把該國變成一個隨便都可找到的德意志小親王統治下的王國，希臘不會只變成俄國的衛星國，而國際損失也可因此減到最低程度。但是，1815年解決方案的持久性、會議制度以及鎮壓一切革命的原則，卻因此而告崩潰。
1830年革命徹底摧毀了1815年的解決方案，因為革命不僅影響了小國，而且還影響了一個大國——法國本身。實際上，1830年革命使萊茵河以西的歐洲全都從「神聖同盟」的警察行動下解脫出來。同時「東方問題」，即對奧斯曼無可避免的瓦解命運該採取什麼行動的問題，則把巴爾幹國家和地中海東部地區變成列強們，特別是俄國和英國的角鬥場。「東方問題」打亂了均勢，因為所有的圖謀都強化了俄國的力量，從那之後，俄國的主要外交目標，就是贏得位於歐洲和小亞細亞之間，控制著其通往地中海航道的海峽控制權。此一行動不僅具有外交和軍事重要性，而且隨著烏克蘭穀物出口的增加，也有其經濟緊迫性。像往常一樣關心通往印度航道的英國，深切擔憂俄國有可能會威脅到它的南進。英國明顯的政策便是不惜一切代價支持奧斯曼反對俄國擴張。（這對英國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的貿易還有額外好處，在這個時期貿易有了非常令人滿意的增加。）不幸的是，這個政策完全不切實際。奧斯曼帝國絕不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軀殼，至少在軍事方面是如此，但它最多只能採取遲緩的行動，去對付由國內叛亂（它仍能輕易地加以鎮壓）、俄國，以及一個不利於己的國際形勢所聯合而成的力量（這是它無法輕易擊敗的）。而此時，奧斯曼帝國尚無能力實現現代化，也未表示出高昂的意願，雖然現代化的開端已在19世紀30年代馬哈穆德二世（MahmoudⅡ，1809—1839）統治時便已開始了。所以，只有英國直接的外交和軍事支持（即戰爭威脅），才能夠阻止俄國影響力的不斷增長和奧斯曼在各種困擾下的瓦解命運。這使「東方問題」成為拿破侖戰爭之後國際事務中最具爆炸性的問題，而且是唯一可能導致一次全面戰爭和唯一的確於1854—1856年間導致了國際戰爭的問題。然而，在這場國際賭博中，有利於俄國而不利於英國的局勢不斷加劇，但這種發展卻也使俄國趨向妥協。下列兩種方式都可使俄國達到其外交目標：或借由擊敗、瓜分奧斯曼而佔領君士坦丁堡以及兩個海峽；或對軟弱順從的奧斯曼建立實際的保護關係。而不管哪一種方式都明擺在那裡。換句話說，對沙皇而言，絕不值得為君士坦丁堡打一場大仗。因此，19世紀20年代發生的希臘戰爭雖然符合其瓜分和佔領政策，但俄國並沒有從這次事件中得到它渴望得到的那麼多好處，因為它不願過分堅持其優勢。相反，它還在恩基爾斯凱萊西（Unkiar Skelessi，1833年）與受到強大壓力、急切意識到需要強大保護者的奧斯曼，簽訂了一個特別有利的條約。這項條約使英國勃然大怒，並在19世紀30年代產生一股民眾仇俄情緒，俄國是英國傳統敵人的形象，就此形成。[2] 面對英國的壓力，俄國人自動退卻了，而且在19世紀40年代轉而提出瓜分奧斯曼的主張。
因此，俄英在東方的對立，實際上沒有公開的戰爭叫囂（特別是英國）那麼危險。此外，英國對法國復興的更大擔憂，也減低了這種對立的重要性。事實上，「大賽局」（great game）一詞，更貼切地形容了當時的情況，該詞後來逐漸用來指那些冒險家和密探們，在兩強的東方未定界中所從事的間諜活動。使形勢變得真正危險的，是奧斯曼內部解放運動不可預測的進程和其他列強的干涉。列強之中，奧地利顯得毫無興趣，它自己就是個搖搖欲墜的多民族帝國，動搖奧斯曼穩定的民族運動——巴爾幹斯拉夫人，特別是塞爾維亞人——也同樣威脅著它。不過，類似的威脅並不直接，雖然它們在日後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法國則比較麻煩，它在地中海東部地區有外交和經濟影響的漫長記錄，並且每隔一段時間便試圖恢復和擴大其影響力。特別是自拿破侖遠征埃及之後，法國對埃及的影響更大，由於埃及國王穆罕默德·阿里實際上是一個獨裁統治者，其意願多少能夠左右奧斯曼帝國的瓦解或拼合。確實，19世紀30年代（1831—1833年、1839—1841年）的東方問題危機，基本上是阿里與其名義上宗主國之間的關係危機，後來更因法國對埃及的支持而複雜化。然而，如果俄國不願為君士坦丁堡開戰，那麼法國當然不能也不想進行戰爭。外交危機是存在的。但是最終，除了克里米亞插曲外，一直到19世紀結束都沒有因奧斯曼而發生戰爭。
因此，從這一時期國際爭端的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際關係中的易燃性材料早已存在，只不過還沒有達到引爆大戰的程度。在大國中，奧地利和普魯士過於弱小不能指望太多。英國人已得到了滿足。他們在1815年已贏得世界歷史上任何強國所能獲得的最全面勝利。它從20年的反法戰爭中一躍而為唯一的工業化經濟強國、唯一的海軍強國（1840年英國海軍擁有的艦船數幾乎等於其他各國海軍的總和）和世界上唯一的殖民強國。似乎已沒有任何東西足以妨礙英國外交政策唯一重要的擴張主義，即英國貿易和投資的擴張。俄國儘管並不滿足，但它只有有限的領土野心，而且眼前沒有任何東西能長期（或者看起來如此）妨礙其推進。至少沒有什麼東西顯示出其有必要進行一場具有危險性的全面戰爭。只有法國是個「不滿意的」強國，而且有打亂國際穩定秩序的能力。但是法國只有在某種條件下才能這樣做，即它能再次激發國內雅各賓主義和國外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的革命活力。因為在正統的大國競爭方面，它已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絕不可能再像路易十四或大革命時期那樣，只靠其國內的人口和資源，在同等條件下與兩個或更多大國組成的聯盟作戰。在1780年時，法國人口是英國的2.5倍，及至1830年，兩國人口數之比已超過2︰3。1780年，法國人口幾乎與俄國一樣多，但到了1830年，法國人口數卻幾乎僅佔俄國的一半。同時，法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致命地落後於英國人、美國人，而且很快更落後於日耳曼人。
但是，對任何法國政府而言，利用雅各賓主義來實現其國際野心，代價未免太大。當法國人在1830年和1848年推翻其政權，並使專制主義到處遭受動搖或摧毀之際，列強顫抖不已。它們本可以使自己免於不眠之夜。1830—1831年間的法國溫和派，甚至不準備給起義的波蘭人任何一點幫助，儘管全法（以及歐洲自由派）的輿論都同情波蘭人。年老但熱情的拉法耶特（Lafayette）於1831年致信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說：「對於波蘭，你將做什麼？我們可以為它做點什麼？」[5] 答案是，什麼也不做。法國當然樂意用那些歐洲革命來加強其自身力量，而所有的革命者也的確希望它這樣做。但是這樣猛然投入革命戰爭將導致的結果，不僅使梅特涅害怕，也令溫和自由派的法國政府同感恐懼。因此在1815—1848年間，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沒有任何一個法國政府會去危及普遍的和平。
在歐洲均勢範圍之外，當然沒有任何東西會妨礙擴張和好戰。事實上，儘管白人列強的勢力極其強大，但其實際征服的領土還是有限的。英國人滿足於一些小據點的佔領，那些據點關係到英國海軍對世界的控制和其以世界為範圍的貿易利益，例如（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從荷蘭人那裡奪取的）非洲南端、錫蘭（在這個時期建立的）、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而反對奴隸貿易運動的急迫性——該運動既迎合了國內的人道主義輿論，又滿足了英國海軍的戰略利益——則使英國僅在非洲沿岸保留立足之點。總的來說，英國的觀點是：一個對英國開放貿易並由英國海軍保護使之不受討厭者侵犯的世界，可在不花佔領行政費的情況下，得到更加廉價的開發。只有一個重要例外，即印度，而且上述的一切努力，都與印度的統治有關。印度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加以佔有，即使大多數反殖民主義的自由貿易者也從不懷疑這點。由於印度市場日益重要，一般認為，如果由印度人自行管理的話，英國貿易肯定會遭受損失。印度對於開闢遠東市場、毒品交易，以及歐洲商人希望從事的其他有利可圖的活動，都是一個關鍵所在。於是在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中國被打開了大門。而英國在1814年至1849年間對馬拉特人（Mahratta）、尼泊爾人、緬甸人、拉傑普特人（Rajput）、阿富汗人、信德人（Sindhis）和錫克人（Sikh）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則使英印帝國的版圖擴張至次大陸的2/3地區，而且英國的影響之網，已在中東地區拉得更緊，因為該地控制著通往印度的通道。從1840年起，這條通道便由P＆O（半島及東方）公司的汽船航線為主軸，再由跨越蘇伊士運河的陸上道路做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