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宗教改革:早期基礎

政治方面出現的一系列變革,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所謂的「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這一時期的帝國議會定期召開。它包括三個議院:七大選帝侯(美茵茨、科隆、特裡爾、波希米亞、薩克森、普法爾茨、勃蘭登堡);其他的諸侯領主(四名大主教、四十六名主教、八十三名其他宗教領袖如男修道院院長、二十四名世俗諸侯以及一百四十五名伯爵和勳爵);還有八十三個帝國直轄城市。帝國的另一行政機構,即帝國樞密法院(Kammergericht,或稱帝國最高法院),是獨立於皇帝的常設法庭,其職員均為受過法律教育的律師。為了支撐帝國樞密法院的運作,引入了固定的領土稅,稱為「直接財產稅」(common penny,或Gemeine Pfennig)。法院試圖平息爭端並建立起長久的國家和平(Landfrieden),但沒有完全成功。不過,雖然帝國的邊疆仍然處於各方勢力的爭奪之中,但其邊界開始變得清晰起來。1499年簽訂的《巴塞爾和約》(Peace of Basel),是與瑞士聯盟(the Swiss League)的停戰協議,它加快了13世紀起瑞士從帝國獨立的步伐。依據和約,瑞士聯盟不再向帝國交稅。地方上,諸侯開始建立越來越多的常設法院和行政機構,官員數量隨之增多。官僚機構的運轉需要資金,這就迫使諸侯同意徵稅,同時這也大大提高了放債人和金融資本家的地位,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奧格斯堡的富格爾家族(the Augsburg Fugger family)。

雖然司法的透明度有所提高,但同時也導致了大量摩擦和壓力。查理五世名義上統治著歐洲超過一半的土地:除了哈布斯堡在奧地利的「世襲領地」(Erblande)之外,他繼承的國土延伸至西班牙、西西里、意大利南部、荷蘭、比利時、勃艮第。在1526年的莫哈奇戰役(the battle of Mohacs)中,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Ferdinand)取得了波希米亞和匈牙利的土地,哈布斯堡家族的領地又擴大了。然而,這只是表面上的優勢。過於廣闊的領土使得政治和財政資源難以為繼,皇室長期處於負債狀態(尤其是欠富格爾家族的錢),同時無法獲得真正的權力。1519年查理五世被選為皇帝,為了應對法國強大的競爭,繼續向富格爾家族借錢以賄賂手握選票的人,因而又欠了很多債務,同時做出了「選舉讓步」(Wahlkapitulation),確認了選帝侯和帝國各大領地與帝王分享權力的地位。另外,建立中央政府(Reichsregiment)的努力也失敗了,各地區不同意皇帝將中央政府併入帝國法庭,而皇帝則拒絕把自己降級為聯邦政府的一個分支。除了這些國內的問題之外,查理五世還在一定程度上涉足與法國的明爭暗鬥,兩者都試圖獲得歐洲的領導權。再者,查理五世還要定期驅逐西南部土耳其人的入侵。

地圖3.1 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

帝國內部局勢動盪,帝國同歐洲早期的現代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所有的這一切突然被一個火花引爆,就此改變了歐洲的宗教和文化體系—這就是宗教改革。1517年,一位當時還是無名小卒的修道士兼神學家,寫了一篇《九十五條論綱》,批判教會濫用權力,並將其貼在維滕貝格城堡教堂的大門上。這名修道士名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這一舉動本來是要引發公眾討論的再尋常不過的慣例,但卻引爆了一系列矛盾,並最終導致了歐洲基督教會不可彌合的分裂。這一事件通常被認為是宗教改革的開端。

馬丁·路德1483年出生於埃斯列本(Eisleben)。他的父親是一名經濟較為寬裕的礦工,爺爺是農民。父親望子成龍,希望馬丁·路德成為一名律師。但當1505年的一天,馬丁·路德僥倖避開雷擊之後,他就發誓要成為一名修道士。隨後,在修道院的生活和學術生涯中(他後來成為維滕貝格大學神學教授),馬丁·路德在精神和學術上都對《聖經》產生了極大興趣,並對當時主流的一些觀念產生了強烈的不滿。馬丁·路德的神學觀和早期基督教的神學家奧古斯丁的虔誠觀念很相像,他們都受到了聖保羅的影響。雖然馬丁·路德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而人類是無能的,這一點和人文主義相背離,但早期的路德教派也從人文主義中汲取了養分,並對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高位神職者的家長式作風(prelatical paternalism),以及被稱為現代靈修運動(devotio moderna)和現代之路(via moderna)的信仰體系表示不滿。很明顯,馬丁·路德是在與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主流宗教思想交鋒。於是,在不斷的精神折磨和思想碰撞之後,馬丁·路德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並熱情地向他人傳播。他的觀點起初並不是以分裂教會為目的,而是為了淨化教會,讓後者不再濫用權力。

而促使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的濫用權力事件是販賣贖罪券(indulgences)。教會宣稱,善行可以贖罪,這些善行包括向教會捐贈財物。教會甚至告訴民眾,它能夠替已經過世的親人求情,使他們免受生前罪行的懲罰。購買贖罪券,就能夠為自己或他人減輕罪責。原本的慣例是這樣的:馬丁·路德所在地區的選帝侯,即薩克森的「智者」腓特烈,在維滕貝格造出了許多耶穌的遺物,據說包括搖籃、襁褓布料的碎片、大希律王屠殺的嬰兒屍體等。維滕貝格因此成為一個重要的教徒朝聖地,而羅馬則專賣用於朝聖的贖罪券。1517年,贖罪券的售賣尤其駭人聽聞。主教的代理人特次勒(Tetzel),同時也是富格爾家族放款事務的會計,負責售賣贖罪券以籌集款項。其收入的一半上繳羅馬教廷(德國內部因此產生不滿),剩下的一半則交付富格爾家族,用以支付勃蘭登堡選帝侯阿爾伯特所欠的款項。阿爾伯特當時想獲得第三個主教教職(即美茵茨大主教,擁有一張選票),但這在教規中是明令禁止的,因此,他就賄賂了教皇。而馬丁·路德的反對不僅僅是因為窮人被剝削的緣由是如此不正當,更是因為他認為贖罪券本身的神學基礎是錯誤的:上帝不可能以這種方式被收買。馬丁·路德認為(由他的「高塔經驗」得出的觀點),只需要信仰就可以贖罪。在他的《九十五條論綱》中,他給出了一個精彩的論點,並用修辭和反語的手法來加以論證。這篇文章一開始是用拉丁文寫的,後來迅速被譯成了其他語言並廣泛傳播。

在短短的幾周內,《九十五條論綱》就被大量印製並傳出了維滕貝格,傳播至紐倫堡、萊比錫、巴塞爾,很快就傳遍了歐洲。教皇下令讓馬丁·路德去羅馬,但腓特烈選帝侯卻在德國境內給馬丁·路德安排了聽證會。在與奧格斯堡的紅衣主教卡耶坦(Cardinal Cajetan)以及萊比錫的埃克(Eck)爭論之後,發現矛盾不可彌合。1520年,馬丁·路德寫了三篇著名的文章:《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的公開書》、《教會被擄於巴比倫》及《論基督徒的自由》。於是,教皇發出了《主興起》教諭,欲開除馬丁·路德的教籍。馬丁·路德將這份教諭燒燬。1521年,教皇發出了破門律,強制馬丁·路德的驅逐令生效。同年舉行的帝國議會將德意志各領地的諸侯召集到沃爾姆斯,與新選出的皇帝查理五世進行協商。作為其中的一個議程,馬丁·路德也被召到帝國議會為自己辯解。在痛苦的自我質疑之後,馬丁·路德決定堅持自己的觀點,並毫無悔改之意。在他回家的路上,腓特烈選帝侯將其綁架並把他帶到瓦爾特堡,以保證他的安全。在這裡,馬丁·路德度過了高產的一年,他寫了許多讚美詩(例如,《上帝是我的堅固保障》。如果你到瓦爾特堡遊覽,就能欣賞到所謂的「堅固保障」)。路德還將《聖經·新約》翻譯成了德語。翻譯《聖經·新約》的重要性是難以言喻的。馬丁·路德認為,《聖經·新約》的德語譯文應當是「家裡的母親們、胡同裡的孩子們、市集上的販夫走卒們」使用的語言。而同時馬丁·路德的譯文對德語的統一和規範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此,新高地德語開始凌駕於不同的方言之上。當然,對馬丁·路德來說,語言本身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德意志人民能夠聽懂的語言,將上帝的話傳達給他們。

那麼馬丁·路德的神學思想主要是什麼呢?首先,「因信稱義」是最基本的。贖罪不是通過善行達成的,而是上帝授予的,獲得救贖的人們體驗到了一種「新生」的感覺。這導致了一些後期的路德派抱有情感主義(emotionalism),向內觀照自己的精神狀態。其次,馬丁·路德認為基督教的權威不是教皇,也不是大公會議,而是《聖經》,而教徒對《聖經》可以有自己的理解。這就改變了神職人員的角色:他們不再作為信徒和上帝之間的中介,主持自動顯靈的儀式和聖餐;而是傳道者,向那些不識字的人傳播福音。馬丁·路德強調個人的救贖體驗和對《聖經》的解讀,因此可以說「每個人都是修道者」,「每個信徒都是祭司」。另外,中世紀天主教認為,神聖的生活就是成為一名神職人員,而路德派認為,每日所行之事也是在行使上帝的旨意。這也意味著神職人員不用再禁慾了,馬丁·路德自己幸福地開始了婚姻生活。馬丁·路德的神學思想看起來像是在推動個人主義和信徒之間的精神平等(而非世俗平等),然而他的觀點並不是很嚴謹,這就引發了對其觀點的不同解釋,其他人也開始闡釋上帝在《聖經》中所說的話。

馬丁·路德思想的傳播受到了各種各樣因素的影響。一方面,查理五世雖然知道帝國內存在宗教分歧,但這只是帝國諸多問題的之一。除卻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事務,查理五世還對土耳其人的入侵威脅非常惱火。作為歐洲廣闊地域的統治者,查理五世在德國事務上所花的時間並不多,因此,這些爭端因沒有受到帝王決定性的干涉,而最終慢慢發展起來。馬丁·路德思想的傳播還有其他原因,其中印刷術的應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518年,德國只出版了150本書,然而到1524年就達到了將近1000本。馬丁·路德善言詞、熱心傳教,幾乎每天都能誕生一部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僅是手冊,還有漫畫和說明性的大幅告示。他的作品展示了支持基督者和反基督者的區別,並將教皇歸類為後者。同時,在那個大多數人不識字的時代,口耳相傳和當眾傳道是非常重要的。大量流動商販和手工藝人將消息和意見在城市間傳播。另外,那個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資源的壓力增大;騎士、諸侯、城市和皇帝之間的摩擦不斷;反神職人員和反教皇思想盛行,這些都促進了馬丁·路德思想的傳播。雖然很少有人真正明白馬丁·路德思想在神學上的重要性,但馬丁·路德引發的宗教動亂仍然導致了遍及德國的改革運動,人們要求聆聽新教的布道,改革神職人員,並廣泛改善宗教和社會生活。這些運動在1521—1524年此起彼伏,差點釀成社會甚至政治大動亂。甚至在「新教教義」(Postestantism)這個概念產生之前,許多更為世俗的問題就已經捲入了改革的動亂之中,並影響了人們的想法和行動。

《劍橋德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