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提倡「自改革」是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約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魏源編《海國圖志》，認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當其時，無人採用其思想，書傳入日本後倒發揮了作用，一日本學者為此感慨：「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用，反為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無望，每自嗟歎，說：「除非夢卜復求，此生殆無幸矣。」
袁世凱做官極重下情，他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其所作所為因此得海內外讚賞，交口稱其為「應變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終沒逃脫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東京筆戰，梁啟超被圍剿甚烈，其中以汪精衛攻擊最力。梁任公自稱多淚多辨之人。不料若干年後，汪精衛亦被圍剿。汪此時深有體味，亦自言為「多淚多辨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黎元洪親手處決了兩名準備參加起義的士兵，並威脅部屬說：「誰敢造反，如此下場。」第二天，革命黨人攻佔武昌，急需組建軍政府，要推出一位權威人物來控制局面，發號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絕說：「誰同你們造反？」當他被擁到諮議局樓上、推為都督時，仍拒絕在安民佈告上簽字，他說的話是：「莫害我，莫害我！」革命黨人李翎東用槍逼著他的腦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後見革命大勢已成才表示接受。後人稱他是「槍口下逼出來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凱親信楊度糾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組織「籌安會」，鼓吹恢復帝制，被人稱為「籌安人六君子」。袁世凱稱帝后，全國反對，各省相繼獨立。最後，連袁世凱的忠實心腹陝西督軍陳樹藩、四川督軍陳宦、湖南督軍湯薌銘，迫於壓力，也先後宣佈獨立。時人戲稱「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
顧維鈞12歲時，跟上海道尹袁觀瀾之子袁履登為同學。袁幕府中張衡山會看相，他說，這兩個孩子皆非等閒之輩；唯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後淪為漢奸）；維鈞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為此把女兒許配給了顧維鈞，是為顧第一次婚姻。
陳誠在黃埔軍校任特別官佐。有一次，陳誠晚間訪友，待到歸來，已近天明，但他毫無睡意，乃索性挑燈夜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恰逢蔣介石查夜，見有人如此勤奮攻讀，通宵達旦，便走向身邊，問其姓名職務，陳誠畢恭畢敬作答，蔣大加讚：「我黃埔軍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陳誠深為蔣青睞。
1925年，由鄭振鐸介紹，李金髮加入文學研究會，入會號為「149」。此後，他常參加文學研究會的聚會，見到當時的「文壇鉅子」沈雁冰、傅東華、葉紹鈞、夏丏尊、趙景深等人。近距離的接觸，使李金髮覺得，這些文壇上聲名赫赫的人物，「其實都是亭子間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係，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髮因此與文藝若即若離，最終走上棄文從政從商的道路。
1928年初，因為北伐軍快進入山東省，蔣介石特向中山大學要山東人隨軍入魯。戴傳賢就推薦何思源，寫信給蔣由何帶去。信寫得很長，內容極力推重何。戴在信中說，近幾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說何精通幾國的語言文字，已經出版了好幾種著作。最奇怪的，戴說，何是一個最孝道的人。蔣看完信後，對何大加辭色。
麗尼婚後，妻子不巧懷孕。因家窮，無錢生養，走投無路之下只好買了一大包奎寧，想要打胎，沒想到妻子吃了奎寧後，腹痛如絞，麗民嚇得不知所措。妻子說：「快拿筆來，我寫遺囑，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長輩到來，才趕緊把病人送醫院搶救。
王世鏜少年時即喜歡臨摹龍門石刻，謂「有古拙博大之風」，後由文字學研究入手，日耽翰墨，三十年不倦。於右任偶然間得遇其書，驚問此人尚在否？得知王在漢中困居，以鬻字餬口，大為駭詫，以為如此奇才，埋沒窮鄉僻壤，實國人之羞。於設法將王老先生請到南京，相見恨晚，盡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遺簡影本以饗王世鏜，並廣為稱譽，予王以監察院參事名義，專事書法。
魯迅加入左聯，與周揚等人關係不睦。魯迅對周揚們深惡痛絕，以至在見到闊別兩年多的馮雪峰時，未及寒暄，劈面就說：「這兩年我給他們擺佈得可以！」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講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人說：「談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沒有看見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見他們的武化，你們都是帶著槍炮來的，哪裡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戰的時候，周留在北平，蔣夢麟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周果然沒有走，後來因漢奸罪被關押在南京。蔣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帶信，說法庭要蔣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蔣有沒有這件事？蔣回信證明確有其事。
抗日戰爭時期，曹聚仁曾做過戰地記者。有一次，他因追趕隊伍，途徑皖南小鎮住宿，一房之中兩床，其中一床上睡著母女兩人，到了半夜，母親讓16歲的女兒睡到曹聚仁的床上來，「成其好事」。曹晚年回憶此事時說：「希望讀者不必用道學家的尺度來衡量這一類的課題；在戰時，道德是放了假的。——臨別時，那婦人暗中塞給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來是猩紅血跡的白手帕，我當然明白是什麼了。在戰時，如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中所寫的，一位手拿兩隻麵包鳧水過河去的德軍，彼岸的法國少女便投向他的懷中來了。所以，吃飽了飯的道學家，在邊上說說風涼話，實在太可笑了呢！」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許壽裳被暗殺後，魏建功、李霽野、李何林先後辭職返回大陸。台靜農留了下來，他說：「實在是因為家眷太多，北方天氣冷，先是一人一件過多的棉衣就開銷不起，台灣天氣暖和，這一項開銷就省下來了。」
建國後，馬連良夫婦從香港回到北京，離港之前，曾請星相家算命卜卦。這個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壘街的袁樹珊。卜算的結果，袁樹珊說：「你（馬連良）還有十五年大運。」後來果然。
邵洵美在1958年繼續肅反時被捕入獄，這位盛宣懷的女婿，在獄中受盡煎熬，他不聽大家的好意勸告，即對粥湯米粒要慢慢品嚐，甚至要留著吃，幾乎每餐飯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總是氣喘吁吁地說：「我實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見了胡風分子賈植芳，「呆滯的目光突然發亮」，他小聲對賈說：「我們不是一塊在韓待桁家裡吃過螃蟹嗎？」
1961年9月，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鍾望陽為龍榆生摘帽，龍賦《賀新郎》（淚湧情難抑）一闋。自此後，龍的處境稍勝於前。龍為什麼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樂學院委員會在《關於龍榆生同志錯劃右派的改正報告》中說，「約1961年起，龍曾協助我公安機關做某對象的偵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樂學院在《悼詞》中則說，「在他的最後幾年中，還接受了黨交給一項有關某一部門的專門任務，盡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文革」中，批鬥陳景潤的人宣佈：「讓哥德巴赫猜想見鬼去吧！1＋2有什麼了不起！1＋2不就等於3嗎？吃著農民種的糧食，住著工人蓋的房子，有解放軍戰士保護著，還領著國家的工資，研究什麼1＋2=3，什麼玩意兒？偽科學！」陳騰地跳上桌子，一步便邁向洞開的窗戶，縱身往下一跳！命不該絕。他從三樓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擋了他一下，只是大腿上擦破了點皮，有涔涔的鮮血冒出來。一個造反派干將，見到跳樓後平安無事的陳景潤說：「真不愧是個知名的數學家，連跳樓都懂得選擇角度！」
鍾惦斐在干校裡掏廁所特別用心，而且創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個空罐頭盒，在上面打兩個眼兒，穿鐵絲，掛在棍上，可掏出深坑裡的糞，就是他想出來的。他掏過的廁所空空洞洞，纖塵不染。後來干校快結束了，讓大家填一份履歷表，其中有一項是特長和今後志願。鍾惦斐除自己的電影理論專業之外，特長填了「掏廁所」。志願一欄中，寫的是：清潔工人。
錢鍾書、吳曉鈴兩人曾在干校裡燒開水。兩位是有名的大學問家。錢著有《圍城》、《談藝錄》、《管錐編》等書，吳是解放後出版《西廂記》最早注本的注者，戲劇專家。錢、吳成天圍著鍋爐燒水，燒得「兩鬢蒼蒼十指黑」，到了冬天，北風老往膛裡灌，水老燒不開。裡頭加熱，外頭加冷。有人不自覺，去打熱水洗臉洗腳，這種時候錢、吳就會用充滿「憤恨」的眼光盯著這些人！
1978年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後，沈從文長期冷落的門庭重新變得熱鬧起來，各色各樣的拜訪者接踵而至，國內的報刊也開始出現重新評價沈從文文學成就的文章。與沈從文有過多年友誼的蕭離解嘲似的說：「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漲。」對這一切，沈顯得平靜。在談到他的文學創作時，他總是輕輕地揮著手：「那都是些過時了的東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過是個出土文物。」
世紀之交，壽者榮辱。上海文壇的百歲老人，有章克標、巴金、施蟄存等人。一次李歐梵拜訪施蟄存，談到要為他賀百歲壽辰，施說：「一百歲對我還有什麼意義？」「我是二十世紀的人，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