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 需要說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訪談，尤其是深入訪談，並未被全部收入這套《北京口述歷史》叢書之中。最近幾年，我還與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區消失之前》《個人敘述中的同仁堂歷史》《大歷史·小人物》等圍繞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專著，已分別由北京出版集團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外，對常人春、常壽春兄弟的口述訪談，也正在編輯之中。
注2 我見到的，如尹鈞科先生著《北京郊區村落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相關的幾篇論文。但作為國內正式出版的學術著作，卻似乎僅此而已。
注3 樸趾源著，朱瑞平點校：《熱河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104—106頁。
注4 潞河中學在通州區。1867年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在通州創立第一所教會學校，始稱八境神學院，後改稱潞河書院、潞河中學。
注5 在從通州到京城這條古運糧道上，過去有“五閘二壩十三倉”的說法。明朝正統三年(1439年)在京城東便門外修大通橋，從此這裡成為北京通向通州的通惠河的起點，大通橋上的大通閘為頭閘，慶豐閘為二閘，高碑店閘為三閘，花兒閘為四閘，普濟閘為五閘，就到八里橋了。所謂二壩，都在通州，有石壩、土壩兩座，詳見劉先生下面的正文。
注6 自明朝修通惠河後，糧船不再過閘，漕糧都是由人力搬運到上游停泊的船中，運至上閘。咸豐三年(1853年)九月初十日《實錄》：“通州向有遊民，專恃漕糧抵通盤壩，負米為生……”劉先生的爺爺從事的就是這個營生。
注7 石壩與土壩通稱二壩。舊日凡正兌漕糧(運京)都向石壩交兌，改兌漕糧(貯通)都向土壩交兌，有坐糧廳收米。
注8 基督教在中國的教派當時有十餘個之多，所謂4個，可能是指美國在中國的4個基督教會，即美以美會、長老會、公理會和聖公會。也有說是指美國的美以美會、浸信會，加拿大衛理公會，英國公理會的。
注9 潞河醫院是美國的教會醫院，始建於1878年。
注10 慶王府位於定阜街3號，定阜街東起龍頭井街，西至德勝門內大街，呈東西走向。慶王府現被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後勤部佔用。關於慶王府，可參見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中對張壽蓉的訪談。
注11 《野火春風斗古城》是1963年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根據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一部反映城市武裝鬥爭的電影。通州鼓樓已於1968年10月被砸毀。
注12 劉子揚先生這裡說的是他自己，清代秘密社會是劉先生主要的研究領域之一，曾參與策劃編纂公安部組織撰寫的《中國秘密社會》一書的全過程。又與張莉合作著有《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全四十冊，包括研究與檔案整理，線裝書局2006年)出版。
注13 通惠河漕糧的最後停運是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
注14 1886年，美國傳教士富善來通州布道傳教，他的夫人富善慕柯·撒拉於1904年，在通州新城南門外西側，護城河南岸建“安士學道院”，專門向婦女傳經講道。1914年“安士學道院”擴建，改名“女蒙館”，開始招收女童入學。1923年改為六年制小學，同時開設初等中學教育，招收中學生，另有師範一級。1927年正式定名“富育女子中學”，在河北省教育廳備案。1941年日軍侵入通州，學校被迫轉移西遷，改稱“河北省立通縣女子中學”。1946年復校原址，1951年改稱“河北省通縣女子初級中學”。1960年改稱“北京通縣第二中學”。劉先生解釋說：“男校女校，都是教會辦的。有的是美以美會的，有的是長老會的，鬧不清楚。聽我姥姥說，東邊是潞河中學，西邊稍往北一點順著城牆就是富育女中，當時教會學校是對等的，潞河—富育，貝滿—育英，崇實—崇慈，崇德—篤志，匯文—慕貞，都是對著的(這10所中學都由美國基督教會設立)。”
注15 道濟醫院，最初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於1885年創辦的婦嬰專科醫院，1912年更名為道濟醫院，1952年改名為北京市第六醫院至今。
注16 八里橋距京城20餘里，是由通州進入北京的咽喉之地。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英法聯軍於1860年(咸豐十年)攻陷天津大沽，僧格林沁率領蒙古馬隊、步軍從天津撤防到八里橋，以少有的勇敢迎頭痛擊聯軍，但仍遭慘敗，結果英法聯軍攻入北京。
注17 這裡說法有誤，沙窩門指的是廣渠門而不是復興門。老北京人對城門往往用元代的舊稱和俗稱，將廣渠門稱為沙窩門就是一例。而復興門是清亡之後在老城牆上新開闢的通道，所以沒有舊稱。
注18 跨車胡同位於北京市西城區中部，北起太平橋大街，南至辟才胡同。清朝時稱為車子胡同，相傳是由於胡同中有造車廠而得名。跨車胡同原來的13號是齊白石故居，現在臨近辟才胡同的路邊。跨車胡同現在是北京最短的胡同，長約40米，只有一個門牌，即齊白石故居。
注19 這裡說的小西天位於北京海澱區，積水潭與鐵獅子墳之間。此地原為曠地，西北有廟名“小西天”，周圍的地方就都泛稱為小西天。小西天之廟是一個小廟，現已不存。不知劉先生這裡提到的是否就是這個廟。
注20 老虎洞位於海澱區中部，東起娘娘廟，南至果子市、菜庫、香廠子，西至西大街，北抵軍機處、娘娘廟。因街西口原有兩尊石虎而得名。與舊時的燕京大學(今北大)僅隔一條街。自清朝以來，老虎洞街非常繁華，兩側鋪面林立，成為北京大學師生經常出入之地。
注21 安東在遼寧省，今稱丹東市。位於遼寧省東南鴨綠江與黃海交匯處,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新義州市隔江相望。
注22 參見下篇《“勤行”的手藝——張強口述》中有關西直門外的“坑口”部分。
注23 關於京郊的墳墓和看墳的墳戶，已有一些專著與文章發表，可見馮其利：《清代王爺墳》(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重點在實地考察清代諸王墳的地點、規制與變遷。另有金啟孮：《北京郊區的滿族》第三部分“園寢附近的滿族”，重點討論他們先滿化後漢化的民族認同(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81—92頁)。其他的則以介紹性為主了，此不贅述。
注24 他認為的三個點，一個是外三營，本書後面有專文提到，一個是王公園寢，還有一個是莊頭。見《北京郊區的滿族》，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1頁。
注25 戴鑫英先生所述內容與這篇訪談略有出入，可互相參照，不過此篇應該更為準確些。
注26 肅武親王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極的長子，順治帝福臨的長兄。他的墳俗稱老墳，亦稱架松墳，位於今勁松三小的位置上。
注27 富壽是豪格第四子，順治八年襲爵，改號肅顯親王。溫郡王猛峨是他的弟弟。當地人稱富壽為大王，猛峨為二王。故有大王墳、二王墳之稱，位於老墳西北。
注28 顯謹親王衍璜是第四位肅親王，他的墳墓稱“新墳”，在報覺寺東側。1965年以前一直是架松小學校址，直到1966年才將學校遷到老墳，新墳的建築大部分被拆除(見圖)。
注29 最後一個肅親王善耆，1922年病故於青島，靈柩運回架松村，墓地用顯謹親王陽宅改建。因肅王府在這裡栽種果木並建花洞子一處，故稱花園。以上參見馮其利：《清代王爺墳》，91—95、99—100、105—106頁。
注30 老北京一般說“內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城門。“內九”是指北京內城北面的德勝門、安定門，西面的西直門、阜成門，東面的東直門、朝陽門，南面的宣武門、正陽門、崇文門。“外七”是指北京外城北面的西便門、東便門，西面的廣安門，東面的廣渠門，南面的右安門、永定門、左安門。“皇城四”是指皇城北面的地安門、西面的西安門、東面的東安門和南面的天安門(見圖)。
注31 “九門八點一口鍾”與“內九外七皇城四”是連在一起說的。過去京城夜間要關城門。關門前都要打“點”，點是一種古代的打擊樂器，用銅鑄成，類似桃形，呈扁平狀，中間隆起，邊穿兩孔，懸而擊之，敲起來聲音很響。關城前要敲三遍“點”，第一遍“點”敲過，關上一扇城門，敲第二遍“點”時，另一扇再關上一半，敲第三遍“點”，門關得只留一點兒縫隙。趕城的人從很遠處就能聽到打點的聲音，這時都使足了勁兒奔跑，跑得氣喘吁吁，有時跑慢一點就被關在城外進不了城，或關在城內出不了城。在拙著《最後的記憶——十六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中就有鄂凌英女士對打點的敘述。九個城門有八個城門關城時都是打“點”，唯獨崇文門關城時敲鐘。至於原因，因多涉故事傳說，而無準確說解，此處不贅。
注32 這裡說的運糧河其實不是通惠河，而是蕭太后河。
注33 杉樹樹幹砍去枝葉後製成的長而直的桿子。建築施工時用於搭腳手架。
注34 李先生是我去拜訪白四先生之前，在樓裡見到的除程先生之外的又一位老人，詳見本篇下文“漢人的墳戶”一節中的訪談者按。
注35 憲度之即憲容，字度之，肅忠親王善耆的第十九子。新中國成立後曾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任教。
注36 程老人之妻70歲，據白四說，她並不是架松村的人，這裡說的當然是她聽來的傳說而已。按清朝的確有“選秀女”與“選宮女”之制，所有旗人之女出生之後都要入冊，及歲之後需參加閱選，這是有一整套制度維繫的，而不像程女士所說見女子便逮。將程妻的話原文附錄於此，是因當地百姓有這種說法，是很有趣的現象。
注37 滴滴涕(DDT)，是有效的殺蟲劑。20世紀上半葉曾普遍用來驅滅蚊蠅。20世紀60年代科學家們發現滴滴涕在環境中非常難降解，70年代後逐漸被世界各國明令禁止生產和使用。白先生這裡所說的火繩，是用來蘸滴滴涕藥水的，當時家庭多將這種飽蘸滴滴涕藥水的火繩懸掛於室內以滅蚊蠅。
注38 日本亡國的說法當然不準確，這裡指的是日本投降。
注39 全聚德，指的是全聚德烤鴨店。該烤鴨店的創始人確實姓楊，名壽山，字全仁，河北冀州市楊家寨人。十多歲進京謀生，1864年(同治三年)創建全聚德。楊壽山也確如李先生所說有三子，長子名楊慶長，繼承父業繼續經營全聚德，三子在天津南市開了全聚德分店。
注40 對於架松的包衣和墳戶，橘玄雅先生在讀過這篇口述之後，有一些重要的補充，茲引錄於下：首先如口述中所說，“哈一黨，夏一窩”，哈家和夏家都是肅王府裡重要的包衣。先代肅親王的側福晉裡，有不少是他們兩家出的。如肅良親王隆懃的三側福晉哈佳氏，在宗人府《紅名檔》裡寫的就是“鑲白旗包衣人，哈二保之女”。再往上，顯密親王丹臻有庶福晉夏佳氏(夏成格之女)，肅恪親王華豐有側福晉夏佳氏(三保之女)，她們應該都是王府包衣出身的，但是否是架松的，就不得而知了。至於關家，記錄並不算多，有可能屬於人口多但是並不太得勢的。除去哈家和夏家外，我所瞭解的主要是佟家和唐家。佟家是架松包衣，其家的姑娘入府裡伺候，被肅忠親王收了房，後來請封了二側福晉。這位二側福晉是肅忠親王一輩人裡最後去世的，同時也是最後一位葬在架松墳地的肅王府的人。至於唐家，也是架松的包衣。他們家與肅王府的管事處人事有關。1922年，肅忠親王家眷大半隨靈柩回京，這時期肅王府的“大管事”即由唐家出任。最開始，唐家只是墳上的普通包衣人，因其家裡的姑娘被肅忠親王的長子憲章收了房，而老王爺去世後，長子憲章襲了爵位，憲章之嫡福晉又早已病故，這位唐側福晉的叔父便成了肅王府的“大管事”。結果，憲章與唐姓人不能服眾，家內矛盾很大，以至於1925年時唐家便失了勢，其後肅王府的後裔便逐步前往東北，北京肅王府的管事處便僅存虛名了。在日本東洋文庫存有肅王府在昭和五年(1930年)時東北的一些財務記錄，其中記有兩位家臣，以嵩泰居首，傅寬居次，有專門給這兩位的工資，並寫嵩泰為“第一家臣”，應該即是當時東北肅王府的“大管事”。可惜這兩位的姓氏並沒有記錄。個人推算，嵩泰和傅寬的年紀應該相當大，因為老人說過，傅寬是隨著肅忠親王在庚子護過駕的。肅忠親王在1912年年初前往東北，數日後家眷便都隨往，到肅忠親王1922年病故於旅順的10年間，北京的肅王府是一座“空府”。即便如此，依然需要人來打理、看守，於是管事處也隨之分為東北和北京兩部分。口述中提到的“哈奉遷”，大概是1912—1922年期間肅王府留京的大管事，二管事則是高姓。同時，在東北肅王府還有另外一套管事機構。因為“主子”們都在東北，所以留京的管事官大概都是“等而下之”了。
注41 拜唐阿為滿語bɑitɑnggɑ,意為服役者、執事人。
注42 本段內容部分引用了劉小萌《愛新覺羅家族史》第六章“宗族制度”的內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271—273頁。
注43 關俊民先生在博客中提到，他的伯父關宗典，是馮其利先生有關肅王墳的資料提供人。
注44 1901年善耆隨慈禧皇太后回到北京時，肅親王府已經被八國聯軍燒燬，只存垣牆。肅親王不得不在東城北新橋南船板胡同內(今東四十四條西頭路北)重新建造王府。據《道鹹以來朝野雜記》載，新府原為道光年間大學士兼四川總督寶興宅，後由榮祿所得，榮祿復賣給(或雲贈給)肅王善耆。新府規模不大，僅由幾個大的四合院組成。新肅親王府在日偽時期由日本人佔用。1947年被善耆十九子憲容和善耆長子憲章一起出面賣給了法國天主教作為神學院使用。1949年，新肅親王府被政府沒收，一部分被某公司改造後用來製造襪子，一部分成為居民住宅。
注45 肅親王府位於東城區正義路東側。順治年間建，歷代襲王俱以此為邸，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淪為日本使館，只存垣牆。其地現為北京市政府。肅親王名豪格，清太宗皇太極的長子，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以功晉封肅親王，是清初開國八大鐵帽子王之一，因太宗死後，曾和多爾袞爭皇位，當多爾袞得勢後，備受迫害，順治五年(1648年)將豪格削爵囚禁，害死於獄中，順治皇帝親政後，復肅王爵，追諡“武”。此後，豪格子孫均以顯親王襲封，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恢復肅親王封號世襲。
注46 董海川，原名董明魁，清朝河北省文安縣朱家務村人。八卦掌拳術的創始人和主要傳播者，記敘他生平和經歷的文章書籍很多，但都莫衷一是。有關董海川生卒年月及諸行狀，眾說紛紜，難有定論，一說是生於清代嘉慶年間，卒於光緒八年。據說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後，董海川因觸犯刑律(一說是因故犯有命案)，受腐刑，廢為宦者，北來京城，供職內朝。後因得罪了首領太監，被告到總管內務府主管民政的肅親王那裡，肅親王見董海川相貌不凡，器宇軒昂，將他留在自己府中，從此董海川便在肅王府當差。據光緒九年春二月立於萬安公墓的董海川墓誌銘所載：“後因老乞骸，始得寓外捨。請藝者自通顯以至士賈與達官等幾及千人，各授一藝。”也就是說，他離開肅王府後還培養了一大批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大弟子，就是關先生這裡所說的尹福。
注47 這裡出現一個錯誤，可能是關先生的口誤。華豐並不是善耆的父親，而是他的祖父，所以也應該是川島芳子的曾祖父。感謝橘玄雅先生為我指出這一點。可參見本篇附錄《歷代肅親王世系簡介》。又，按一般說法，鷹掌為八卦掌中的第二掌，而不是與八卦掌並列的又一種類。
注48 雍正五年(1727年)，賞還鰲拜一等公爵，加封號為“超武公”，令其子達福承襲。官至散秩大臣，前鋒統領(都是二品大員)。達福後來陣亡於和通呼爾哈諾。達福的兒子岱屯襲一等公，也擔任過散秩大臣。達福的孫子德成、德勝都承襲騎都尉(由於達福陣亡而獲得的爵位)。另外，鰲拜的孫子達禮善曾任副都統。
注49 關先生講述的他祖先的故事，在正史中未見記載，也就是說，在《清聖祖實錄》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等官方文獻中記載鰲拜獲罪後，其後人的情況時，均記鰲拜僅有一子，名那摩佛，亦稱“納穆福”。至於巴哈，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載，有長子塔哈，原任三等侍衛；次子蘇爾達，任領侍衛內大臣；三子拜思哈，原任頭等侍衛兼佐領；第五子能圖，原任三等侍衛；第六子拜音珠，原任郎中；第七子訥爾都，系和碩額駙；第八子瓜爾察，原任領侍衛內大臣兼佐領；第九子郭羅，原系副驍騎校；第十子開保，原任二等侍衛。該書鰲拜條下還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聖祖仁皇帝追念鰲拜巴圖魯功績，恩賜一等男，以其親弟巴哈之孫蘇赫承襲。”從中可見，在這十子中，第七子訥爾都，應該就是恭愨長公主的夫婿，是鰲拜的侄子而非兒子。此其一。十子中有名有姓有職位的提及了九個，唯第四子迄未提及，難道就是被過繼給鰲拜的那個？存疑。此其二。鰲拜的一等公爵在康熙五十二年由巴哈之孫蘇赫承襲，但氏族通譜書中列舉了巴哈十子後又列舉若乾孫子甚至曾孫，卻無蘇赫之名。而他本應該是巴哈孫輩中最應該被提及的一個。此其三。綜觀這三點，關先生所述可能並非空穴來風，也就是說，他的祖上有可能真的是巴哈那十子中被過繼的一子，即第四子，後來承襲一等公爵的，也可能就是這個第四子的孫子。當然這也只是推測而已。《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一，6—7頁。又按，橘玄雅為我提供諸多建議和線索，特此致謝。
注50 據北平市社會局印行《北平市工商業概況》“雞鴨業”：“平市養鴨之戶，皆屬沿河居民。以沿護城河所養之鴨為最佳。海澱一帶次之。鄉間所產者，骨大體瘦，品質最劣。當清咸豐年間，鴨戶約有三百餘家，嗣後逐年減少，現約有一百四十餘家，大半分佈於崇文門外。原有行會，今改為鴨業同業公會。”1932年(民國廿一年)版，309頁。
注51 引自：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38fed5d0102v4rt.html
注52 龍潭湖的袁督師廟，是張伯楨(1877—1946)修建的。張伯楨，字子干，號滄海，又號篁溪，廣東東莞市篁村勝和村人。康有為“萬木草堂”的弟子，曾兩度赴日本留學，光緒三十四年回國後，先後捐資在北京左安門廣東新義園(即今龍潭湖公園內)建造袁督師(袁崇煥)廟，又在北京廣渠門內廣東舊義園(即今東城區東花市斜街袁崇煥祠舊址)重修袁督師墓。1919年又在袁督師廟南一里許修建袁督師故居，自建房屋於旁，時人稱為“張園”。 張伯楨撰有“佘義士墓誌銘”，與康有為的“袁督師廟碑記”一起，都立於龍潭湖公園的袁督師廟之內。佘義士的事跡得以彰顯於世，首發軔者就是張伯楨。詳見筆者所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外城編第一篇張先生口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549—555頁。
注53 戴鑫英，參見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上編)中戴鑫英的口述，其中稱：“我祖母的娘家是瓜爾佳氏，在北京也是大戶，她們家是肅親王家的包衣，包衣出身。肅王府就是豪格那支兒，在北京的墳地在架松。我記事的時候，我祖母家就淪為架松墳的墳少爺，世世代代世襲給肅王家看墳，一直沿襲下來，繁衍成一個大族。架松關家，都知道，在當地勢力也挺大。現在架松墳還有他們的人居住，但是大部分都有職業了。墳地有陵產哪，有樹木，有田地，有建築，看墳的都拿錢糧。墳家要生一小孩兒，都要到宗人府報戶口去。可是我祖母他們那支兒雖然屬於肅王府的包衣，他們家是內務府發俸祿。”(376頁)本篇口述中關俊民先生並不認可“墳少爺”的說法。
注54 引自：https://blog.sina.com.cn/s/blog_91c2c0090102v8h0.html
注55 蓮花池位於北京豐台區六里橋東北的西城、豐台、海澱三區交會處。遼、金時均建都於此，池則為都城重要水源。明清以來是士賈郊遊之所，後荒棄。20世紀80年代之前成為養鴨場。
注56 所謂“豪格那個正妃是被多爾袞霸佔了”一說，學界尚有不同說法，此處不贅。
注57 紀新先生，即關紀新，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所研究員。該篇口述中所有的“馮先生”，指的都是馮其利。
注58 隴駕莊村是門頭溝區唯一的少數民族(滿族)村。和碩顯密親王丹臻的墳地坐落於此。新中國成立後改為二六八野戰醫院。現在還保留一塊馱龍碑，在醫院住院處一排和二排之間。
注59 永錫(1753—1821)，顯密親王丹臻孫，丹臻第二子、奉國將軍成信的第五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肅勤親王蘊著逝世，永錫以丹臻之孫的關係承襲肅親王爵位，其父成信亦被追封為肅親王。道光元年(1821年)卒，朝廷予以謚號“恭”，長子敬敏承襲肅親王爵位。
注60 位於道口的是永錫長子敬敏的墳，敬敏是第七代——和碩肅慎親王。位於十八里店的是丹臻孫永錫的墳。
注61 南王墳是第六代肅親王蘊著的墳，其父拜察禮是富壽第五子，在蘊著被襲封為顯親王時，他被追封為顯親王。拜察禮的墳位於北側，俗稱北王墳，墳址位於今左安門中學。
注62 即第九代肅親王——和碩肅良親王、華豐第三子隆懃的墳墓，位於十八里店鄉陳家村，即關先生這裡所說的陳村。
注63 據橘玄雅先生補充：“完顏麟慶公的墳地舊名麟家墳，道光年間由麟慶公親自選址後形成，在架松肅王府‘老墳’北面偏東。此處墳地1948—1949年被麟慶公後裔出售。”
注64 參見白四口述：“哎，有江家、夏家。也有的人都絕了。到這邊新墳呢，馬家、白家、王家、前河沿後河沿江家。架松圈裡頭，東邊拉，東門裡頭，姓夏的，夏慶福，老輩不知道叫什麼啊；西門一進門到南裡頭，姓錢，錢祥慈，九十多死的，剛死，沒有二年。道北裡頭，關家，關家後頭，姓曹，曹松慶……你看佟家都不是咱們架松的人，佟××他媽是架松的姑奶奶，是左安門佟家的，他們是做轎子的。外潘家窯是大葦坑，大葦坑都是關家的。”其中提到錢祥慈，就是關先生這裡說的錢興存；外潘家窯大葦坑的關家，指的就是關俊民家。
注65 張子余，系永定門外二郎廟住持，綽號張老道。早年以經營長春堂中藥店賣避瘟散起家，後相繼辦起長春東號等木廠，億兆百貨線店等大商號。致富後，辦理道教事業，收容、組織貧苦青少年參玄學道、學經，有所建樹。但他是否為滿族，尚未見說明。
注66 金受申(1906—1968)，曲藝史家，民間文藝家，民俗學家。原名金文佩，又作金文霈，字澤生，北京人，滿族。六歲喪父，十歲喪母，家道衰落，由叔父撫養。他十七歲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學讀書時即為報刊撰稿，以稿酬彌補生活和購書之用。十九歲考入華北大學讀書。二十一歲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讀，至二十五歲。從民國十五年(1926年)起一直在北京從事教育工作，曾在十多所中學任教，還當過華北大學等高等學校的講師。他還是名醫汪逢春、趙樹屏的弟子，兼任過華北國醫學院教授。1953年經作家老捨介紹，調入北京市文聯工作，直至病逝。20世紀30年代起，以“北京通”(或“北平通”)專欄在《立言畫刊》《一四七畫報》等報刊上發表介紹北京生活的文章，計有二百多篇，一百多萬字，其中有《北平的俗曲》《北平俗曲錄》《北平風俗曲》《風俗曲譚》《岔曲萃存》《岔曲箋注》《北平的評書》《瞽人的藝術》等大量有關北京曲藝的文字，所記見聞都來自實地考察，是研究北京歷史和曲藝民俗彌足珍貴的史料。新中國成立後出版《北京的傳說》(初集、第2集)、《老北京的生活》等著作。
注67 齊如山：《北平的飯莊子》，為金受申著、楊良志編：《口福老北京》的代序一，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68 定宜莊：《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上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51—252頁。
注69 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頁。
注70 這裡講得不夠準確。1951年鐵道部投資200餘億元(舊幣)，為北方交通大學在西直門外購地千畝另建校舍，將學校從李閣老胡同遷址於此，並在當年即投入使用。1952年，北方交通大學校部撤銷，改組為獨立的鐵道學院。1971年更名為北方交通大學。2003年恢復北京交通大學校名。
注71 西直門城樓拆除於1969年5月。
注72 張本是當時一位著名的廚師，參見下文。
注73 白家疃是北京西郊半山區的一個村落，位於海澱區溫泉鎮。
注74 罐兒後頭，可能是指水罐兒胡同，今改名為水章胡同，位於德勝門內大街西側。
注75 舊時海澱鎮有不止一個冰窖，這裡說的是位於娘娘廟胡同西北隅的一個。
注76 出生時胎兒裹在肉球裡，肉球被劃破後才真正出來，民間一般稱此種現象為“西瓜胎”。
注77 玄燁：《御制暢春園記》，載《日下舊聞考》卷76。
注78 司文琴口述中提到的三旗，應當就是雍正十年設置的內務府三旗護軍營。所謂“坐落陳府村東、水磨前邊”就是今天清華大學所在地。水磨之名，至今仍在。
注79 於敏中等纂：《日下舊聞考》卷7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214—1215頁。並見本書圖2所示。
注80 《北京文史資料》(第55輯)，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220頁。
注81 鑾儀衛，為宮廷服務的機構，掌管帝、後車駕儀仗。
注82 司女士這裡說的三個旗，又說三個旗都是一個旗，指的就是清代內務府的上三旗。按清制，八旗分為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鑲黃、正黃和正白)由皇上統領，上三旗的包衣組成的機構，就是管理皇家事務的內務府，所以內務府只有上三旗而無下五旗人員。內務府與外八旗是互不相干，互不統屬的兩個系統。司女士說“三旗都是一個旗”，這只有對清代內務府的體制有一定瞭解的人才能聽懂，她的意思就是這三旗是屬於同一系統而與外八旗不同的，這很準確。在下文中，司女士不僅對旗分甚至對順序都說得分毫不差，這是非常少見的。她所講內三旗與外八旗的隔閡也非常有趣，是在文獻中很難見到的。
注83 司女士這裡說的，其實是清代八旗挑取馬甲的做法。清代八旗男丁年滿十六歲(或身高達到標準)即成丁，但成丁必須通過考試，才可挑取馬甲，挑取了馬甲才可以食糧餉並得到住房，否則便是無糧無差的旗下平民。挑取馬甲的考試內容，主要是馬步箭三項。司女士的父親很有可能是通過了這三項考試獲取了馬甲資格，才可以分到住房。
注84 立水橋地區是北京市昌平、朝陽、海澱三區交界處，離亞運村核心區5公里，距離北五環3公里，現在是地鐵13號線與5號線的換乘站。
注85 司女士這裡說得很準確，八旗的人指的是外八旗，鑲黃正黃正白是內務府三旗，是兩個互不統屬的系統。
注86 藍靛廠的蒙古族，是指駐紮於藍靛廠的外火器營，是京師外三營之一。外火器營八旗中包括有八旗蒙古，司女士指的就是這些蒙古旗人。
注87 七間房是地名，今昌平區南口鎮有七間房村，不知是否就是司女士提到的七間房。
注88 西三旗是地名，位於今清河小營以北，地鐵13號線在此有一站。按西三旗系明代軍屯遺存的地名，與前面司女士所說三旗(即內務府上三旗)毫無關係，今多有將其混淆者。參見尹鈞科：《北京郊區村落發展史》，191頁。
注89 夏仁虎：《舊京瑣記》卷二：“京語有極刻薄者……呼浙紹人曰‘臭豆腐’，譏所嗜也。久則並南人皆呼曰‘豆腐皮’。”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46頁。
注90 這裡說的年齡是司女士自己算的，顯然不對。
注91 《實報》俗名小實報，因其是四開小版。20世紀30年代中葉，不少學人、文士都訂閱三種報：天津《大公報》，北京《世界報》，還有就是《實報》。《實報》還附贈半月刊。
注92 在晶體管發明前，人們習慣於將那些不使用電源、電路裡只有一個半導體元件的收音機統稱為礦石收音機，是所有無線電接收設備中最簡單的一種。20世紀50年代為百姓家庭普遍使用。
注93 即今國際關係學院所在地。
注94 尹鈞科：《北京郊區村落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270頁。
注95 加點的字要重讀。大爺指大伯(父親的哥哥)，大爺則指的是爺爺的哥哥。
注96 打橫是滿族的一種禮節，也叫退步打橫，多用於告辭時，主人送出，客人返身退步，兩手貼身橫行一兩步，表示施禮。
注97 地名，位於海澱區圓明園遺址西北，今為上地信息產業開發區。
注98 北京市海澱區蘇家坨鄉的蘇三四村，位於海澱區西北部。按蘇家坨鄉的蘇家坨村在人民公社時期分為四個生產隊，村東的第一、第二兩個生產隊為一個大隊，簡稱蘇一二；村西的第三、第四兩個生產隊為一個大隊，簡稱蘇三四，此稱即相沿至今。
注99 如果趙女士的奶奶確實是李蓮英的姐姐，那麼他們應該是漢人而不是旗人，因為清代太監一般都是漢人。
注100 這裡所謂旗人不扎耳朵眼兒之說，不知出處。史稱旗人婦女是扎耳朵眼兒的，但漢族婦女是一耳一鉗，旗裝則是一耳戴三鉗，嘉慶朝選秀女時曾因一些秀女傚法漢人的一耳一鉗，而受到嘉慶帝嚴飭。參見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1114，17頁。
注101 老家兒，北京土語，指長輩、父母。
注102 溫樸即榅桲，是一種果品，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歲時記》稱：“溫樸形如櫻桃而堅實，以蜜漬之，既酸且甜，頗能下酒。”
注103 合婚是民間的一種婚俗，婚前男女雙方要交換庚帖，以卜八字是否相配，稱為“八字合婚”，民間認為只有夫妻雙方的八字五行都能和諧，才能使得婚姻美滿幸福。
注104 北京舊有“紅馬上床，家敗人亡”之諺，認為姑娘結婚時正當行經是一大忌，極不吉祥。參見王永斌：《雜談老北京》，333頁，但該書所講不如這篇訪談具體詳細。
注105 住對月，滿族婚嫁習俗，自結婚之日算起滿一個月，新婦要回娘家住一個月或數日，屆時女家派車來接，新婦返回時要帶一些食品及做的鞋襪等贈送婆家尊長。
注106 勤是趙女士的乳名。
注107 普度寺，也稱瑪哈噶拉廟，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中多有涉及。最初為清多爾袞時期的攝政王府，位於南池子東側南宮舊址，南宮在明代時為皇城東苑，明景泰年間，明英宗朱祁鎮曾囚禁在此，多爾袞利用了重華宮舊址，攝政王府宏偉壯麗，甚至超過了皇宮。多爾袞被定罪削爵後，該府邸隨廢。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下令將舊睿親王府改建成瑪哈噶拉廟。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重新修葺擴建。1775年，乾隆將該寺賜名“普度寺”。
注108 民國時期呼和浩特曾設立有7所國民小學，有5所位於新城，白女士所上的學校全名為歸綏縣第二高等小學。
注109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七四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49頁。
注110 《北京郊區的滿族》，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43頁。
注111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注112 哈德門即崇文門，元稱文明門，俗稱“哈德門”“海岱門”。
注113 八角鼓，既是樂器名，也是曲種名，因演唱者手執八角形的小鼓彈奏演唱而得名，其由來說法不一，相傳脫胎於八旗軍鼓，開始流行於八旗軍中，後來傳至北京內城，是鼓書、單弦等曲藝的伴奏樂器，廣泛用於滿洲宮廷與民間。八角鼓也是一門有說有唱，擅長打趣逗哏的曲種，有許多曲牌，唱詞一般七至八字一句，內容以傳統故事為主，也有的反映了下層旗人的悲歡離合。清朝末年，八角鼓不但深為普通旗人所喜愛，也引起了王公貴族的濃厚興趣，有人甚至親自登台演出。
注114 亦即摔喪盆，滿漢都有的一種喪葬禮俗。喪盆為黃泥燒製，形如淺碟，中有一孔。出殯之日棺木上槓時，由死者之子跪於地上，前置磚一塊，將喪盆向磚擲去將其擊碎。如死者無子，則由本家後輩找一人代替。
注115 按清制，京師八旗馬甲的全餉是每月銀三兩，每年米24斛。
注116 1912年清帝遜位，民國政府與清朝皇室在簽訂《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關於清皇族待遇之條件》等幾個優待條件的同時，還簽訂了一份《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的文件，其中第五條規定：“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宣統政記》卷43，民國二十三年奉天遼海書社印行，葉35上)，所以清朝雖亡，八旗兵丁仍然領取了一段時期的旗餉。但往往不能足數，有些地方已是有名無實。
注117 1924年(民國十三年)11月，馮玉祥命鹿鍾麟將清遜帝溥儀驅逐出北京故宮，北京旗人的旗餉從此停止發放。此年正是鼠年，胡女士的記憶是準確的。
注118 尺牘，本指長一尺左右的木簡，後來成為書信的代名詞並且出現了收錄尺牘的專集，被視為人們撰寫書信格式的教科書而被大量刊印，如民國年間面世的《萬象文書大全》等，就是實用的尺牘教科書。《萬象文書大全》分為30類：喜慶、賀壽、慰藉、唁喪、學界、女界家庭、女界親友、家書、親戚、通候、饋贈、敘約、薦舉、延聘、勸勉、規誡、信貸、還償、請托、感謝、允諾、辭卻、催索、商業、匯兌、裝運、押款、保險、訟事、對聯。每類之下列舉若干範文，幾乎涵括了現實生活的所有內容。至今仍具參考價值。胡女士母親給她買的尺牘很可能就是這一類，她就是從這裡學習給父親寫信的。
注119 民國時期在北京各處興辦了一批新式小學，僅在藍靛廠外火器營就有8所，是在八旗舊有的八處官學基礎上改立的，地址均在藍靛廠西門外，依次稱為外火器營第一初等小學堂、外火器營第二初等小學堂……余類推。按當時學制，小學六年，分初等、高等二種，初小四年，結業後入高小，為二年。外火器營也有一所高等小學堂，設於1931年，應該就是胡女士所說的“母校”，而初小應當就是“分校”了。詳見張宗平、呂永和譯：《清末北京志資料》第15章第2節，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193—194頁。
注120 挑活，即北京挑花，俗稱“十字挑花”，是以十字形的針法，依據布料的經、緯紋路，繡成各種圖案。構圖嚴謹，用色渾厚。北京海澱一帶的婦女，素以擅長挑花知名，而尤以藍靛廠的滿族婦女為最。1920年就有外國教會在這裡開設燕京工廠從事挑補繡花生產，產品直銷國外。北京旗人白友義曾在藍靛廠設挑補花繡花廠，所創製的北京細工挑花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被譽為“京西工”。除僱用固定工人外，還組織婦女領活計回家生產，按期交活，胡女士所做的“挑活”就是這類。1949年後北京市從事這一行業的婦女，最多時曾達20餘萬人。(參見沙之源、富麗等主編《北京的少數民族》，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143頁)
注121 這裡說的是始建於1906年8月的農事試驗場，是中國第一個部屬科學研究機構。位於北京西郊今北京動物園所在地，佔地一千餘畝。內設農林、蠶桑、動物、畜物等科學以及氣象觀測所。主要工作內容為土壤化學分析，肥料分析與化驗，穀類與飼料化驗，農作物栽培試驗，病蟲害的調查與防治，氣象觀測與天氣預報等。
注122 活泛，北京土語，即靈活、機變之意。
注123 橫是，北京土語，即“也許是”之意。
注124 指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始國家發給居民的副食補貼。按規定，每人每月補助人民幣7.5元，食牛羊肉的民族為9元。滿族因習慣食豬肉，所以與漢族的標準一樣，蒙古族則為9元。該項補貼已於1998年取消。
注125 這裡指的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民族識別工作重新開啟，在全國興起的一場恢復、更改民族成分的浪潮。1981年11月國務院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公安部、國家民委聯合發出《關於恢復或改正民族成分的處理原則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據[81]民政字第601號的頒布，更使這個浪潮達到沸點。據當時官方報道，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全國要求恢復、更改民族成分的人數已達500萬之多，並有260萬人得到了恢復和更改，其中從漢族改報滿族的，所佔比例尤高。針對這種情況，國家民委和公安部於1989年11月15日聯合發出《關於暫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1990年國家民委又發出《關於中國公民確定民族成分的規定》(民委政)字[1990]217號通知，對公民確定民族成分問題做出若干條規定，其中第二條為“個人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據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確定。”第六條：“原來已確定為某一少數民族成分的，不得隨意變更為其他民族成分。”第七條：“凡依照本規定申請變更民族成分的，需經本人所在單位人事部門或居住地區的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調查核實，報經縣級以上民族工作部門審批後，方可到戶籍管理部門辦理手續。”更改民族成分的浪潮方告終止。胡女士這裡指的就是此事，唯時間不盡準確。
注126 據現在規定，居民年滿18歲就不得再更改民族成分，18歲以下的，可以根據父母的民族選擇民族成分。又按北京市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公室規定，凡少數民族學生，高校可降低10分錄取。中等學校招生考試辦公室規定，高中可降低6分錄取，這便成為很多家長將子女改成少數民族的原因。
注127 八旗兵餉分兩種，一種是銀，一種是米，詳見前注。月食三兩餉銀的是甲兵，也稱馬甲，食一兩五錢糧的則是步甲或養育兵。
注128 舊時當鋪有兩種，一種是領了當帖的正式當鋪，一種是未奉官的小押當。小押當由於沒有官府開具的“當帖”，正式當鋪的當票是有信用的，小押當最近似於借高利貸、放閻王賬的人，在當時也不算規矩生意。正式當鋪不敢收的東西，小押當利錢重，敢收。由於小押當本錢少，當利重，常把三分半、四分利押在它那裡的東西，再轉送大當鋪中當出去，它利用別人的東西，當鋪的本錢，從中倒手之間，穩賺一筆干利，這在當時就叫作“轉當局”。參見鄧雲鄉：《紅樓識小錄》“死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所以如果略貴重些的物件，胡女士的母親都會自己直接到海澱的當鋪去當，為的就是免受這種非正式的轉當局盤剝。
注129 北京地區供奉碧霞元君的廟宇主要有五頂，位於藍靛廠的這座是西頂。舊址為明正德朝創建的嘉祥觀，明朝曾幾次重修。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再次重葺，五十一年(1712年)改名廣仁宮。廟坐北朝南，有山門、前殿、工字殿、後殿及藏經樓，殿宇多為硬山調大脊式，綠琉璃瓦頂，黃琉璃瓦剪邊，富麗堂皇，壯麗恢宏。西頂以廟會而聞名。相傳農曆四月十八為碧霞元君誕辰，西頂廟在每年舊歷四月初一至十八，辦有廟會。自明代起，北京人即有赴西頂進土的風俗。清代每屆廟會朝廷還特派大臣拈香，為各頂所無。清朝光緒初年西頂廟毀於火災，光緒二十年(1894年)光緒皇帝重修行宮。西頂至民國時仍基本保存完整，但已甚為衰敗。1949年後廟址曾被療養院和福利工廠佔用。改革開放後原本偏遠的藍靛廠也逐漸成為房地產開發商關注的焦點。世紀金源購物中心落戶藍靛廠以後，曾規劃在這裡修建一個地下停車場，西頂面臨被拆，後因海澱區人大代表和有關人士的呼籲而幸得修復保全。
注130 合婚是滿漢都有的議婚習俗，按舊俗，男女需“命相”相合才能成婚，所以在結婚以前，要由男女兩家與媒人請占卜者根據男女二人的“八字”推算其是否“犯相”“相剋”以及對雙方父母是否有礙，以定吉凶。如吉即可成婚，不吉即作罷或經破凶化吉之後再成婚。
注131 訂婚習俗，也為滿漢兼有，議婚雙方若經“相看”“合婚”之後均無異議，男方長輩就要宴請親友或攜少量定禮送至女家。如女家收納並對來人以禮款待，就表示允婚。
注132 關慧英插話：“我媽也是十九結婚的。我家還剩一張我媽19歲結婚的照片，我真拿它當寶貝。‘文革’時照片都燒了，就這張我擱到米罈子裡，上面是米，底下就是這張照片，包好了，折了，後來我妹妹都給對上了。”
注133 關於旗民不通婚的問題，胡女士的說法與清代文獻的記載相符。據清道光二年(1822年)《戶部則例》：“旗人之女不准與民人為妻。若民人之女與旗人聯姻者，該族長佐領詳查呈報，一體給予恩賞銀兩。如有謊報冒領，查出從重治罪”(卷一，道光二年刊本，27頁)，該項規定亦可見於《清宣宗實錄》和光緒《大清會典事例》之中。這一規定到同治朝以後開始放寬，據同治十三年(1874年)《戶部則例》：“在京旗人之女，不准嫁與民人為妻”(卷一，29頁)，比此前多了“在京”二字，但具體到藍靛廠外火器營，由於屬京旗，不准嫁與民人的規定還是不變的。詳見拙著《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342—344頁。
注134 “老營房”指的是圓明園護軍營的鑲藍旗營房，位於頤和園南的長河西畔，所謂“老營房”是與後置的外火器營營房的設置年代相比較而言。胡女士這裡說“先蓋的老營房，後蓋的火器營。老營房是健銳營的”，在營房建立的時間上是對的，但老營房並不是健銳營的營房。胡女士提到老營房也就是圓明園護軍營的營房要好過火器營的營房，是很有意思的。
注135 關慧英插話：“她說的這些東西我都見過，過去硬木八仙，硬木條案我家全有。1945年我母親死時穿的那花盆鞋有一拃高，我媽的花盆鞋，有高底的，圓底的，還有齊頭的。”
注136 誇欄，系滿語kūwaran，在這裡指圈、圈子。
注137 家生子兒。清代旗人家內的奴婢，成分頗為複雜。有的是早年跟隨主人進關的“陳人”的後代，也有的是用“紅契”(經過官衙註冊加蓋印章的賣身契約)買得的奴僕。他們不僅自己終生為奴，而且按清廷的規定，家生奴婢，世世子孫皆當永遠服役，子女也不得贖身，稱為“家生子兒”。
注138 關慧英插話：“我家也有看墳的，墳地在現在的亞運村，就是安定門外，一個人五棵樹，墳地正好到我六哥那兒，我六哥要死了就有五棵樹，都種好了那樹，老遠看去啊特別好。”
注139 北京舊俗，某人病故停在床上，就請陰陽先生來批“殃榜”，上寫故者生卒年月，何時入殮，何日出殯等。
注140 趙書，滿族，亦系藍靛廠外火器營旗人後裔，現為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撰有《外火器營滿族鄉鎮雜憶》(載《文史資料選編》第42輯，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等文章。
注141 20世紀50年代初曾將所有民辦私立的各種辦學形式全部取消。參見拙著《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5頁。
注142 藍靛廠清真寺也是一座古寺，見1987年由中央民族學院葉哈亞·林松：《重修京西藍靛廠碑記》：“藍靛廠古寺始創於明代萬曆年間，清嘉慶中暴雨成災，殿宇坍塌，有丁、馬、張、楊、李五姓教民倡捐募化，於壬申年修復，道光庚寅、光緒乙酉，民國戊辰暨丁丑諸年，村中鄉老或獻房，或捐地，或資助，又迭。經修繕擴充，既有實物做證，更有碑文可稽。”(轉引自佟洵：《伊斯蘭教與北京清真寺文化》第四部分“北京清真寺碑文”，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452頁)
注143 山東回族的農業經濟，據有關專家研究，是從明代常遇春在山東建立軍屯開始的。常遇春部下較多回族，從此，濟寧、泰安、德州、聊城、惠民等地，形成了許多回族營，即回族農業村落。現今的五營、六營、大營、小營、前營、後營、劉家營、馬家營等都是當時軍屯的軍盤(參見楊珍《歷史上的山東回族經濟》，載《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從中可窺見金家祖上的由來。但該文稱“為安排‘達子兵’(即長期過著軍屯生活的回民)的家眷，在德州衛(今平原)專設了回民村——達官營，以供農耕”則值得商榷，參見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外城編”滿恆亮口述中有關“達官營”的註釋。
注144 藍靛廠鎮的德源成米面油鹽店開業於清末光緒年間，自製的醬菜和干黃醬在北京西郊一帶非常有名。上篇附錄《我這一輩子(我的幼年時代)》初稿之八“‘外火’的商業區”中對這家店舖也有敘述。
注145 金女士將該村稱為“饅村”。按該村今稱門頭村，饅頭村是明代的稱呼。村中居住有滿、回、苗等族，是京郊一個著名的少數民族村落。
注146 西貫市位於北京昌平區陽坊鎮，歷史上就是回民村，村民多為李姓。據民國時夏仁虎《舊京瑣記》記：“貫市李者以標局起家，固素豐，頗馳名於北方。兩宮過，迎而進食，甚具備。命其子侄隨扈以西，各予五品官。殆亦等於滹沱麥飯矣。”(卷七“時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2頁)標局即鏢局，清朝時北京號稱有八大鏢局，其中西貫市就佔了兩個，即東光裕和西光裕。1900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8月14日京城陷落，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倉皇出逃，所到第一站就是西貫市，這就是上述夏仁虎所記之事由來。關於這段歷史，西貫市村民中流傳著諸多版本，金女士所講只是其中一種。詳見下面“京北回族第一村”中專門對西貫市村民所做的訪談。
注147 這話不知是什麼意思，我完全是按音記下來的。《三字經》裡有“周轍東，王綱墮，逞干戈，尚遊說”之句，講的是周室衰微後諸侯並起互爭雄長的那段歷史，金女士之父很可能引用這段話來形容兒子反抗老子之事，所以應該是“逞干戈，尚遊說”而不是“尚游父”。
注148 “糧食過關”指的是1960—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因政府將“以農業為基礎和盡快爭取糧食過關”作為當時的奮鬥目標和行動口號，所以人們將這一時期簡稱為“糧食過關”。
注149 金女士的父親這裡引用的，是《史記·淮陰侯列傳》中韓信的故事：“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注150 金女士這裡所述屬實。1957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本市在店員和手工業社員中不再劃右派分子，金女士之父因此而逃過一劫。參見《當代北京大事記》111頁。
注151 “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自負盈虧，一包是包產到戶。這是20世紀60年代初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經濟工作期間提出的經濟政策，主要精神是放寬國家對經濟的統制。
注152 壓腰錢，一說就是長輩送給晚輩的壓歲錢。
注153 清朝巡撫是從二品。
注154 板井，村名，位於西郊四季青鄉東部。
注155 一貫道起源於明清時期，屬於五教合一的多神教。
注156 藍靛廠有清真寺，見上文。但金女士這裡指的不是清真寺，而是位於藍靛廠的道觀廣仁宮，亦即西頂碧霞元君廟。
注157 色倆目：意為“和平”“平安”“安寧”。伊斯蘭教徒相互祝安和問候的用語。
注158 倆一倆海：這是清真言的頭一句，即al-Kalimahal-Tayibah的音譯，漢譯為“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
注159 出散(Sadaka)：即施捨。指伊斯蘭教徒以自己財物的一部分自願捐助貧窮和有需要的穆斯林。
注160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68，葉9下。
注161 周家楣等纂：《光緒順天府志》卷8《兵制》。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44頁。
注162 吳女士這裡所說的八旗順序有誤。八旗分為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是由皇帝親統的旗分，為正黃、鑲黃和正白，下五旗是由親王、貝勒分統的旗分，依次為鑲白、正紅、鑲紅、正藍和鑲藍。
注163 “頂子”是區別清朝官員品級的重要標誌。四品官的頂子是青金石的，俗稱暗藍頂。
注164 吳女士這裡提到的祖父與父親不同姓，其實是旗人取名的特殊習俗，即以名為姓。旗人所屬的氏族，滿語稱hala(哈拉)，亦稱老姓，但通常不帶在名字中，叫作“稱名不舉姓”，譬如某人的哈拉是鈕祜祿氏，名常連，則人們都稱他為“常連”，而不是“鈕祜祿·常連”。辛亥革命後旗人紛紛改漢姓，常連的後人有些就會以常為姓，而不再姓鈕祜祿，如果常連的兒子名常壽生的話，他的兒子又以名為姓，就姓壽，所以有一代一姓之說。吳女士家的情況就是如此。
注165 典史，為清朝地方州、縣的屬官，未入流。有的縣不設縣丞、主簿，典史也可兼行縣丞、主簿事。
注166 閻錫山(1883—1960)，字百川、伯川，號龍池，漢族，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生，同盟會員，組織與領導了太原辛亥起義。民國時期歷任山西省都督、省長、山西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長等職。從辛亥革命開始統治山西達38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前夕去中國台灣，1960年病逝於台北。
注167 吳女士之女插話：“我的繼奶奶對父親並不好，所以她那幾個孩子都大學畢業，只有我父親上的是財貿專科。我小時唱‘小白菜’，我母親就不讓唱。”
注168 停戰，指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注169 婦女聯誼會：1945年7月15日，以李德全為首的重慶各界100多名婦女聯合發表宣言，成立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參加的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婦女300多人。聯誼會共有理事26人，理事長為李德全，劉清揚、倪斐君、張啟凡分別任正副秘書長。抗戰勝利後，這個團體的骨幹分子分赴各地，先後建立了北平、上海、南京、重慶、香港5個分會。
注170 楊鍾健，古地質和古人類學家，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奠基人。20世紀20年代曾任中國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所長，西四兵馬司9號即該所所址。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局長，1953年辭編譯局局長，專任該院所直屬的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1957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1979年病逝於北京。夫人名王國楨，1930年為北師大歷史系學生時與楊鍾健結婚。
注171 指清朝特有的選秀女制度。選秀女的目的，是為皇室子弟挑選配偶，其具體做法：“順治年間定，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官員、另戶軍士、閒散壯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戶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統、直隸各省八旗駐防及外任官員，將應閱女子年歲，由參領、佐領、驍騎校、領催及族長，逐一具結呈報都統，匯咨戶部，戶部奏准日期，行文到旗，各具請冊，委參領、佐領、驍騎校、領催、族長及本人父母或親伯叔父母兄弟之妻，送至神武門，依次序列，候戶部交內監引閱，有記名者，再行選閱，不記名者，聽本家自行聘嫁，如有事故不及與選者，下次補行送閱。”(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4，葉11上—12下)秀女只限於在八旗中揀選而不涉及漢人。由於最初所有的八旗女子必須經過選取秀女之後才可嫁人，所以清代旗人中有未出嫁的女兒不磕頭之俗。
注172 宋會強先生與下面周桂芳口述中提到的李富強先生一樣，都曾是我丈夫的學生，所以都稱我為師娘。宋先生本人就是福緣門村人，而且從他父親起就是這村的老住戶。這裡也對他們二位表示感謝。
注173 趙珩先生有一篇文章：《圓明園被焚燒劫掠之後》，也關注到圓明園被燒之後的問題。文中提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他在整理清宮太監信修明所著《清宮瑣記》手稿時，發現裡邊有一些關於圓明園的記錄。其中提到當時負責圓明園廢墟看管的總管太監名叫殷福壽，粗通文字，面貌滑稽，但卻忠於職守，對園中守護看管尚能盡責。又提到：“庚子之前，圓明園的守衛其實形同虛設，加上四周垣牆多有頹敗之處，根本無法阻擋各色人等入內。當時除了守軍、太監等監守自盜外，還有大量盜匪、不良遊民和附近百姓來此挖掘哄搶，就連建築周圍的荒土都不放過。專有來此盜掘的，被稱為‘篩土賊’，並有諺語曰‘篩土，篩土，一輩子不受苦’。能從荒土中發掘園中文物者也或有之……據宣統時清宮檔案記載，每天裝運出園的石材木料就有二三十車之多，更有甚者是在園中開辦炭廠，將不值得運走的木料和樹木燒成木炭出售。民國以後徐世昌、王懷慶等人都曾大規模地運走園中石材，移作它用。”又稱：“自庚子以後的大規模破壞又持續了二十餘年，但凡園中的地磚、屋瓦、牆磚乃至於椽材木料甚至金屬附件，只要是可以利用之物，皆蕩然無存。周邊百姓的建材原料都能就地取之，俯拾皆是。1940年日本佔領時期，圓明園內被大量開墾，農民平山填湖，種植水稻。”“我想，在永遠銘記外國侵略者帶給我們的歷史傷痛之時，圓明園被焚燒後這近百年的持續性毀滅，也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可惜趙文篇幅太短。但可作為本篇口述的背景和參照來看。(載趙珩：《舊時風物》，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278—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