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 需要說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訪談，尤其是深入訪談，並未被全部收入這套《北京口述歷史》叢書之中。最近幾年，我還與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區消失之前》《個人敘述中的同仁堂歷史》《大歷史·小人物》等圍繞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專著，已分別由北京出版集團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外，對常人春、常壽春兄弟的口述訪談，也正在編輯之中。
注2 《清世祖實錄》卷24，順治三年(1646年)二月甲申；《八旗通志初集》卷23，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點校本，434頁。
注3 1644年清軍入關後，為安置從盛京(今遼寧瀋陽)帶入關內的大批八旗官兵及其眷屬，曾在北京及其周圍圈佔了大片土地，分配給八旗官兵耕種，這就是清初著名的“圈地”事件，民間將其稱為“跑馬佔地”或“跑馬占圈”。清初大規模圈地共進行了3次，歷時20多年，這種對農民土地與家園的殘暴掠奪，激起了京畿一帶漢族農民的強烈反抗。
注4 “現”是北京話“丟人現眼”之意。
注5 老北京傳說當年義和團有法術，手指到哪兒，哪兒就著火。據當時文獻記：“(義和團)團員大率四十歲以下，十歲以上，手抱大刀露刃，系以紅布或黃布，嬉遊街市，其詐人之術，以發火為最長。用刀或槍，向房屋門上指劃，又向地上土上指劃，群呼曰：‘著’，立即火焰熊熊，蓋先時預為佈置也。自稱發火時，應燒者燒，其餘不致連延。”《義和團之真相》，載《庚子拳禍與浙江三忠》(上)秋宗章(《越風》半月刊，第2期，27頁)。
注6 指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一事。
注7 清朝政府為了鼓勵八旗婦女在夫死之後守節，提供了一整套從名譽上、經濟上的保障，其原則就是由八旗組織承擔起寡婦的生活，凡旗內無嗣孀婦，均由清政府發給其夫生前的俸餉之半，予以終身養贍。“乾隆六年(1741年)定，此後無嗣無依的孤身寡婦，給予養育兵錢糧，養贍終身”(見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卷1140，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5頁)。據祁淑洪所述，她的姥姥沒有兒子，所以她所“關”(即領取之意)的俸銀、俸米，應當就是這種寡婦錢糧。
注8 求，意指想與這家結親。
注9 給，是老北京話，即“嫁”之意，後面諸篇多次出現這個詞，都是同義。
注10 步營，指京師八旗中的步軍營。清代將八旗兵半數集於京師，按照兵種，分為前鋒、護軍、馬甲、步甲，皆獨立編營。步軍營是京師八旗中唯一由八旗與綠營(主要由漢人組成的軍隊)聯合組成的隊伍，由步軍統領率領，額兵3萬餘，承擔京師的衛戍、警備、治安工作，也有部分專任緝捕事務。其中八旗步兵按八旗方位分汛防守內城，綠營則分汛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區。步甲在八旗中是待遇最低的，八旗前鋒、護軍、領催每月每人的餉銀為4兩，每年每人給米48斛。馬甲每月每人的餉銀為3兩，米48斛，步甲卻僅為每月每人餉銀一兩五錢，米24斛。見《清史稿》卷14“兵一”，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版，3861～3864頁。
注11 黃帶子，指清代宗室。按清制，以太祖努爾哈赤之父顯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孫為宗室，系黃金色帶子為標識，稱“黃帶子”；塔克世之父覺昌安兄弟六人的子孫則稱覺羅，以系紅帶子為標識，也稱“紅帶子”。
注12 魚雁胡同，位於北京西城區平安裡西大街，南北走向，北端東折至西直門南小街。2014年11月已為拆遷改造後新小區，胡同兩側為居民小區。
注13 花梨、紫檀的傢俱事實上比榆木擦漆的更貴重。
注14 勺道，北京土語，形容話多而且沒有分寸。
注15 南河沿，街名，即南河沿大街，是位於北京市東城區西部的一條大街，北起北河沿大街南端，南到東長安街。南河沿的河指御河，又名玉河，是元朝郭守敬開闢的通惠河故道。1949年後，改為涵洞，其上建瀝青路，但河沿之名一直未變。
注16 捯飭，北京土語，意即打扮、裝飾。
注17 “豆皮子”一說還真能找到根據，民國年間夏仁虎撰《舊京瑣記》：“京語有極刻薄者，如……呼浙紹人曰‘臭豆腐’，譏所嗜也。久則並南人皆呼曰‘豆腐皮’。”(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便是“豆皮子”的由來。
注18 扶輪學校，疑是指扶輪社(Rotary)，是世界上第一個志願者服務組織，成立於1905年2月23日，會聚了各界領袖與專業精英。目前，在全球200多個國家中，扶輪社的數量達34000多個，社員超過120萬人。“扶輪”作為 “Rotary”的中文名稱，源自《詩經》的“大雅扶輪”的典故——意思為德行學識俱佳的賢德人士，共同努力執行社會公益之事，藉以反饋社會。中國第一個扶輪社在1919年成立於上海。北京扶輪社正式成立於1924年。1949年後扶輪社活動停止。
注19 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1896—1972)於1925年在北京創辦求知學校，招收貧家子女免費入學讀書。
注20 井兒胡同在西直門內南小街，位於兩座城門之間，北到西直門，南到阜成門，都是一里半。出了胡同西口就是城根。井兒胡同東寬西窄，南北走向的魚雁胡同和椿樹胡同把它攔腰截斷，形成一個小十字路口，是這一帶進出城的必經之地。1964年更名為觀景胡同。
注21 顯擺，北京土語，即自炫、炫耀之意。
注22 指祁淑洪的女兒。按其女婿當時的插話：“老太太就不理解她(指其女)為了那身軍裝和為坐火車這兩件事怎麼就能一走三年，連面兒都見不著。”
注23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將京城分成不同的佔領區，東四以北由日軍佔領，東四南大街以東由俄軍佔領，以西由意大利軍隊佔領。皇城東北由德軍佔領，皇城東部由日軍佔領，皇城東南由英軍佔領，崇內大街以西東長安街以南由德軍佔領。西城由美軍、法軍、英軍、意軍佔領，外城由英軍、美軍、德軍佔領，實行軍事統治，所以才有“到誰的地方打誰的旗子才能放過你”之說。而據祁女士說，他們原先的住址是在北池子，即東城區的南起東華門大街、北至五四大街的北池子大街，正處於皇城東部，是由日軍佔領之處，與其二大爺“打著日本旗子過來了”的說法恰恰相合。
注24 光緒帝死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年僅38歲。次日慈禧太后死，年74歲。二人相差不是一個月，而是一天。
注25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佈承認帝制，並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將1916年定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但袁世凱始終未能正式登基，洪憲這個年號也僅在內部流傳，對外仍稱民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取消帝制，恢復“中華民國”年號，在重大打擊下，於6月6日逝世。
注26 鐵梅為現代京劇《紅燈記》裡的角色。
注27 兩把頭，清代滿族婦女的典型髮式，也稱“旗頭”、“把兒頭”或“一字頭”。將全部頭髮綰於顱頂，束起，再分成兩縷，纏成兩把，在頭頂梳成一橫長式髮髻，貫以扁方，腦後余髮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髮式，後來年紀稍大者即可梳，不再拘於已婚、未婚。
注28 引自中國畫報社、新世紀之光編輯委員會編《舊中國掠影》，中國畫報出版社1993年版，217頁。
注29 《坐宮》是京劇《四郎探母》中的一折。劇中遼朝的鐵鏡公主(即楊四郎之妻)是旗裝打扮，梳的就是兩把頭。
注30 福字履是舊時老年男人常穿的一種比較講究的帶雲頭的鞋。
注31 男子請安禮：“凡服箭衣者(即綴馬蹄袖口之袍)先彈袖放下‘挖杭’(即袖頭)，‘先左袖、後右袖’，再將左腳略移前半步，‘左膝前屈’。同時，左手手心向下自然地垂在膝蓋上；右足後引屈膝‘至地不及寸’，同時右手下垂，‘上身稍向前俯’，似拾物狀。約一呼一吸間‘左腳撤回’恢復立正姿勢，施禮完畢。”這種禮俗稱“打千兒”。施禮時，一邊施禮，一邊口稱“請安”，比如說：“請阿瑪(父親)安！”“請額娘安！”受禮者除家中尊長外，親友長輩或還半揖“或執持行禮者之臂”，平輩則同樣還禮。
注32 賣呆兒，北京土語，即一個人站在街門口。
注33 指1924年“北京政變”將溥儀驅逐出宮之事。
注34 國門關胡同是北京市宣武門琉璃廠西側的一條小胡同。位於椿樹醫院東牆外，近年併入鐵廠胡同。
注35 前一窩後一塊，指不是同一個父母生的。
注36 1978年至1991年，政府在“撥亂反正”精神主導下，出台了大量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導致全國提出要求“恢復”民族成分的多達數百萬人，遺留下來大量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爭議。針對這一現象，國家民委和公安部於1989年11月15日聯合發出《關於暫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早在1986年國家民委曾下達過兩份文件，即〔1986〕民政字第252號和〔1986〕民政字第37號文，對於民族識別和更改民族成分問題做了政策性規定，但近年來,有些地區沒有按照上述兩個文件精神執行,個別地區不適當地或大批地更改了民族成分。為此，1990年國家民委又發出《關於中國公民確定民族成分的規定》(民委政)字〔1990〕217號通知，對公民確定民族成分問題做出若干條規定，其中第二條為“個人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據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確定。”第六條：“原來已確定為某一少數民族成分的，不得隨意變更為其他民族成分。”第七條：“凡依照本規定申請變更民族成分的，須經本人所在單位人事部門或居住地區的街道辦事處、鄉鎮人民政府調查核實，報經縣級以上民族工作部門審批後，方可到戶籍管理部門辦理手續。”李清蓮要求更改民族成分之事，應該恰恰趕上這一政策出台時期。
注37 這裡說旗人有兒子就吃錢糧並不確切。按清制，八旗男子凡成年即為壯丁，再從壯丁中選出甲兵，即“甲丁”或“披甲”，只有挑取了甲兵，才能領取兵餉，即本文中所說的錢糧，得不到披甲機會的稱為余丁，也稱閒散，就是無職無差的旗下平民。八旗兵餉粗分為銀、米兩種，根據兵丁不同身份而各有等差。京旗的待遇要高於各省駐防旗人。為領催、前鋒月銀4兩，馬甲月銀3兩，步甲和養育兵為月銀1兩到2兩者不等。歲米46斛，步甲與養育兵減半。清初兵餉堪稱充裕，如世宗所說：“古來養兵，無如聖主養育滿洲兵丁之重者，不惟每月所得錢糧倍於綠旗兵丁，且一年所得之米亦可養家數口。”從此，旗人視食糧當兵為唯一出路，完全依賴清政府的豢養為生，成為在經濟上完全依賴於清政府、受其豢養而喪失獨立性的工具。既然當兵挑甲成為唯一職業，所以將訓練、作戰置於首位，清政府完全以對待士兵的要求來對待八旗披甲，由此產生了對他們的一系列束縛。這是入關之後八旗制度的一項非常深刻的變革，但清政府由此也背上了一個越來越沉重的包袱。
注38 子孫匣子，應該是祖宗匣子與子孫繩的統稱。祖宗匣子，滿語稱“渥輒庫”(wecheku)，即神主，是祖先神。滿族盛行對祖先的崇拜，各個氏族都供奉自己的祖先神：“滿族舊規，最重渥輒庫……雖度日清減，亦按時跳神，於此一節，從不少減。”(《重訂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祭時先將祖宗請出，祖宗形象有的是木主(俗稱牌莊)，也有的是擺祖宗匣，或祖宗板(即渥輒庫)。滿族以西為貴，祖宗匣平時都供在西牆上。在祖宗匣左側，則供“佛多媽媽”，即子孫媽媽，兩壁上懸掛“索子口袋”，內藏五色線，長三丈三尺，即“子孫繩”，求子儀式時用。
注39 引自中國畫報社、新世紀之光編輯委員會編《舊中國掠影》，中國畫報出版社1993年版，213頁。
注40 供尖兒，供品的頂端部分。僧尼用以饋人，表示祝福。
注41 北京東嶽廟位於朝陽門外大街北側，是道教正一道在中國華北地區的第一大叢林。在明清時期，它所祭祀的是掌管人間一切貴賤、生死、禍福的東嶽泰山神天齊仁聖大帝，所以在上層和民間具有極強的影響力，歷史上雖然數次被毀，但每次都能獲得皇室成員的捐助而得以重建。因為東嶽大帝掌管了世人的生死禍福，所以前往燒香的人也特別多。相傳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乃東嶽大帝的誕辰，於是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東嶽廟裡都會舉行廟會。這一風俗延續了數百年之久，1949年後中斷。
注42 此說不確。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確給京城帶來巨大災難，但廢除八旗制度並停發北京旗人的兵餉，是在1924年馮玉祥“北京政變”逼溥儀出宮之後。
注43 溫樸亦稱榅桲，果品名，一說為滿語。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歲時記·溫樸》中有記：“溫樸形如櫻桃而堅實，以蜜漬之，既酸且甜，頗能下酒。”
注44 祿米倉是明、清兩朝存儲京官俸米的地方。這裡說的祿米倉，指的是祿米倉胡同，位於東城區東南部，屬建國門街道辦事處管轄。今胡同東口北側有智化寺，建成於明正統九年(1444年)，保存完好，1961年被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注45 救世軍於1865年在英國創立，是一個國際性的基督教及慈善機構，舊時北京米市大街、崇文區西興隆街和西直門內等處都有他們設立的機構。
注46 芳嘉園(原稱方家園)胡同位於朝陽門南小街裡。
注47 “目連救母”是一個佛經故事，講的是佛陀的大弟子目連拯救亡母出地獄的故事。這個故事在中國流傳甚廣，曾經是無數圖畫及戲曲的題材。
注48 關淑清女士是胡玉明的女兒。關炳錚先生，福州滿族，是中國科學院的退休人員，多年前我做滿族婦女史，就得到過他熱心無私的幫助，還曾親自陪我到河北農村調查。得知我又做老北京人口述後，他又為我找到胡女士。關先生與胡女士的女兒關淑清是朋友。關先生多年來熱心支持我做口述，得知關女士母親的情況，又是他主動為我聯繫，並親自陪同我到世紀城。在此對關炳錚先生和關淑清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謝。
注49 胡女士這裡說祖上是愛新覺羅，並無根據。至於“以名為姓”，是滿族取漢名的常見做法。滿人本來都有老姓，即氏族之姓，如愛新覺羅氏、瓜爾佳氏、鈕祜祿氏等，但一般不放在稱呼中，如某人老姓為鈕祜祿，名常春，則人們只稱他為常春，辛亥革命之後改為姓常名春，即用名字的第一個字為姓，就是“以名為姓”，胡女士的父親之姓宜，很可能就是他父親名字的第一個字。
注50 按清朝頂戴定制，二品用珊瑚頂，但胡女士這裡所說“紅頂”，一般都是泛指高官。
注51 胡女士生於1913年，當時清朝雖然覆亡，但八旗官兵的俸餉尚未斷絕，所說她父親仍然“關領”銀和米，是正確的。
注52 “明火”不是指火災，而是指遭強盜搶劫，即“明火執仗”之“明火”。
注53 協和醫學堂始創於1906年，校址設在東單北帥府胡同東口外的“文海”樓，附屬醫院在東單北新開路口內。
注54 1916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以12.5萬美元購得北京東單三條胡同原豫親王府的全部房地產，開始在此修建北京協和醫學院。1917年舉行奠基儀式，1921年全部建築完成，原預算為100萬至150萬美元，結果共耗資750萬美元。
注55 這裡說的草廠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區西北部，東起寶鈔胡同，南至鼓樓東大街，北與草廠北巷相通。另外，北京崇文門外還有草廠胡同頭條到草廠胡同十條。
注56 東長安街的東單至北京站口這段馬路中，有一條已經消逝了半個多世紀的胡同，即昔日的西觀音寺胡同。1958年，因擴寬東長安街沿線馬路，該胡同及兩側房屋拆遷，其遺址變成了今日的東長安街沿線的建國門內大街寬闊的馬路及其兩側寬闊的便道。老北京原有兩個鬧市口，一個在東城，另一個在西城。西城鬧市口擴寬後更名鬧市口大街，寬大了許多卻失去了原來的樣子，已是名存實亡。東城鬧市口隨著開拓東長安街和北京火車站建設，已經消失得“名不存、實無影”了。【HJ】
注57 即南池子大街的燈籠庫胡同。
注58 這裡指的秦老胡同增家，是清代內務府大臣增崇的宅子，詳見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上)》中對增崇後人察奎垣的口述。
注59 胡女士對於那桐家只是聽說，所謂“那王爺”當然有誤，但也可見那家當時在百姓眼中的煊赫排場。
注60 康熙第十三子愛新覺羅·胤祥封怡親王，是除鐵帽子王之外的又一位“世襲罔替”親王。怡親王府有新舊兩處之分，胡女士這裡指的是舊府，位於王府井大街路東。
注61 無量大人胡同位於東城區米市大街附近，後稱為紅星胡同。該胡同6號是梅蘭芳的房產，20世紀20年代梅曾在這裡接待過瑞典皇室貴賓。
注62 撥什庫即領催，八旗小官，司文書、糧餉等事。
注63 這裡說的影匣，就是本書第二篇李清蓮口述中提到的祖宗匣子，參見前文。由此亦可知到民國年間，很多京旗人家仍然保留著滿族這種祭祖的舊物。
注64 引自中國畫報社、新世紀之光編輯委員會編《舊中國掠影》，中國畫報出版社1993年版，242頁。
注65 朱家溍，字季黃，祖籍浙江蕭山，生長於北京，著名文物專家、戲曲研究專家、清史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朱家溍生於1914年，清史善後委員會成立時年僅10歲，吳女士這裡說她父親比朱家溍大十多歲，當是不差的。朱家溍青年時代已能鑒定書畫碑帖。抗日戰爭勝利後，朱家溍先生到故宮博物院從事鑒定研究和陳列展覽工作60年。參與了故宮及國家購買的許多珍貴文物字畫的鑒定，還曾主持國家一級文物、故宮太和殿金鑾寶座的修復和原狀復原工作。並將家藏的700多種珍貴碑帖和古代傢俱等文物無償捐獻給國家。紀中銳也是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
注66 吳志勤：《昇平署之沿革》，載《文獻論叢》“論述二”，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年版，155~176頁。
注67 火藥局胡同位於東城區西部，呈東西走向，西端南折。一共六條，東起火藥局六條，南至北河胡同，北與火藥局頭條、二條、三條、四條、五條相通。因是明代火藥局所在而得名。
注68 東、西連房分別位於故宮筒子河北岸的北上門兩側，通脊連簷，房間高大。20世紀50年代，北京市規劃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豬市大街至北長街北口道路時，將大高玄殿前習禮亭及牌樓、故宮北上門和東西連房一併拆除，曾引發學術界的激烈反應。
注69 “十月一，燒寒衣”是中國民間頗為盛行的祭奠亡魂的習俗。每到農曆十月初一這天晚上，人們要到亡故親人墳墓上祭奠燒化，意為給親人送去寒衣和紙錢。旅居外地或到不了親人墳前者，要在這天晚上在十字路口撒個灰圈，在圈內為自己的家人燒紙。此習俗在20世紀50年代作為“封建迷信”被禁，90年代又有恢復之勢，雖然在北京等大城市還不普遍，但在其他一些地區包括中小城市已經比較活躍。如我2003年農曆十月初一在陝西省寶雞市，入夜後就見到處處火光，市中心環島週遭一圈都是人們燒下的紙灰，蔚為壯觀，連與我同去的南昌朋友也驚歎說此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近幾年應該是更興盛了吧。
注70 遠東宣教會是基督教的一個教派，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北京等處建立遠東聖書院，地址在地安門外東皇城根14號，即吳效蘭女士的這個表姐去做禮拜之處。20世紀50年代改成廠房，廠房遷走後現為巴國布衣風味酒樓。
注71 雪池，指雪池胡同，位於陟山門街中段的北側，是一條南北走向的胡同，北邊高南邊低，胡同裡有6座冰窖，因而得名雪池。過去是皇家的御用冰窖。儲存的冰，主要是夏季供皇宮中消暑降溫，食品的防腐、冷藏之用。
注72 引自中國畫報社、新世紀之光編輯委員會編《舊中國掠影》，中國畫報出版社1993年版，108頁。
注73 陟山門是北海公園的東門。陟是“登高”的意思。門後為白塔山，入門即可登山，故名。陟山門街在清朝宣統時稱陟山門大街，民國初年簡稱陟山門，後又改回宣統時之稱。1965年定今名。陟山門街是連接景山西門與北海東門的通道，其南有大高玄殿。
注74 這裡說的“去台灣”，是指護送大陸精品文物遷往台灣。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平津受到日本侵略軍的威脅，北平的文物亟須轉移。由故宮博物院組織，於1933年2月至5月分5批將故宮、北平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的重要文物運往上海。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遷運至南京。1937年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3路疏散至後方。最重要的80箱文物，最初存貴陽安順，後存四川巴縣；另有兩批文物分存於四川峨眉縣與樂山縣。1946年，3處文物先集中於重慶，於1947年運回南京。1948年末至1949年初，故宮方面派那志良、吳玉璋(即吳效蘭女士的叔叔)、梁廷煒、黃居祥負責將最重要的80箱文物及後揀精品文物以輪船運往台灣省基隆。據那志良《我與故宮五十年》一書記載，吳玉璋先生曾參與文物疏散後方及戰後遷回南京的工作，其間擔任峨眉辦事處職員。1960年到1962年主要研究故宮瓷器，編製卡片，並據此對瓷器進行分類，得到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的補助。另曾編輯《孫虔禮書譜》，並任“中國古藝術品赴美展覽委員會”展覽審議組的審議人員(黃山書社2008年版，186、191、195、205頁等)。
注75 那志良(1902—1998)，字心如，滿族，北京人。1924年加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工作。解放前夕隨一部分故宮古物遷赴台灣，一直供職於台北“故宮博物院”。他歷經了故宮博物院成立、古物南遷、精品文物運台等重要歷史事件，一生與故宮及其文物結緣，是故宮歷史和故宮文物的重要見證人和守護人。除了張宗堯先生提到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一書之外，還有《玉器通釋》、《石鼓通考》和《我與故宮五十年》等著作，其中後者由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第36卷第4期起到第38卷第6期止連載的那先生關於故宮的文字結集而成，因其中所述乃那先生從1925年至1974年在兩岸故宮工作恰好50年的經歷，故名《我與故宮五十年》，黃山書社2008年版。
注76 關於梁廷煒、梁匡忠父子與故宮古物南遷的關係，可參見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上)》梁金生的口述。
注77 嚴家淦在台灣多次連任“副總統”，1975年蔣介石病逝，嚴家淦繼任“總統”，任職3年有餘。這裡提到嚴家淦，亦可知其叔吳玉璋在台灣所受重視。
注78 倒倉，指的是京劇專業演員在青春期“變聲”過程中沒有過渡好，嗓子“廢”了，再不能唱戲，只能改行從事其他工作如琴師、鼓師或改武行、醜行等。
注79 正宮調，傳統調高稱謂。工尺七調之一。
注80 吳效蘭女士這裡說得不錯。興隆寺全名叫萬壽興隆寺，始建於明代，據說是大太監王振的家廟。此後一直是太監集中居住之所。該廟坐西朝東，南臨後宅胡同，北至慶豐司，西靠中南海東牆。內有大殿幾重，院落很多。現在猶存，地址為北長街39號。
注81 本書中很多訪談，除被訪者和我(即訪談者)之外，經常還有別人在場，或是被訪者的家人、親屬，或是為我安排這次訪談的中介人，對他們的身份，我會在每篇訪談的註釋內作出介紹。在本篇中，張碧君夫婦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張莉女士為我推薦的，張碧君女士曾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工作過一段時間，二人是同事。張莉的父母也是老北京人，對老北京的胡同比我更熟悉，詳見後文陳允莊口述中張莉的一些插話。
注82 北京大學第二平民學校是1921年由北京大學平民教育研究社社員計劃開辦，附設於北京大學第三院。借北大三院工字樓教室為教務辦公室及閱覽室，其教室、教學工具等亦由北大提供。(參考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1912—1937)》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231～1293頁)張德澤先生即於該夜校師範班畢業。又按，關於單士元，參見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上編)中單嘉筠的口述。
注83 張碧君：《回憶我的父親張德澤》，見《中國檔案報》2001年1月13日第3版，並附於張德澤：《清代國家機關考略》(學苑出版社2001年版)書後。
注84 系指張德澤：《清代國家機關考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1年版。該書此後曾多次再版，如上述。
注85 《游龍戲鳳》是京劇傳統劇目，又名《梅龍鎮》。系生、旦合作傳統戲，以余叔巖、梅蘭芳、馬連良演出最為精彩。著名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和女老生海上冬皇孟小冬曾合演此劇目。說的是朱厚照多次微服巡行民間，在山西大同城郊李家村搶得美女李鳳回京，剛至居庸關，又遇上一個絕色美女，就把李鳳一人扔下走了。過了一年，李鳳在居庸關生下一男孩後，鬱悶而死。朱厚照死後無嗣，臣下想起當年李鳳的故事，遂到居庸關找到那個男孩回京即位。張先生提到的這段唱詞是：“李鳳姐：[西皮流水]月兒彎彎照天下，問聲軍爺你哪裡有家？ 正德帝：[西皮流水]鳳姐不必細盤查，為軍家住在那天底下。李鳳姐：(白)一個人不住在天底下，難道你住在天上不成？正德帝：(白)為軍的住在那個地方與眾不同。李鳳姐：(白)怎樣不同？ 正德帝：(白)我就住在北京城內，大圈圈裡面有個黃圈圈。我就住在那個裡面。”
注86 沈兼士(1887—1947)名賢，字兼士，以字行。原籍浙江吳興(今湖州)，生於陝西省漢陰縣城。中國語言文字學家、文獻檔案學家。
注87 魏建功(1901—1980)，江蘇海安(原如皋)人，中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原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副校長，新華辭書社社長；漢字簡化方案主要制訂者。魏夫人王碧書女士亦系北京女師大畢業生。
注88 黎錦熙(1890—1978)字劭西，號鵬庵，湖南湘潭人。提倡白話文，發起成立國語研究會，推行國語運動。民國七年(1918年)，呈請教育部公佈39個注音字母作為漢字六音拼讀之用。1920年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教授。此後歷任北京大學、中國大學、西北聯合大學等校教授。民國十三年(1924年)出版《新著國語文法》，為中國第一部白話語法著作，對中國語法學界影響很大。此後與同人擬訂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定北京音為國語標準音，又修訂注音字母。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國語運動史綱》，為國語運動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
注89 這裡指的應該是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纂的《清代外交史料》嘉慶、道光二朝十冊，出版時間是1933年，可參見張碧君為其父編的《張德澤論著目錄》，載張德澤：《清代國家機關考略》，學苑出版社2001年版，附錄二。
注90 這段敘述屬於張德澤先生的逸事了，老姑姑的記憶準確無誤，張家兄妹則因為年輕已不甚瞭然。由於臥雲居士曾經紅極一時，這段由張先生子女回憶的故事便尤為有趣。臥雲居士(1891—1944)，滿洲正黃旗人，毓字輩，改用“玉”字，名玉銘，字靜塵，號臥雲居士。民國後以趙為姓，名趙靜臣。青年時期就讀於滿洲貴胄法政學堂。當時，北京八旗子弟喜歡學唱八角鼓和皮黃戲。臥雲居士最初喜愛八角鼓，後崇尚龔雲甫演唱藝術，常到北京票房演唱，他的嗓音極好，清脆甜亮而富於韻味，難得的是他的嗓音帶有龔雲甫特有的老旦“雌音”(一種近似老年婦女的嗓音)。因其演唱頗似龔雲甫，故亦為劇界推重。後拜龔雲甫為師，並改為專業演唱。曾與梅蘭芳、言菊朋、金仲仁、奚嘯伯等人合作演出。20世紀20年代前後與梅蘭芳等著名演員合作演出的《四郎探母》是紅極一時的劇目。《京劇二百年之歷史》一書，記其演唱“嗓音絕佳，為票友老旦之第一人。其嗓音之結實，遠過於龔，而無龔之嗓音動聽”。與龔雲甫不同的是，臥雲居士的嗓音以高亮為上，而少龔雲甫之寬厚，故其演唱缺少龔雲甫蒼老周正之特色。1944年秋病故於謝家胡同(北京安定門大街)。
注91 李多奎(1898—1974)，著名京劇老旦演員，曾得龔雲甫教益。新中國成立後為北京京劇團演員。
注92 地安門外的慶和堂，是北城最有名的飯莊子之一。據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莊館”篇說，慶和堂開業於光緒八年(1882年)，是地安門(當時稱後門)四大飯莊之一：“專做內務府司官買賣。有清一代，內務府最闊，內廷一切購置需要，都由內務府各司各庫各處承辦，經手銀錢不可數計……”(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153頁)。該飯莊的堂倌都經過特別訓練，應對進退各有一手。該館的拿手菜叫“桂花皮炸”(“炸”讀“渣”)，其實就是炸肉皮。
注93 會賢堂位於西城區什剎海。由於什剎海是消夏避暑勝地，會賢堂佔了地利的關係，所以夏季生意特別興旺。這個飯莊子的特色，是下酒的冷盤種類特別多，尤其是河鮮兒“什錦冰碗”，是別家飯莊子比不了的。據說會賢堂左近有十畝荷塘，遍種河鮮菱藕，塘水來源跟北府(北京人管醇親王府叫北府，也就是光緒、宣統的出生地)同一總源，都是京西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泉水，引渠注入。因此所產河鮮，細嫩透明，酥脆香甜；比起杭州西湖的蓮藕，尤有過之。因為這個飯館有戲台，所以也常有人選擇在這裡辦堂會。
注94 深澤縣位於今河北省石家莊市。
注95 大高玄殿，或稱大高殿，位於北京景山前街，故宮神武門西北，是明清兩代皇家道觀，供奉玉皇，在此祈晴、雨、雪並舉辦道場，進山門依次為大高玄門、鐘鼓樓、大高玄殿、後殿(九天萬法雷壇)，最後為象徵天圓地方的兩層樓閣，上名乾元閣，下名坤貞宇。大高玄殿坐北朝南，重簷廡殿黃琉璃瓦頂，山門外原有四柱九樓的牌坊3座和九梁十八柱的習禮亭兩座，造型奇巧，為最高等級的道教禮儀建築。始建於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清又幾次重修。按，習禮亭及3座牌樓已於20世紀50年代被拆除，一併拆除的還有故宮北上門等古建築。
注96 南三所在故宮東部，是一組殿宇的總稱，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擷芳殿原址興建3所院落，作為皇子居所。因其位在寧壽宮以南，故又稱“南三所”。
注97 場面，京劇樂隊的總稱，又稱文武場。其中打擊樂器稱武場，管絃樂隊稱文場。
注98 李麗華(1924— )，影視明星。原籍河北，1924年出生於上海。1940年進入上海藝華影片公司。因主演《三笑》聲名鵲起。一生主演140多部影片，有影壇常青樹之稱。後定居美國。
注99 周曼華(1922—2013)，原籍上海，生於北京。1936年起任明星影片公司演員，活躍於20世紀3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期的香港、台灣省及上海的電影女星。
注100 胡蝶(1908—1989)，原名胡瑞華，祖籍廣東鶴山，民國時期上海和香港的著名電影女演員，也是當時充滿傳奇色彩的上海女性。
注101 陳子田，見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傅振倫《六十年所見所聞》第30頁：“故宮博物院成立後，以廢清太監陳子田為文獻館顧問。子田擅長昆曲，學劇於名伶譚鑫培，服侍慈禧太后多年”。又記：“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生日，西太后命譚鑫培和陳子田各演戲二出”(載《北京檔案史料》1987年第3期，65~66頁)。
注102 吳素秋(1922—2016)，京劇女演員，青衣、花旦皆工。
注103 梁益鳴(1915—1970)，京劇演員，原習武生後改老生，常演馬派劇目，有“天橋馬連良”之稱，1952年與姨表弟張寶華組建“鳴華京劇團”。“文化大革命”時被迫退職，1970年10月18日與世長辭，享年僅54歲。
注104 引自《北京舊影》，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張。
注105 神仙會最初是毛澤東於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的一次會議上講的，是對中國共產黨內而言，是通過和風細雨的自由交談、討論和辯論來提高認識、統一思想的一種會議方式。到1960年前後，神仙會的方式被運用到工商界、知識界和各民主黨派，並推廣到全國。神仙會號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但其結果正如張宗堯先生所說：“神仙會是讓隨便說，往往說了以後就抓辮子。”
注106 關於張德澤先生究竟是否去了五七干校的問題，說法不一。我考慮到這與本書宗旨無干，便沒有再去核實。
注107 由軍隊支左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採取的一項特殊措施。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做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不久，毛澤東又賦予軍隊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等項任務。3月19日，中央軍委做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
注108 寶鈔胡同位於安定門西大街南側。
注109 虎妞是著名作家老捨的小說《駱駝祥子》中的人物，其父開車廠，駱駝祥子即從她父親那裡租洋車。
注110 匯文中學是美國教會在北京創辦的8所教會中學中的一所。這8所學校分別由美國美以美會、公理會、長老會在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創建。分別是匯文中學、慕貞女中、潞河中學、富育女中、育英中學、貝滿女中、崇實中學、崇慈女中。
注111 這裡提到的平民中學與上文所說“北京大學第二平民學校”並不是同一所。這裡所說的平民中學，全稱為“北平私立平民中學”，由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在1921年9月21日創辦，含初中、高中部，免收學雜費並予貧寒學生以生活補助。培養了許多人才，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文物專家那志良即為該校1924屆初中畢業生。校舍最初在育幼胡同(今西城區教育局附近)，後遷至西四北二條內58號。1952年10月收歸國有，更名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學”，變成公立學校。
注112 老姑姑對故宮博物院的情況並不知情，吳與那均未擔任過故宮的院長。
注113 慶和堂，飯莊名，舊時與上述的會賢堂以及聚賢堂、福壽堂、天福堂、惠豐堂、福慶堂、同和堂一道，並稱為北京著名的“八大堂”。慶和堂位於什剎海地安門外，以桂花皮炸聞名。
注114 華北大學成立於1948年8月24日，以培養為新民主主義社會服務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等方面的幹部為辦學宗旨，下設四部兩院。從1937年起，歷經了陝北公學、華北聯合大學、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4個主要階段。
注115 拆天安門確實是在1958年，當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召開會議，萬里傳達中央關於籌備慶祝新中國成立10週年的通知，要求在國慶10週年到來之前改建好天安門廣場。當時天安門的拆遷速度很快，僅僅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到1958年10月就基本完成了拆房10129間的拆遷工作。見《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在1958年進行展寬天安門廣場、鋪設煤氣管網和拆除有軌電車線路三項工程向中央的請示報告，1958年6月10日》《關於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的建設，1958年9月至11月》，均載《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8)》，413、414頁、803~807頁；並見《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2003年)》129頁。
注116 絨線胡同位於西城區東南部，東起舊司法胡同，西至宣武門內大街。民國二年(1913年)開闢和平門和北新華街，將其分成東西兩段。德勝門在北京城北，從絨線胡同到德勝門等於從城南一直到城北，距離是很遠的。
注117 小石作位於陟山門路南，南起景山前街，北止陟山門街，東臨大高玄殿，西近北海，與故宮近在咫尺。明代內宮監所屬的石作即設於此，清代因取名為石作胡同，後改為大石作胡同與小石作胡同，今已不存。
注118 這裡說的梨園“富氏三友”即富蘭友、富菊友(而非富桂友)和富竹友，並非肅親王家之人，她們在20世紀40年代時，經常到位於崇文門外北羊市口內的青山居茶社清唱，參見《舊京票房與票友》(https://blog.sina.com.cn/s/blog_4d41118c0102w37f.html)，並感謝橘玄雅先生為我提供線索，以及蘇柏玉對此的查證。
注119 廉南湖(1868—1931)，字惠卿，號南湖，又號南湖居士，岫雲山人，齋名小萬柳堂，帆影樓。江蘇無錫人。為我國清末民初書畫鑒賞界、出版界的一代大家，也是著名詩人、社會活動家。夫人吳芝瑛(1868—1934)，曾與秋瑾為結盟姐妹，秋瑾遇害後，吳芝瑛與徐自華葬秋瑾於杭州西泠橋畔，芝瑛書自華撰寫之墓表，勒文於碑。清朝宗室、宗社黨首領良弼1912年被彭家珍炸死之後，廉南湖吳芝瑛夫婦還收養了他的3個女兒。廉南湖於民國三年(1914年)東渡日本，民國六年(1917年)回國，任故宮保管委員，老姑姑所述，當是廉南湖在故宮的這段日子。又，廉南湖在日本時納侍妾寺井春野，甚相得，這就是老姑姑這裡所說的“廉春野”。可知老姑姑這裡所言並非妄談，她的哥哥張國瑞也真的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了。
注120 傅振倫在《六十年所見所聞》中提及此事時稱：“太監閹割後，買回其陽具，懸之屋樑，死後葬之。有造銅瓷陽具者。若一次閹割不淨，必再割二茬、三茬。太監忌言高昇(言剩下的睪丸)，又諱言吉(俗呼陽具為雞)、幸及出入……”(載《北京檔案史料》1987年第3期，65頁)，可與老姑姑的講述參照來看，至於對“高昇”的解釋，老姑姑的似乎更合情理些。傅文也提到大石作等處多居太監一事，但老姑姑的口述更為具體、生動。
注121 引自《北京舊影》，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31張。
注122 在我為張宗堯先生做訪談時，他的妻子吳效蘭女士想到她的表妹陳允莊女士，認為她對北京民俗瞭解很多，所以把陳女士也請到家裡，我就順便為陳女士也做了訪談。
注123 陳宗蕃：《燕都叢考》第一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30頁。
注124 見林志鈞：《燕都叢考·序》：“民國十七年國都南遷以後，舊京街名，又經劇變，如定府大街之為定阜大街，地安門內內府庫之為納福胡同，內宮監之為內恭儉胡同，……類皆蹈襲前失，不知何所取義，歷史觀念之薄弱，亦不學無術有以致之，此非細故也。北京地名凡某庫、某司、某監、某局者，如米糧庫、惜薪司、司禮監、織染局之類，皆有關史乘，居今日而知數百年前，某時代之有某機關，並知其適在某地，寧非事之至有趣味者。”(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3頁)
注125 見《燕都叢考》：“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前明悉為禁地，民間不得出入。清時東安、西安、地安三門以內，紫禁城以外，悉為民居列肆之所。”
注126 如高巍等：《漫話北京城》一書稱：“清末，皇城內允許居民遷往，但多為滿族權貴，漢官極少，更無百姓。”(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146頁)
注127 參見袁熹：《清末民初北京的貧困人口研究》，該文將皇城之內貧困人口比例較高歸結為：“居住在這裡的絕大部分是滿族人，他們失去了衣食來源，不得不淪為貧民”，是對這裡居住人口的情況未能深入考察的結果。(載《北京檔案史料》2000年第3期，220～221頁)
注128 朝陽門外，原有雞市口胡同，成路於清代，此處曾是雞鴨市場，故名雞市口。據《宸垣識略》記載：“東城副指揮署在朝陽門外雞市口。北營外西一守備署在朝陽門外雞市口頭條胡同。”民國初年，寓意吉祥，取其諧音，易名為吉市口，吉市口胡同。雞市口頭條胡同易名為吉市口頭條胡同。今吉市口頭條、二條、三條、四條、五條、六條、七條、八條，吉市口東巷、中巷、下坡等，都是由當年的雞市口演變而來的。
注129 恭儉胡同位於西城區東部，北起地安門西大街，南至景山後街。恭儉胡同緊鄰北海東端，是一條狹長的小巷。明朝時，內宮監署在此，所以被稱為內宮監胡同，民國以後，諧音為恭儉胡同。恭儉胡同周圍有米糧庫胡同、油漆作胡同、大石作胡同等，舊時多有工匠居於此地。上篇張宗堯先生的口述中也提到這條胡同。
注130 我就此事詢問同仁堂後人樂曙青先生，他說南苑的鹿苑不是樂家的。有關同仁堂樂家之事，參見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上冊)》的樂曙青口述。
注131 這裡指的是琉璃河鎮，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的東南端，東部與北京市大興區交界，南部與河北省涿州市接壤，是“首都的南大門”。由於20世紀50年代初之前琉璃河地區一直劃歸河北省，在北京人眼中琉璃河鎮人就不是北京人。從這一段陳述中可以看到老北京人對什麼是“北京人”所劃定的範圍。
注132 “非典”即“非典型肺炎”的簡稱，系指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SARS)，是2002年在中國廣東順德首發，並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漸消滅的一次全球性傳染病疫潮。2002年11月，廣東佛山發現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5月間，疫情最為嚴重的是北京和香港。由於疫情傳播之初，中國官方媒體一再講疫情已得到控制，導致病毒在全球迅速擴散，直到北京解放軍301醫院的退休醫生蔣彥永，向美國《時代》雜誌揭露中國的“非典”疫情並得以發表，人們才瞭解到疫情遠比中國官方公佈的嚴重。4月20日北京政府宣佈北京的疫情從原先有所隱瞞報告的37例，突然暴增至339例。記者會後幾個小時，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被撤銷黨內職務，並提名王岐山擔任北京市代理市長，高強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部長。北京多所高校已經宣佈停課。4月23日，北京市宣佈全市的中小學從24日起停課兩周，確保疫情不會在校園擴散。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動用軍方力量在北京緊急建設中國人民解放軍小湯山“非典”醫院。2003年夏季，染病人數日減，病情得以完全控制。到2003年7月5日台灣地區最後一個宣佈解除“非典”警報,全球首次“非典”流行宣告結束。2003年11月，廣州再次出現零星病例，2004年3月，北京再次發現“非典”疑似病例，但都沒有再次演變成疫潮。2003年的“非典”事件，從此成為北京人的難忘記憶。
注133 引自《舊中國掠影》，中國畫報出版社1993年版，169頁。
注134 在這裡張莉與陳允莊有這樣一段對話，雖然因與正文關係不大而附於注下，但這個巧合非常有意思，它說明老北京這些人的圈子實在是太小了。張莉：二層小樓是不是日本時期賣的？陳：對。張莉：賣給我們家了(眾驚訝，大笑)。1945年，就是日本投降頭一天他們賣的，我爺爺靠買這個樓，一下子就發起來了。就在修自行車的旁邊。我們哪兒知道是誰家賣的呀。陳：對，那修自行車也是他們家(指三姑夫家)開的。定(問張莉)：你爺爺是幹嗎的？張莉：營造廠的呀，我不是說我們家原來就在火藥局住。他們哥兒幾個全都開營造廠。我聽我爸爸說日本投降是1945年的8月25號吧？25號之前他們就給出手了，特別低的價。我四爺，當時他們沒分家，我四爺用特別低的價就給買下來了。陳：他們特別窮了就。張莉：然後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呢，這物價哄地一下就上去了。我爺爺他們在那兒也沒法住，一下轉手就給賣了，賣了呢就賣了特別多的錢。用這特別多的錢他們就去弄營造廠，弄這營造廠之後第一個工程就接的協和醫院的裝修。定：呵，那又是一大筆錢。張莉：對呀，要不“三反”“五反”的時候我四爺怎麼給他定個資本家哪，我爸爸“文革”時黨籍怎麼給停了呢。都為的這事。
注135 這段講的陳允莊之二姑，就是前面第四篇中的吳效蘭之母。可與吳效蘭口述中有關其母婚姻與婚後情況的內容參照來看。因這篇口述做於吳效蘭口述之前，有些內容可能比吳的更詳細些。
注136 這裡的講述與文字記錄略有出入。北京第一個官辦電話局始建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904年1月2日)，地點在東單二條胡同大學士翁同龢的住宅旁門內。光緒三十年(1904年)七月電話一分局於前門外打磨廠電報分局後院開通，該局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併入電話南分局。陳女士所說電話南局當即指此。而電話二分局是光緒三十年(1904年)於海澱西苑開通的。
注137 水道子位於東城區西部。北起清化街，南至東曉市街，基本呈臥“丁”字形，以原為水道而得名。明朝時此地為一片水窪地，清宣統年間《清北京城圖》名南水道子，因在三里河之南。解放前這一帶房屋破舊，多為碎磚頭築成，雨后土路泥濘，難以行走。在此居住的多為手工業者和打鼓的。
注138 三眼井胡同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景山東街偏北路東，胡同呈東西走向，西自景山東街起，東到嵩祝西巷止。胡同北側：西與吉安所左巷，東與橫柵欄胡同相通，北端可達納福胡同。胡同南側：與大學夾道相通，南端可至沙灘後街。
注139 “困難時期”指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饑荒時期。
注140 關於老北京人除夕之夜吃素餡的習俗，有關舊京習俗的書籍也有記述，如民國年間的《旗族舊俗志》稱：“除夕之後半夜，家家戶戶皆忙煞於素餡餃子，旗族家庭以歲首‘吃素’為宜，元旦吃素，謂之可當終年吃素。自除夕夜半與元旦之交，一秒之間，即不准家人動食葷味。元旦吃素類為‘素餡餃子’，其餡雖無肉星，而菜料殊多花樣，治餡之手續甚繁，故素餡須先預備……素餡餃子之素餡式樣極多，概略之則有‘白菜’、‘胡蘿蔔’、‘香菜’、‘鮮姜丁’、‘麻花’(但用香油炸成的)、‘凍豆腐丁’、‘芝麻粒’、‘黃花’、‘木耳’、‘炸豆腐’，以上為素餡之原料，或切成丁塊，或切成碎末，以白菜為主要原料，盛於盆中，白菜居下，其他樣原料按格放列，紅綠相映。拌素餡時調劑以香油，餃子皮亦為白面質。素餡且拌且包。”(芙萍：《旗族舊俗志》，載王彬等編《燕京風土錄》上卷，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42～43頁)可與陳女士所述參照來看。
注141 天源，指天源醬園，是北京城的百年老字號，創業於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原坐落於西單十字路口東南角。店主請醬菜師傅引進清宮御膳房的技術，前店後廠，自產自銷，尤以生產甜面醬和各種甜醬菜聞名，是典型的京城醬菜，做工精細，用料考究，其特點是“甜、鮮、脆、嫩”成品甜鹹適度，味道鮮美，很受南方人和外賓的歡迎，所以又有“南菜”之稱。天源醬園現隸屬於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原北京市醬菜公司)。
注142 克隆氏病(Crohn)，又名局限性迴腸炎、肉芽腫性腸炎等，是一種原因不明的腸道炎症性疾病。
注143 李南是我相交多年的朋友。郭女士是李南通過她的朋友，即雷帆女士聯繫的，並且她們二人陪同我做了這次訪談，特此致謝。
注144 佚名：《燕京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25頁。
注145 明清兩朝的確有“督糧道”官員。在清朝，有督運漕糧之責的稱督糧道，置於漕運各省，江南二人，山東、河南、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各一人。與漕運無關無督運之責的則稱“糧儲道”，歸總督或巡撫節制。
注146 郭女士1928年生，1歲多到瀋陽，所以這裡說的“二幾年”有誤，應該是1930年前後。
注147 鮮魚口在前門外，東起長巷五條北口，西至前門大街，是京城商業最繁華地區。“億兆百貨商店”與鮮魚口街裡的長春堂老藥鋪、老慶豐飯館等，都是資本家張子余的買賣。由此亦可推知郭女士家曾經是很有錢的。
注148 盒子菜，老北京傳統吃食，由熟肉鋪或豬肉槓子(豬肉鋪)製作出售，將醬好的各種醬肉分別裝進有9個格子的食盒內，由店家用帶手提梁的籠盒送到家中供食用，吃薄餅時抹些甜面醬夾些大蔥絲一起食用。舊時北京有專賣盒子菜的盒子鋪，即醬肉鋪，店家派人送菜到家。
注149 吳金粹，曾經是北京裕生祥電機廠副廠長。
注150 “打老虎”是“三反”運動中的流行語。老虎指的是貪污犯，貪一千萬元(舊幣一萬元相當於現在一元)以上為老虎，貪一億元以上為大老虎。毛澤東相繼發佈了打老虎的指示。
注151 據《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2003年)》，1955年5月6日，北京試制電冰箱成功。81頁。
注152 郭女士還為我們播放了當時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採訪他們以及在舉辦金婚活動現場記錄的節目。
注153 即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職業學校。
注154 該醫院現名為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正畸中心，位於東城區王府井大街北口錫拉胡同11號。
注155 這個繡花社後來發展成為北京市挑補繡花廠。
注156 文毓秋老的這份簡歷，是郭松義教授與葉坦教授根據吳承明老的傳記材料摘錄提供的，特此致謝。
注157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簡稱保定軍校)是中國近代軍事教育歷史上成立最早、規模最大、學制最正規的軍事學府，位處直隸(今河北省)保定城東郊，前身為清朝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陸軍速成學堂、陸軍軍官學堂。1912年至1923年，保定軍校共辦9期(文老說她父親是第七期)，畢業生有6300餘人，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黃埔軍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陣營都有保定軍校畢業學生，尤其是清朝滅亡後國民政府時期內。
注158 中央軍校，全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是中國20世紀前半期著名的軍事院校，1924年由孫中山在廣州黃埔島創建，故又名“黃埔軍校”。1927年年底隨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而遷往南京，抗日戰爭爆發後遷往成都，1946年復歸南京，1949年國民黨中央軍校遷往台灣高雄鳳山，後成為台灣國民黨軍隊的主要軍事院校。1924年至1949年國民黨統治大陸期間，該校共招生23期，在北伐戰爭時設有惠州、武漢等地分校，抗日戰爭後更設有分校10餘處。共為國民黨軍培養了4萬餘人的軍事骨幹。
注159 北洋政府時期，直系軍閥和奉系軍閥在中國北方先後於1922年、1924年進行了兩次戰爭，直系先勝後敗，奉系則先敗後勝。
注160 東三省講武堂設立於1906年，始稱奉天講武堂，1907年改稱東三省講武堂，後又改為東北講武堂。與雲南講武堂、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和黃埔軍校並列為中國四大軍官學校。位於瀋陽市大東區珠林路25號。是東北地區歷史最久，培養幹部最多的軍事機構。
注161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國民黨政府從南京大撤退，黃埔軍校校本部奉命西遷成都。大隊人馬途經蕪湖、九江、武漢、長沙、常德，再沿川湘公路向四川銅梁轉進，長途跋涉4000多公里，風餐露宿、日曬雨淋，異常艱辛，學生因此而傷病死亡者達60多人。西遷途中，曾設校在銅梁，在銅梁畢業的五批黃埔學員共達6594人。本篇訪談中，文老提到她弟弟就是跟著中央軍校遷往銅梁之後再無消息的。
注162 這裡所說的滿洲城指的是荊州八旗駐防城。荊州即今湖北江陵，地當楚中，自古以來就是有名的軍事重鎮。康熙朝平定吳三桂叛亂之後，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式建立駐防，4000名額兵由京師、西安、江寧(今南京)等處調撥，均為八旗滿洲、八旗蒙古而無漢軍。從此荊州與江寧、西安一道，成為清代中南、東南和西北三大最重要的軍事中心。辛亥革命首倡於湖北，荊州駐防旗人首當其衝，多數逃散。
注163 疑是恩存，恩存於光緒三十三年至宣統二年(1907—1910年)在荊州將軍任。至於“三個半將軍”，筆者在做文老口述時尚找不到解釋，幾年後的2002年親往荊州調查時才聽老人的解釋，指的是荊州這個駐防城曾出了3個將軍，此外還有個姓紀的官員，其實不是將軍而也被稱為將軍，所以算是“半個”，這種說法，不過是說明這裡出的官兒多罷了。可聊備一說。另，荊州城旗人後裔所說的“恩將軍”也並非恩存，而是恩澤，恩澤做過黑龍江將軍，是荊州駐防旗人。所以文女士這裡所說的“恩將軍”是哪一個亦無定論。
注164 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東南部，東起朝陽門南小街，西至東單北大街，南與春雨胡同、北極閣胡同相通，並有二支巷通北極閣三條，北鄰西總布胡同，屬建國門街道辦事處管轄。
注165 7縱，即第七縱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12個主力縱隊之一。
注166 孔德學校成立於1917年，最初設於東城方巾巷，1928年遷到東華門大街宗人府即現在北京二十七中校址。該校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教授沈尹默、馬叔平、李石曾等人創辦，是北大、中法大學的子弟學校。分幼稚園、小學和中學三部分，人數共有六七百人，以小學班次為最多。孔德學校當時在北京相當有名，最早實行十年一貫制教育，提倡白話文寫作，學習注音字母，實行男女同校。雖然這一系列的教育創新遭到很多非議，但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新式教育的優勢，樂意將子女送到這裡讀書，文女士的父親把3個子女送到這裡，說明他的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