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的機器造價昂貴，只有富人買得起。古老行業中的木匠和鞋匠以前都是自己小作坊的主人，現在被迫出賣勞動，受雇於擁有大型機械工具的資本家。雖然他們掙的錢比過去更多，可他們同時也失去了以前的獨立地位，他們並不喜歡這樣。以前，世界上的工作都是由坐在自家門前的獨立小作坊的工匠們完成的。他們有自己的勞動工具，可以由著性子教訓自己的學徒。在行會規定的範圍內，他們通常能隨心所欲地經營自己的業務。他們過著簡樸的生活，每天工作很長時間，但是他們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他們某天一早醒來，發現這是一個適合釣魚的好天氣，那麼他們就可以外出釣魚。沒有人會對他們說「不許去」。
機器的使用改變了這一切。事實上，機器只不過是放大了的工具。一輛以每分鐘約1.7千米的速度載著你飛馳的火車其實就是一雙快速奔跑的腿，一台把沉重鐵板砸平的氣錘無非就是力拔山河的拳頭。
可儘管我們每個人都能擁有一雙好腿、一對有力的拳頭，但是火車、氣錘或棉花工廠都是非常昂貴的機器，它們不是個人能夠擁有的，而是由一幫人共同擁有，他們都投資一定的份額，然後按投資的比例分享他們的鐵路或棉紡廠賺取的利潤。因此，當機器改進到十分實用並可以贏利時，這些大型工具的生產商便開始尋找能夠以現金支付的買主。
在中世紀早期，土地就是財富的唯一象徵，所以只有貴族才能稱得上是有錢人。但我在前面章節已經告訴過你們，當時的社會流行物物交換，以奶牛交換馬、以雞蛋交換蜂蜜，所以貴族們手中的金銀派不上多大的用處。到十字軍東征時期，城市的小商販從東西方之間再度復興的貿易中聚斂了大量財富，於是他們成為貴族與騎士們的競爭對手。
法國大革命徹底摧毀了貴族的財富，極大提高了中產階級（或者說「布爾喬亞」階級）的地位。在大革命後的動盪年代，許多中產階級人士抓住了發財致富的好機會，使他們賺取了比他們理應得到的更多財富。教會的資產被國民公會沒收並拍賣，其中貪污受賄的數額高得驚人，土地投機商竊取了近萬平方千米肥沃的土地。後來在拿破侖戰爭期間，他們將資產投資在糧食和軍火上，做起了投機買賣，牟取巨額暴利。到機器時代，他們擁有的財富已經遠遠超出他們日常生活所需，他們能夠自己建造工廠，並僱傭男女工人來操縱機器。
這迫使成千上萬人的生活發生了急劇性的變化。在短短幾年內，許多城市的人口急劇增加。曾經是市民們真正「家園」的市中心，現在卻充斥著各種各樣廉價、骯髒的工人宿舍，這裡就是那些每天在工廠工作11小時到13小時的工人們下班後的棲息地。只要一聽到汽笛響起，他們又得從這裡趕緊奔回工廠去工作。
人的力量與機器的力量
鄉村中的人們都在談論著要到城裡去賺大錢，於是紛紛湧進城市。這些可憐的人們早已習慣了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在那些通風不暢、滿佈煙塵污垢的造汽車間裡苦苦掙扎，他們很快就失去了往日的健康，最後不是在貧民窟就是在醫院悲慘地死去。
當然，從農村到工廠的轉變，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既然一台機器能抵100個人的工作，那麼失業的99人肯定會心懷怨恨，因此搗毀工廠、焚燒機器的情形時有發生。然而早在17世紀，保險公司就已經出現了。根據規定，廠主們的損失通常總能得到充分的彌補。
不久之後，工廠裡安裝了更新更好的機器，工廠四周圍上了高牆，暴亂隨之停止了。在這個充滿蒸汽與鋼鐵的新世界裡，古老的行會是不可能生存的，慢慢就銷聲匿跡了。隨後，工人們試圖成立規範的工會。可資本家們憑借他們的財富，能對各國的政要施加更大的影響力。他們迫使立法機關，通過了禁止組織工會的法律，借口是它干涉工人的「行動自由」。
工廠
這些通過「禁止工會成立」的法律的國會議員們並不是昏庸無能之輩，他們都是大革命時期真正的追隨者。在大革命時期，人們張口閉口都在談論「自由」，人們甚至常常因鄰居們不夠「熱愛自由」而殺死他們。既然「自由」是人類的最高尚的品德，那就不應由工會來決定會員該工作多長時間、該索取多少報酬。必須保證工人們能隨時「在公開市場上自由地銷售自己的勞動力」，而僱主們也應該同樣「自由地」經營他們的工廠。由國家控制整個社會工業生產的「重商主義」時代正走向消亡。新的「自由經濟」觀念認為，國家應該站在一邊，應該讓商業按其自身規律自由發展。
18世紀後半葉，既是一個對知識與政治的產生懷疑的時代，同時也是更加適應時代要求的新思想取代舊有的經濟觀念的時代。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前幾年，路易十六的屢遭挫折的財政大臣蒂爾戈曾宣告過「自由經濟」的新理論。蒂爾戈所生活的國家，有太多的規章制度、太多的繁文縟節、太多的官員試圖推行太多的法律。「取消官方的特權」，蒂爾戈寫道，「讓人民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那麼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不久之後，他著名的「自由經濟」理論成為團結經濟學家們的著名戰鬥口號。
在同時期的英國，亞當·斯密正在撰寫他的巨著《國富論》，再次為「自由」和「貿易的天然權利」大聲疾呼。30年後，當拿破侖政府倒台，歐洲的反動勢力欣然聚首維也納時，那個在政治上被拒絕賦予人民的「自由」，卻在工業生活中強加在他們身上。
我在這一章開頭就已經談到過，事實證明，機器的普遍使用對國家大有幫助，大大增加了社會財富。機器甚至使英國憑一己之力就能承擔拿破侖戰爭的所有費用。資本家（那些出錢購買機器的人們）賺取了巨額利潤。他們的野心不斷膨脹，開始想插手政治。他們試圖與那些仍然控制著大多數歐洲政府的土地貴族們一決雌雄。
在英國，議會依然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選舉議員，大批新興的工業城市在議會中竟然連代表都沒有。1832年，資本家極力促成修正法案，對選舉制度做了修改，使工廠主階級獲得了對立法機構的更大影響力。但是，此舉也引發了成百萬工人的強烈不滿，因為他們在政府中沒有哪怕一點點的發言權。工人們發動了爭取選舉權的運動。他們將自己的要求正式寫在文件上，這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人民憲章》。有關這份憲章的爭論越來越激烈，一直持續到1848年歐洲革命的爆發。由於害怕爆發一場新的激進勢力或流血革命，英國政府委任年逾八旬的威靈頓公爵為軍隊指揮官，並開始徵召志願軍。倫敦已經被四面包圍，為鎮壓即將到來的革命做好了準備。
但是，憲章運動因其領導不力而自行夭折了，暴力事件並沒有發生。新興的富裕工廠主階級（我不喜歡「資產階級」這個詞，因為它已經成為鼓吹社會新秩序的信徒們的陳詞濫調）逐漸控制了政府的權力，大城市的工業生活環境繼續蠶食著廣大的牧場和麥地，將它們變為悲慘的貧民窟。正是這些貧民窟，在歐洲城市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