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成自記

明國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余始於國立北京大學任「中國通史」講席。是課每週四小時,一年而畢。自念講通史,非委悉周備之難,而簡要明當之尤難也。若求委悉周備,則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棟塞屋者,其書具在,學者昕夕從事焉,斯委悉周備矣,然非一週四小時、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簡要明當,則於繁重之國史,先必有所取捨。又必先有一系統之觀點,以為其取捨之標準。必先立一「體」,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寬狹長短,一視與其「體」之相副相稱以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謂專門名家之業也。否則左右采獲,牽引拼湊,可以至於無窮。於其牽引拼湊之中,而調和斟酌焉,以求其份量篇幅之略相當,此僅似於一種狹義之類書,非史業也。大抵余於此課,以兩小時為一講,以一講畢一題,一年凡四十餘講。共畢四十餘題。欲求於此四十餘題中,敘述我先明國史大體,約略明備,則每講之標題,為尤所盡心焉。教授通史,最為不易。捨錢先生這樣的博學碩儒,誰能當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學者苦於聽受,群要余為講義。余曰:通史大業,殊不敢輕率為之。無已,姑約余所講為綱要,聊備諸生筆記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講,必編一綱要,僅具倫脊,悉削游辭,取便總攬。

然又恐諸生久習於此,則事近策括,以謂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學首先應是史料之學。學史之人,須牢記「實事求事」四字,立論時不可有一字一句無出處。乃別選一參考材料以副之。凡與余所講綱要相牽涉者,採摘前史陳文或昔人考訂論著為參考,以便學者之自相闡證。綱要編至東漢,自嫌太簡,遂未繼續。並謂講堂大義,學者自可筆記,乃獨發參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覺參考材料,雜碎零亂,無綱要以貫通之,則如散錢無串,學者得此,華離斑斕,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計,另編國史讀本,供學者課堂外之閱讀。並詔諸生,治通史必貴有「系統」,然系統必本諸「事實」。見仁見智,系統可以相異,而大本大原,事實終歸一致。不先通曉事實,驟求系統,如無錢而握空串,亦復失其為串之意。大學課重,即如司馬氏通鑒,學者已苦不能終卷,而中學教課,風氣所趨,亦競為條貫,不詳實事。

至大學治通史,更不能反而專講一件件的事實。如是則學者所得惟系統、條貫,而無史實。卒之所謂系統、條貫者,皆空談,皆私見。空談私見可以萬異,而歷史事實只有一真。因再約通鑒及續通鑒、明通鑒諸書。提要鉤玄,編為讀本,以補學者進治通史之預備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讀本凡得百萬字。凡讀本所取裁,一以與課堂講述相副相應為主,其詳略輕重之間,視袁氏紀事本末諸書,有大相逕庭者。以謂學者於課堂外先治此書,不僅可藥高心空腹之病,並可由此啟途,進窺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學者於本國文字素養太淺,讀本雖簡要,然皆摘錄史籍原文,學者驟睹,如入異國,轉不如其讀西書之怡悅相熟。其於文義真際,已難領悟,至於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實,種種茫然,更屬所苦。乃擬就讀本中擇其凡為史籍專名及義有旁及者,一一加以註釋。然註釋之事多涉考訂,又求與學者領悟之學力相應,其事乃大不易。課繁力絀,卒未有成。如是則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公元1937年),蘆溝橋倭難猝發,學校南遷,余藏平日講通史筆記底稿數冊於衣箱內,挾以俱行。取道香港,轉長沙,至南嶽。又隨校遷滇,路出廣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學院暫設蒙自,至是輾轉流徙,稍得停蹤,則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萬里逃生,無所靖獻,復為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

學校於播遷流離之餘,圖書無多,諸生聽余講述,頗有興發,而苦於課外無書可讀,僅憑口耳,為憾滋深。因復有意重續前三年之綱要,聊助課堂講述之需。

是年五月間,乃自魏晉以下,絡續起稿,諸生有志者相與傳鈔。秋後,學校又遷回昆明,余以是稿未畢,滯留蒙自,冀得清閒,可以構思。而九月間空襲之警報頻來,所居與航空學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曠野,逾午乃返,大以為苦。乃又轉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巖泉下寺,續竟我業。而學校開課之期已至。昆明塵囂居隘,不得已,乃往來兩地間。每週課畢,得來山中三日,籀繹其未竟之緒。既乏參考書籍,又僕僕道塗,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寧定。余嘗致書友人,謂:「此書難垂成,而非意所愜。何者?細針密縷,既苦書籍之未備,大刀闊斧,又恨精神之不屬。」蓋此書屬稿中之實況也。逮魏晉以下全稿粗具,還讀三年前東漢以前舊稿,又嫌體例、文氣、詳略之間,均有不類,乃重複改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則先後亦十有三閱月矣。

然此書雖草略,其所以為此書之意,則頗有當為國人告者,因別為引論一篇。辭繁不殺,讀者哀其意可也。至於引論所希,此書未必足副,讀者當分別觀之。

此書一本所攜筆記,綴集而成,而筆記隨時摘錄,頗多疏忽。大率未注出處,忘記篇卷。此書因一律削之,不更標舉;偶載來歷,轉成例外。其時賢文字,近人新得,多所採獲,亦不備詳,義取一律,非敢掠美。

書成倉促,相知惟湯君錫予,時時讀其一、二篇,有所商討。平生撰述,每不敢輕易發佈。自問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見,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見之定。雖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寬其神明之內疚。

至於此書,獨有不然。若自秘藏,雖待之十年終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襲相隨,又時時有焚如之慮,因率爾刊布。讀此書者,無論大端小節,凡此書疏漏謬誤處,若蒙貽書相告,一字之與百章,皆吾師也。敢不虛衷拜嘉,謹誠心以禱祝之。

明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錢穆記於宜良西山之巖泉下寺

《國史大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