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太宗 貞觀路線

打敗突厥的同時,大唐也迎來了貞觀之治。[30]

貞觀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職太子洗馬(洗讀如顯),官階從五品。他的職位雖不高,卻是「太子黨」的核心人物,曾經力勸李建成及早對李世民動手。因此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麼要離間我家兄弟?

這是大興問罪之師,來勢洶洶,咄咄逼人。

魏徵卻不好回答。賴賬是不行的,誰都知道他的立場和作為。解釋也不行,越解釋越不通。認賬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裡送。何況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偽問題。他們兄弟你死我活,哪裡是因為有人挑撥,又豈是誰能離間的?

那麼,李世民為什麼要這麼問?

為了給自己開脫罪責,也為了將驚天血案輕描淡寫。按照這個問題的內在邏輯,玄武門之變是他的自衛反擊,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則是被小人挑唆。

但,這個問題又為什麼要問魏徵?

因為需要魏徵亮出觀點。魏徵是太子黨中最有頭腦和影響力的人,他的回答不僅代表著李建成集團殘餘勢力的政治態度,也將決定大唐的政局和命運——如果魏徵質疑玄武門之變的正當性,那就不知道會有多少顆人頭落地。

魏徵的態度又是什麼?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說:先太子如果早聽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嚇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卻如釋重負。他馬上改變態度,非常禮貌地請魏徵到自己身邊來工作。因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東宮與秦王的鬥爭沒有是非,也無關乎道德,只有一個誰先下手的問題。因此,此案將按照成王敗寇的邏輯進行解釋。魏徵的個人態度和立場也很明確:士為知己者死。

難踢的球,被輕輕踢了回去。

毫無疑問,魏徵這樣回答並非沒有風險。李世民如果聽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但,故太子雖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運交給了上天。

李世民卻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應和判斷:與其殺了魏徵,讓他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讓他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議,同意太子餘黨參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禮。如此豁達大度,化敵為友,不但迅速地穩定了政局,也壯大了力量,終於造就貞觀之治。

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決定為這位知己者竭盡全力。在他看來,國家利益絕對高於個人恩怨,大唐何去何從也遠比李家兄弟誰是誰非更為重要。因此,當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欖枝時,他回報的厚禮便是幫這位新皇帝確立政治路線。

那麼,貞觀路線的核心是什麼?

王道。

表面上看,這不過儒家倫理的老生常談,但在當時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為從西魏、北周到隋唐,關隴集團從來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要偏離關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穩的唐太宗可以這樣做嗎?

他決定進行討論。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兩個月後,一場關於政治路線的辯論在大臣們之間展開。唐太宗首先發問:方今正值大亂之後,天下恐怕很難治理吧?

魏徵卻認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說:亂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驕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這就好比一個人又饑又渴,只要給他吃的喝的就能解決問題。

意思也很清楚:必須行王道,施仁政。

一個名叫封德彝的人卻跳出來反對。他說:王道的時代已經過去,想要實現也實現不了。秦始皇嚴刑峻法,漢武帝雜用霸道,不是他們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書獃子,不能讓他空談誤國!

魏徵當面反駁。他說:堯舜行帝道而大同,湯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見實行什麼樣的政治路線,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形態。人心是亙古不變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說的那樣越來越壞,世間早就變成了鬼域,哪裡還能討論什麼治理?

封德彝啞口無言。

然而朝中大臣,卻多半站在封德彝一邊。

那麼,魏徵與封德彝,誰是誰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唐太宗採納魏徵的建議推行王道,與政治對手實現和解,讓人民群眾休養生息,結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據說,四年後的大唐境內,人人安居樂業,戶戶豐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價低到斗米三錢,太宗本人則成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沒能看到。唐太宗感歎說。[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卻並非全無道理。事實上,背離關中本位政策是有風險的,隋煬帝就是教訓。問題在於封德彝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別忘了,隋有開皇之治,就因為文帝施仁政。煬帝的問題則不僅在於脫離關隴集團,更在於橫行霸道。他是被關隴集團和人民群眾一起拋棄的。

但,隋煬帝的重心轉移和打通南北卻沒有錯。如果能把洛陽建設得樸素和緩慢一些,就更沒有錯。因為洛陽的地理位置確實比長安更好。作為真正的「天下之中」,無論調配物資還是調遣軍隊、發號施令,洛陽都比長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陽,其實更有利於建設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因此,貞觀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三個月後,營建洛陽的詔令下達,初衷就是為了便於管理和節約成本。遺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張玄素。

張玄素給唐太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勞民傷財。他甚至為唐太宗開出明細賬單,比方說當年隋煬帝營建洛陽時,僅僅搬運一根柱子就需要數十萬人工。張玄素還說,當今國力遠非隋時可比,隋亡之鑒又近在眼前。如果還要重蹈覆轍,那就連隋煬帝都不如。

太宗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紂嗎?

不難想像,他當時肯定一肚子氣。

張玄素卻說,只要營建洛陽,那就沒什麼區別。

不過,接下來張玄素又說:想當年,陛下平定洛陽,太上皇下令毀滅宮殿,陛下卻提出要將拆下來的磚瓦木材賜給窮人。這件事,民眾頌揚至今,陛下自己難道忘了嗎?

唐太宗只好說:我考慮不周。[33]

營建洛陽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決定卻絕非一時興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煬帝的老路,因為他們倆實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過打倒現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關隴集團以外的力量。沒錯,在長期的征戰中,李世民與「山東豪傑」的關係非同一般。

於是一切都變得跟隋代一樣:太子黨以關中為本位堅守長安,老二幫以關東為基地青睞洛陽。不同的是,由於張玄素的慷慨陳詞,長安與洛陽之爭變成了王道與霸道之別,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間路線,立足關中實行仁政。[34]

對此,魏徵似乎是贊成的,卻未必十分在意根據地應該在關中還是關東。他更在意的還是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在他看來,那才是應該畢生追求的東西。[35]

那麼,新政治又該是怎麼樣的呢?

[30]貞觀之治的實現,《新唐書·魏徵傳》和《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均記在貞觀四年,《資治通鑒》還明確記在頡利可汗被俘,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之後。

[31]見《舊唐書·魏徵傳》、《新唐書·魏徵傳》,《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一。

[32]以上見《貞觀政要》卷一《政體》,《新唐書·魏徵傳》,《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但《貞觀政要》將這次辯論記在貞觀七年是不對的,因為封德彝在貞觀元年六月即已去世。王先恭《魏文貞公年譜》記在唐太宗即位後不久,是符合歷史的。據查,魏徵在武德九年的七月至九月出差關東,因此辯論應在回京後的十月。請參看趙克堯、許道勳《唐太宗傳》。

[33]見《舊唐書·張玄素傳》、《新唐書·張玄素傳》、《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

[34]請參看氣賀澤保規《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

[35]據《舊唐書·張玄素傳》,魏徵評價說: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易中天中華史:隋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