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回答歷史之問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戰國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時代主人，西周是王，東周是侯，春秋中後期是大夫。於是，讓我們印象深刻的風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齊桓、晉文，後有子產、趙鞅，他們是那些時代的代表。
戰國的歷史，卻是由士來譜寫的。
什麼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貴族。前三等，是天子、諸侯、大夫。在秦漢和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級的平民。後三級，是農、工、商。
那麼，戰國的士，是什麼？
精神貴族。
所謂精神貴族，就是僅僅在精神上或精神領域是貴族。根本原因，是士沒有不動產，也沒有統治權。沒有物質，便只有精神。成為精神貴族，是遲早的事。
不過既然是貴族，就該有貴族的權利和義務，也要有標識，比如體現參政權的緇冠，體現參軍權的皮冠，體現祭祀權的爵冠（爵讀如雀）等等。這是權利的象徵，也是身份的認同。因此，子路寧願去死，也不肯免冠。
這就是貴族精神了。
有貴族精神，就有君子風度。所以，春秋雖然禮壞樂崩，卻還不至於道德淪喪。
然而進入戰國，士的權利和義務都沒有了，只剩下一柄劍。這是他們在舉行冠禮時獲得的，也是貴族的身份認同和象徵。所以，司馬遷在記錄秦始皇的成年禮時，特地寫了「帶劍」二字。同樣，馮驩和韓信儘管一文不名，卻劍不離身。劍，是貴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俠多半用劍，道理也在這裡。[14]
劍，意味著身份，也意味著教養。一般地說，士都能接受比較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教育條件不一定最好，學習積極性卻可能最高。因為他們有身份無地位，有義務無職務，有事業無產業。唯一的出路，是為更高級的貴族服務，換取俸祿或食田（可以分得糧食和賦稅的田地）。
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務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來工作。其中，幫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齊家」；協助諸侯治理邦國，叫「治國」；輔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起來就叫修、齊、治、平。
但，無論齊家還是治國，士人都是幫傭，諸侯和大夫則是老闆。不過，春秋的老闆和幫傭是有血緣關係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襲職務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時代的齊國那樣由國家包養。戰國之士，則必須自己找工作。他們與諸侯和大夫，是僱傭關係。既然如此，士們是去幫忙，還是幫兇、幫腔、幫閒，便由不得自己，或不能完全由自己。
相反，為了保證有口飯吃，甚至能夠飛黃騰達，他們很可能放棄原則而投其所好，不顧長遠而只顧眼前。戰國之人急功近利，社會風氣急劇敗壞，這是重要原因之一。[15]
好在事情還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國際事務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級士人，服務某國該國就興旺發達，離開某國該國就內外交困，正所謂「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 簡直就是核武器。[16]
這就迫使各國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節，禮賢下士，以至於普天之下，尊賢成風。他們甚至不惜自己節衣縮食，也要供養士人。齊國執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於養士。孟嘗君門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樣的飯菜，不敢稍有怠慢。權貴們對士人的謙恭，於斯為最。[17]
相反，士人卻完全不必看權貴的臉色，甚至可以傲然視之。有一次，魏國士人田子方與太子擊狹路相逢。太子連忙讓車迴避，自己下車行禮，田子方卻昂然不答。他說：諸侯看不起人則失其國，大夫看不起人則失其家。我們士人，如果主張不被接受，言論不被採納，換個國家就是。拋棄不識好歹的權貴，就像扔掉一隻草鞋，有什麼了不起！
魏太子擊聽了，也只能唯唯諾諾。[18]
毫無疑問，王侯卿相們的這種態度，是被殘酷的國際競爭和權力鬥爭逼出來的，卻在無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產力。我們知道，知識階層最希望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一是衣食無憂，二是言論自由。有此兩條，思想的源泉就會充分湧流，文明的成果就會遍地開花。
戰國，就做到了這兩點。
事實上，戰國的知識階層雖然不少被國君或大夫供著養著，卻其實不必承擔責任，也不受任何制約。他們想著書立說就著書立說，想高談闊論就高談闊論，想出謀劃策就出謀劃策，想坐而論道就坐而論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沒人失去自由，也沒人因言獲罪。
不被供養的，更如此。
於是戰國二百年，就成了充滿矛盾的時代：民眾水深火熱，士人備受尊崇；社會動盪不安，學術空前繁榮；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華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動亂年代，變成了思想文化的黃金時代。
當然，這個時代要從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嗎？不奇怪。事實上，正因為社會劇變，天下大亂，道德淪喪，共識闕如，中國向何處去才成了問題。同樣，正因為一個跨國界、超宗族的精英階層勃然興起，又沒有一統天下的強權能夠鉗制輿論，問題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於是，儒家代表著文士，墨家代表著武士，道家代表著隱士，法家代表著謀士，紛紛亮出自己的主張，力圖影響歷史的進程。這是當時最自由也最活躍的力量。因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為活躍，所以要爭鳴。
世紀大辯論開始了。
那就看他們如何亮劍！
本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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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請參看《史記·秦始皇本紀》。
[15]劉向的《戰國策序》就說：「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此說甚為有理。
[16]見王充《論衡·效力》。
[17]據說，田成子是「殺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孟嘗君與三千食客吃同樣的飯菜，見《史記·孟嘗君列傳》。
[18]請參看《史記·魏世家》。